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困局

天寶十四年 (公元 755 年)，安祿山從范陽起兵，勢如破竹。高仙芝、封常清守洛陽，寡不敵眾，退守潼關，洛陽失陷。

玄宗以宦官邊令誠為監軍，邊令誠誣陷高、封二人，二人被殺，以中了風的哥舒翰守潼關。哥舒翰主守，楊國忠主開關進攻，結果一開關，潼關失守。玄宗奔蜀，長安陷落。

宦官李輔國擁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肅宗盡調西北精銳入中原勤王，致使西北空虛，盡為吐蕃所佔。吐蕃更一度攻陷長安，大掠而去。

郭子儀、李光弼率兵平亂，適值安史叛軍內閧，加上朝廷誘降安史將領，歷八年而亂事平。幸賴張巡、許遠死守睢陽，江南地區未受戰火波及，唐朝終依靠東南糧餉養西北士馬，苟延殘喘百年。

不過，和初、盛唐相比，唐室威信明顯大不如前，《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郭曖嘗與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下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實，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溫公所據乃趙璘《因話錄》，儘管真確性成疑，但由此已可窺見安史亂後唐朝皇室之不受重視。

李輔國後有魚朝恩，宦官掌禁軍成常態，於是動輒廢立君主。唐文宗欲聯合李訓、鄭注等剷除宦官，反遭宦官劫持幽禁，史稱「甘露之變」。《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在內受制於家奴，在外受制於藩鎮 (安史降將，常截留賦貢，且自定繼承人，謂之「留後」。他們也有自己的私家軍隊，叫做「牙兵」)，復添以回紇苛索，稍有志氣的知識分子，遂奮然提出改革主張。

惟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出身寒門，質素參差，與高門大戶子弟頗有不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

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

韓、柳、劉諸君有份參與「永貞革新」，可惜他們都是「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做事不循常規，用人唯親。

《舊唐書》記李德裕曰：

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准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

大體有志氣的知識分子多經科舉出身，受考試制度影響，他們不熟悉實際事務，只知「工詩賦謀進取」，態度又輕浮，部份甚至不脫市井氣，唯利是圖，此終激發高門大戶出身的朝臣與之相抗衡，促成長達數十年的黨爭。

就經濟制度言，廢均田、租庸調而行兩稅，政府不再授田，田地自由買賣，致使土地兼併再次出現，孟子「為民制產」的精神喪失。

官吏苛索遇上天災，卒之爆發農民大暴動。黃巢起事，波及全國。運河中斷，東南物資無法上調，制唐室於死命。大批於安史亂時逃至江南的門閥世族被殺，唐室失去向來依賴的社會基礎。

沙陀人李克用藉平亂崛起，盤踞河東，與控制汴梁 (運河樞紐) 的黃巢降將朱溫隔黃河對峙。宰相崔胤召朱溫入京殺宦官，朱溫不久殺崔胤，逼唐昭宗遷都洛陽。「白馬之禍」，殺盡衣冠清流三十餘人。開平元年 (公元 907 年)，朱溫廢哀帝自立，建國號「梁」，唐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