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沛渊
默里是当代福音信仰的历史学者，特别是对现代与后现代教会史（主后17至21世纪）福音派运动有深入的研究，其一系列的历史与传记著作，都是深入浅出地分析时代背景与前因后果的精彩杰作。例如：《清教徒的盼望》《爱德华滋新传》《真正的复兴》《被遗忘的司布真》《宾克生平》《钟马田传》《分裂的福音派》等，颇受教会历史学者的重视。
《真正的复兴》英文原著名为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又译为《“复兴”与“奋兴主义”：美洲福音派的成败，1750-1858年》，本书共有480页，真理旌旗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书名显示：默里检视了美洲18-19世纪的复兴（布道与培灵）运动，深入分析19世纪的奋兴主义对今日的福音派的深远影响。中国教会的复兴之路，何去何从? 必须从教会历史学习宝贵的功课、扎心的鉴戒！
十八世纪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
美洲的第一次大觉醒，约自1726年在荷兰移民中的改革宗教会开始，蔓延至长老宗与公理宗的教会，发生一连串的属灵大复兴。此运动到了1735-1743年间，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达到最高峰：先由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点燃复兴之火，接着由来自英国的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东海岸各地旅行，野外布道，听众数以万计，所到之处带来教会空前的复兴。他们的讲道信息是根据圣经，强调神的圣洁荣耀，人的罪恶败坏，审判的恐怖刑罚，唯有圣灵的重生释放才能带来拯救。
复兴之火在各处燃烧，大批信徒的生命改变。虽然有些人的经历是肤浅的，但是大多数信徒经历圣灵的大能。怀特菲尔德与爱德华滋都是改革宗信仰的布道家，高举神的主权恩典，强调真实的复兴是神的主权旨意成就他的大能作为，完全来自神，人为方法不能造成复兴。布道家与教会牧者只是忠心遵从圣经，使用正常的施恩媒介（圣道传讲与圣礼施行），是神的主权赐下超自然的复兴。所以，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大复兴是真实的，影响深远——唤醒了牧师，复兴了教会，带起宣教的热诚，各宗派团结合作，凝聚社会民心，影响后来美洲独立建国的发展。
默里此书是从大复兴之后1750年代写起，那些在1735-1743年间经历复兴的牧者，例如戴维斯（Samuel Davis）等人，他们与怀特菲尔德与爱德华滋具有一样的复兴信念，他们从南到北（从弗吉尼亚州到新英格兰)传讲同样的信息。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复兴运动余波荡漾，各地皆经历小规模的复兴。此书在第1-4章仔细描述在1750-1800年间各地发生的情形。然而，在这些年间（1776年独立建国前后），社会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改变，属灵敬虔的风气减弱，追逐政治工商的发展。
人们忙于建设新美国，虽然参加教会聚会人数不少，但是委身教会的人数减少。由于人口繁殖迅速，到1800年时全美国人口只有5%加入教会会员。自由贸易制度日益强盛，宗派主义多元发展且互相容忍，信徒志愿参与事奉的义工主义崛起，牧者必须仰赖信徒大力支持。个人主义奋斗精神充斥社会，人本思想入侵教会，教会世俗化的风气方兴未艾。
十九世纪的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约在1800年，美洲经历了所谓“第二次大觉醒”。默里此书的重点在于指明十九世纪的大觉醒，与十八世纪的大觉醒是截然不同的。他以“奋兴主义”（Revivalism）来描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现象。虽然其中有真实的复兴发生，但是从主要领袖芬尼（Charles Finney）的奋兴信念与带领方法来看，此奋兴运动是偏离了第一次大觉醒的古道正道。不但如此，从二十世纪至今日，福音派的奋兴运动主要是承袭了芬尼的信念：复兴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只要方法用对，复兴随时可来。芬尼的“新措施”（New Measure）成为今日布道家在布道会中使用的流行方法。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1820-1830年间，完成了两大典范转移：教义信仰变质，布道方法创新。爱德华滋的门生在新英格兰修改了他的神学思想，他们被称为“新神学家（New Divinity Men）”，其中一些领袖是纽黑文（New Haven）耶鲁神学教授，所以被称为纽黑文神学派。他们废除原罪教义，认为人没有承袭在亚当里的罪性，犯罪是道德上的个别选择，所以悔改归正也是道德上的选择。他们也否认亚当的原罪归算在后裔身上，也不相信基督的赎罪是代替我们受死，偿清罪债。所以，他们认为复兴并非神的主权旨意的大能作为，乃是布道家采用人本有效方法传讲道理，听众用自己的理智作出道德抉择决志信主。这种人本思想与方法挂帅的奋兴路线，成为十九世纪的复兴主义，崇尚道德重整与社会改革。这与十八世纪的真实复兴，实在是南辕北辙。
默里在书中第5-12章记述了从东北的新英格兰，到向西拓展的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分析这些复兴运动的转变。芬尼是律师出身，颇具口才的布道家，自1831年他传讲名为“罪人要改变自己的心”信息后，已经成为颇负盛名、具争议性的奋兴家。芬尼开展其“新措施”的崭新布道方法： 密集超过一周以上的每晚聚会，忧伤者在前排的特别座位（Anxious Bench），召人到台前来祷告，鼓励人们上台作见证，高压式连串呼召，讲员直接提名为人祷告。这些密集高压的做法，是根据纽黑文神学，认为罪人没有全然堕落的罪性，他们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只要警告他们罪的刑罚何等严重，催促其立刻作出道德选择。芬尼认为关键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来打动人心。
此种利用群众心理、善用大型密集聚会、制造高压气氛、鼓动人本决志的布道方法，是上一世纪大复兴运动所没有的。这是新神学带来的新方法，造成当时教会中的新学派（New School），遭到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为首的旧派（Old School）的反对。这些信仰保守、灵命敬虔的牧者学者，坚持真正的复兴，是像第一次大觉醒那样，不是芬尼领导的奋兴运动，不是如此追求以人为本的神学与方法。默里称此奋兴运动为奋兴主义（Revivalism），并非真实的复兴（Revival）。
对二十世纪的深远影响
