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有罪吗？
爱国有罪的，因为基督徒只有两个爱的对象：「你要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太二十二38-39）不去爱圣经要我们爱的，这是罪；去爱圣经没有要我们爱的，同样是罪。
夫妻之爱
爱有排它性，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最好的例子。圣经常用「夫妻」形容「神与祂子民」的关系。耶和华在万国之中只认识以色列人（摩三2；参：加四9，「你们……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认识」一词有「性」的意味。「夫妻同房」（创四1；太一24）、「男女亲近」（创二十四16），甚至「鸡奸」（创十九5；士十九22），和「认识」都是同一个字。以色列人拜偶像，信从别神；圣经上说，这是妻子行淫乱，不忠于丈夫。
保罗用「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弗五32）来形容，教会是基督的新妇；人加入教会，与基督联合。神人之间形同夫妻，难怪诗人要说：「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七十三25）难怪圣经一再警告：「神是嫉妒的神」（如：出二十50；「忌邪」宜译「嫉妒」，参：雅四5）。
父子之爱
夫妻相爱，不容有他；父母子女亦然。父母生育教养，情深似海，焉容子女认贼作父，把回报之恩放在别人身上。上帝造万物和人，名正言顺的是人的天父；尽心尽性尽力爱祂犹恐不及，那里还能别有所钟呢？
救赎之爱
人为神的儿女而堕为离家浪子，人为神的妻子而人尽可夫；而神以圣子为赎罪之祭，赐下永生，对人先有好生之德，复有再造之恩。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林前十六22）这样的爱，更应当是排它的、独占的。
爱神与爱人
神对人如父、如夫、如救主；我们理当专一爱祂。不过神自给自足，又不可见、不可触。我们爱祂，除了立定心志外，只有祈祷可说是做在祂身上，其它就必须施之于人。这就是《约翰壹书》四章20节说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以及耶稣所说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
国家不可爱
无论爱神或爱人，都要付上心血时力。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人，不可能会行有余力，再爱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如金钱、权力、国家。但不要爱国家，不只是减少光会讲大话的伪君子，更是因为国家是一个可怕的权力机构。根本不值得、不应当去爱它。
政治学中的国家
国家的出身并不光彩。Machiavelli说：「国家的建立、扩大、或衰败都基于战争。胜者为王，扩张领土；败者为寇，割地赔款。」Hobbes主张，「要消除人因野心所产生的动乱，必须把权力绝对集中于国家。」Locke淡化了Hobbes的绝对，他说：「国家（政府）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及私产而产生。不能执行这样责任的政府就是背约。」马克斯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以上各派都同意，国家是人欲横流而产生的，是手段（工具），不是目的。因此，国家可以顺之、责之、逆之或废之，但不可以尊之、爱之或崇拜之。中外历史充满了国家恶行恶状的记载。（想想，国与国交战，订条约时的残忍、奸诈、口蜜腹剑和虚情假意。）个人的行为如果像国家那么败坏，那是死有余辜的。
小时中印交战，妈妈问我帮那边；我说：「最好共F赢。」当年喊反共抗俄，妈稀奇我会「资匪」。我的解释是：「共F多占印度的土地，到我们反攻大陆以后，那些就是我们的了」。看官不要笑小孩子。教科书就是灌输这种观念：蒙古、女真都是「鞑虏」，我们要饥餐其肉，渴饮其血；不过，他们打的天下，汉族不妨照单全收。所以，从小到大，历史课都说：「中国版图以元朝最大，清朝次之」。「异族」打「汉族」时，「汉族」要誓死抵抗；不过，「异族」打下「别人」的领土，那可就算是「中国」的。就像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官员说，「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恐怕他是得了「蒙古痴呆症」。（严格的说，中国是蒙古的领土，还比较合理。因为是蒙古征服中国，不是中国征服蒙古。）其实没说欧洲、苏俄是「我们的」，已经很客气了 。
国家崇拜
只有黑格尔这些唯心论者，才把国家视为至高至上的「理性的化身」、「道成肉身的神」。他们发展出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二次大战侵略者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并没有因为轴心国的战败而消失，反而更深入每个国家。今天，国无分大小强弱，对外都说「我侵略有理，人犯我有罪」（不论是商业、文化或军事）；对内则求国人团结效忠，「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不再是一个服务工具，它成了膜拜和敬爱的对象了。
暴君与顺民
