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周之補篇

有關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稱霸吞併過程，我們基本上已經說過了，雖不算非常詳細的敘述，但作為初步認識春秋戰國的歷史，我認為是足夠的。

我們又用了六篇文章詳述了春秋戰國時期最重要的四家的思想，儒道墨法的思想，此部分可說是中國學術文化耀煌期的反映，亦是中國哲學思想發達期之結晶。當然，我不能說六文已窮盡四家思想，但作為大綱要領，開出引人繼續思索的端緒，我認為此六文亦是可以的。

那麼本文是為著什麼而寫呢？回想我們最初談歷史的研讀可有兩個方面，一曰縱，一曰橫。縱，指歷史上王朝列國的興亡盛衰消長事跡；橫，指一朝代、時代的文化、經濟等各方面之事跡。對應我們討論春秋戰國，前五篇文章可以說是代表縱，後六篇則可以說是代表橫。可是，縱一面固有部份事跡前文沒敘述過，橫一面前文亦偏重於學術思想，對經濟、戰爭形式之演變等均未論及，故遂作此篇，以補之前文章的不足。

以上可以視為本文寫作動機的簡介，以下將要談到內容部份了。不過，在談內容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將由西周至戰國所表現的一種趨勢簡明的說一次，這趨勢很重要，只有明白此趨勢，才可明白春秋、戰國的不同處。

此趨勢可闡釋如下：自周武封建以後，周即決定以血緣捍衛王室、鞏固政權，但三監之亂顯然展示此決定是有弊的，和天子有血緣的不代表他就忠心於天子，於是，周公對此弊加以改善（不是消除而是改善），其改善之法為制禮作樂，定名份。但禮之所以為臣下守，其首要條件是天子亦守禮、循名份，為君要行君道，為子要行子道。西周末，先有幽王為君不行君道，再有平王為子不行子道，禮行之首要條件沒了，禮自然亦不行。

禮於當時主要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社會層面，一是人的行為層面。就前者言，禮有助社會秩序的維持；就後者言，禮有助規範人的行為，避免人欲橫流。西周末東周初，禮既崩樂既壞，即社會秩序必告散亂，而個人行為亦將無規範可約制之。事實上，春秋時的篡弒兼併，亂倫奪位即是由此造成，是此方面的反映。

可是，春秋畢竟和幽平禮崩樂壞的時期相距不遠，各諸侯對禮的服膺程度仍是深刻的，加上沒有了禮，社會即告混亂，人的行為即無所適從，諸侯地位亦隨時有被僭越的危機，於是，各諸侯多有一復禮的意向。同時，戎狄橫行、周室不被尊崇，這亦令受夷狄侵擾的國家及周天子希望有一強而有力的力量以捍衛。結果，當提倡尊王攘夷、反對僭越的霸主一出現，即成為春秋的主要政治特色，齊桓晉文的稱霸可謂由此起。

不過，春秋霸政只是承著周禮影響之餘威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能被禮深刻影響的諸侯必少了，能尊周室的諸侯也少了，依此換來的自然就是不尊周室，不尊他國的政治局面，不尊他國之另一面即吞併他國，於是，戰國之局遂開，這也是春秋和戰國之間最大的演變處。

由於戰國時代重吞併，滅他人之國以圖存，工具理性遂橫行，利益計量成為主要思維方式，法家、縱橫家便是利用這種思維的最佳代表。又各國既求圖存，即要內部加強國力，於是，各國紛紛施行改革，當中，尤以秦商鞅變法最徹底。經過商鞅改革，秦國力大增，加上一些歷史、地理上的機遇，彼竭而我盈，終令秦能併六國而歸一。

此種對春秋戰國的大勢的闡述也可算是一春秋戰國情況的概述，但簡言之，就是傳統的社會個人行為規範失效，新的規範未生，當中之間斷及由間斷而生的問題，即是春秋戰國精神及其概況之所在。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文，春秋戰國在橫的一面除了學術思想之發達外，其經濟、戰爭模式、文學等方面亦有顯著的不同及變遷，分述如下。

