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周之三

春秋以下為戰國時代，為東周之第二個階段。假如我們說春秋仍受西周制禮作樂的影響，則到了戰國，風氣已然大變。大國不再尊小國，而是進行吞併，亡人之國，迫人屈服；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也不再存有任何道義，陰謀詭詐不絕，一是皆以利益為本，這可說是戰國的特色，和春秋迥異。

在未說戰國任何史事之前，先補充一些重要的資料，以便我們理解春秋和戰國之異。我們一般多言春秋五霸及戰國七雄，其實，這裡不是指春秋只有五個霸主，戰國只有七雄。春秋時，中原實尚有衛、魯等國，數目是眾多的，只是勢力最大的為齊晉秦等國，故為簡易言，即稱春秋五霸；至於戰國，也不只是七雄，當時的東周王室仍存在於洛邑，只是不被人尊崇，依此，謂戰國只有七雄也不恰當。

不過，雖然如此，春秋至戰國多少是有轉變的，春秋末至戰國初，大量諸侯國逐漸被大國吞併，至戰國時，雖周室未滅，但剩餘於中土的國家約有七個即無疑，即就國家的數目論，春秋至戰國一段時間，顯然有一國家數目的大減，這可視為春秋戰國之轉變。

或問此事何然？可如此理解：春秋末，距平王弒父之時已久遠，禮崩樂壞之況亦日甚，而過往列國之所以不相互吞併，乃出於雙方仍存有敬、有尊，望他人之自願服從支持，敬、尊、重他人自願支持全皆出於禮樂之殘餘影響，現既影響日削，對他國自只求其服從，而不需理會其自願與否，最能令人服從之法莫過於亡其國，使其受辱，長此而往，此必大規模的大國吞小國，而國家數目因而驟減，這亦是順乎春秋之趨勢，只是更演激烈而已。

於此，我們也可預計戰國該是如何的一個局面，必為大吞小，小吞更小之局，如何相爭以圖存，也必為各個國家所重，這用我們以往借用社會學的說法，即戰國七雄實已陷入一賽場，各自求勝而迫他人失敗，則為各國之目的，也是各國唯一可能的出路。Weber又言在制勝處境（即賽場）中，工具理性的使用必最有效助人以達到目的，而當時若依工具理性的考量，必得出重視國富及兵強的結論，法家思想剛巧正是於這方面有極大的闡述，於是，法家必然亦會大行戰國之世。

以上只是就春秋末國家吞併劇烈而略依歷史脈絡推論，而看回事實，所反映者也多和我們的推論不謀而合。現即先述戰國之開始，再述戰國史事之概況。

戰國時代起於三家分晉及田氏篡齊二事。

有關三家分晉的詳情，其源頭可追溯至獻公及文公時。晉自獻公起即盡殺群公子，自此晉室無公族，即無同姓宗室；而權力上，自晉文公行富國強兵之改革後，晉歷代國君對具軍事才華的大夫皆極度重視，權力旁落至具軍事才幹的大夫身上。這些大夫對晉國君之繼承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到春秋末年，晉朝政由韓、趙、魏、知、范及中行氏六家把持，此六家即為具軍事才幹之大夫異姓階層。又此六家中，范及中行先後被滅，是時知氏最大，知聯韓及魏攻趙於晉陽，趙襄子反派人說服韓及魏合攻知，知後被打敗而其地也被三家瓜分，晉至此已為三家所控。公元前434年，韓、趙、魏瓜分晉國剩餘土地，只有絳與曲沃 兩地留給晉幽公。從此韓、趙、魏稱為三晉。前349年，韓、趙二家瓜分晉侯剩餘土地，晉國滅亡。此事後世稱「三家分晉」（在這事中，我們顯見其為大夫階層僭越而瓜分公室土地，此也是上承春秋已開始的禮樂崩壞的餘風而更烈之。）。

至於田氏篡齊，齊國之大夫田氏因長期把持齊國國政，為齊之實際統治者（其箇中理由也頗近三家分晉），終在後來亦篡齊原來之公室，放逐姜姓後人。國名雖未改，但此時之齊已和春秋時的不同。這亦是大夫僭越之例，依上述兩事，我們實可說戰國時大夫僭越之風尤比春秋更盛。

