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漢(二)

漢自高祖歷文景，此一段時期，可說是西漢盛世之預備階段。及至武帝，對內建立士人政府，對外則南征北討，聲威遠播，此一切，皆是在西漢初年所奠定的基礎上進行。苟無漢初的休養生息，武帝斷不能有如此的一番作為，於此而觀，漢武之事業不能不說是高祖以來諸帝事業之有助促成之也。

又漢高以來留下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亦引導出武帝有何種之施政，於此處觀，也見漢初和漢中葉有傳承處，大體武帝一朝和高祖之連繫如上。以下我們將析述武帝之施政，可是，在論述之前，姑讓我們重溫一下高祖留下之問題，以助我們間接見出武帝時所需面對之問題。

高祖留下的問題可從政治、經濟、外交及學術四方面說明。

首先，在政治方面，「如何才是合適的對同姓王之處理？」及「如何招得學術人才進入政府？」為兩大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景帝曾給予回應，其回應之答案即為「削藩」，惜此答案並不能完滿的解決此問題，反而惹來沉重的後果，此後果即為「吳楚七國之亂」，亂事最後雖平，但同姓王如何被徹底解消，此事仍是懸而未決，於是，下至武帝，「如何徹底解消同姓王？」，乃成為當前一大問題，為武帝施政必須顧及。至於第二個問題，文景時尚黃老，又政府官員多以封侯具軍功者為主，要招得學術人才進入政府，當時似無相關之路徑，文景既未正視此問題，武帝自有責任面對之，此又為武帝需面對之第二問題。

再就經濟方面言，「如何節制商人資本及提高農民地位及利益？」也為漢高祖留下之大困難（其如何成為一困難，見前文），文景時，因採黃老無為之術，一面商人越來越富，土地兼併日烈，一面農民生活越來越苦，貧者越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卻無相應的措施使之拉近收窄，故文景非但沒解決問題，反把問題激化。武帝繼景帝即位，知貧富差距大必有害國家政權及社會之穩定，於是，其必需更用心、更迫切對待「如何節制商人資本及提高農民地位及利益？」明矣。「如何節制商人資本及提高農民地位及利益？」，在武帝一朝仍是需被解決之問題，而其迫切性又似比前代更甚。

外交方面，高祖留下之問題為：「如何在和親外另覓方法對負匈奴？」，文景因距高祖時代不遠，客觀環境無大改變，故仍採和親而沒對此問題加以理會。可是，到了武帝的時候，已距高祖三世，國力（包括軍事及經濟力量）早告恢復，又匈奴貪得無厭，屢使漢室受辱，如是，「如何在和親外另覓方法對負匈奴？」，武帝也該對此問題來個了斷。

最後，學術上，統一思想之工作自秦以降皆未曾被完成，武帝即位，自要面對此問題。

至此，我們或可概括一句：大體上，高祖施政遺下的問題，就是武帝施政要處理之問題，政治、經濟、外交及學術皆然。此亦為武帝施政之背景也。

以下我們將論述武帝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換言之，即武帝之施政內容，也可從政治、經濟、外交及學術四方面闡述。

首先，在政治方面，針對同姓王問題，武帝採用大臣主父偃之建議，行「推恩令」。「推恩令」的內容，大約言之，即不行削藩（名及實皆削去藩王所既有，即其封號及其封國），而改用保留諸侯王之封國及封號，卻需諸侯王把其封國分封給其子孫，其子孫又再分封給其子孫，如此而往，從而削弱封國勢力之法。又諸侯王之子孫得封後，其只限有食邑而止，一切封國內的行政及軍事工作皆交由郡太守等人負責，封國之擁有者不可干涉。如是，此已等於全面施行郡縣制，諸侯王現在只是有名無實的侯王，不再對漢室政權構成威脅。此為武帝對付同姓王之第一步。

武帝的第一步，就其本意而言，不就是賈誼《治安策》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意嗎？武帝從主父偃議，不過是把其落實而已。