首先，經濟方面，在我們論商代經濟時，我們曾說，商代的經濟是農業為主，畜牧及商業貿易次之，而商業貿易又必建基於農業之豐收及發達。這個情況歷西周至東周初大體沒變。春秋初期，工商業是由官府經營的，而全國的主要生產方式則仍是農業，由此可見。可是，自春秋後期始，情況有了點轉變，私人工商業、商品貿易經濟相繼大盛，農業亦急促發展。或問：何以有此轉變？推其原因，或可從下列五方面解釋。

第一，由春秋前期至後期一段時間，鐵器牛耕已逐漸普及；各國又相繼推行法家式的富國改革，於其國土境內大量修築水利建設及改善灌溉技術。這一切皆有助農業產量的上升，春秋後期農業之急促興盛實由此起。農產量急升，用以進行貿易的貨物必急升，商品貿易數量因而相應提高，此亦見出春秋後期商業大盛之因。

第二，由春秋前期至後期，戰爭漸趨向激烈，滅他人之國以圖存之勢已成。在此弱肉強食的情況下，各國要存即要有足夠的軍事用品，這遂形成對軍事用品的需要；而有求必有供，當時被求的軍事用品多是車、船、皮革、兵器等居多，故造車、造船、冶鐵等業遂發達，造車、造船等各為工商業之一門，春秋後期及戰國時代之工商業興盛即從此而起。

第三，春秋前後，各國漸開發更多的道路以作戰爭時運送物資及軍隊之用。交通設施的廣泛發展，雖原意是為了軍事，但間接亦有助商人縱橫各國進行貿易，加速商業的發展。

第四，春秋後期，封建制已告崩潰，宗室貴族勢力大削，無以為生，遂開放山澤資源予人民，從中抽稅。山澤資源的開放，無疑給予人民資源物料以進行不同類型的工商業，間接促成工商業的興盛。

第五，隨著法家改革之推行，土地私有制漸取代井田制，這使一部份工商業由官府轉而為私人經營，私人工商業產生。

當然，以上的解釋只是極粗略分析而得的結果，但以此見春秋前後期經濟狀況之不同之所以生成之由，筆者認為是可行的。

由於春秋後期的農、工、商業發展蓬勃，下迄戰國，大都市遂臨立，富商亦日益眾多，這亦是符合商業發展蓬勃的規律的。

需知商業之所以可能，有一能集商會市之地是極重要的，而一地能成為集商會市之地，人流旺盛必是首要條件（人流旺盛才可確保商販的供應有一定的需求），春秋末至戰國商業繁盛，即此時全國各地必有多個人流旺盛之地方可見。人流旺盛，商業頻繁，皆是大都市的特色，則春秋戰國商業之盛必連帶到大都市的興起。商業往盛，大都市繼而出現，這是商業發展必有的規律，春秋戰國先有商業之盛，再有大都市出現，不就是符合了商業發展必經的規律嗎？

在此宜補充一點，或問：以上分析只能說到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都市的出現，卻說不到這些大都市在哪？這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如上述，這些大都市皆是人口集中之地，而在春秋戰國時代，一地之所以人口得以集中，原因不過二，一是此地聲名地位高，一是此地交通之特別便利。又只有各國之首都才能兼名聲高而交通便利之勢，如是者，則人流集中之地必是各國的首都可知矣。我們只需找出各國首都所在，自見當時這些大都市之分佈。

戰國時，齊的首都臨淄、趙的首都邯鄲、秦的咸陽等皆是大都市，來往買賣的商人眾多，而商業所得財富及興隆，又有利一國政治上的穩定及文化事業的發展，故當時的臨淄、邯鄲等同時又是政治及文化上的中心。

