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面之剖析(上)：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經濟、軍事、選仕、社會之情況

有關魏晉南北朝之「縱面」（即治亂興衰的細節），我們在過往的文章已約略交代過。本文將嘗試從「橫剖面」的角度（即深入政治、經濟制度等層面）介紹及析述此一段時期的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的情況。

(一) 中央政制

三省制度之形成及變遷

魏晉南北朝時，三省的規模漸告形成，成為日後隋唐中央官制的濫觴。所謂「三省」者，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

「尚書省」早設於西漢武帝時。至東漢光武帝，其多用尚書協助處理政事，三公權力被削，遂有「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之情況。東漢靈帝時，尚書成為獨立機關，掌握政治實權，但名義上仍屬少府（即內朝）。至曹操時，改尚書為外朝官，脫離少府，自此尚書成為最高行政機關。尚書台（南朝的梁時開始稱省）之長官為尚書令，其下有尚書僕射。

由於尚書由皇帝的私人秘書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皇帝必須另置一秘書，中書於是設置。曹操執政時，始設秘書令起草詔令。魏文帝時，改秘書為中書，和尚書並列，稱「中書省」。西晉時，政治中心由尚書移至中書（近東漢三公權力移至尚書），中書省長官中書監及中書令成為實際的宰相及副相，決定政令，尚書只受命執行而已。東晉時，中書又成為外朝行政機關。

「門下省」即是用以取代中書原有職務而設。長官為侍中，漢魏以來，侍中權任日隆，南北朝時成為實際宰相。可是，尚書令、中書監令及侍中同有宰相之名。

日後唐代之三省制，中書負責起草詔令，門下可對詔令封駁，尚書受而行之，其權力及職責之分配，實肇始於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為第二帝國的預備期，於此可見。

補充一點，北朝自魏孝文漢化後方始用三省制。

(二) 經濟制度

三國時代之「屯田制」

東漢末年留下了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尚未被解決，此問題為「如何抑制地方豪強世族之兼併土地？」，此問題之不能解決為地方分裂之一大因。

三國時，由於各國只求圖存，其多只就當時環境略作調整，對上述問題未嘗涉足。其時各國推行之制為「屯田制」。

由於農民歷漢末大動亂，多依附地方之強宗豪族，成為其「部曲」，強宗豪族之勢力又為幾個大勢力所消併，三國即由此建立，隨著三國建立，農民的身份轉成兵隊，是時社會上有兵隊而無農民，於是，一新之經濟制度應運而起，此即「屯田制度」。所謂「屯田制」，即利用兵隊從事農業耕作，以其所得上繳政府。

當時施行屯田的例子包括：

一、獻帝建安元年，曹操接納棗祗、韓浩的建議，募兵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二、齊王芳正始年間，鄧艾建議屯田淮南、北，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

就軍隊之積儲言，屯田制可說是有效的。可是，自抑制地方豪強言，其即全無影響力。又兵隊作農民，由政府分無主荒地予他們耕種，土地所有權即轉入政府之手，稅收因而加重，漢代之十五／三十稅一不再。

要之，屯田制乃為國家大亂之權宜計，一旦國家復歸統一，此制當有進一步的落實及調整。沿此而往，西晉遂有「戶調式」。

西晉之「戶調式」及「官品占田制」

西晉「戶調式」之條文：「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

西晉之戶調式旨在令三國時之兵隊得以轉成農民，屯田制得由權宜之計轉成定制。可是，屯田制本未對巨家大姓兼併土地之問題加以處理，而此問題又是大一統政府不得不先處理。於是，戶調式外又有「官品占田制」。

「官品占田制」的內容如下：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依次減五頃，至九品十頃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蔭（「蔭」者皆私屬，無公家課役。即是國家允許將此一部分民眾田地劃歸私有）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此制旨在抑制強宗豪族之土地兼併。其表面看似授予豪強私佔田地人民之特權，實則是要把豪強先已私占的戶口及田畝括歸公有，而許他們一個最高限度的私占額。惜當時地方勢力強大而中央力弱，晉室又以豪強世族為立國支柱，加上晉戶調稅收高昂，「官品占田制」終不可行。

東晉、南朝之經濟困局及其土地賦役制度

永嘉亂後，北方世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其依舊占山占水，肆無忌憚。由以下文字可見一斑：