然而，武帝仍不甘於此結果，他要的是對諸侯王之徹底剷除。於是，他遂有第二步。他藉著「黃金成色不純」為理由，除去一眾諸侯王的封號，自此而後，漢室領土上只有郡縣及郡太守，不再有諸侯王，至此，自高祖以來留下之同姓王問題才算告一段落。

再針對學術人才之晉身仕途，武帝即位後，即設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武帝重漢儒董仲舒，董子即為《春秋公羊傳》之專家博士也），士子可跟從博士學習五經入朝為官，此可謂是武帝辟出以供學術人才入朝之第一路。第二路則為賢良對策。皇帝依時政問出一些問題，要求對策者發表意見，優異者受錄用。士子由此路也可入朝，董仲舒及公孫弘即由此路為漢官員。除此兩路外，當時又有郡國長官察舉屬吏制度等，使地方人才能由此入中央。如是三路並進，進入仕途的多是具學術及政治才能的人才，漢初軍人專政及人才無法入朝之問題遂得解決。

其次，在經濟方面，武帝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其主要者有三。

第一，他禁止私人鑄幣，規定全國一律使用由國家鑄造之五銖錢（即把鑄幣事業國營化），以防止商人藉鑄造貨幣謀取暴利（此處也有一段故事可說，早於文景時，鑄幣事業是容許私人經營的，當時藉鑄幣致富者眾，其一即為鄧通，其所鑄幣名曰：「鄧通錢」。及至武帝，既要收窄貧富差距，節制商人資本，作為商人謀利事業的私人鑄幣事業自需禁止，或改為國營，否則商人仍得暴利，農商如何能齊？此政策實經武帝一番思量才被落實，而其源則始於文景）。

第二，武帝聽從理財大臣桑弘羊（其治財之法近法家）的建議，行平準及均輸法。所謂平準，其思想早於李克時已有，大意是於京師設平準官，當貨物價格低降時，貨物由政府大量購入，貨價高漲時則由政府售出，以防止商人（指私商）囤積居奇，平抑物價。至於均輸，則下令各地貢品，由均輸官收集，運到價高之地售賣，避免商人從中取利。此其實近似戰國時期商人買賣之方式，唯戰國之商人多私商，漢則以官商代之，其目的即在節制私商之資本。

第三，把鹽、鐵、酒專賣（當時有所謂「榷酤」），又行算緡及告緡令。算緡者，即工業所得稅，武帝規定手工業作坊主需繳納財產稅，稱算緡。又從事手工業者不交算緡，為他人得悉，且通知官府，告發者即可分被告者之一半家財，稱告緡。算緡及告緡令之設立，仍是要打擊及節制手工業者的資本，避免富者越富之況。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曾言漢武的重農抑商及國營事業為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此言頗切中武帝原意。姑勿論其落實之結果為何，就理念本身言，武帝旨在經過政府，拉近農商之距離，又令農民各以廉宜之價錢得其所需，避免商人過份剝削，農民生活過份困苦，其不為一種中國的社會主義為何？後人宜於此處觀，當更能見錢穆之卓見。

外交方面，針對「如何在和親外另覓方法對負匈奴？」，漢武帝主要採用兩種政策，一是派兵征討，一是聯絡西域各國，以斷匈奴右臂。

先就前一政策加以說明，錢穆《國史大綱》言：武帝對匈奴所採之軍事戰略不外有二，一為派兵打擊匈奴之主力軍，二為派兵分東西兩翼截斷匈奴之經濟及資源補給。此可謂已窮盡武帝對匈奴之軍事政策。蓋因高惠文景四朝已積累有足夠的經濟及軍事力量，故武帝可對匈奴大施討伐。

