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日期：May 19, 2016 9:23:2 AM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治國原則下，進行審判之訴訟程序，若當事人提出於法院之證據係屬違法取得，而法院調查並使用證據之行為，足以導致人民憲法上受保障基本權之侵害，且該證據之調查及使用，倘無法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權衡要求，則本於上開公平審判之要求與憲法上人民基本權保障之意旨，法院自應禁止該證據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亦即應排除該證據作為裁判之基礎。而有關違法收集證據之排除，雖有(1)憲法保障說：即憲法基本權保障之要求，本身即預定著排除法則；(2)保持司法廉潔性說：若承認違法偵查蒐集證據之證據能力時，法官變成肯定證據取得之違法性，結果有損對法院之信賴；(3)抑制效果說：排除違法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為抑制將來違法偵查發生之手段等諸說之不同，但基本上係規範國家機關不法偵查取得證據之行為，而非私人不法（所謂不法是綜合之法律評價，不以違反刑法規範為必要）取得證據之行為。就私人不法取證應否排除，雖有否定說論者認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根源既來自憲法基本權保障，而憲法主要為限制政府的行為，而非規範私人，故只有在政府權利之行使始有適用證據排除法則，私人違法取得之證據應否排除，除非有法源之依據，否則不應有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及肯定說論者認為憲法基本權之保障除在規範政府行為外，於私人間尚有基本權對第三人效力之問題，是證據排除法則所應非難者在於不法行為本身，而非證據由何人取得，但私人違法取得證據與國家機關違法取得證據二者間，其禁止之範圍與程度，不應採相同標準，是在審查私人不法取得證據應否排除，應透過基本權保護之審查標準，應先審查是否涉及憲法所保護之基本權，及法院調查、使用該證據之行為是否干預基本權，與該基本權之干預有無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正當基礎等不同。而民事訴訟法採自由心證主義，非如刑事訴訟程序採法定證據主義，原則上對於證據能力並無限制（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參照）。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應提出可供證明之材料即證據方法，供法院調查，使其確信應證事實或法則為真實，包括證人、鑑定人、文書及勘驗物均屬之。法院為調查證據以發現應證事實有無，須就證據方法之證據價值即證據力依自由心證定之。真實發現固為民事程序之重要目的，惟其目的受限於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常無法貫徹，為求法秩序一致，民事程序於追求真實發現時，仍有就憲法規範保障權利、誠信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價值綜合權衡之必要，若有以重大侵害人格權、隱私權而取得之證據方法，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要求即有退讓之必要。雖民事訴訟法無類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惟自憲法秩序與價值之一致性，同屬司法權之民事訴訟程序，當無自外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且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定有明文，此誠實信用原則除於公法領域適用外，於程序法上亦應加以援用。準此，於民事程序中倘允許採認違法取得之證據，無異形同對於違法行為之鼓勵。是於民事程序亦應透過個案衡量兩造權利受保護之必要性，尤其是被違反法規所保護之法益及舉證人於訴訟上利益，在兼顧比例原則下具體衡量，對於違反程序法或實體法之規定所取得之證據資料，衡諸正當法律程序、訴訟誠信、法秩序統一性、抑制違法收集證據等價值，仍須在一定限度內，就違法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加以限制之必要。是故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資料因需排除於訴訟程序外，則其是否能證明待證事實真偽，即非法院所得審酌。
●所謂隱私權，乃係不讓他人無端地干預其個人私領域之人格權，其乃維護人性尊嚴、保障追求幸福所必要而不可或缺。憲法雖未明文將隱私權或人性尊嚴納入人民之基本權利或憲法保護價值，惟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九三號、五三五號解釋文明示揭櫫隱私權作為違憲審查之憲法規範保護之權利，及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文以：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釋字第四九○號解釋則謂：以人性尊嚴為我國憲法價值體系基礎等語，均足證隱私權及人性尊嚴係憲法保障之核心價值及權利，此亦可從刑法妨害祕密罪章之增訂及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將隱私納入人格法益保障範圍、銀行法第四十八條規範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放款資料應保守祕密、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醫療法第四十九條禁止醫療機構無故洩漏病患醫療隱私及明確規範監聽行為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規定，足認係立法者為具體落實憲法保障人性尊嚴及隱私權之目的，此亦可從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規定之立法理由謂：「目前社會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光學設備者，已甚普遍。惟以之為工具，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已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實有處罰之必要，爰增列本條，明文處罰之。至未透過工具之窺視或竊聽，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以秩序罰處罰之。」、「明知為竊錄之內容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者，其惡性尤為嚴重。爰提高該等犯罪處罰之刑度，以為處罰」、「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對於被害人之隱私既有妨害，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予以沒收，以免此種侵害持續存在，爰於本條設義務沒收之規定」等語，可見立法者認隱私權為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之基本權。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銀元三萬元以下罰金；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處六千元以下罰鍰，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一款、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二者雖有刑罰及行政罰之差異，惟其立法目的均在於維護人民隱私權及人格尊嚴。民事訴訟法採自由心證主義，法院對於證人所為證言之證據力，得依自由心證判斷，對於證人之能力雖未設限制，惟證人倘係以違法方式親身體驗見聞待證事實，如違法竊聽他人非公開之談話內容、偷窺他人非公開之活動等，若認其就竊聽、偷窺所見聞之事所為證言具證據能力，則竊聽、偷窺者所體驗見聞者往往即係竊錄之錄音、錄影帶內容，若就證人因竊聽、偷窺取得之錄音、錄影帶排除證據能力，卻認該竊聽、偷窺者就其違法採證過程所為證言具證據能力，將使本應排除之違法取得證物，經由違法行為者之證言重現證據能力，將使法秩序之一致性扞格自相矛盾。是以於承認人性尊嚴、隱私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係憲法之基本核心價值及保護權利，訴訟程序上之真實發現亦應受上開憲法價值拘束而有一定限度，而單純之獲取證據之利益，不能使偷窺竊聽之行為正當化，故如證人之主觀目的即係透過違法方式體驗見聞待證事實，則其此部分之證言與因此取得之證物實質無異，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準此，倘以侵害隱私權為方法而取得之物證或證言，依前述說明，均應認不具備證據能力予以排除(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訴字第139號民事判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