一、任昉謂南來士族「擅割林池，專利山海」

二、《宋書•羊保傳》：「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三、《南齊書•顧歡傳》：「貴勢之流，亭池第宅，競趨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

不過，自東晉至南朝，朝廷亦屢有制抑措施之施行，略述如下：

一、晉成帝壬辰詔書：「占山護澤，以強盜律論」

二、宋孝武時設「官品占山制」，內容為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三、齊高帝、齊廢帝鬱林王、梁武帝屢詔百姓薪採漁釣，皆責稅直。

可惜的是，這些政策成效不大，土地兼併之情況依然嚴重。又因土地兼併之熾熱而朝廷只可消極制抑，相應於此種情況下之賦稅制度，遂由度田收稅轉成計口收稅，此在東晉時已開始。錢穆於此解釋甚詳，其曰：「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稅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此蓋豪加田多，特為優饒。稅田則富多貧少，稅口則富少貧多也」。簡言之，即東晉本乎世族之利益，不以田之數目為收稅的標準，改用口數，其原因即「豪右田多」、「稅田則富多貧少，稅口則富少貧多也」。此制度下，貴族得益而寒門受苦。寒門受苦而後憤激，東晉民變肇源於此。

另外，由於豪強將依附他們的農民武裝起來，成為「部曲」（貴族之私屬），農民不再具有國家公民的身份，其於是不再為政府服役。政府對此問題之解決方法為屢唱「土斷」（《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戍，天下所在土斷）。

所謂「土斷」，是要僑寓的人，亦編入所在地的籍貫，一樣受所在地方政府之政令。然咸康土斷黃、白分籍（僑戶土斷者白籍，土籍實戶黃籍），依然有土斷之名，無土斷之實。桓溫、劉裕雖屢主其事，然一弊方彌，他弊又起。宋、齊以後，僑寓之特別優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響，又引起冒偽問題。土籍實戶偽注籍貫，竄入士流，以規避課役。結果，課役只由赤貧下戶擔當。

土地兼併、賦稅不公、無人擔任國家課役，此三者為南朝無法處理之問題，但到了北朝，此三者卻被予以優秀的解答。北朝的解答即均田制、三長制、租庸調制。

北朝的均田制、三長制、租庸調制

「均田制」起於北魏李安世之建議，詔在孝文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其內容大概如次：

一、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犢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畝，限止四年。

二、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三、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諸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給桑田）。

四、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

五、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錢穆曾經對「均田制」予以高度的評價，他說：

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案：即非王莽王田制之規模、土地國有之規模，故豪強之反對聲音較少），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尤要者則在絕其蔭冒，使租收盡歸公上......均田制之最高意義，還是要將豪強蔭冒一切出豁，還是與西晉「戶調」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與豪彊爭奪民眾之繼續表演（案：此亦見晉至北朝同在回應同一問題，即「如何制抑豪強之土地兼併？」，唯晉室依其立國精神賴世族支持而有所顧慮，北朝則一是以鞏固統治為本，故後者較前者徹底）。

要行均田，必先審正戶籍，遂在均田施行前有「三長制」。據史載，未立三長前，民多蔭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三月，李沖建議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自此，「蔭附戶」減少，均田亦有所依矣。「三長制」的內容如下：五家一鄰長，復一夫。五鄰一里長，復二夫。五里一黨長，復三夫。

李沖又建議行新制「調」法（包田租，為租庸調制前身），其內容如下：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直至北齊、北周，此制一直沿用。北齊制，人一床（一夫一婦）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義米五升）。於正租外又加「義租」。正租入中央國庫，義租納郡縣，備水旱災。義租及義倉之設立，為隋、唐所沿用（隋文帝從長孫平議立義倉即一例）。北周方面，租額雖較重，但仍輕於晉代十餘倍（值得一提的是，均田制之所以可以在北方成功施行，關鍵在當時之時代乃處於戰亂之後，地方正處於地廣人稀之時，土地數目充足，無主荒地又多，均田制之推行因此面對較少障礙，及至唐代中葉，人地比例轉變，地少人多，土地兼併熾熱，均田制及與之相關之賦稅制度終無法繼續施行。此乃第二帝國興衰之大關節，不可不知）。

