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的存在哲學與「雨傘革命」後香港人不尋常的政治冷感

二次大戰結束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思潮一度盛行於歐洲大陸，特別是德、法兩國。

法國哲學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 是「存在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提出「存在先於本質」，可說是「存在主義」的中心要旨。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並不是先天地被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人後天的種種選擇和決定。人要進行各種選擇又不能離開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因此是人塑造自我的先決條件。

沙特的講法，其實是針對當時的基督教而言。傳統基督教認為，人先天地帶有原罪，這是人的「本質」。人由是需要透過後天的祈禱、懺悔，求上主赦免自己的重罪。可是，歷經兩次大戰，基督教的「上帝存在」逐漸失去說服力，代之以「上帝已死」(尼采語)。上帝既死，一切必須被重新估價，包括人的「本質」。沙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批評「本質先於存在」的傳統觀念，轉而提出「存在先於本質」。他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學會自作主宰、自我承擔。

沙特認為，人自有生以來，即需為自己的各種選擇負責。老師、傳媒、歷史案例、基督教義......可給予你一些建議，但不能替你作出選擇和決定。選擇權和決定權始終由你掌握。據此，沙特提出另一著名論斷：「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

面對被迫接受的「自由」，人會感到極為焦慮不安。於是，有人打算用種種方式作出逃避，沙特稱此一念頭為「墮落的信念」。不過，沉醉於「墮落的信念」終究不是人存在之正道，「承擔過去、活在當下、展望將來」方能把人的真實存在彰顯，「過去」、「現在」、「將來」由是在人的真實存在的帶動下，連貫在一起，不再互相割裂。

驟眼看來，沙特對「存在」的見解略嫌抽象。可是，倘若我們把它應用於分析香港今天的政治狀況，我們即不難理解沙特的想法了。

「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這不僅代表著「民主回歸」夢碎，還反映著「和平抗爭」的做法行不通。然而，香港人過去三十多年正是以前者作為社會抗爭之目標，後者作為社會抗爭的手段。時至今日，抗爭之目標、手段竟被宣告無效，新的抗爭目標及手法卻尚未成形。一個類似「上帝已死」的困局由是出現，惹得香港人既焦慮，又不安。

香港人面對一片慘白的前景，反應不一。有人勇於承擔過去，把握現在，為將來的「香港國」樹立「本質」。可是，更多人是選擇「掩耳盜鈴」、默不作聲。他們說「這個城市真的變得太多了，無藥可救了！我要走了！」、「香港那麼多『港豬』，不死去才古怪呢！」，反映他們以「墮落的信念」逃避著自作主宰、自我承擔的責任。他們焦慮、沉淪、自欺，其最後必然走入自我放棄、自我毀滅一途。今天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本土政治議題異常冷漠，顯然是「墮落的信念」的體現，是逃避著自己應盡的責任。這種狀況長此下去，對香港日後的整體發展，實在是百害而無一利。

人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同樣道理，香港也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彰顯其獨一無二的存在。今天的香港人，更多應該：

(1) 承受香港過去數代人所造成的過錯；

(2) 勇武投入當下的抗爭行動；

(3) 為將來「香港建國」訂立出種種切實可行的構想。

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夠繼續有意義地存活下去。這亦是沙特思想對今天香港的貢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