British Missionary Samuel Pollard

英国宣教士-伯格理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4月20日-1915年9月16日),英國衛理公會傳教士,滇東北老苗文的創建者之一,著名社會改良實踐者。

柏格理出生於英國康沃爾的一個牧師家庭。他早年的志向是當公務員。但他在1885年參加的一次教會會議改變了他的理想,柏格理從此投身於傳教事業。1887年,他抵達中國雲南,1892年,他在昭通負責當地的傳教事宜。1905年,他應苗族一個分支大花苗的邀請,前往石門坎傳教。

在石門坎期間,柏格理不但成功的使當地苗民皈依基督教,還在當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醫院、學校和其他公用設施。他與當地苗民從速記符號中(一說,從苗民傳統服裝的圖案)獲得靈感,為苗語創建了一套被稱為「滇東北老苗文」的書寫系統,時至今日,這套書寫系統仍然被不少苗民使用。他還設法改良當地風俗,引入各種體育、文化活動,使得石門坎這個偏遠苗寨一度成為中國西南部最為先進文明的地區之一。

1915年,石門坎地區流行傷寒,柏格理在照顧病人時不幸染病身亡。

Samuel Pollard (20 April 1864 in Camelford, Cornwall – 16 September 1915 in Weining, China), known in Chinese as Bo Geli (Chinese: 柏格理; pinyin: Bó Gélǐ) was a British Methodist missionary to China with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ho converted many of the A-Hma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mong) in Guizhou to Christianity, and who created a Miao script that is still in use today.Born the son of a Bible Christian Church preacher, Sam Pollard initially aimed for a career in the civil service. However, a conference in London in 1885 encouraged him to instead become a missionary. He was appointed a missionary in 1886, left the United Kingdom for China in 1887, and was posted to Yunnan province in 1888. He remained in China, as a missionary, until his death from typhoid.

In 1891 he was posted to a newly opened Bible Christian mission station in Zhaotong (referred to in contemporary sources in Wade–Giles as Chaotung), where he married Emmie Hainge. He began a Christian movement with the Big Flowery Miao in 1905 that spread to Zhaotong. Pollard also invented a script for the Miao languages called the Pollard Script (also sometimes called the "Ahmao script"). He credited the basic idea of the script to the Cree syllabary, "While working out the problem, we remembered the case of the syllabics used by James Evans, a Methodist missionary among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and resolved to do as he had done". He also gave credit to a non-Miao Chinese pastor, “Stephen Lee assisted me very ably in this matter, and at last we arrived at a system”.

Pollard never claimed any divine inspiration or vision in creating the script. Rather, he left a record of hard work, advice from others, and ideas from other scripts. At the beginning, he wrote, he “made an experiment in getting out a written language for the Miao”, even writing out some symbols in his diary. He credited the basic idea of the script to the Cree syllabary (discussed above), “While working out the problem, we remembered the case of the syllabics used by a Methodist missionary among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and resolved to do as he had done”. He also gave credit to a Chinese pastor, “Stephen Lee assisted me very ably in this matter, and at last we arrived at a system”. In another document he wrote “Mr. Stephen Lee and I are attempting to reduce the Miao language to a simply system of writing. The attempt may succeed or it may end… stillborn”. He asked himself in his diary “How shall I manage to distinguish tones?” then later wrote how he had found the solution, adopting an idea from Pitman’s shorthand. In listing the phrases he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script, there is clear indication of work, not revelation: “we looked about”, “working out the problem”, “resolved to attempt”, “assisted”, “at last we arrived at a system”, “adapting the system”, “we found”, “solved our problem”. In all of this, we see no hint of specific revelation or any vision, only intellectual labor.

After Pollard's death in 1915, he was buried in the mountains near the Shimenkan mission station, contemporary Weining Yi, Hui,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The mission prospered for another 35 years until 1950, when the CCP ordered all English missionaries to cease proselytizing and leave the country. His grave and the county were closed to foreigners until 1995, when Xinhua announced that work had been taken to restore Pollard's tomb which they now declared to be a national monument.[

1920年代的贵州苗寨(墙上的标语:教育第一)

1.被世界遗弃的角落

100多年前的苗族,饱受汉人歧视。为了躲避种族仇杀,他们逃到了最偏远的乌蒙山区。土司头目不把苗人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

100多年前的苗族,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个苗寨的村头,都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

所以,在100多年前的苗族,常会发现很多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怀里已经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本该接受教育,享受青春的年龄,就早早地做了母亲,这种生活艰难得令人窒息。

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变得麻木。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疾病和悲痛,都视为自己无法回避和更改的世袭命运。

2.上帝召唤来的圣徒

在8000公里以外的英国,有一个人听到了他们的苦难,看到了那里的黑暗。在苗族人最绝望的时刻,他被上帝赋予了神圣的希望。

这个人就是柏格理。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天资聪颖。12岁时进希普尔普通中学,17岁参加英国国家文官考试名列前16名。随后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作为“精英学霸”的柏格理本可以在英国过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

但是,年轻的柏格理,听到了一个声音,上帝呼召他去中国,用信仰改变那里的人心。1887年,23岁的柏格理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到中国传教。

3.艰险的传道

1905年,伯格里初入苗乡,由于苗族生活极其艰苦,苗人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是,柏格理从没因此嫌弃过苗民,更没因环境艰苦而退缩。

刚到中国时,柏格理就因翻船,险些葬身于长江三峡。在去贵州石门坎的崎岖山路上,柏格理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涧几乎摔死。

为取得苗人的信赖,柏格理进到苗寨,穿苗服,说苗语,住苗家,与苗家人同吃土豆、玉米、荞麦饭(千字君注:这些物种当时未经改良,产量低,品质差),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1头母牛和牛犊,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

