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華興漢，俱屬不必

近日，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與「城邦派」「國師」陳雲掀起罵戰。其中一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香港應該復興『華夏文化』？還是復興『漢文化』？」。何氏傾向後者，反對使用「華夏」一詞，卻遭到陳雲及其信徒猛烈的批評。事件觸發「本土派」進一步分裂，內鬥不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了解，在客觀學理的層面上，「華夏文化」、「漢文化」的確實內容究竟意指什麼。當然，陳雲可以有一套對「華夏文化」的理解，何氏亦可有自己一套對「漢文化」的理解。可是，理解歸理解，理解是可以出錯的。如何判斷一套理解有否出錯？最後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哲學的研討上。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曾經說過：「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這番發人深省的說話，置於今天評議何、陳之爭，其實仍然適用。

本文將嘗試簡單疏理「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指出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實在不必要刻意高舉這兩套文化。

「華夏文化」淺析

要了解何謂「華夏文化」，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一些資料：

(1)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2) 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周書‧武成》疏)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1) 清楚告訴我們，「華」是指衣服、典章之華麗漂亮，「夏」則是形容禮制儀節之寬大氣派。至於 (2)，「華夏謂中國也」一句說明「中國」是「華夏」的通稱。諸侯倘能穿上華服行帶有氣派的禮，其自然是「中國」的化身，故 (3) 中孔子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相反，諸侯穿上毫無美感的服飾行有失氣度的禮，其即不是「中國」的化身，孔子稱之為「夷」，與「中國」對揚。

當然，有人或會問：「帶有寬大氣派的禮是指什麼禮？寬大氣派從何而來？」。對此，孔子其實有回答：

(4)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6)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里仁》)

(4) 反映孔子一直以「周」作為其政治理想的投射。(5) 則表露孔子以周公作為效法的對象。他眼中的「禮」，亦即帶有氣派的華夏之禮，自然是周禮 (至少有周禮的元素)。而周禮之所以帶有氣派，原因在於 (6)：它以「仁」為本。「仁」即人真誠無妄的情感。

綜合而言，所謂「華夏文化」，實際上是一套成型於周代、重視人與人之間用恰當的方式 (穿上華美的衣服，行沿革自夏、商、周的禮儀) 進行真摯的情感交流的文化。今天香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穿上華服、向親友拱手祝賀、全家一起吃開年飯，這些皆是「華夏文化」的體現。

略談「漢文化」

和「華夏文化」不同，「漢文化」成型於西漢，這是「天下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時代。

天子權力的至高無上，致使讀書人的治國主張無法獲得採納，且動輒得咎。董仲舒於是利用「天降災異」、「天人感應」等怪力亂神之說，威嚇漢武帝聽取自己的意見。後來，這些想法逐漸演變成「五德終始」的迷信之說，王莽遂據「漢德已衰，新聖將興」篡位自立。

神秘色彩濃厚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對「天」的高度敬畏，與「華夏文化」重視「人」的真情流露，顯然有著根本的差別。

又「漢文化」同時著重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這由《春秋繁露》中有出自《韩非子‧忠孝篇》的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可見一斑。

抗爭不必高舉「華夏」與「漢」

有關「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在學理上的分歧，上文已經扼要交代。陳雲、何氏所言是否「貨真價實」？讀者大可自行判斷，不贅。

反而，一個問題必須為大家認真思考：「今天從事本土抗爭行動，真的非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不可嗎？」

倘若「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土壤是適合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反對固屬不必。但問題是：「華夏文化」 / 「漢文化」有一些核心的內容，與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我們既然要用抗爭捍衛香港固有的制度和價值，為什麼還要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大旗？

「華夏文化」的優點是重情，講求「謙遜」、「內斂」、「恭敬」，並對人 (包括統治者及其官僚) 真誠的信賴。然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制衡，背後正是建基於對統治者及其官僚的不信賴！又公民社會中立場鮮明的激辯，亦不講究個人情感、道德修養凌駕於事實理據，而是體現「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至上的態度。尤其重要的一點，「華夏文化」剝奪了人選擇放蕩不羈、憤世疾俗、逾越禮教的自由！難於表達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自閉症」患者將會遭受新社會誤解、遺棄。如此一個「烏托邦」，果真值得我們今天奮力爭取嗎？高舉「華夏文化」大旗有何益處？

至於「漢文化」，問題更大。「以天制君」某程度上是過去讀書人面對絕對君權，迫於無奈下所玩弄的小把戲。而這個把戲是很容易被拆穿的，《漢書‧董仲舒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作為「始作俑者」的董仲舒因大談「天降災異」而險招殺身之禍，這正好反映「以天制君」的策略並不容易駕馭。今天我們要致力的，更多應該是爭取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人民作為權力的源頭，即中山先生所言的「人民有權」，談災異、說鬼神或可作為民間傳說的一部份，但此不該是抗爭者用力的方向。

又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容易造成強姦他人見解、騎劫他人立場的唯我獨尊，這亦不利於多元聲音的良性互動和溝通 (董仲舒將韓非思想結合儒門學說，即扭曲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當然，陳雲曾經在網台節目中表示，高舉「華夏文化」只是為了突顯香港人崇尚優秀、先進的文化。何氏對「漢文化」的闡述亦不見有怪力亂神、自以為是的地方。本文對「華夏文化」、「漢文化」的評議，未必適用於他們身上。可是，假如有學者打算認真把「華夏文化」 / 「漢文化」與當下本土抗爭結合，他們仍須正視本文所提出的種種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