武帝先後派衛青、霍去病、李廣等人北伐匈奴，取得數次的勝利。武帝時國內之養馬事業又較文景時發達（後來攻打大宛成功後又得汗血馬），軍隊機動性提高，此亦有助漢軍對付匈奴。匈奴受挫，氣燄減少，至宣宗時更歸降漢室，溯其源頭，實始於武帝「一勞永逸」（此為錢穆語，見《國史大綱》）之對匈奴之政策。

除了派兵征討匈奴，武帝又有另一政策：派張騫出使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有關此事之始末詳情，本文無意深究，就大意言，則武帝有意聯西域諸國以對抗匈奴，於是，遂以「出使絕域」之名召能出使西域之人才（此乃特舉），張騫應之，武帝遂許以牛羊及侍從，伴張出國。

張騫第一次出使之目的地為大月氏（蓋大月氏之國王曾被匈奴單于所殺，且以其頭為酒器，對大月氏人造成極大之侮辱，又匈奴亦曾迫大月氏人遷離故地，武帝遂由此推測大月氏乃匈奴世仇，欲聯合大月氏以對抗匈奴），途中，張曾為匈奴拘留，且妻以胡女，但張仍不為所動，及後乘匈奴內亂，輾轉抵達大月氏。可惜的是，此時之大月氏已處安逸之況，月氏王對舊日之仇怨也已淡忘，反怕和漢室聯合，會惹起匈奴不滿，張騫於是無功而回。不過，雖就本來目的（即聯大月氏以擊匈奴）言，張騫是失敗了，但他仍陸續派人前往西域諸國遊說，因而令西域各國各自派遣使節前來中國，促進中西商業及文化之往來，使漢室聲威遠播，就後一方面觀，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仍是有意義及作用的。

這裡又可言及一概念，筆者稱之為「預料以外之結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所謂「預料以外之結果」，是指統治者施行一政策後，又或擴而言之，一歷史事件發生後，其所得出的後果為統治者或身處此歷史事件中之各人物所意料不及，此結果即為unexpected consequence。舉例言之，秦行韓非法家思想，主法後王，最終卻因法家配合不到當時之形勢，因而失敗（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因法家而對應不到歷史情勢，因而失敗之結果，此豈為始皇及李斯當初行法家時所能意料？然此卻是始皇等人行法家思想之必然結局，於此處言，我們即可說「秦因法家而對應不到歷史情勢，因而失敗之結果」為始皇所未意料，是unexpected consequence。

在中國歷史上，unexpected consequence的情況是經常出現的。張騫出西域便又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何以故？漢武當初派張騫出使，其原本意圖只是欲聯絡大月氏，以斷匈奴右臂，其並無意促進中西文化及商業之交流，使漢室之名聲遠揚西域。可是，張騫第一次出使的結果卻是令西域使節務名而來，和漢進行商業貿易，使漢之名聲得以宣揚，反而漢武之原來目的即不可達，如是，不就是一個unexpected consequence，為漢武及張騫所意料不及嗎？事實上，張騫兩次出西域的結果皆是如此，此可謂為充分闡明unexpected consequence的史例也。

回到外交政策之論述上，張騫第一次出西域大致如上。可是，張騫後來尚有第二次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之目的地為烏孫，地點雖別於第一次，結果卻是同一。烏孫於張騫抵達時，正值帝位繼承出現紛爭，烏孫王欲傳位予太孫，但其子（非嫡長子）不滿，意圖叛亂，是時全國惶恐，本已無意和漢結盟。加上烏孫國臣下多畏懼與漢結盟，易使烏孫與匈奴為敵，得罪匈奴，於是，其多不願答允張騫之請求。張騫遇境至此，其出使之不能成功自見。不過，和第一次同，他仍遣使至各國，結果原來目的雖不達，西域各國（包括烏孫）仍樂於遣使至中國表示友好，至是而漢聲威大振（此又是一次unexpected consequence）。