以上是戰國商業之盛促成大都市出現之解說，也可視為春秋戰國工商業興盛概況其中一面之簡述。

至於春秋戰國商業之盛促成富商眾多，此層更易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皆設關口，儼如有不同的獨立國家。各國由於地理位置不同，資源、所供應的軍事用品及農產品因而也不同；可是，各國的需要卻是一，是軍事上取得足夠的軍事用品，如是者，各國若要在軍事上取得其所需用品，其必定要經過跟他國的貿易可見。但誰擔任由甲國轉運物資至乙國進行貿易的中間人呢？商人。這些商人由甲國（如齊臨淄）用低價取得物資，再運至乙國（如趙邯鄲）以高價出售，扣除運費，當中的差價即是其所得的利潤了。當時商業頻繁，加上各國同有軍事需要，則農產品及軍事用品必定有市場，作為中間人的商人，以某國之所有供他國之所無，日積月累，遂成富商，春秋戰國富商輩出有如此。

就春秋言，當時的富商有鄭國的弦高、衛國的子貢；後期則有越國的范蠡；戰國時又有魏國的白圭、猗頓，趙國的郭縱。不過，在眾多富商之中，最具重要性的莫過於秦的呂不韋。蓋因呂不韋憑其利益計量的手段，使自己進入秦國之政治舞台，成為秦國之宰相（詳情如下：他先將其愛妾趙姬嫁予當時為趙國人質的異人，再助異人回國及使其得任秦國君，及後異人死，趙姬之子自順理成章成為秦國之新國君，但趙姬之子本是姬嫁異人前已懷的呂之骨肉，即呂實是助其子為秦國君，其子既為秦君而其妾既為秦太后，則呂不韋自可輕易入秦之政壇，任秦之宰相）。透過商業之眼光及所得金錢以擠身政壇的人物，歷史上實不多見。由於其異於他人之識見及野心，呂不韋遂成歷史上一特別著名之商人。

商業興盛又必代表交易流量的龐大，商代時，商業貿易數量不多，人民用以物易物進行貿易，尚可應付；可是，春秋末戰國初，一次貿易所要的物品數量是龐大的，再用以物易物之法的話，根本不可能進行貿易，再者，用以物易物的話，部份換得的物品如蔬果之類隨著日子的久遠亦易於變壞腐爛，加上當時貿易的數目亦繁多，於是，一新的交易媒介實是迫切需要。結果，各國始用各種貨幣取代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這可說是中國經濟史上一大進程。

我們且看看當時使用貨幣之概況：戰國時，韓、趙、魏鑄以鏟形之布幣為交易媒介。齊、燕則以刀幣為主。周、秦以圓錢為主；楚以蟻鼻錢為主。

至此我們或可發現一問題，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貨幣，當商人在甲國進行貿易後再至乙國進行貿易，其必然是要經過貨幣兌換的過程，但貨幣兌換是繁複而費時的，加上戰國時商業頻繁，一商人或要穿梭不同國家，若每過一國貨幣即兌換一次，這無疑是浪費商人的時間。我們又要想像當時的計算工具仍不是非常完善，雖然運算工具在春秋戰國時已有改良，但人手計算龐大數目，時間始終是要花上的，程序亦是複雜的。這對商人來說明顯是弊不是利。既然是弊，商人自厭之，但此弊之根源乃在於列國臨立及各自使用自己所鑄之貨幣所致，於是，商人基於自己利益，遂多傾向全國盡快走向統一，而不支持列國並立，後來秦快速的一統，商人之心態可說是是一決定之因素，由此，我們亦可見商業經濟因素之影響政治發展的一面。

大都市臨立，富商眾多，貨幣廣泛使用，三者皆是春秋戰國時期商業興盛的概況。至於春秋戰國農工業的興盛情況，農業方面，以秦國為例，秦便置有都江偃及鄭國渠等水利建設，以促進農業發展，《呂氏春秋．任地》後來又記載了「五耕五耨」，為當時農業耕作之技術，此皆反映秦農業設施改善，技術改進之況。由於農業興盛，遂令市場上有各式各樣的農產品得以出售，有助貿易；而農業產量高，軍糧即可充足，這亦有助軍事上力量的增進。工業方面，當時吳、越的刀劍，趙的冶鐵，齊的紡織，楚的皮革皆著名，楚辭言：「操吳戈兮披犀甲」，戈之類的兵器乃以吳國製造的為上乘，即此可證。而工業品種上又有製陶、紡織、造木、製革、煮鹽、漆器、刺繡等，部份官營，部份私營，種類繁多。以上則可為春秋戰國工業興盛概況之一面矣。