由於農民得政府計口受田，農民得再以國家公民身份為政府繳稅、服役，豪強兼併之風得以抑制，此已奠定北方統一南方之基礎（為民制產、輕徭薄賦等公平理想也於北方先實現）。

(三) 軍事制度

兩晉、南朝之軍事難題：中央正規軍之無法建立

三國時期，兵士之地位優於普通農民。然而，晉武平吳後，戰亂已息，其遂悉去州、郡兵，復兵歸農。

八王之亂後，由於諸王互相攻殺，晉室之兵馬已摧毀淨盡。至東晉立國，由於官軍已缺，農民又多為豪強私有部曲兵，政府對士兵之需求，只好用另外的一些形式以解決。於是，有所謂「發奴為兵」（起於刁協、戴淵）、「料隱為兵」、「罪謫為兵」，又強逼世襲兵役，有所謂「兵家」、「營戶」、「軍戶」諸稱（這些士卒組成之軍隊，力量必弱）。

由於衣冠士族不從軍，士族之佃客、衣食客也逃避從軍之義務，從軍作戰的兵卒又沒有出身（衣冠士族壓在上面），軍人之地位同於奴隸、罪犯，政府亦沒有軍隊為國效勞，光復中原。

是時只有荊、襄上流之鎮兵可用，但每為權臣操持以作亂。直至謝玄在京口建「北府兵」，東晉才有正式的軍隊可用（淝水之戰晉室也因「北府兵」而獲勝），但東晉既依賴「北府兵」以保國，「北府兵」將領之權力因此坐大，終促成劉裕篡晉。

南朝建立後，一方面豪強、部曲、佃客繼續逃避從軍義務，不為政府服兵役，一方面荊、襄鎮兵為宗室諸王把持，相互誅殺。一隊忠心翊戴中央政府之正規軍隊，歷兩晉、南朝一代，始終無法徹底建立起來。

西魏之「府兵制」

然而，中央軍隊無法建立的問題在北方卻很快被解決。解決之道在「府兵制」之施行。

「府兵制」由西魏之蘇綽提出，自此以後，中央即有軍隊可用，且寓兵於農。「府兵制」之內容如下：

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充之，三丁抽一，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盡蠲租調。有事出征，無事則歲役一月（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其甲槊弓弩、衣馱牛驢等，由官府提供。

北齊為全農皆兵，近漢制；北周則是寓兵於農，軍隊質素佳之餘，也不妨礙正常農業之發展（此見北周優於北齊處）。北周武帝後來又用漢人為府兵，楊堅終利用府兵之力篡北周自立（由於楊堅之篡奪成功乃出於楊堅自身之懂得利用「府兵」以助成其目的，此和「府兵」自身不忠心翊戴北周無關，於「建立忠心翊戴中央政權之軍隊」上，北朝仍可說是成功的，吾人實不可據楊堅之利用「府兵」奪權，以謂「府兵」亦非忠於北周也）。

從宏觀之角度看，由於「如何建立中央正規軍隊？」在北朝先得到解答，此又為其勝於南方之一面。

(四) 選仕制度

「九品中正制」施行的背景

魏晉南北朝之主要選仕制度為「九品中正制」，其議起於魏尚書陳群。細究其施行背景，有以下數點：

一、地方長官舞弊

漢代察舉，由郡國長官把持。郡太守多接受地方大族之請託，舉薦其子弟入朝為官，或選「年少能報恩者」為官，結果，形成世家大族坐大，朝廷大臣不學無術。雖有左雄建議「郡國舉孝廉限年在四十歲以上，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的改革，但成效不大，為革除地方長官舞弊產生的問題，遂有「九品中正制」之出現。

二、士子名不符實

由於東漢察舉以道德及卿評為選仕標準，不少士子為求入朝為官，不惜矯情偽裝，故作道德行為。時有「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現象。東漢雖曾有對應舉者之考試以防其矯飾，曹操也有「重才不重德」之措施，但這些皆未可作常規，或成效不彰。「九品中正制」於是被提出。

三、鄉評無法形成

察舉制依賴鄉評作為舉薦人才的標準。可是，自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以後，戰禍蔓延全國，百姓四處流亡。人民既遠離鄉土，鄉評無所依據。曹魏政府為補偏救弊，乃改行「九品中正制」。

四、地方勢力坐大

由於察舉權操於地方郡太守，朝中大臣多對當年提拔自己的郡太守效忠，且願為其報仇，形成所謂「二重君主觀念」，地方太守受尊重而中央君主地位削弱，形成地方分裂。曹魏欲壓抑地方力量，故施行「九品中正制」。