有人或問：張騫出西域，不就是無益於對付匈奴麼？誠然，其成效是不大的，但就文化促進之一路言，令今人仍有被外國人稱為漢人言，評張騫出西域完全沒有作用，此評亦未允當。我們或可採取一看法，出西域必是武帝欲打擊匈奴而為，此層斷無可疑，唯其最終得出如此的結果，得出和打擊匈奴無關之果，此則為武帝所未想及。就動機言，此為漢武伐匈奴之政；就其結果言，此政成了推動文化及商業之政，二者未必是衝突，我們也不應以其結果而責難武帝也。

在外交政策上，除了攻伐匈奴及派張騫出使外，武帝又有三項政策：攻打西南夷、南越及高句麗。因此三項政策未必和「如何在和親外另覓方法對負匈奴？」有關，故本文於現在才說。或問：政策之出現不是對應著某些問題嗎？何以此三政策平白無端的出現？此問題是問得恰當的，三政策亦非無端而起。以下續一論述。

先言攻打西南夷，此事之端實源於張騫出西域。張騫出西域時，經大夏，見當地有邛竹杖及蜀布，問：這些物件自何處而來，答曰：自身毒，張騫於是猜想西南必有一路可由中國通西域，繼而建議武帝開拓西南，武帝遂有攻打西南夷之舉。攻打西南夷始於張騫，而張騫要為此則是其欲避匈奴之鋒以安全出使西域，歸根結柢仍是匈奴，所以，攻打西南夷其實仍可視為漢對付匈奴一政策。

再論南越及高句麗，以南越為例，早自高祖開始，南越趙佗已欲叛漢自立，只是為當時漢廷大臣陸賈奉高祖之命封其為王而止。及至武帝，南越又欲叛漢自立，基於國土之統一，武帝遂有平南越之舉。此事亦非無端，而實根於高祖（南越屢欲叛而陸賈勸之，見《資治通鑑》）。後人又多以此言漢武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實情未必全是如此。

以上是外交方面武帝一代之政策，最後，學術方面，「如何完成思想統一之工作？」，武帝主要用董仲舒以完成之。董子對治此問題用上兩步，第一步是透過政治勢力把儒家思想列入正統，即史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二步即以儒家為骨幹，兼以道、法及陰陽為枝葉，從而建立一全面的意識型態（或統一的官方思想）。前一步屬硬性之思想統一，後一步為軟性之統一，二者皆到，漢武一朝遂可完成秦留下來之遺業。

先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闡述，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此乃其主獨尊儒術之主要文字。於此，或需略補充一下，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者，決非如秦代之法般，把諸子百家之書一律燒毀，其意只是諸子百家之思想屬私學，士人習此不可為官，而儒家思想則屬官學，習此可任官而已。就在野之社會言，諸子百家之說仍盛，於此層言，董子並無因統一思想而對民間的百家思想加以打壓，其「獨尊儒術」只是就上層，即統治階層言，此點尤重要，不可不知。

作為政治之指導思想，漢室不可再用儒以外之思想，否則即官民皆不得利，此大約是董子上文之意。可是，儒家思想本身是否足夠以作為政府的指導思想？就先秦儒言，孔子經孟子至荀子，其思想多重人文界，於宇宙界多不言；君臣之間的權術更不為三子所喜（此為法家之愛好）；而孟子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激進思想，亦不為統一天下之武帝所喜，於是，董子必不用先秦儒之思想為漢之官方思想明矣（事實上，先秦儒家思想本身也難作為大一統之漢室的官方思想）。舊的不可用，即需創造新的思想；其名曰儒，但儒本不可為用，於是當時諸子百家之思想遂被借來以混合為一了。

