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正義論」與「民生主義」

羅爾斯 (John Rawls)「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和孫中山「民生主義」同屬左傾，但彼此的理論基礎絕不相同。

羅氏述說社會上最不利者該被照顧的原因：享有高收入、高資歷的人，其成就不完全由他 / 她單獨奮鬥而得，也需有培育他 / 她才能的機緣，以及適合他 / 她發揮所長的社會制度和環境。

舉例言之，一個小孩能長大成為鋼琴家，童蒙時可能遇過名師指點，家長亦悉心裁培。至於彈琴可以賺取可觀收入，跟政府大力推動、社會大眾對鋼琴演奏者有一定需求有關。

這些因素都是外在的，偶然的，基於人「希望得到自己應得 (努力多少，就回報多少) 的」直覺，高收入、高資歷者應該把其收入一部份交出，用以扶助缺乏機緣培育才華、社會制度和環境均不利他 / 她發揮所長的最弱勢者。

有人或許會質疑：高收入、高資歷的人怎會樂意獻出財富幫助最弱勢者？羅氏回答：設想人處於「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所遮掩，不知道自己整個人生是幸運還是不幸，自己將成為最強勢者抑或最弱勢者，基於人不願承受最惡劣的下場，他們必然會選擇最弱勢者應該受最強勢者幫助。不過，所謂幫助，不是要取消私有財產，也不是要消去收入不平等，而是令貧富差距可以讓最弱勢者能夠得益。

這裡，羅氏其實一直預設，人為一獨立自主的、懂得理性思考的、冰冷的個體，其「正義論」的左傾，是以此為理論立足點。

孫中山「民生主義」傾向扶助農工，其背後原因，可用廖仲愷以下一段話解釋：「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廖仲愷先生哀思錄》)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孫的左傾，正扎根於不忍人之心，即仁愛上。

由於愛護被壓迫農工，於是要替他們充權，直接民權主張因而確立。又仁愛不允許鬥爭，故此，他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絕對的手段之社會革命思想 (即共產主義)」。

《民生主義第二講》:「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孫中山對私有財產、收入不平等是容許的，他僅反對社會貧富嚴重不均。如是，「民生主義」竟在結果上與「正義論」相契合，只是理論立足點迥異，孫始終相信：人是感情洋溢、具有怵惕惻隱之心的道德主體 (遙承儒家孔孟心性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