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年反思 (上)：「雨傘革命」帶給香港的意義和影響

「雨傘革命」一週年，坊間回憶、批判之聲不絕，卻鮮有從宏觀的視角重新思考整場事件者。

本文之撰寫，旨在按照香港近三十年歷史發展的脈絡，深入發掘「雨傘革命」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爭取民主，終成泡影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標誌著港人三十多年來對民主的爭取全然徒勞無功。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正式展開爭取民主的步伐。由 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到 1995 年立法會變相直選，是香港民主發展較為順暢的階段。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中共一再拖延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致使民主政制發展停滯。港人自寄望 0708 雙普選，至 2012 雙普選，再至 2017 行政長官普選、2020 立法會全面直選，結果卻換來人大「八三一」決定、有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十八年來積累的失落與悲憤，加上黑警對年青學生的濫暴，終於釀成「雨傘革命」的爆發。

表面看來，「雨傘革命」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實際上，它是對中共一再背棄民主承諾的奮力咆哮！「雨傘革命」的失敗，代表港人的咆哮無力改變政治現實，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路至此亦可謂壽終正寢。

泛民代理，備受衝擊

代議政制發展的同時，不少具知名度的人士相繼加入政圈，成為泛民主派的政治代理。今天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仁和何秀蘭，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擠身政壇。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政府普遍樂於採納泛民代理人的意見，泛民代理人因此可以透過形形色色的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以收取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又往往吸引市民利用選票回饋代理人。於是，泛民代理人、市民、港府三者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不過，隨著中共一再拖延雙普選的時間，泛民代理人的競選承諾逐漸淪為空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而面對建制派在地區事務上的「蛇齋餅糉」，泛民代理人更是全無招架之力。尤其甚者，自中共收緊對港政策後，泛民代理人成為被敷衍、欺騙的對象，無法再與中共進行良性溝通。「雨傘革命」期間，各大民主政黨之所以備受佔領者唾罵、厭棄、質疑，原因正在於此。

泛民代理既被摔倒，政治充權便須由群眾自己親力親為。革命期間，「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不絕於耳。這些既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是當時客觀狀況的描述。

儘管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紅磡人紅磡事」、「青年新政」等組織未幾即相繼成立。這多少意味著群眾 (特別是年青一代) 對泛民代理人的不信任並未因「雨傘革命」的結束而消失。

和理非非，不合時宜

「雨傘革命」爆發前，「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方式一直深受港人認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說：「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確是實情。

然而，「雨傘革命」爆發後，港共政府一再對佔領人士抱持強硬鎮壓的態度，縱容黑警濫暴、土共挑釁。所謂「溝通」、「對話」，更多是欺騙市民，加快清場進度。「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能夠收效，前提是：政府必須開放心胸以採納反對意見。可是，「雨傘革命」卻清楚反映這個前提不再生效了，港共正式成為一個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政權。對付專制政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適切的武力，將之制伏。

事實上，早在革命後期，旺角已有佔領者自發製盾，成立「盾組」，這是抗爭方式轉變的端倪。革命結束，港大「學苑」梁辰央率先發表長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揭櫫「以武抗暴」的大旗，顛覆「和理非非」。他說：

當和平抗爭走到絕路，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選擇。在旺角佔領區，群眾自製防具，組織盾陣，對抗警察暴力。在龍和道攻防戰之中，有人試圖投擲磚頭還擊，在衝擊立法會一役，示威人士以鐵馬攻城，揭開公民抗暴的序幕。人類學教授 James Holston 形容這是法制以外的「暴亂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公民抗暴正是這種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至於公民抗命作為和理非的最後一著，此刻已是全盤慘敗......當公民抗命無助解決困局，群眾就自然走上公民抗暴。

後來「本土民主前線」亦高舉「以武制暴」、「勇武抗爭」，大力鞭撻「和理非非」，這無不催生自「雨傘革命」。

香港民族，正式成形

香港人向來不會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狀況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最為明顯。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香港人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高達四成。劉翔因傷未能在京奧中一展風彩，大部份香港人甚至為此同感惋惜。

「香港人」的身份逐步明朗化始於 2012 年。由於「國民教育」的強推、「一簽多行」的實施、中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漸漸意識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加上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說破「中國有民主，香港更悲慘」的殘酷現實，粉碎「民主中國」的迷思，鼓吹「中港區隔」。於是，部份進步的香港人選擇摒棄「中國人」身份，直接以香港為家。

「八三一」決定出台前，普遍香港人仍然對中共存有幻想，真心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因此並未與「中國人」的身份劃清界線。可是，歷經「八三一」人大落闡、87 枚催淚彈、旺角黑警毒打佔領人士、龍和道之辱，香港越來越多人認清「香港人」的身份。「中國人」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這一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首先導致抱持大中華立場的「學聯」、「學民思潮」、「支聯會」飽受杯葛，繼而引發球迷們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香港隊歷史性地守和了中國隊。

毫無疑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雨傘革命」而變得豐富；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 (nation)，亦因「雨傘革命」而正式成形。

結語

黃仁宇曾經主張，要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檢視歷史事件，不宜拘泥於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雨傘革命」作為去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倘若我們要回顧的話，也應該採用此一方式回顧。

至於販賣紀念品、默站舉傘，這只是褻玩歷史，卻不是對歷史由衷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