「国家，国家，多少德行假汝名行。」暴君提倡「牺牲小我」、「为国捐躯」、「国家至上」。如果，这只是「挟国家以令小民」的手段；那不太严重，问题只是独夫一人，除掉独夫就解决了。可是，不只是暴君暴，民也贱；自动脱掉裤子任嫖客强暴，还鼓励别人效法（这是儒家的看家本领）；那问题就严重了。我相信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明治天皇等人是深得民心的。他们的确用暴力和欺诈统治，但绝大多数人民若不打心里接受暴力和欺诈，这样的统治也绝难得逞。所以，暴君不是根本问题，而是为什么人民这么贱？
海外学人回归中国，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文革前后的实况，不待伤痕文学来揭发，任何有小学程度的人，看到中共自己对大跃进和红卫兵行径的报导，都应当很清楚，这是一个「上下交征疯」的国家。可是，从钱学森以降，却不断有第一流的人才回归。这不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个人魅力办得到的。这也不是用「投机」可以完全解释的。回归祖国的人中，媚于毛周邓的有之，回去骗吃骗喝、互相利用的有之。但的确也有人放弃在欧美生活，回中国受苦、受难、受逼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国消得人憔悴。」这乃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情操使然。
人为上帝所造，自然有一个要依赖、投身、奉献、敬拜造物主的心。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啊！祢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直到安息在祢里面。」人犯罪远离了神，这个悸动之心仍在寻找安息，但不去就神，却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罗一25），包括：财色、名权和国家。像「白毛女」、「沙家滨」这些「样板剧」的主旨，就是要人无条件、无保留、无怨言，完全的献给党或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为国而活，人生才有意义：「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国你的神。」爱国主义是搞偶像崇拜。爱国不只是错，爱国是罪。
盲点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壹二l5）福音派常引这段经文勉人勿爱名利，却忽略国家也是「世上的事」，甚至把偶像 （如国旗）引进教会，宣誓宣忠 （Pledge Allegiance）；这和红卫兵疯狂喊毛主席、小学生用生命、身体保护国旗一样，感人则感人，但和善男信女「为搭模斯哭泣」（结八14），「向偶像俯伏叩拜」（赛四十四17），同样是可憎的行为。
爱国爱民
圣经中从无爱国之说。保罗爱他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罗九2），也愿意。这是爱民不是爱国。他和耶稣从无「赶走罗马人、复兴犹太国」的想法。相反的，他们被犹太人逼迫，就是因为提出一个「非民族主义、非国家主义」的救恩。不错，犹太人是选民，但神拣选他们是要犹太人事奉祂，明白祂的旨意，使万国因犹太人蒙福；并不是要以色列国强大富裕，傲视列国。
爱国爱民的不同，在于：爱民是爱一个人的身心灵，不加上什么别的；爱国就要爱「土地、人民、主权」，这三个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爱土地，就会有领土神圣和扩大疆土的侵略意识。圣经从先知开始，就反对「圣地之说」。耶稣提醒撒马里亚妇人，拜神不在乎什么地方，在乎有没有「用灵和真理敬拜」（约四24）。《希伯来书》说基督徒在世界寄居，无家无乡：「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十一13-16）
爱民不会成为夺人领土，视土地为神圣的「帝国主义」；爱国则会产生「帝国主义」。爱民，用主的方式爱，只会有万民皆有罪，也皆有获救机会的「平等主义」：「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加三28），而不会有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爱国则产生「种族主义」。
权柄
爱国还包括爱权柄（主权），这须要加以解释。
主权是政冶权柄的一种，神的儿女要服从权柄。但权柄敌对神时，神的儿女不能愚忠。国家权柄在圣经中有暗昧的地位。以色列人想从士师的支派同盟，变成主权国家时，先知塞缪尔不悦，耶和华也不悦（撒上八7）。后来，神虽然祝福戴维王国，但那是遥指基督耶稣而言：「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赛十一10）戴维王国本身不仅分裂倾覆，而且在作亡国奴时，与罗马政权连手，钉死了弥赛亚。
圣经对权柄的攻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上，显得最清楚。
