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日期：Jul 29, 2016 8:18:55 AM
「(一)科刑之判決書，其宣示之主文，與所記載之事實及說明之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自足構成撤銷之原因。原判決主文記載：被告「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一年五月等旨，係認定被告「幫助」他人（即「阿○」及「阿○」）販賣第三級毒品，然其犯罪事實欄卻記載：被告與綽號「阿○」及「阿○」之人「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犯意聯絡」，由王○華持用電話與被告聯繫購買愷他命後，被告聯繫「阿○」，「阿○」再委由「阿○」交付愷他命予王○華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倒數第五至十三行），似又認定被告與「阿○」及「阿○」係「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其所宣示之主文與其事實欄之記載顯然矛盾，自屬違背法令。(二)刑法上之幫助犯，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成立，惟所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者，指其參與之原因，僅在助成他人犯罪之實現者而言，倘以合同之意思而參加犯罪，即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縱其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仍屬共同正犯。又多數人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彼此分工協力共同實現犯罪行為，彼此互為補充而完成犯罪，即多數行為人基於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者，為共同正犯，此即學說上所稱「功能性之犯罪支配」；在功能性犯罪支配概念下，多數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犯罪目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被告所持用○○○○○○○○○○號行動電話，與證人王○華所持用○○○○○○○○○○號行動電話，於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二十時五十二分七秒許，在電話中談及：「Ａ（被告）：我跟他講了。Ｂ（王○華）：不是○仔來喔，你朋友阿。Ａ：誰？Ｂ：阿○阿！他叫阿○來阿，他說全部列…要現阿（現金）。Ａ：你跟他講…Ｂ：他說○仔跟他講的。Ａ：我打給○仔。Ｂ：你朋友在我旁邊」等內容，有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可稽（見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二年度他字第四八三號卷〈下稱他卷〉第二二四頁）。而王○華於警詢證稱：伊需要愷他命時，均係撥打被告持用之前開門號行動電話，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係伊要向被告購買毒品後，被告叫「阿○」，然後「阿○」委由「阿○」持愷他命與伊交易等語（見他字卷第七十九頁）；復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問：愷他命如何來的？）我向綽號『包皮』的男子即警詢中指認的男子買的。（問：《提示指認照片》包皮是那一位？）編號五，我知道他叫王廷彰。（問：除了王廷彰外，你有別的地方可以買愷他命嗎？）沒有。（問：你如何知道王廷彰有在賣愷他命？）出陣（頭）時認識，他（王廷彰）跟我講的；（問：《提示○○○○○○○○○○號電話於一○二年八月三十日通訊監察譯文》何意？）這天是我先打給王廷彰，我要向他拿愷他命，他好像沒有接，就回撥給我，他人在台中，他就叫他朋友『阿○』，『阿○』再叫『阿○』拿愷他命給我，拿到（南投縣南投市）○○○汽車旅館的路口給我，我當場給『阿○』二千元，『阿○』當場交付一小包三公克多的愷他命…阿○跟阿○我都不認識。（問：除了王廷彰外，你有別地方可以買愷他命嗎？）沒有」等語（見他字卷第一○六至一○七頁）；嗣於第一審更證稱：上開通話內容係伊希望以賒帳方式交易毒品，拜託被告向「阿○」溝通，但被告表示「阿○」不同意；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伊與被告聯繫買愷他命時，告知被告要購買一千元之數量，嗣因現場「阿○」攜來二千元之愷他命，故改為以該數量交易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一三五至一三六頁反面）。另被告於原審亦供稱：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係「阿○」要求王○華以付現方式購買愷他命，不讓王○華賒欠等語（見原審卷第三十五頁及其反面）。倘若無訛，被告曾向王○華告知其有在販賣愷他命，且被告係王○華所認識之唯一藥頭，王○華於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欲購買愷他命時，關於初步購買之毒品數量及嗣後交易當場能否賒欠價金各情，亦係王○華直接與被告而非與「阿○」聯繫，本件毒品交易過程，被告雖非參與販賣愷他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惟其與王明華間上開聯繫行為，對於本件販賣愷他命犯罪目的實現，似具有密切而不可或缺之重要關聯而參與實行販賣行為，其與「阿○」及「阿○」似有分工協力共同實現販賣愷他命目的之犯罪行為，彼此互為補充而完成犯罪。則究竟被告係單純幫助「阿○」等人販賣愷他命予王○華，抑與「阿○」等人相互分工共同販賣毒品，仍有進一步研酌餘地。原審未詳細審酌上述情節，並於判決內加以剖析及說明，遽論被告以幫助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依上述說明，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原判決前揭違背法令情形，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七六號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