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多為哲學人
跟錢穆關係友好的學者，不少有相當哲學水平。《師友雜憶》：
又余前在無錫三師時，每週必有周會。諸生聚大禮堂，由學校聘校內外一人作演講，講辭由校刊刊載。有一次由余主講，講題今已忘。大意為先秦諸家論禮與法。蔣錫昌時在四川重慶某校任教。得三師校刊，將余此篇講辭轉示其同事蒙文通。文通川人，其師廖平季平，乃當時蜀中大師。康有為聞其緒論，乃主今文經學。而季平則屢自變其說。文通見余講辭，乃謂頗與其師最近持義可相通。遂手寫一長劄，工楷，盈萬字，郵寄余。及余在蘇中，文通已至南京，在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一日，來蘇州訪余，兩人同遊靈岩山，直至太湖濱之鄧尉。時值冬季，余與文通各乘一轎，行近鄧尉時，田野村落，群梅四散彌望皆是。及登山，俯仰湖天，暢談今古。在途數日，痛快難言。而文通又手攜余《先秦諸子系年》稿，轎中得暇，一人獨自披覽。語余曰，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及返蘇州城，文通讀《系年》稿未畢，但急欲行，遂攜余稿返南京。文通有友專治墨學，見余稿，手抄其中有關墨家諸篇，特以刊載於南京某雜誌，今亦忘其名。是為余之《先秦諸子系年》稿，最先惟一發表之一部分。
蒙文通師事今文經學大師廖季平，後在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學習佛學 (支那內學院以唯識宗研究為主)。其擅長似亦在學術思想方面，即今人所謂哲學者。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十二歲半入重慶聯合中學求學，受蒙文通啟迪，對宋明理學產生興趣，其後師從歐陽竟無研習佛家思想。據此，蒙文通對當代新儒家實起助緣的作用。
因蒙文通出入理學、經學、史學之間 (曾出版《古史甄微》、《經學抉原》，並在各大學分別開《中國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學》、《宋代史學》、《宋代學術》等課程)，乃一通才，這一方面與錢穆極為相似，錢穆遂與之結交，二人成為好友。
除了蒙文通，湯用彤也是錢穆的好友，二人之所以結識交往，也有一段故事，《師友雜憶》：
與余同年來北大者，尚有哲學系湯用彤錫予。本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北大以英庚款補助特聘教授之名義邀來。余是年攜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別院居之，距北大甚遠。一日，錫予來訪。其翌日，錫予老母又來訪。謂，錫予寡交遊，閉門獨處，常嫌其孤寂。昨聞其特來此訪錢先生，倘錢先生肯與交遊，解其孤寂，則實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與錫予遂時相往返。
「寡交遊，閉門獨處，常嫌其孤寂」正是哲學人的性格特徵，由此可見湯用彤為人學問。
在湯用彤介紹下，錢穆又認識了熊十力：
一年後，余家自西城潘宅遷二道橋，凡三院四進，極寬極靜。年假以榆關風聲緊，挈眷奉先慈返蘇州，錫予老母亦隨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單身先返北平，適錫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來，錫予先商於余，即割二道橋第三進居之。此本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間。其第二進僅一書室，為余讀書寫作之所。此兩進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語。十力既來，而余眷久不來。錫予為余一人飲食不便，又勸余遷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書齋居余。而又為十力別邀一北大學生來居二道橋之第一進。
原來熊、湯都曾往內學院聽佛學，熊與蒙文通更是聽講之友，卒之蒙文通至湯宅，三人彼此談論，竟不能遏止。
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開封河南大學來北大，與余同任教於歷史系。錫予在南京中大時，曾赴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聽佛學，十力文通皆內學院同時聽講之友。文通之來，亦系錫予所推薦。文通初下火車，即來湯宅，在余室，只人暢談，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談興猶未盡。三人遂又乘曉赴中央公園進晨餐，又別換一處飲茶續談。及正午，乃再換一處進午餐而歸，始各就寢。凡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當二十小時。不憶所談系何，此亦生平惟一暢談也。
《師友雜憶》記有以下一段：
自後錫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時時相聚。時十力方為新唯識論，駁其師歐陽竟無之說。文通不謂然，每見必加駁難。論佛學，錫予正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教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惟余時為十力文通緩衝。又自佛學轉入宋明理學，文通十力又必爭。又惟余為之作緩衝。
