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译：唐兴
A Response to John Frame’s The Escondido Theology
Feb.10, 2012 by Michael Horton in Book Review, General, Modern Reformation
约翰. 傅莱姆（John Frame）的新著《艾斯康迪多神学》[i]（The Escondido Theology ）对位于美国南加州艾斯康迪多郡（Escondido）之加州西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简称：WSC）的神学立场有诸多的批判和指控。曾受教于傅莱姆并且曾为同僚的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以该神学院的教授和受到批判的许多著作的作者身份，在《当代宗教改革》杂志（Modern Reformation）上提出了回应。以下是中译摘要和注解：
首先，霍顿在回应中指出，傅莱姆多年之前从WSC离职的旧恩怨（old grudges），[ii] 似乎模糊了他的批判力，导致书中的指控要不是刻意的误导，就是松散的论证，甚至到了替（传扬成功福音的）约珥.欧斯丁（Joel Osteen）辩护的地步。这造成他过去一直为“福音派的重新和好”（evangelical reunion）辩护，[iii] 低调地处理传统改革宗神学的项目，往往责备那些严肃面对信仰宣言和教义人士，并且为文着墨批判改革宗阵营所推崇的学者威尔斯（David Wells）和慕勒（Richard Muller）。
至于神学立场的差异，霍顿认为，傅莱姆对圈内人的批判议题多是围绕在控诉对方的神学立场是属“路德宗”（Lutheran）的。这种对“路德宗”恐惧的历史渊源，根据霍顿的分析，乃出自于“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中的“敬虔主义”（pietism）和“复兴主义”（revivalism）把美国更正教徒（American Protestants）连结在一起，而认信（confessional）路德宗和改革宗往往乐於保持相对的孤立，自然形成同路伙伴之势。自从70年代费城西敏斯特神学院的“薛派争端”[iv]（Shepherd controversy）之后，改革宗阵营内某些（如同傅莱姆的）人士就开始尽力与路德宗保持距离，甚至不惜拥抱非改革宗的传统。这种以偏概全的神学立场，不但对路德宗不公平，也对那些认识到双方有许多重要共同点的改革宗人士更不公平。
其次，霍顿针对傅莱姆的批判提出了总结性的四项回应：
1）两个国度（Two Kingdoms）
首先，霍顿澄清WSC 对“两个国度”的议题没有任何正式的鉴定实验。葛德飞（Robert Godfrey）院长和许多教授都属凯博派（Kuperian）。凯博的“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v]清楚地分辨教会的主权领域和基督徒的职业领域，在某些方面，比新-凯博派（neo-Kuyerian）还更接近路德宗。霍顿认为，改革宗神学认识到两个国度的区别而没有将二者分开，而傅莱姆似乎在强作错误的选项，怀疑任何作区分的论述，都是要把二者分开（他对律法和福音的论述也如此）。1997年WSC为反对提倡“一个国度”的“神权政体论”（Theonomy）[vi]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中也包括了傅莱姆的一篇文章；虽然他在文中意图把双方联合在一起，却没有称他当时的同僚为路德宗。
接着，霍顿进一步地说明了他的“两个国度”神学立场是承续加尔文和路德的“两个国度”教义，并叙述了其实际应用的细节：
…认识到新约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代要生活得像“客旅和寄居者，”藉着我们的呼召服事和爱我们的邻舍，向他们见证神的话，并且为城市共同的益处（重要，但非终极）提出贡献...教会要向世界宣讲神的话，包括福音和律法…正如加尔文提醒我们：“道德律法仅是被写在所有人良心里面的自然法。” 在所有的人中，基督徒最不应该在面对奴役、堕胎、种族歧视、剥削、不公平时，保持缄默无行动，没能管理神美好的创造。他们可以在这些呼召下与非基督徒一同行动，不应受到教会以神的话没有允许的某些特定的政策和议题，来约束他们的良心…自然法在内容上启示了神的公义、公平、大能和道德旨意——与神在基督里救赎的旨意（福音）有所区别。
