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後學指示路向

在與楊聯陞的通信中，錢穆明言《朱子新學案》乃其撰述宋明理學的最後專著。他說：

惟穆一向習慣，對某一問題鑽研出一大體，即復轉移興趣到某一新問題上去，關於宋明理學方面，待《朱子學案》成書，恐不耐再有探索矣。(《致楊聯陞書 (1966 年 6 月)》)

不過，話分兩頭，他心中仍存有不少有意義的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題目，見以下一段：

拙稿成，有兩項工作比較值得用力，一為二程《遺書》之研究，能將程朱意見劃分，庶可發揮出二程意見之真相，此一也。又一為王船山思想之研究，船山最服膺横渠，即據船山來看橫渠、朱子之異，此二也……若論理學家採酌道家，最主要者應為北宋濂溪、横渠、康節三家，南宋則朱子，明末則船山。陸王較與道家為疏。(同上)

概言之，

(a) 二程《遺書》研究，將程朱意見劃分，發揮二程意見真相。

(b) 王船山思想研究，據船山來看橫渠、朱子之異。

(c) 理學家與道家的關係，特別以濂溪、横渠、康節、朱子、船山為中心。

皆是可能用力的方向。

另有一段：

穆目前對此問題，胸中積有不少意見，若有人能相從，指導其各自分頭撰寫，或專論，或專書，當可得許多題目，惜乎甚少人能擺棄生活負擔，在此方面埋頭耳。即如顏習齋《朱子語類評》謂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云云，穆遍檢只得一條，又非確在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不知習齋何以如此云云。若能即據習齋此書逐一評之，亦非無意思，然非真能細讀《語類》而通其大義，亦無從下筆也。又如陽明格庭前竹子，此故事幾乎人人知之，乃不知《語類》中朱子亦有格竹笋之故事，惟先有一題目去格，即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

穆又感到朱子辨古史，其眼光，其方法，皆遠出崔東壁《考信錄》之上。東壁《考信錄》遠在三十年前讀過，此刻無精力再來覆看，若能以朱子《語類》與東壁《考信錄》並讀，亦大有趣。穆曾將方玉潤《詩經原始》與朱子《詩集傳》對讀，覺方氏多取朱說，其持異見者，朱子所得當在十之六七，方氏則僅得其十之二三。若有人能會此兩書，再寫一新本，而參考清代考據學者治《毛詩》、治《三家詩》之所得，而外形則多采方氏，此書可資通俗而不失其雅也。又如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多用朱子語，若能勾出，見其書確有與理學有淵源者，至其「意見殺人」之說，則太炎言之甚是。東原早年師江慎修，亦自有來歷也。章實齋《文史通義》謂「治性命者必究於史」，自居浙東傳統，以與浙西樹異，其實「《六經》皆史」陽明雖有此意，陽明學派卻極少治史學者。朱子極留心史學，故推尊涑水為六君子之一，其傳人如黄東發、如顧亭林，皆史學湛深，烏得以東原、實齋上擬朱子與陽明？《文史通義》中多精語，早在朱子《語類》中可覓得相近似語，而陽明《傳習錄》無之。陳東塾《讀書記》以朱子與鄭康成並提，其論康成治學精神可謂深允，清儒三百年所未有，顧於朱子治學精神則無法用同樣幾句話說出。穆於朱子教人治學方法亦擬專列一篇，篇下分章細論。

在錢穆眼中，其他可以用力的方向如下：

(A) 顏習齋《朱子語類評》「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來源考證。

(B) 陽明格庭前竹子，與《語類》中朱子格竹笋故事，兩者之間的異同。

(C) 朱子《語類》與崔東壁《考信錄》並讀，從而突顯朱子辨古史之眼光、方法，遠出崔東壁《考信錄》之上

(D) 結合方玉潤《詩經原始》與朱子《詩集傳》，寫一新本，參考清代考據學者治《毛詩》、治《三家詩》之所得，而外形則多采方氏，致使新本通俗而不失其雅。

(E) 勾出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所用朱子語，見其書與理學有淵源者，也見其早年師江慎修，自有來歷。

(F)《文史通義》與朱子《語類》之傳承關係。

(G) 承陳東塾《讀書記》，比較朱子與鄭康成教人治學方法。

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收錄了錢 1961 年 2 月 1 日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一段：

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

「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這在錢穆身上是得到充分體現，他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