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革命」的特質：以「法國大革命」作對照

近日不少人喜歡以世界歷史的事件與「雨傘革命」相提並論，但大多顯得不倫不類。

查史美倫將香港人爭取「真普選」、「公民提名」類比為美國黑奴爭取平等投票權。這除了是對香港人的賤視、侮辱，反映出其權貴嘴臉之外，全無事實根據。至於周融把佔領街道類比為日本皇軍之佔領香港，這更是其潛意識作祟 (其潛意識一直認為「凡是支持佔領的人皆是港英餘孽、港奸，想置中國於死地」)、「鬼拍後尾枕」之空言，大而無當。

可是，拋開這些奇形怪狀的類比不論，網民往往並提「雨傘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倒值得我們深思。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 1789 年。它之所以出現，一部份原因也和政治制度有關。

且說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由於連年征戰，國庫空虛，路易十六於是召開三級會議，期望在會議上通過加稅以解決財政危機。當時，投票制度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級是教士，第二級是貴族，而第三級則是平民。若採用一人一票制，第三級的平民固然擁有絕對的人數優勢。可是，當時議案的表決是以級為單位。儘管平民的代表全數支持某一議案，這亦只算作一票。只要教士和貴族兩級共同投下反對票，該議案即通過不了。法國人民因此要求政府改革投票制度，卻遭到路易十六拒絕。路易十六更阻止第三級代表參與三級會議。法國人民迫於無奈，遂發表中外著名的「網球場宣言」，宣佈自行成立國民議會，掀起「法國大革命」的序幕。

香港的「雨傘革命」亦肇始於政治制度。香港人經歷了三十多年對民主的堅持、爭取，本打算於 2017 年全面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不料中共、港共非法政權以「一旦落實雙普選，工商界的利益將不能被顧及，政府政策只會向低收入人士傾斜」、「反中亂港人士將有機會成為特首，危害國家安全及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為理由，一刀切的否定「公民提名」 (俗稱「落閘」)，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的廢除更是遙遙無期。這激發起年輕一代利用公民抗命 (包括罷課、佔領) 的方式以改變現時之困局，重奪香港之未來，「抗命不認命」，「雨傘革命」由是展開。

不過，「雨傘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雖有若干近似的地方，它們卻有更多迥然不同之處。

首先，「法國大革命」以攻佔「巴士底監獄」而正式開始。「巴士底監獄」興建於中世紀，乃法國專制統治之象徵。它被攻佔，反映法國人民希望推倒專制、威權的決心。又據史書記載，「巴士底監獄」藏有大量武器、彈藥，人民奮力攻佔「巴士底監獄」，這暗示「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暴力的、流血的。相反，「雨傘革命」以雙學重奪「公民廣場」為起始。「公民廣場」乃 2012 年反國教事件參與者聚集、發表意見的地方，象徵著香港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對自身權利的重新正視。雙學意圖奪回「公民廣場」，這是香港人對自身基本權利奮力爭取、高度正視的表現，卻不是推倒專制、威權的架勢。又「公民廣場」無險可守，差佬得以迅速展開包圍，這亦暗示「雨傘革命」的本質是和平的、理性的。後來革命雖因差佬施放胡椒噴霧、催淚彈而「遍地開花」，但它基本上仍是沒有走向暴力、流血的趨向，這和「法國大革命」時「巴士底監獄」的管理者被群眾拖出來毆打，再用刀亂刺，最後被斬首成一鮮明的對比。

其次，「法國大革命」進行時，其在法國境內幾乎未有遇到波旁王朝的極力壓制 (路易十六不久更被送上斷頭台)，壓制力量更多是來自國外的專制政權，如奧地利、普魯士等。「雨傘革命」進行時，其在香港本土幾乎盡被中共與港共政權、主流傳媒極力打壓、抹黑，支持、聲援的力量主要來自國外的傳播媒體 (如 BBC 和 CNN )、華裔學生。

其三，「法國大革命」隨時日推移而不斷「升級」 (即使用暴力，乃至大肆殺人)，「雨傘革命」則礙於「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與「和平理性」原則，對「升級」與否仍存在分歧。「雨傘革命」的佔領者反對使用暴力，而是透過不同類型的藝術、表演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其因而造成香港「文藝復興」的燦爛景象。

「雨傘革命」、「法國大革命」既有這麼多不同之處，其不能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可想而知。

假若「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路易十六被殺、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出現、拿破崙復辟帝制而一人獨大，「雨傘革命」的結果必然沒有如此震撼，如此戲劇性。事實上，觀乎周永康主張辭職公投及上京訪李克強、梁家傑鼓勵縮小佔領區的範圍，「雨傘革命」不至於壽終正寢，這已經是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