歸納而言，春秋戰國之經濟是承上而又再有發展的，以農業為基礎再於之上進行商業，此為承上一面；而農業產量的急升，私人工商業蓬勃，則為發展之一面。而又因有所發展，與之相應的結果亦隨之而來，大都市、富商皆是這些結果的例子，而其中之一貨幣的廣泛使用更因各國所用貨幣不同，為商人帶來嚴重不便，因而間接加速全國統一步伐的進行，這可見經濟對政治發展之影響有如此，學者不容忽視經濟一面之重要性。

現再談一下春秋及戰國時期戰爭模式之轉變，大體言之，春秋時期較重車戰，而戰國時期則有騎兵及步兵戰之出現，此為一大不同。其次，春秋之戰事延續時間一般較短，最長也不過數日，可是，到了戰國則不同了，一場戰事往往需數年時間以決勝負，以秦趙長平之戰為例，前後便歷時三年，即此可見。其三，春秋戰爭之規模普遍較小型，而戰國之戰爭則大型多了。再以長平之戰為例，趙國於是次動員的人數幾是全趙國所有成年男子之數目，換言之，即趙實動員全國成丁以應強秦，這在春秋時期的戰爭中是從不出現的，唯戰國特有，此又為兩時代戰爭模式轉變一要處。

除以上所說外，春秋戰事雙方普遍帶有人道精神，所用戰略亦不願傷及無辜，而重視守禮，以宋楚泓水之戰為例，襄公寧兵敗也不願承楚軍隊形未列而進攻，此明顯反映春秋戰事守禮之特色。可是，到了戰國，人道精神遂不再為各國所重，水淹他國都城、坑殺降卒等，不時發生，長平一戰，秦將白起即坑趙降卒四十萬，此即為一例。

或問：戰國戰爭何以變得如此凶暴？回想一下我們開頭說的大趨勢，春秋時，各國普遍仍滲透著周禮的習染，故其戰爭多尚禮而不殘暴；但到了戰國，這已是一不再談禮，而講弱肉強食之時代，若仍不凶殘對待對方，即為對己不利，於此情況下，各場戰爭的規模、使用戰略之方式等自必較春秋時更狠更不人道，只有如此，滅他人之國以圖一己之存方能成為可能，這某程度上亦是春秋戰國歷史發展必經之結果，不足深責。

回到戰爭形式之討論，在兵器使用上，春秋的兵器種類不多，殺傷力亦不大，多用青銅製成；戰國則多用鐵兵器，又有殺傷力較大的弩機，兵器種類繁多，這也是符合著兩時代各自的歷史發展趨勢，因而得出的結果。論春秋戰國二時代戰爭形式之不同及變遷大約至此。

在進入談文學之前，或可補充一些資料，從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即戰國時代，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而每次戰爭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據《春秋》記載的戰爭數目計算，春秋時則有戰爭483次之多。就表面戰爭數字看，或認為春秋戰爭激烈過戰國，可是，當大家想一想我們剛才分析的，哪個才是真正的戰爭激烈之時代，相信大家定會認為戰國才是答案，而不是春秋。

文學方面，其實可談的是可以很多的，事實上，文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是面對著同樣的問題的，即我們該重內部理路（文學史上之內部理路是指文學作品之賞析，思想史上內部理路是指各家思想之內容及概念），還是該重外緣關係（文學史或思想史上外緣關係皆指作品或思想生成之時代背景、地理位置等）。可是，本文無意於此等處周旋，本文旨在觀春秋戰國之文學如何由春秋戰國之時局所生成，又如何反映春秋戰國之況，其他關於賞析的，因和春秋戰國之治亂興衰關係不大，基於篇幅所限，遂不加敘述，盼見諒。