這裡涉及著不少的問題，難於此篇作交待，但大致上，就是先秦儒的那一套不合流，需加以其他之思想元素以糾正之，使其具資格成為漢之官方思想。

「何以董子不另立名目以標示新的思想體系，而要用儒家之名？又思想之混一工作如何進行？」有人或如此問。

有關第一個問題，可有不同的解釋。我認為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春秋戰國以儒、道、墨、法四家聞名於世，秦統一時，墨學已中絕，法為官方思想，儒道次之。及秦行暴政而漢高推翻之，法家的智慧雖仍有利統治（它實相當於現代的政治學），但因秦暴之忌諱，漢室多不敢明用，明用者唯儒道思想。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起，是亂之起除封建之禍外，亦因地方臣民不知忠皇帝所致，何以其不知盡忠於皇帝，即為漢初道家盛行之後遺症也。武帝初即位，見此風，焉能不改之，而唯有用儒家思想，此風方可改，於是，當武帝命董子一統思想，遂要其用儒家，此為第一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中國人向重述而不作，用馮友蘭語，即舊瓶裝新酒是也，除非新酒過新，舊瓶不勝負荷，否則國人決不創新，此可謂中國之通例。用於董子之上，董子之思想雖別於先秦儒，但其大體內容仍是以家庭倫常及政治社會為主，只是雜以陰陽家之天人相應及法家之無為術等，但其大節仍不失儒家之舊風，新酒雖新，但舊瓶仍可負擔，何嘗需另創新名？此可謂是董子仍用儒家思想之第二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漢時孔子已有一定之地位，若有儒家此具權威性之思想不用，而用一全新之思想，此亦不免可怪，基於上述三大理由，董子遂仍稱其混合思想為儒家思想。

至於第二個問題，簡約言之，人性論上，董仲舒用荀子之看法，言性為材質，無善無惡，需經聖王後天教化而為善（言其承荀是荀本亦認為人性是材質性，只是其更強調人性惡的一面，故言性惡，其本意和董子無大異）。宇宙論上，雜採陰陽家思想，主天人相應，皇帝失德，天即降災異，人要免禍，即需改善人文界各設置（此思想乃為了制君而設。漢武一代，天下歸於一統，人民無地可逃，皇帝根本不需，也不可能接納人民意見，和先秦儒時代不同，董子以天降災異為震懾，迫使皇帝接受人民臣下之見，雖其說不免迷信，但在無任何計策以制君之下，以天制之不妨亦是一有效之法，而其中心意念仍是出於求君納人民之言，和先秦儒所持信念，於此似無大異）。統治術上，主君主無為，臣下有為（承法家及黃老道家之無為意）。社會上，定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此本承孔子之正名主義，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唯孔子之意乃一雙向關係，即君不君時，臣可不臣；董子則改之為單向關係，即君不君時，臣仍要盡忠於君，父及夫兩層皆然。此改易固然生出了不少問題，新儒家更以此為漢代儒家墮落之表現，但其承孔子而有改，此事實無可疑。

思想混一之工作大體如上。董仲舒又曾有兩語，值人深思。一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是遺子黃金不如遺子一經。就前一語言，義利分判，重義輕利，明道而不求功，此不就是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闡發麼？由此見董子承孔子及儒家而來。就後一語言，我們也見西漢一代習經為官才是謀生之上選，其好處遠比得黃金萬兩為優勝。士風如此，漢之學術自必更加倡盛。

武帝一朝之施政已述。一定程度上，武帝之施政是可處理高祖以來之問題，唯武帝的施政本身於落實時仍多有缺陷，如經濟上，重農抑商對農民之受惠仍少，私商等既得利益者亦受損；外交上，連年征伐也使人命大量傷亡，國庫大量虛耗（唐杜甫《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王開邊意未已」，此雖是暗諷玄宗，但對武帝之批亦恰當）。武帝晚年，雖有《輪台之詔》，下詔罪己，改用與民休息政策，但不免為時已晚。

總括而言，武帝一代乃西漢之全盛期，其政承高祖之問題而開展，其治在高惠文景積累的基礎上而發揮。雖偶有誤失，但大致而言，其仍不失為一英主。武帝以後，漢室漸入衰運，而衰運之泉，又多是武帝所生，武帝對漢室盛衰，實扮演著一重要之關鍵，此亦是武帝之歷史地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