漢察舉流弊及「九品中正制」之施行之相關文字

歷代對漢察舉制之流弊及「九品中正制」之施行有論述者代不乏人，今且略引數條於下：

一、王符《潛夫論》：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號應廉吏，以狹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則猛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二、《宋書•恩倖傳》：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三、《晉書•衛瓘傳》：

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舉之末耳。

「九品中正制」之內容關於「九品中正制」之內容，我們現在且嘗試從唐代的杜佑（《通典》之作者）、近人傅樂成、錢穆之說以窺見之。

一、杜佑《通典》

接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武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人物定為九等。其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二、傅樂成《中國通史》

政府於每郡設小中正，每州設大中正，各以在中央政府任職且才德充盛的當地人充任。先由小中正區別其轄區中的人物，定為上上至下下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以上司徒；再由司徒核實，然後付尚書（案：指吏部尚書）選用。

三、錢穆《國史大綱》

朝廷用人委之尚書，然尚書「不能審核天下人才士庶，於是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職。中正何以必須本處人任之？因非此無以熟知各本處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須中央官兼職？因亂離之際，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訪察為便。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匯報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據鄉評，定其品級與進退。

又「九品中正制」尚有以下兩點重要內容：

一、中正依本州人士之「家世」（父祖官爵）、「狀」（才德評語）定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二、官吏之品序由中正三年清查一次，依其言行修著或虧缺，加以升進或降退。要之，「九品中正制」乃軍政狀態時之權宜計；衛瓘曾評「九品中正制」曰：「猶有鄉論餘風」，此頗能掌握「九品中正制」之特色。

「九品中正制」異於察舉制之處

細緻分析，「九品中正制」之不同於漢代察舉制之處有二。

一、州、郡察舉之權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則為中央官之兼職。故士庶求出身者，於察舉制度下必須歸於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則須奔集中央。

二、州、郡察舉只為士人進身之初步，至於以後在官職位之升降與轉移，則與察舉無關。「九品中正制」於本州人士，無論已仕、未仕，皆以入品。如是則官位之升降，乃不繫於居官服務之成績，而操於中正之「品狀」。

「九品中正制」之影響

西晉統一後，門第世族之勢力已成。在西晉立國精神之偏袒世族、世族在社會上又取得極大之勢力下，「九品中正制」亦逐漸變質。其轉為趨向只以「家世」定等級。「九品中正制」變相為他們安立了一個制度上的護符，於是，此制遂不可被廢。下迄南朝，此制仍為主要採用的選仕制度。其所帶來的影響，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政治方面

1. 鞏固曹魏政權：「九品中正制」施行下，中正由政府任命，鄉評轉成官家之品第，士人對政府清議得被有效控制，曹魏得以此鞏固統治。

2. 矯正察舉流弊：由於中正由中央官兼職，此可避免地方長官坐大。又中正根據家世、才德決定本州人士之等級，作為任官及官位升降的標準，此亦較漢末察舉任用私人、權門請託之陋為佳，得改前代制度之惡習。

3. 門閥政治出現（又可謂世族壟斷政治）：因「九品中正制」以家世、才德（狀）決定人之等級，作為任官及升降之標準，故家世一環成為定等級時一項重要依據。而當中正者，幾全是世族。因此，世族順理成章壟斷中央朝政，且把持選舉，造成門閥政治的出現。

4. 引致政治腐敗：由於政績不為官位升降的標準，朝中大臣多不以處理國事為務，問題累積，以致政治黑暗，西晉八王及永嘉之亂即由此而起。

二、社會方面

1. 促成奢侈之風：在「九品中正制」護持下，高門子弟憑家世顯赫入朝為官，扶搖直上，不須建功立業。他們當中稍有知識者，即醉心於清談玄學；稍沒知識者，即多尚奢華，縱情聲色，社會上奢侈風氣盛行。西晉初王愷、石崇鬥富即為反映此風之一顯例。

2. 形成階級對立：由於「九品中正制」令世家大族壟斷政治，寒門多無法晉身仕途。其唯一出身之路為從軍。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劉毅語）、「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途之昆弟」（段灼語）等說法，皆是指寒門無法為官之現象而言。另外，寒門又不准和世家大族相坐語、通婚，備受賤視，寒門、世族在「九品中正制」施行下形成對立，帶來社會上極大的不平等及不公。