有關春秋戰國之文學，一般皆認為《詩經》是春秋時期的代表作品，《楚辭》則為戰國時期之代表作，但這只是粗略之說法。嚴格言之，《詩經》早於西周初年已出現，而《楚辭》則是戰國中晚期的代表作。

先說《詩經》，它分為《風》（共一百六十篇）、《雅》（共一百零五篇）、《頌》（共四十篇）三部份，共收了詩歌三百零五篇，以前人多言孔子有刪訂詩經之詩至三百，可是，錢穆《國學概論》便曾證孔子沒有刪詩之舉，筆者亦同意之，蓋孔子一向信而好古，何來刪古之詩的道理？此是說不通的，詳可參錢著。

詩三百中，有宗廟頌歌，如《大明》《清廟》等；有宴會歌，如《伐木》等；有田獵之詩，如《吉日》，這些顯是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作樂，作為禮樂之一部份，此部份之詩應周公之立禮樂而生，主要目的則在教化及渲洩感情。又《詩經》中有諷刺統治層上的亂倫情況，如《南山刺》、《株李刺》等；有反映人民生活困苦、抱怨統治者的詩，如《碩鼠》等，這些則為春秋時期人欲橫流，國君對下層人民進行剝削的寫照，此部份的詩應春秋時期政治及倫理的亂局而生，主要目的多是用以諷刺在上者及抒情。

我們或可見《詩經》此兩部份內容本身是有著內在矛盾的，一面似偏近王室，一面則似偏近民間。事實上，此矛盾何以會出現呢？一種解答是編制《詩經》時，周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風俗的盛衰，由於其為周王室的官員，自對西周之禮歌熟知，而其又把民間歌謠收集，故民間對在上者不滿之詩自亦因而被收入《詩經》。此解法乃漢代學者之看法。除此解之外，另有其他的解法，但於此不詳述了。總之，《詩經》內容上存在矛盾，此節可宜明白。

就寫作風格而言，《詩經》用詞較樸實，少浮華之辭，而內容題材上，亦偏重政治社會，偶有詩如《關睢》，宋朱熹曾譏為「淫奔之詩」，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已解釋：歌頌男女之愛乃為了家族後代之綿延計，此對維繫宗法社會乃至所必要，即《關睢》表面上是道愛情，實則仍是一具維持社會的功能之詩可見。《詩經》又少神話、宗教之引入，情感抒發亦較中和，不過於偏激，這皆是其特色所在。

何以《詩經》的特色有如此？這可從其所出現之歷史地理環境以解。因《詩經》是出於北方中原地帶的，中原地域文化水平較高，神話迷信自然相應較淡薄，故《詩經》不談神秘玄妙；又中原文化之基礎乃在周禮上，荀子思想曾言以禮節情，中原之文化高，即對禮尤重視，對禮重視，情即有節，發於文學詩歌中，情感表達上自不會過於偏激了；而中原人的性格又普遍踏實樸素，故所寫的詩自是偏重實際人生，即政治社會，用字亦較簡樸。

相比之下，《楚辭》則有著極大的不同，它是戰國時期長江漢水流域一帶楚國詩人所創作的詩歌總集，創始人為屈原，而後有宋玉等繼之。宋人黃伯思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此為對《楚辭》特色一簡介，可見其為一極具地方色彩之文學作品。漢成帝時，劉向輯錄屈原等人及漢代人模仿屈原詩歌體例而寫成的作品，編書名為《楚辭》，楚辭得名於此。

就內容上，《楚辭》，特別是屈原之作品，較重個人情感之抒發，對理想抱負之追求、奸佞小人之斥罵，於《楚辭》中時有見之；而對政治狀況的描述，它亦有之，但不如《詩經》般直接；又《楚辭》愛用蘭花、紫貝、桂木入詩，且有大量神話神仙之思想。浪漫色彩、個人主義濃厚，可謂是其內容上的特色。

