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的歷史意義

儒家鼓勵知識分子關心政治，不能算錯，但關心政治要得到客觀制度保障才行，否則因言賈禍，豈不可惜？西方英美憲政民主用憲法來保障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意見表達自由，統治者的權力受限制，這是制度的保障。有制度的保障，才可成就開放社會，培養人民對政治的關心。奈何孔孟荀至漢代諸儒，俱無制度創建的意識，一味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結果是越來越多清流被濁流吞噬，毀家紓難、悲劇收場者無數，尤其以黨錮受害者為甚。

《西漢會要》卷二十五＜學校上＞：

武帝興太學。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訖於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

太學是漢武帝聽從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的產物。博士弟子員跟從五經博士學習，叫做太學生，太學生成績優秀可授官職。他們因此對現實政治十分關心，通經致用的心態非常強。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由此可見光武帝為一太學生。他有一同學名嚴光，《後漢書・逸民列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禦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從光武帝終身視嚴光為舊同學，反映他為人重情念舊，亦珍惜太學生的身份。他特別強調士人要有名節，名指名譽，節指節操，所謂「表彰名節」。

太學生聚集京師品評朝中人物，他們的意見有時還會被採納，儼如政治顧問。「清議」風盛，成就郭泰、賈彪等太學生領袖的名聲，他們與李膺、陳蕃等大臣聯合，評論朝政，褒貶人物，初攻外戚，後批宦官。《後漢書・黨錮列傳》：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是很準確的描述。

外戚、宦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會反擊。兩派角力，太學生和大臣往往失於偏激，《後漢書・黨錮列傳》：

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戚宦接近權力源頭，尤其是宦官，有皇帝撐腰，太學生和大臣的正直，終於招來最沉痛的打擊。《後漢書・黨錮列傳》：

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宇、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兩次皆以太學生和大臣被打壓迫害收場。

范曄曰：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直至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說：「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黨人才獲大赦。然而，黃巾勢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為時已晚，東漢病入膏肓。

內藤湖南、黃仁宇對東漢黨人的激憤行為不以為然，但如同錢穆所講，批評東漢黨人情緒化之餘，也要對其積極面加以肯定，他們背後實有一種足令後世敬仰的精神。

更重要的問題是，無制度上的保障，繼續皇權至上，無所節制，呼籲知識分子當無私為國，挽狂瀾於既倒，無異於把他們送上死路。一部中國史，就是知識份子殉道悲劇的接連上演。今天推崇儒學的人，是否要對此作深切反省，嘗試取現代西方憲政民主之長，補中國政治制度之短？竊以為這也是黨錮之禍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