霍顿认为傅莱姆所有的批判，在许多地方都模糊了这个重要的区别，若是否认合成，就被指控为未能兼顾二者。
另外，他指出傅莱姆在书中明白地说，他没有兴趣与WSC的教授范主能（David Van Drunen）[vii]或其他研究此议题的人士正面交手，仔细论述改革宗诠释此议题的历史。因为这样，才可以讽刺别人的观点，驳斥一个虚假的立场。
2）律法和福音（Law and Gospel）
霍顿认为，对于律法和福音之区别，傅莱姆似乎同意路德、加尔文和改革宗学者的看法，而所反对的是：“激进的律法-福音对立观”（radical law-gospel antithesis）。傅莱姆定义二者的关系为：“福音包含了诫命；律法包含了恩典的应许。”霍顿的回应是：
他若是说，恩典之约包括了诸诫命（或是包括了要悔改和相信福音的诫命），谁还会有争议呢？但是这些要悔改和相信（顺服）福音的诫命不是福音，而是对福音正确的回应。他若是说，福音是藉着预表和影子赐给旧约圣徒的应许，谁会有争议呢？说福音的本身是律法，律法的本身是福音，是无法将二者连在一起的；反而会使二者成为同一件事。[viii]
霍顿指出，傅莱姆对律法-福音区分的混淆，导致他维护和赞同70年代模糊了律法-福音区分的“薛派争端”[ix]，以及后来的“盟约观”运动（Federal Vision）和“神权政体论”；这些都被保守改革宗视为是远离传统信仰宣言的教导。霍顿进一步地指明了其论证法的弱点：
约翰（傅莱姆的名字）用释经和对历史轻描淡写的评语， 批驳了一个无人持守的立场（至少WSC是如此），然后就抛弃了改革宗和路德神学所认为是基础和重要的区别。他对与历史上的争论比划脚力毫无兴趣，这是因为他拥抱了“某种类似私意解经主义（biblicism）”（的思维）。换言之，他对圣经的解释高过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他所相信的才是“合乎圣经的”，因此是“改革宗的”，即使他的解释与改革宗的共识相违背。
3）神的话在生活中应用
（Application of God’s Word to All Life）
在这一段回应中，霍顿针对批判提出了三点反驳：首先，他奇怪傅莱姆竟然会批评传统改革宗神学把神的话应用在敬拜上的“规范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不把传讲神的话视为公开敬拜的主要元素。[x] 其次，对傅莱姆指控他在信徒个人生活或教会团体生活上，贬谪了的神的话，霍顿提出了他许多有关这些主题的著作，证明其指控是空穴来风。最后，霍顿认为最超过之处，在于傅莱姆误导了他对“律法第三功用”（the third use of the law）[xi] 的认知。
4）诠释（Translation）
另外一个傅莱姆曲解和误导了霍顿的论述，就是霍顿认为我们过于拼命取悦听众，不仅要把福音“诠释”（translating）得能使人了解，更要让人能接受。这不是能听懂，而令人爽口的问题。霍顿澄清他确认圣经需要被翻译成当地语言；我们必须清楚、有效地，从生活中引用比喻来传达信息。令霍顿费解的是，傅莱姆却不知从何处指控他认为只要读圣经，而不必解说。
霍顿进一步地说明其真正“诠释”的神学立场，是指出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相互关联法”[xii]（method of correlation）的错误，并且是要维护凯博和范泰尔（Van Til）的观点，也包括了原型-复制的区别（archetypal-ectypal distinction）和人类知识的类比观（the analogical view of human knowledge）。傅莱姆的指控，明显地倾向“范泰尔-克拉克辩论”[xiii]（Gordon Clark and Van Til debate）的克拉克一方（范泰尔曾是傅莱姆的老师）。
他在结论中指出，我们需要对这些重要的议题作辩论和讨论，因为大家往往会强调一些被模糊或被过分强调的论述。但是，在保守改革宗圈内的对话必须加以改善；否则，那些自相残杀的争吵和混淆，是会阻碍这个传统的伟大应许所追求的目标：“归正，永远向神的话归正”（Reformed and always reforming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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