三家分晉等二事顯然開出和春秋不同之局面，後世遂以此劃分出春秋和戰國二時期。此為戰國之開始。

戰國是一於競爭求圖存的時代，競爭中雙方不再互尊，而只知令人屈服。如何方能令己有資格迫人屈服？必賴於軍事上的成功。而軍事如何可成功？最基礎必賴有充足的軍費，故更重要則為富強。如是，戰國很快即出現各國推行變法的局面，以圖富國強兵。

姑略說當時變法概況：

1. 魏文侯用李克為相，盡地力之教，促進農業生產及發展；又進賤買貴賣的商業政策，充實魏國之財政；軍事上，魏又用龐涓，加強軍隊的訓練，養成當時有力之軍事武力。

2. 楚悼王用吳起，亦注重經濟軍事，並對楚國的官場腐化加以肅清。

3. 韓國有申不害，重視君主術的使用，君主既能令臣下畏懼，臣下必不敢犯錯，而能盡忠職守，對國政亦有幫助。

我們不難發現三國之人物皆源於法家，如李克是法家重法一派，申不害則是法家重術一派等。蓋法家最強調具體的國富兵強，重視於賽場取勝，富工具理性思維，符合當時歷史環境所需；而法家又講君主駕馭臣下之術，這也可吸引統治者的興趣，故當時統治者多予採用。

但這裡宜多說一點，雖然各國厲行富國強兵的法家式變法，但不代表所有國家都能以相同程度強大起來。易言之，即各國雖同時起步進行法家化，但不是所有國家皆可徹底成一法家式的國家。因每個國家對法家思想的接受程度皆不同，有些或因文化包袱太大，覺得法家和己之原來思想抵觸，因而不願完全落實；有些或因朝中佞臣當道，因而阻礙法家的落實（這在楚吳起因打倒楚國貴族，因而不久被殺一事可見）。所以，要令法家徹底落實，只有在君主信用法家人物，同時，文化又沒有太大包袱之國家才能出現。秦，即為如此一個國家，故其能徹底變法，終至一統。

秦之變法內容多，也宜多所分析，宜另文再詳。於此，我們只需知七雄，即齊、楚、燕、韓、趙、魏、秦，皆有進行法家式的變法即可。

既已富國強兵，即戰端大啟。嚴格言，這可謂是同一時期發生。七國中，先強盛的為魏國，國君魏文侯乃為一英主，重用李克，魏惠王時，在龐涓領導下，魏軍曾得多次勝仗。然而，這處有一件事，足令魏的威勢受挫。

且說龐涓就學時有一同學，名為孫臏，龐邀孫至魏，及後知孫臏的軍事才能比己出眾，遂向魏惠王誣告孫臏，結果，孫臏遭刑，相足被斷，輾轉才至齊國。到了齊國後，孫臏苦讀兵法，而後來於田忌一次御馬射術比試中，其更用著名的「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助田忌得勝，田忌因而將孫臏薦齊威王，孫臏卒為齊之軍師。其他細節且不論，後來魏齊交戰（魏、齊共有兩戰，一戰在梁惠王出兵趙國，趙求齊之軍援，孫臏以圍魏救趙之戰術敗魏於桂陵；二戰為惠王出兵韓國，孫臏再施同一形式之戰術敗魏於馬陵），孫臏設局馬陵道，迫龐涓至道中一樹下，將其殺掉。魏之大將既死，魏勢也衰弱下來。

這件事是有著歷史重要性的，不只是一種報仇雪恨。首先，它反映著戰國時人的行為已不再尚尊、禮。不做不義之事已不可能，凡人皆為己之利益謀，龐涓即為一例，為了一己之利，同學多年之情亦可不顧，一斷孫臏之足，這可以說是充分反映人處於賽場，只求己利，不擇手段之工具理性心理，符合戰國特色。其次，它也間接展示戰國統治者之重軍事，如魏惠王之重龐涓、齊威王之重孫臏皆然。我們決不可徒以以眼還眼看此事可見。

魏從此被削弱，但齊之盛也不長，不久即和燕大戰，幾近亡國，趙、楚等國亦各有其盛及其亡，復於後文再述。

歸結全文，戰國乃一不同於春秋之時代，先有大量小國被吞併，繼有三家分晉等，正式開戰國之局。在戰國時代中，各國又重競爭圖存，於是乃重國富兵強，法家思想因而大盛，各國亦紛行法家式變法。而七國中最先興起為魏國，可惜及後龐涓被殺，魏軍力量遂因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