而寫作風格上，《楚辭》的句式較《詩經》自由，後者以四言為主，前者則有四、五、六言。它又用字浮華，詞藻華麗，這亦和《詩經》之樸實詩風不同。

當然，《楚辭》的特色如此和楚地的環境及人物也是有關的。楚地相比於中原，文化不太深厚，宗教神話自然相應較易盛行及為人接受；楚於戰國時物質上之富裕程度亦高，在物質富裕之下，貴族生活浮華固是必然，而此種講究生活的態度發於文學上，即為求文字之精雕細啄，《楚辭》浮華即由此來；又楚文化不高，即禮不大盛，加上物質之富裕，遂使人之情感渲洩無節，個人顯得比一切更重要。歸結而言，因有楚地之特殊環境，故有《楚辭》一獨特的詩風，實可說矣。

《楚辭》中又以屈原之《離騷》最著名，其又有《涉江》，當中對楚國有奸佞小人阻礙朝政，國君之昏庸等痛加斥罵，這亦反映出戰國時楚國政治之實。回想一下我們談戰國時曾說過一人，名吳起，他曾因變法得罪楚國之既得利益者而被殺，這些既得利益者即為屈原所痛斥之人。由於他們，楚國行不到徹底的法家改革；由於他們，楚國國政日衰，這對愛國之屈原無疑是很大的震撼，加上其令己之愛國心不可付諸行動，於是，屈原遂對他們恨之入骨，化入文學中，即成為有伸志斥奸的《離騷》、《涉江》了。由此節，我們也見文學作品是有助研究某國歷史的。

《詩經》、《楚辭》是春秋戰國詩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學詩的起源，而文學這個大領域除了詩之外又有散文，春秋戰國時尤以歷史及諸子散文為要。歷史散文主要有《尚書》、《春秋》、《戰國策》等，而諸子散文則有《論語》、《孟子》等。就前者言，越趨後期，官方意識形態越淡，這和封建貴族地位下降，平民階級上升的歷史趨勢是有關的；就後者言，則我們已說過，越趨後期，各家思想越趨嚴密，越重邏輯，表現於文字上，自不可能再是片字隻語的語錄體，而是鋪陳細密的散文體。春秋戰國時期文學方面的概況大致如此。

關於經濟、戰爭形式及文學，我們都說過了，姑且再簡說一下社會、宗教。社會上，由春秋到戰國，實是一個封建貴族沒落，平民階段上升之時代，以往農民、學術、工商業屬於貴族王室，到了戰國，農民已成自耕農，私人工商業及講學亦盛，此可謂是社會上之一大變。宗教方面，中原地區的宗教思想是淡薄的，就儒學言，孔孟仍言有意志之天，至荀子則只言自然之天，無意志，即此可見。可是，於燕齊之沿海，卻仍有人信三神山（即蓬萊、方丈等地）有神仙及長生不老藥神話；楚地更是充滿神仙思想，觀《莊子》可見；後來鄒衍更立五德終始說，這些宗教迷信思想於戰國時尚未有大影響可生出，但到了秦漢則影響極大，它們同為戰國時之產物，這可作為戰國宗教上之簡述。

綜合全文而觀，雖然春秋戰國之經濟、戰爭模式、文學等各方面皆有不同的發展，但其皆因應一趨勢而行則一，因禮之逐漸失效，戰爭變得激烈，反映在經濟上遂為貿易軍事用品頻繁，反映在戰爭上為戰爭規模越來越龐大，反映在文學上為詩人各述其飽受戰爭及壓迫之苦況，春秋戰國歷史之橫面大約如是。而戰國時期平民階級興起及宗教迷信尚在等，經歷秦漢，終產生出極大之影響，此亦為春秋戰國歷史橫面一大重點，宜注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