他在苗寨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苗人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苗人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苗人视为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苗人称他为“拉蒙”(苗王)。

由于柏格理的善良和热情帮助,苗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大批苗族人受洗加入基督教。因此触怒了当地“土目”(土司头目的简称,也就是当地地主,世袭的),害怕柏格理抢了他们的势头。

加上柏格理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柏格理多次被“会党”、“土目”、“土匪”列为谋害目标。

有一次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举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棍棒等凶器,冲进家中殴打伯格理。

正当他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挽救了柏格理的性命。

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

柏格理以基督的爱,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视和误解。

4.创立苗文,兴办学校

为了在石门坎置地建立教堂,兴办学校,柏格理跋涉数十里,拜访大官寨头目安慧生。柏格理说明来意,安慧生看是个洋人,以为来了个大买家,热情接待。

安慧生问柏格理要多少地,柏格理神秘而又认真的回答:仅要一张牛皮大的地。

安慧生觉得:这洋人有意思,传教办学只要妇女裙子大小的地,当即表示白送他牛皮大的一块地。

柏格理为了这牛皮大小的地,还和安慧生签了一份协议。回到石门坎,他将牛皮分成丝,结成绳,用绳子圈出了80亩土地。

柏格理在石门坎传播基督教信仰,与办教育是完全同步的。

苗族原本没有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苗寨里很难找到数数能到两位数的人。

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苗文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柏格理是英国人,但他自编了一套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开始办学校、做教育。有了文字,苗民们就可以读书识字了。他还将圣经翻译为苗文,在苗乡广传基督的道。

一个生活优越的英国人,为什么甘愿来到偏僻落后的贵州山区,历经艰难险阻,帮助他们走向文明开化?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

苗文圣经

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族小学(后取名“光华小学”),该校开男女同校先河,而且中英双语教学。

以石门坎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柏格理完全从英国筹款,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

柏格理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的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

教育极大地改变了乌蒙山区先前落后愚昧的风气,后来整个苗寨出现了这种情形:

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求婚,女孩的要求不是“有车有房”,而是把《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

受柏格理的影响,当时的乌蒙山区开始崇尚文化、知识和信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5.驼峰航线飞行员的故事

抗战期间,有个美国驼峰航线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掉在该地区,被当地一个苗族人救下。这个苗人用英文与飞行员交流,并且把他送到了中国军队的驻地。

美国飞行员感激得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蛮荒的地方,竟然有人能熟练地用英文跟他交流——他本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美国。

从这个故事,可以想见当时石门坎地区的教育水平。

6.移风易俗

还记得上面提到的“花撩房”吗?

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

柏格理每进到一个村寨,就让村寨里的苗人把“花撩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重塑家庭关系和道德伦理。

乌蒙山区当时流传着可怕的麻风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当时的地方官员,竟下令将麻风病人全部烧死,或是驱赶到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于是,当地人对待麻风病人,采取先用酒灌醉,然后将其活活烧死。这种野蛮、豪无人性的方法,使麻风病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治。

1914年,当柏格理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

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

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起了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

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7.赤脚球员踢赢了专业球队

除了信仰、教育,柏格理还给苗人带去了现代的文明生活。柏格理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足球、游泳。

1914年,柏格理就在石门坎建了一支足球队。让人难以置信, 1914年啊!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

这个足球队不仅球踢得好,而且具备了一定的竞技水平。

1923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杨森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3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1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

赛后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

因为,石门坎球员没有鞋穿,他们都是赤脚踢球。

后来,石门坎成为贵州省的“足球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石门坎一带。1949年后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就有2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8.不洗澡的民族建了游泳池

过去的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实际上,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洗的,自己一辈子就洗一次澡。

柏格理跟苗人一起把竹子砍下来,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

9.荒野奇迹

在贵州石门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柏格理先后创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若干所。

并且,全是柏格理在英国筹集到的款项。

柏格理服侍中国整整27年,期间他仅仅回了3次英国——为了筹集资金,来中国创办医院、学校。

柏格理和他的教会培养、资助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来建设苗族。

民国教育大师辈出,与诸多教会大学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抗战时期的条件如此艰难,博格理的教会却在西南边陲的石门坎,创造了不输于东部教会学校的巨大成就。

其中,有一个人叫朱焕章,16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是他天资聪颖。教会资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

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但是被朱焕章婉拒。朱焕章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

朱焕章不慕权位的精神,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

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

10.殉道异国他乡

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

柏格理在救助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身上,自己终于病倒。

在柏格理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依依不舍。山民们早已将柏格理视为自己的亲人。

1915年9月15日,51岁的柏格理长眠在了这块浸满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

下葬后,苗族同胞自发为他守墓,几天几夜不忍离去。直到今天,当地民众提到他,仍然时常哽咽,无不怀着极度的敬重之情。

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柏格理的坟墓被捣毁,尸骨被抛掷野外。

第二天天还没亮,有个善良的苗人冒险去捡柏格理的尸骨。当他赶到时,却发现有人已经在半夜悄悄地收起了柏格理的尸骨。苗族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经被世界抛弃,然而上帝的使者伯格里,却在困苦中温暖了他们,在黑暗中照亮了他们。

时至今日,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来柏格理墓前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感恩。

在柏格理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他们说我生不能和柏格理牧师在一起,死了之后要世世代代伴随他的灵魂。苗人对柏格理的情感是如此之深。

11.文明因何兴起?又因何衰败?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

不要忘记,这曾是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

100年前,这个西南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

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痛的难以呼吸!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无人问津,一派荒凉景象。

100多年前,伯格里在全中国最蛮荒的乌蒙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苗族小学,第一所麻风医院。短短数十年内,他将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变成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海外天国”,凭借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3v4LxEjRY0I6mvvjQOqR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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