芬尼的奋兴运动，因着对人性乐观的看法，承接了卫斯理（John Wesley）的完全成圣主义思想，强调人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他的奋兴运动也助长了循道宗（Methodism），发展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圣洁运动的靠自己努力追求圣洁的经历，到了二十世纪初转化成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强调人要自己追求五旬节的经历。从此开启了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发展直到如今，这都是来自芬尼采用的新神学与新措施。
二十世纪的大型布道会运动，以葛培理（Billy Graham）为首，将芬尼的新方法发扬光大。葛培理布道的方式，强烈呼召人举手决志、走到台前来的做法，完全是师承芬尼的奋兴主义。虽然芬尼与葛培理的布道方法是“新措施”，然而其所依据的“新神学”却一点也不新。教会史家早就根据芬尼后来出版的著作《系统神学》，指出芬尼的神学错谬：他不相信“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他更不认为基督十架的“赎罪”是代替性的，对他而言“重生”是道德上的选择，并非生命本质改变。这些说法是不折不扣的伯拉纠派（Pelagianism），伯拉纠主义者在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被定为异端。但是因为芬尼的布道新方法获得外表的轰动成功，却被二十世纪福音派人士捧为英雄。
葛培理是乐意与天主教合作的亚米念派（Arminianism），而亚米念派是半伯拉纠主义者（Semi-Pelagianism）。葛培理在后来公开宣称: 其他宗教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有得救上天堂的。葛培理的神学竟然下滑到离“普救论”不远，真是令人嘘唏扼腕! 今日在布道方法上求新求变、却不注重布道信息内容的人，应当以芬尼与葛培理为鉴戒。默里在本书中也指出布道家在布道大会中普遍使用呼召的做法，他在另一本书《呼召人决志的做法》（Invitation System）中，仔细批判了此做法的缺失。
结论: 何去何从?
区分第一次大觉醒与第二次大觉醒之间的不同，并指出复兴与奋兴主义的截然不同，Murray并非第一人，教会史家学者都是如此看法；但是如此深入考察当代文献（书籍、教会记录、日记、信件），列出引据出处，并且广泛地报告各宗派中的发展，旁征博引信而有征， Murray的著作则的确是凤毛麟角，难怪此书已经成为研究复兴史的经典之作。
默里在书中第14章“旧派与新派，过去与未来”（旧派是指坚持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观，新派是指奋兴主义者）写出精彩的结论，摘录如下：
第一，他们（旧派）认为呼召人公开回应的做法混淆了内在的属灵改变与外在的行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道人将“走到前面”与“成为基督徒”这两件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者已成为后者的象征。他们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公开的回应非常重要，因为救恩就取决于这个决定。
第二，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些人虽然走到前面来，却并没有经历得救的改变，这样的人或者回到世界当中，认定“基督教其实只是虚空一场”，或者接下来参加教会，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所有的要求。用塞缪尔•米勒的话说，设立“忧伤者之座”的做法“助长了肤浅、无知的认信”。
第三，那些支持这一做法的人宣称，“一个罪人若不能谦卑地迈出这一步，他就不够谦卑，不能得救”。旧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走到前面的人未必是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最有可能立刻作出回应的，是那些生性“放肆、冲动、鲁莽或自信”的人。人要做出身体上的反应，并不需要属灵的能力。
第四，旧派的人认为，许多作出回应走到前面来的人其实并未得救。新派也承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公开认信却并未得救的人并没有保持以前的境况，他们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冷漠。此外，他们的失败也损害了福音在世人眼中的印象。另一方面，那些得救的人也不是在公开认信的时候信主的。上帝在他们心中做工，使他们的心变得柔软，在得知自己有义务走到前面时，他们作出了回应。无论听到了些什么，他们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那一刻的举动，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和福音的真理。因此，对他们而言，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措施并没有发挥效用。倘若这些措施未被采用，许多危害本可以被避免。
第五，新式的传福音方式不仅把重生与悔改归信混淆了，也让人误解了圣经中关于得救确据的教导……如果承认公开回应与悔改归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整个体系都会受到威胁，倡导新式传福音方法的人所宣称的“大批人已经悔改归信”的结果也就不足为信了。
默里直接指明: 真实复兴的本质是神的绝对主权，仰望等候神的时候，人不能预备与制造复兴。我们所能做的，是警醒祷告，遵照圣经传讲救恩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讲主的话。对照之下，奋兴运动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群众大会的精心安排，制造心理上的压力，让人产生期待的祷告，对结果的预测，奋兴家发挥到极致的个人魅力，以及积极的邀请等，这些就是他们取得现象成功的秘诀。从复兴的本质来看现象，这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流，旧派的坚持；追求现象的成功，忽略复兴的本质，则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新派的诉求。
中国教会来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盲目跟随现代灵恩运动与布道运动，闻歌起舞，与新神学、新措施、新路线共舞? 还是悔改归正，归回改教信仰、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之路，归回圣经?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
默里此书《真正的复兴》是所有关心中国教会前途、企盼真正复兴来到者，访问古道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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