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周之二

春秋之霸政由齊桓公開始，晉文公加以繼續，但在齊桓霸業結束及晉文未任霸主時，曾有一諸侯欲成為眾諸侯國的霸主，此即為宋襄公。

襄公的著名事蹟為和楚的一埸泓水之戰。本文不欲多介紹此場戰役之細節，只大約說明一下：當時宋國大盛，後來有一次，楚宋交戰泓水，宋襄公帶兵親征，其見楚兵剛渡河，軍隊陣列尚未排好，基於乘人之危為不義行為，於是，宋襄公堅決不發動軍隊進攻，終於，楚軍戰陣已列，宋楚一交戰，宋軍即潰散，襄公於戰中中箭而死，宋也從此一蹶不振。

這件事後來被人稱為鬧劇，又或稱襄公之固執仁義而不知戰爭之道，這些都是合理的批評，但將這件事放回春秋時期的歷史發展而觀，我們不難看出這件事是有歷史重要性的。

我們曾作解釋，春秋時期，諸侯間仍存有一種對禮堅守的心理，平王之弒父雖令人懷疑「有其名份，行其所為」的行為規範，但因這行為規範長久植根於人之心中，故當時諸侯多仍不願有其名，卻不行其所應盡之義務。此亦正促成當霸主提出尊王攘夷時，諸侯們仍紛紛響應之一因。

宋襄公之重道義多於重戰爭時機，某層面上也是反映著春秋諸侯擺脫不了傳統的行為規範。既為諸侯，即要有禮，為一君子，君子不可乘人之危，該重道義多於利益，哪怕戰敗，只怕失德，這種思想影響下，宋襄公的行為只是合符邏輯地發展。後人譏之為不知戰，實則這可說是春秋這個時期的人根本擺脫不了尚和尚禮的行為規範所致，是時代之因，非全為個人使然。

這裡可說一點題外話，近代社會學家Max Weber言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實指於競賽時如何可用最有效之手段達到預期目的，當中不含任何道德的計量。在戰爭時，二軍相鬥，故戰爭也是一賽場，而取得勝利，勝利即為預期目的，如何有效取勝，這即為工具理性所用之處。

這種想法在西方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但在承西周而至的東周，尚禮又尚名正而行為得當，這則出現問題了，若我可戰勝對方，卻要失去君子之名，為不為？春秋時的諸侯多擺脫不了禮及正名、君子之觀念，結果自說不為，但一不為，戰而即敗，後世即稱之荒謬、不知戰，這可謂是道義及私利的兩難，而此兩難唯中國古代所有，他國所無。

襄公之局，也是處此兩難，而他選了存仁義，這固然就工具理性上考慮是錯誤的決擇，但孔子也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襄公之舉，也是求仁而得仁，於此而想，則襄公之舉也不能盡說是荒謬、鬧劇。

至此，我們可概言，襄公之舉無疑令宋不能再有力爭霸，也不合為戰之道；但一來這不是他個人之獨特想法，而是其時代仍受西周正名、君子、重禮的思想所影響，二來這行為從另一角度言也可視為襄公求仁成德之舉，故我們不宜一昧說此為鬧劇、荒唐，而該考慮當中之細節處。

襄公不振，晉文公不久遂繼桓公任霸主。可惜的是，和桓公一樣，其霸業及身而沒。其身死，秦穆公即蠢蠢欲動，由西向東進。

秦自平王東遷起，因護送平王有功而封於原來鎬京一帶。因地處西垂，又近犬戎，故秦民多驍勇善戰，文化水平卻不及中土之齊晉。可是，這對秦是有利的，因文化水平高之國，其本土文化包袱大，很難作徹底完全的改革，反之，文化水平低，接受外來文化則較快較徹底，這於後來商鞅變法可見。秦至穆公時，用騫叔及百里奚，促進農業，加強軍事訓練，很快也成軍事大國，遂由西向東進，終和晉戰於崤，不幸的是秦戰敗，東進因而無望，從此於西積極拓展，成為西方一霸。

老子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秦雖一時不能東進，是其不幸，但也因其不幸，其能加強於西方的開拓，不用捲入中土之紛爭，積聚國力，終在戰國時成一軍事力量強大的大國，此不可說不是其不幸中已暗含有福。至於晉，文公以後，國政又衰，崤一戰，晉雖取勝，但已伏下禍端，及後終敗於楚，這也是福兮禍之所伏矣。

秦穆公自此辟處西垂，至死不再東進。其也有對西戎用兵，但多出於自衛，史籍上亦甚少提及其介入周室事務，可見此時開始霸政已逐漸轉化，由第一期至第二期，由尊王攘夷到以力假人，但穆公仍無代天子之意，從他稱己之爵位為公可見，但下至楚莊王，霸主代天子之心昭然若揭。

穆公之後有楚莊王，楚早有北上中原稱霸之野心，於齊桓時已開始，但被桓公阻止，再次於宋襄公時，方能大敗其於泓水而為中原所知，但晉文時又於城濮為晉一敗，稱霸事業又受阻。因此，楚之霸政是得來不易的，至莊王時，軍事力量已大，遂北上挑戰，敗晉軍於邲，楚從此才可稱霸中原。

以上是莊王稱霸之大要，但莊王之歷史重要性更表現在其問鼎之一事中，且說莊王伐陸渾之戎，閱兵周疆，周定王派王孫滿慰勞楚軍，楚莊王遂乘機向王孫滿問九鼎之輕重。九鼎乃王權象徵，莊王問鼎，即志在取天子而代之。

此事明顯表明莊王不再願尊周室，而其名號稱為王，一方面固是楚為南蠻，原不為周室所封的中原諸侯所致，但另一方面更是表現出其欲和周天子處於同等地位，我彼既同等，何必對彼尚尊？莊王以後有吳越之稱霸，吳、越皆稱王，莊王可謂開不尊周室之風。

楚後來於鄢陵一戰敗於晉，楚之霸政亦隨而終結，最後是吳越之相繼稱霸，先是吳王夫差曾敗楚及越而稱霸，及後勾踐又乘夫差北上，滅其吳國而恢復越國（當中細節見傅樂成《中國通史》），吳越之霸主皆稱王，可謂是莊王風氣之繼續，周室之地位進一步削弱。

後人言齊桓、晉文、襄公、秦穆、莊王為五霸，亦有說襄公、穆公不在列而計夫差、勾踐（見荀子），但不論如何，此七人可代表春秋時代之霸政即無疑。

勾踐以後，晉為韓趙魏三家分，齊也為田氏所篡，中國自此由春秋至戰國，戰國之事，將另撰文闡述，不詳言。

霸政有沒有好的影響？某角度言是有的，它能令中國文化不被戎狄侵害，也使北方邊境之國得保安全，周室不至被滅。而列國戰爭間，雖有傷亡，但仍不及戰國時嚴重，各地文化透過戰爭得交流，這也是霸政之好影響。

不過，霸政只是大變亂下拒變的產物，隨著諸侯不再拒變，傳統規範進一步失衡，霸政之好終消而成血流成河的你爭我奪，此即為戰國之局。

總結全文，襄公曾盛於齊桓後，卻於泓水敗亡，不再興，晉文後又有秦穆公，也於崤敗於晉，不能東進，獨莊王於邲敗晉，因而一嘗霸主地位，但鄢陵之戰終不繼，吳越繼起，但已不再尊周室，不久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春秋結束而入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