由這一段，可知
(1) 三人之中，以熊十力最具理論創造力，為《新唯識論》，反駁內學院所教。
(2) 蒙文通有史學意識，重視傳承 (跟錢穆相近)，故恪守內學院說法，不認熊所言為對。
(3) 湯用彤雖治中國佛教史，但對佛學內部義理不甚了了，分辨不出儒釋之異同，故「獨默不語」。
(4) 錢穆天性好作調停、折衷，這影響到他後來決志寫《朱子新學案》，旨在平漢宋之是非，朱陸之是非。又長期為十力文通作緩衝，錢穆必接觸到不少真知灼見，加深了他在學術思想方面的造詣。
當時同聚者還有林宰平、梁漱溟，錢穆說：
除十力錫予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兩人，時亦加入。惟兩人皆居前門外，而又東西遠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僅得五人相聚。宰平與漱溟則不易相值。
梁漱溟入北大任教，曾發誓「為孔子、釋迦抱不平」，堅定維護傳統文化。
至於林宰平，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敎，曾參與科玄論戰，支持張君勱 (1958 年唐君毅等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張君勵便是其中一位聯署者) 的主張，即：科學無法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僅能促進社會物質的蓬勃發展。新青年應該側重於孔孟、以至宋明理學為價值的精神文明。
錢、蒙、湯、熊，加上林 / 梁，此其實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陣營，以迎擊當時浩浩蕩蕩的「全盤西化」派。「全盤西化」派以胡適領頭，其弟子傅斯年、顧頡剛盤踞歷史系，令堅持維護傳統的錢穆孤軍奮鬥。錢穆唯一可以找到同路人的地方，在北大哲學系，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都是其中教員。
《師友雜憶》復有以下一段：
又有一生來問，師言老子出孔子後，又言出莊周後，除最近在《燕京學報》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見否。余答，有之。彼云，願聞其詳。余答，此非一言可盡，余在上古史班上當有述及，君倘願聞其詳，可試來聽之。彼乃哲學系四年級生，自是遂來余上古史班上旁聽。越一年，來晤言，余聽師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師言不疑。哲學系有畢業紀念刊，當整理一年筆記成篇刊入。不知師尚有所言未盡否。余答，有之。因請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畢業刊物中，並告余，亦當請適之師同為一文討論其事。余允之。余因續撰一文，連同彼筆記同刊是年北大哲學系畢業紀念刊中。而適之則竟未為文。後余自刊《莊老通辯》一書。已在余居香港時，距當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筆記載當年北大哲學畢業刊者，余手邊無之，容當覓得，再以補入。此君已忘其姓名，惟聞其留學德國，歸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
認同錢穆「老子出孔子後，又言出莊周後」的觀點的人，竟是北大哲學系四年級生。由此可知錢穆與哲學人淵源甚深。
錢穆未幾和賀麟結識，賀麟是湯用彤在北大哲學系的同事。
賀麟自昭，自歐留學先歸，與錫予在北大哲學系同事，與余往還甚穩。
錢穆撰《國史大綱》畢 (1940 年)，湯用彤提議他旁治佛學，未被採納。
自離昆明途中，錫予詢余，《史綱》已成，此下將何從事。余詢錫予意見。錫予謂，儒史之學君已全體窺涉，此下可旁治佛學，當可更資開拓。余言，讀佛藏如入大海，兄之《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鉤玄，闡幽發微，讀之可稍窺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賡續此下隋唐天臺、禪、華嚴中國人所自創之佛學三大宗，則佛學精要大體已盡，余惟待君成稿耳。錫予謂，獲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艱巨，無力再任。
直至讀胡適論神會等文章 (1945 年)，錢穆才操筆為文，治禪史及理學史思想傳遞，旁及天臺華嚴兩宗。
偶讀胡適之《論神會》諸作，不禁操筆為文，寫《神會與壇經》一長篇，投寄《東方雜誌》。抗戰勝利後，又去昆明續讀《智圓書》。及在香港，又續讀《寶志書》及《少室逸書》等。及遷居臺北，又讀《宗密原人論》諸書，更讀鈴木大拙書。絡續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學術思想史論叢》之第四集。此實為治禪史及理學史思想傳遞一大公案。而天臺華嚴兩宗，亦時於言外旁及。余昔曾屢促錫予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錫予未遑執筆。余此諸文，前後亦歷三十年之久，惜未獲如錫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議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