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後學指示路向

在與楊聯陞的通信中,錢穆明言《朱子新學案》乃其撰述宋明理學的最後專著。他說:

惟穆一向習慣,對某一問題鑽研出一大體,即復轉移興趣到某一新問題上去,關於宋明理學方面,待《朱子學案》成書,恐不耐再有探索矣。(《致楊聯陞書 (1966 年 6 月)》)

不過,話分兩頭,他心中仍存有不少有意義的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題目,見以下一段:

拙稿成,有兩項工作比較值得用力,一為二程《遺書》之研究,能將程朱意見劃分,庶可發揮出二程意見之真相,此一也。又一為王船山思想之研究,船山最服膺横渠,即據船山來看橫渠、朱子之異,此二也……若論理學家採酌道家,最主要者應為北宋濂溪、横渠、康節三家,南宋則朱子,明末則船山。陸王較與道家為疏。(同上)

概言之,

(a) 二程《遺書》研究,將程朱意見劃分,發揮二程意見真相。

(b) 王船山思想研究,據船山來看橫渠、朱子之異。

(c) 理學家與道家的關係,特別以濂溪、横渠、康節、朱子、船山為中心。

皆是可能用力的方向。

另有一段:

穆目前對此問題,胸中積有不少意見,若有人能相從,指導其各自分頭撰寫,或專論,或專書,當可得許多題目,惜乎甚少人能擺棄生活負擔,在此方面埋頭耳。即如顏習齋《朱子語類評》謂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云云,穆遍檢只得一條,又非確在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不知習齋何以如此云云。若能即據習齋此書逐一評之,亦非無意思,然非真能細讀《語類》而通其大義,亦無從下筆也。又如陽明格庭前竹子,此故事幾乎人人知之,乃不知《語類》中朱子亦有格竹笋之故事,惟先有一題目去格,即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

穆又感到朱子辨古史,其眼光,其方法,皆遠出崔東壁《考信錄》之上。東壁《考信錄》遠在三十年前讀過,此刻無精力再來覆看,若能以朱子《語類》與東壁《考信錄》並讀,亦大有趣。穆曾將方玉潤《詩經原始》與朱子《詩集傳》對讀,覺方氏多取朱說,其持異見者,朱子所得當在十之六七,方氏則僅得其十之二三。若有人能會此兩書,再寫一新本,而參考清代考據學者治《毛詩》、治《三家詩》之所得,而外形則多采方氏,此書可資通俗而不失其雅也。又如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多用朱子語,若能勾出,見其書確有與理學有淵源者,至其「意見殺人」之說,則太炎言之甚是。東原早年師江慎修,亦自有來歷也。章實齋《文史通義》謂「治性命者必究於史」,自居浙東傳統,以與浙西樹異,其實「《六經》皆史」陽明雖有此意,陽明學派卻極少治史學者。朱子極留心史學,故推尊涑水為六君子之一,其傳人如黄東發、如顧亭林,皆史學湛深,烏得以東原、實齋上擬朱子與陽明?《文史通義》中多精語,早在朱子《語類》中可覓得相近似語,而陽明《傳習錄》無之。陳東塾《讀書記》以朱子與鄭康成並提,其論康成治學精神可謂深允,清儒三百年所未有,顧於朱子治學精神則無法用同樣幾句話說出。穆於朱子教人治學方法亦擬專列一篇,篇下分章細論。

在錢穆眼中,其他可以用力的方向如下:

(A) 顏習齋《朱子語類評》「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來源考證。

(B) 陽明格庭前竹子,與《語類》中朱子格竹笋故事,兩者之間的異同。

(C) 朱子《語類》與崔東壁《考信錄》並讀,從而突顯朱子辨古史之眼光、方法,遠出崔東壁《考信錄》之上

(D) 結合方玉潤《詩經原始》與朱子《詩集傳》,寫一新本,參考清代考據學者治《毛詩》、治《三家詩》之所得,而外形則多采方氏,致使新本通俗而不失其雅。

(E) 勾出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所用朱子語,見其書與理學有淵源者,也見其早年師江慎修,自有來歷。

(F)《文史通義》與朱子《語類》之傳承關係。

(G) 承陳東塾《讀書記》,比較朱子與鄭康成教人治學方法。

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收錄了錢 1961 年 2 月 1 日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一段:

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

「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這在錢穆身上是得到充分體現,他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