权柄和玛门（金钱）一样，不只是一个无生命的制度；它们是神所造，有位格有力量：「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西一I6）这些力量来自神，也是神管理人的工具。但它们有邪恶及堕落的成份。它们杀死了基督：「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8）但它们也被主打败：「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林前十五24）「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二I5）世上的政权，不论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不论「基督教国家」或「共产国家」，虽然已被复活的基督打败，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基督徒还得继续与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争战」（弗六12）。
调和政权的矛盾
关于政权，圣经中似乎给了我们两幅矛盾的图书：一幅把政权描述为邪恶的、敌基督的；基督徒要与之斗争的。除了上述所引的经文外，《启示录》十三章1-7节也是出名的例子。另一方面，权柄（包括国家主权）又是神的工具，基督徒得顺从（罗十三1-6；多三1；彼前二13-I4）。我们怎么调和这个矛盾？
我提出「消极顺服，积极批判」这样的立场。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尽可能的作良民：「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十三7）但这不是爱国，这只是尊重赋予国家权柄的神。这是一个消极的顺服。
本来基督徒和基督一样，是大君王的儿子。「万有全是你们的」（林前三21），我们不在任何人之下，但为了不徒添麻烦，我们「不触犯他们」（太十七27）；我们也纳税，也守法；不但纳税守法，对于异族的统治，基督徒也不抵挡（太五39，「不要与恶人作对」），甚至帮敌军提行李多走一里路（五41）。耶稣的教训，对被罗马统治的犹太人而言，其汉奸程度，胜过汪精卫多多。我们怎能说耶稣爱国呢？
国家是神「罚恶赏善」的工具（彼前二14）。未克尽厥职的国家，即使是选民之国，神也会使用异教之国来管教。杰里迈亚劝犹太人投降神的新工具、新仆人──巴比伦王（耶二十五9；三十八17）；但以理在侵略者国中任多朝元老，喊「愿王万岁」。这和文天祥、苏武是何等不同！
国家主权是神的工具，可顺，不可忠。工具不好，神弃之另立，人不必忠于故主。大利乌王弒君篡位，但以理照样事奉。神的儿女顺从政权；政权改换（但二20，「神废王立王」，这当然包括国共以及任何政权的交替），照样事奉，不必殉国，不用怕人笑「变节」。
忠孝节义的本质都是「从一而终」，都是无条件顺服；这种态度，只能用在神身上。用在国家或其它受造物的身上，就是拜偶像。政权不违背神，我们顺之；政权违背神，我们抗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抵抗权和契约论，都有圣经基础。缺乏这基础的东方，只好在暴君轮流作庄中苟延残喘：「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
基督徒消极顺从，但绝非愚忠。巴比伦王妄自尊大时，但以理朋友宁死不屈，「我们绝不事奉你的神」（但三18）。伯沙撒王纵情声色，偶像前狂饮时，但以理警告斥责之（但五17-24）。大利乌王禁人向神祈祷，但以理公然违令（但六10）。基督徒不为政权折腰，基督徒顺服权柄，因为权柄皆出于神。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基督徒只是消极的顺服这个已被基督打败的权势；基督徒积极的批判，因为按天国的标准，各国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各国都「谋算虚妄的事……要抵挡耶和华并祂的受膏者」（诗二1-2）。
我们不认同任何国籍，我们也批判它们违反神的地方。
虚伪
如果圣经是反对爱国的，那动不动就喊爱国而热泪盈眶的中美福音派，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过，这个错误的后果不太严重，因为这些基督徒的爱，往往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约壹三l7）。幸好他们的爱国，只停在语文层次上，没有「话成实际」（道成肉身）；否则都像陈若曦、段世尧那样，行动投身报效，不知要助纣为虐多少。
美国福音派的爱国，常是爱钱以终。这几年出卖情报给苏俄及恐布份子的，不少是右翼份子。港台福音派爱国，许多都到了北美去爱蛮夷之邦，心怀祖国了。我奉劝诸位，不必为自己不能报效国家惭愧。孔子不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避秦火、逃乱世，求安定温饱。」 对此，圣经也只有鼓励，没有禁止：「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十23）。我们以殉道为荣，但不自寻死路。我们乐意为主受苦，但不自寻苦恼。在国外定居的人，不必耽心犯了「不爱国」的罪；但人人都应当儆醒，看看自己有没有犯「假冒为善」和「爱世界」的罪。
爱国不爱人
福音派口头爱国的太多，行动上爱人的太少：看到弟兄有缺乏，不但塞住怜悯的心，不肯动一根指头；就算别人动了，还要制止反对，说是干涉内政，反对政府，要驱逐出境，绳之以重典。
用爱国之名行害人之实，是大陆三自教会和台湾爱国福音派的共同特色。他们隔海唱和，以爱国之名攻击王明道和高俊明等人。看这一对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之天衣无缝的配搭，不能不深信政权是一个堕落的势力；去依附它、歌颂它、爱它的，都会堕落，即使是神的儿女，也难以幸免。
摘录自《井歌》，康来昌着，雅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