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商代之二

凡對歷史作分析，其分析必涉及縱、橫兩面向，縱向者，一朝代之治亂興衰；橫向者，一朝代所出現的各種制度、文化、人民生活等。前者又多依時序之先後排列，後者則主要著重各方面相互間的聯繫。

上文已對商代的縱面抽了三要事作析述，因本篇非專門的歷史書藉，而只欲通論各朝之大概，故筆者認為這是足夠的。現將再就有商一代的橫面作一分析及論述。

先就政治一面言，商代的帝位傳承仍以血緣關係為主，但多是兄死其弟即其位，故又云此制為：「兄終弟及」。此為商代一特別之制，以後歷五千年中國歷史，各朝所採之制多是嫡長子之制，即帝死，由其長子繼任，或長子既歿，即由長子之嫡孫繼位，如西周武王卒，成王雖年幼，卻仍為其繼任周之君主而不為周公之任新君，此即一例。宋代如太祖死至太宗即位，這雖是由兄終而弟及，但後人多說其燭影斧聲，乃篡弒而得位，由此亦見「兄終弟及」於日後並不常見，甚至被認為有篡弒之嫌。

此為政治一面商之特色。而人民的生活上，商也有著特別之處。

商民的主要生活以農業為主。這於現今出土的各種農具可見，有大量農具的製造，即有廣泛的農業活動於當時進行。而如上文所述，商民為農業耕作，也曾多次播遷，終至殷地因該地肥沃而不遭河水泛濫而定居不走，其重視農業亦由此見。商民又嗜酒，從大量盛酒器皿的出土也可知；而當時的酒多是由稻米釀製而成，稻米乃為農業人民一主要食糧，人民何以願將稻米拿出以作酒的釀製？此只有一原因，即農業收成於當時實屬龐大。稻米的數量多於人民就食之數，人民自然樂意把稻米用來釀酒。依此，我們也見藉米酒的盛行，可看出商代的農業是興盛的。

商代之重農可說是中國歷史一個演進，以往國人多以漁獵為主，及後又改以畜牧為生，迄至商代農業即代之畜牧為全國民的主要生產方式。農業之盛又間接令人精研各種農業生產技術、農具、鑿井取水之技術，這對後代皆是有著極大貢獻。農業又養成中國人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性格，強調人和自然之和諧，這粗略言之不可不謂是商代農業興盛之功勞。

由於商民重農，古語有云：天時、地利、人和，這實是農業智慧的結語。在商之時，人多能有高度成熟的農業技術及器具，又多勤奮勞動，人和可達；而地利自盤庚遷殷以後，土地之擇取也已不再成為問題，剩下之問題便只有天時。然而，天時乃人力所不能控制。既不可掌，但天時又為農業收成一要素，如何可令天助己能得一好收成呢？這即引申出商民重視宗教之想法上。

商民雖相信自然是神秘而高深，也認為自己不能戰勝自然，但不代表他們完全否定人力對自然的影響。他們相信透過合理的祭祀、崇拜，即能令自然保障他們辛勞的收成，各種形式的宗教禮節即因此而生。

大略言之，當時的宗教活動有三種。

首先為崇拜各種不同的自然神，如山神、雷神等。這既出於對大自然的敬畏，也希望自然保護他們的辛勞成果。

其次則為對祖先的崇拜。商人多相信其祖先死後，其靈魂即化為鬼，但此鬼非別存於另一空間，而仍處於人世中，只是吾人看不見而已。吾人後代藉崇拜祖先，多希望祖先福佑吾家族中之各人，依此，我們也可知祖先崇拜有助家族之團結及鞏固。

最後則為統治者之祭天。依記錄，當時之祭祀數目繁多，而規模亦龐大。這實是和商人當時思想有關。因商人觀念多認為天乃人世君主權威合法性的根源，君主要得長治久安，其對天便得有一番崇敬，而崇敬只可透過對天的祭獻來表達，故其祭祀之數祭祀之規模自然龐大。當時，每次的祭祀都用上數百頭之牛羊，又用上大量酒食，即要舉行如此一次大型的祭祀，所需的必要條件為農業及畜牧業之盛，商代能進行多次這類祭祀，某程度上除了反映君主的誠心外，另一角度也側面反映當時農業及畜牧的繁榮。

以上是縱述商之宗教活動，但除了上述之外，商人也尚以甲骨占卜。中國最早之文字也於此出現。當時商人多有征戰於外，遇事之不能自決者，多用龜甲放於火上燒，再以其中之裂紋作吉兇之顯示。此為甲骨之最早用途，也是一種宗教形式。不過，這不代表商人全然迷信，因商人遇戰事時，多先作細視審察，而以甲骨占卜只為求心之安穩，故這雖是一種宗教儀式，卻是帶有理性之思慮，非完全迷信使然。

甲骨之占卜後來又演成周易之以卦象占卜，這是後來的進步，但其淵源於商，而商人又以理性待各宗教儀式，此一節尤當關注。

甲骨文為中國古文字之起源，此可見商代宗教之於文化上的影響；而祭祀時用上的器皿，其外觀多有不同的紋飾，也表示祭祀的蓬勃促進雕刻藝術之發展；農業又講求耕作之時分，孟子言：「不違農時」，又言：「斧斤以時入山林」，何時播種，何時伐木，實為重農所必需關注，於是商人又創曆法，開陰曆之先河，這些皆是文化、農耕、宗教的相互關連，也有著深遠之影響。

可是，還有一項最重要者未述及，此即為商業之初起。

如上分析，商以農業為主，而農業性格下，商民該是知足而常樂，何以會產生商業來？此問題是有意義的，有助我們了解中國式之商和西方之商的不同。

當知商業之生有二因，一為以利為商，一為以人為商。前者以利益為重，故又重爭利，壓低成本，用盡各宣傳手段以吸引他人。後者即以道義為重，既為義，必不求謀利，故能少爭而達至和，和生則有信，錢穆謂這是「信義通商」，此可是中國古人經商一特色。中國人又多不立契約，而重口齒，西方人則說如此經商必遭吃虧，非立約不可，這又是源於二者對商的看法不同，做法也不同。

商代之商源於見他人之所無，心有不忍，而己又因有多於自己就食之數之糧或日用品，故透過一種方式以己之所有，易其所無，這即是中國商業之起源。其精神全以顧及他人為主，不以圖利為務；他人足以為生，賣者也不再強迫他人再購，整個過程亦表現出對人的尊重，中國古代日後商業多有此特色，均是商代開創之功。

商代最初也是以以物易物為主要商業方式，及後隨著交易之流量大，加上部份農產品易趨腐爛，因而商人改用貝殼作交易媒介，此為中國貨幣之起源，曰貝幣。這也符合經濟史之一般演進。

由商人的交易精神、交易物品觀，可見當中滲雜濃厚之農業元素，農促進商，而商又令人得農作物，即商亦助農，二者在此相互扣緊。

總結而言，商之政治以兄終弟及為特色，乃後代所無；又商民重農，故重祭祀及促成各宗教儀式，而祭祀得可能亦見畜牧之繁榮；農業之盛又推動原始商業出現，宗教占卜促成文字之起源，這一切可見商的橫向一面之豐富及各處的相互扣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