3. 譜牒之學興起：士族為保其貴族地位及政治權利，防止混淆偽冒，於是大修族譜，以詳記姓氏、地望、世系、先人官爵、婚姻關係等。宋、齊以後，政府往往設專人負責掌管士族的家譜，譜牒學成為一種專門學問。

三、經濟方面

1. 導致貧富懸殊：因士族多藉政治特權占山占水，肆無忌憚，其經濟實力日益擴張。反之，寒門往往欠缺出身機會，又為世家壓迫，生活困苦。

四、學術思想方面

1. 玄談風氣大盛：由於在「九品中正制」下，官吏之升降不由政績所決定，官員於是將處理政務之時間用以探討名理玄談之問題，使得玄談之風大為倡盛。

北方選仕之重學校、考試與輕門第

魏晉至南朝一面行「九品中正制」，一面不重學校及考試制度，形戍社會上寒門、世族對立，社會不公。可是，北方的情形卻大不相同。

自晉室南渡後，五胡及北朝諸君主多設學校講授儒經（北魏道武帝即置《五經》博士，初有生員千餘人），西魏蘇綽言「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門資，不擇賢良。夫門資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今之選舉，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後，世族壟斷政治之情況於北朝不再出現。及至隋文帝以科舉取仕，一客觀銓選制度復被設立，此又見北勝於南。

(五) 社會狀況

南方士族

所謂「南方士族」，主要是指晉室南渡後，構成南方社會整體的士族集團。

晉室東遷，中原衣冠，追隨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在政治上自佔地步。當時有「僑姓」、「吳姓」之別。過江者為「僑姓」，東南土著民則為「吳姓」。「僑姓」著名大族包括：王、謝、袁、蕭；「吳姓」著名的有朱、張、顧、陸，「吳姓」在待遇上不如「僑姓」。

又「僑姓」中復分早渡江、晚渡江者，大體早渡江之「僑姓」待遇較晚渡江者為佳。

北方門第

北魏孝文帝時，由於施行漢化，其於是在社會組織上亦模擬漢人設立門第（「北方門第」主要指此）。當時有「郡姓」、「國姓」之分，「郡姓」為漢族，「國姓」為隨孝文遷都至洛陽的鮮卑族。「郡姓」包括崔、盧、李、鄭；「國姓」則包括元（拓跋）、長孫（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陸（步六孤）、源（禿髮賀）、竇（紇豆陵）。

孝文遷都後，亦以門第選官（錢穆曾說，孝文如此為乃欲以漢之門第制度保持鮮卑人的政治地位）。鮮卑人由於逐漸習染漢人門第之奢華之風，終招致「六鎮兵變」及「河陰之難」。

南、北士族比較

倘若我們把南方士族（只指隨晉室南渡之「僑姓」）和北方之世族（只指「郡姓」）作一對比，我們將可發現二者有五處的不同：

一、南方士族之門望較高，為當時第一流之世族；北方之世族門望較次，為當時次一等之世族。

二、南方士族南渡後多喜歡借用政治上之特權以欺凌下層人民，佔田佔地，肆無忌憚；北方世族則更多是聯合下層人民及其他北方大族以上抗胡人君主。

三、南方士族因處於順境，心理無忌憚，其於是易趨於分裂而為小家庭制；北方世族由於地處逆境，朝不保夕，心理上防犯、戒懼意識較強，其因此能趨於團結而形成大家族。

四、南方士族多各自求取自身之政治權利；北方士族則在胡人鐵蹄之下反能生起熾烈的民族意識，可以團結一致以對外。

五、南方士族既為第一流之上等人，其於文化上之吸收遂多以第一流之文化（即最時髦之文化）為主，其因此多尚玄學（他們可被視為魏晉玄學之緒餘）；北方世族則由於其地位上之次一等，以及欲博取胡主之信任，其於是多集中在經術實務上用力，承傳著兩漢以來今文經學之通經致用的精神。

(六) 結論

總括而言，魏晉南北朝實不只是只有戰亂及紛爭，其實為日後第二帝國之建立出了不少力。更準確的說，魏晉南北朝實是體現著第一帝國（即秦漢）之腐敗沒落之至其極，而第二帝國（即隋唐）正在慢慢蘊釀之時代。其不僅和日後五代之昏亂、民國之軍閥混戰不同，即使是和西方之「黑暗時代」相比，魏晉南北朝亦顯然更有活力、更對後來之盛世有貢獻。吾人於此宜細心默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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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

2. 傅樂成《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