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亡於經濟民生

有人認為，西漢滅亡是因為外戚，王莽篡漢。然而，問題不是那麼簡單，西漢滅亡的真正原因，是經濟民生出了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卻無法有效消除。

漢武帝雖建立士人政府，但這些士人是什麼貨色？《漢書・董仲舒傳》：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武帝以後，士人除好談災異，更喜言讓國論。《漢書・眭弘傳》：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漢書・蓋寬饒傳》：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只知引經據典作消極之論，此比無所作為的軍人功臣集團還要不堪！

西漢中葉的經濟問題，主要表現為土地兼併。

西周本來行井田制，春秋戰國起，貴族破落，為貴族耕田的農民獨立而成為自耕農，諸新軍國對國內自耕農徵稅，謂之「初稅畝」。

耕田不能置富，有人趁列國林立，賣田從商，土地買賣早在戰國已然出現。至商鞅變法，准許土地私有，土地買賣合法化。秦統一後，土地私有在全國施行。如是，土地買賣成為常態，亦開始有人囤積土地，成為地主。

西漢初年行無為而治，土地買賣及囤積更熾烈，部份自耕農索性賣地向地主租田耕，成為佃戶。這種情況在政府高壓收稅時尤其常見。

《漢書・董仲舒傳》記董仲舒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絕對是當時實況的寫照！

可惜仲舒提出的解救方法竟是消極的「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漢室對土地兼併的束手無策，於此可見。

某個意義上，武帝也有實行重農抑商、收窄貧富差距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即今天所謂「左傾」的措施，如鹽鐵專賣、算緡告緡、均輸、平準等。《史記・平準書》：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可是，桓寬《鹽鐵論・本議》記桑弘羊「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的真正目的：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難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擾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據此，武帝之重農抑商，非真正欲促進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而只是吸啜民脂民膏以對外征戰。

「商賈中家以上」大都破產，剩下的也將稅擔轉到各項日常必需品上，物價急升。偏偏官營的鹽、鐵、酒質素沒保證。老百姓被迫光顧黑市，生活百上加斤是意料中事。

故此，儒者遂提出「罷鹽、鐵、酒榷、均輸」，「廣利農業」，以為補救。《鹽鐵論・本議》：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質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但是，土地兼併這個根本一日未消除，貧富差距大，社會仍舊會動盪不安。難道真要阻止土地私有、土地買賣？卻又談可容易！

這個死症，是需要有高度的經濟知識及眼光，才可以解決。西漢諸儒皆無此識見，只好認命，要求皇帝讓位謝罪，說些晦氣話。稍為進取的，堅決相信經書所講可用於今日，此終轉出王莽的王田制及廢奴婢。《漢書・王莽傳》：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可見王莽是以儒生自居。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賣買」，這是禁止土地買賣。無買賣即無兼併，此乃針對土地兼併而推出。

「奴婢曰『私屬』」，亦不可買賣，這是杜絕土地兼併、貧富懸殊的後遺症。

如是者，王莽改制何曾迥異於儒家理想？

王莽終不得好死，此非王莽一個人的錯，而是先秦至兩漢諸儒集體的失敗！他們始終無法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消解土地私有所造成的種種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