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修政理

文咸於 1848 年接任「香港總督」後，旋即著手收拾殘局。

平息罷工罷市，重拾英商支持

對於戴維斯任內所徵收的苛捐雜稅，文咸一律將之廢除。自此以後，在港華人不復進行罷工罷市，社會經濟回復正常。

1849 年 11 月，文咸在獲得陸軍及殖民地大臣格雷勳爵的批准下，向 15 名非官守太平紳士表示，打算委任其中 2 人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15 名太平紳士後來在同年 12 月推舉「渣甸洋行」 (後來改名「怡和洋行」) 大班大衛‧渣甸、哲美森洋行老闆約瑟‧艾德格出任議員。1850 年 6 月，兩人正式履新。其中，大衛‧渣甸更出任第一任「首席非官守議員」。

文咸邀請在港英商加入「定例局」，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息在港英商對港府的怨憤。可是，這卻意外地帶來一客觀的效果：「怡和洋行」的坐大。

自文咸以後，「怡行洋行」定必在「定例局」佔有一定非官守議席，直至二戰爆發為止。由此可見「怡和洋行」對香港開埠初期的政治確實發揮著極為重大的影響力。

關注華人利益

除了重拾民心，文咸還十分關注華人的利益。

文咸的中文水平不高，這由他曾經說過「學習中文會使人頭腦糊塗」、抗拒晉升懂得中文的官員可以略窺一二。

不過，不擅與華人溝通、相處反而助長了文咸採用以下的方法管理華人：以華人領袖負責解決發生在華人社區的民事糾紛。

華人領袖普遍熟悉華人社區的風俗習慣、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等。由華人領袖出面解決華人之間的紛爭，這多少有助港英政府減少與在港華人的磨擦。

另外，對於華人遭受法院不公正的審訊，文咸亦往往運用其總督特權予以介入。又文咸引進了不少措施，防範對英國法律欠缺認識的華人被人蒙騙。

節省政府開支，鼓勵土地買賣

鑑於當時香港財政問題嚴重，文咸一度不支取薪金，並擱置了不少已經計劃好的大型工程，包括：建造「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於 1864 年才正式建成)。

文咸又縮減警隊的規模，精簡政府架構，外判部份政府工作，務求大幅節省政府的開支。

尤有進者，文咸為了鼓勵土地買賣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打算效法新加坡，將香港地契的有效期由原來的 75 年大幅延長至 999 年。

延長地契的有效期，多少能夠吸引更多商人來港購買土地，興建屋宇，發展工商企業，這對香港經濟將帶來長遠的利益。

儘管英國政府初時對文咸的建議不以為然 (英國政府認為，香港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發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只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僅得海邊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延長地契有效期，將來香港便無新的土地可供發展)，在文咸的據理力爭下，英國政府終於作出讓步，批准他的請求。

文咸又豁免拍賣土地所收取的拍賣稅，改為向拍賣行 (由英商經營) 收取牌照費。

文咸一連串鼓勵土地買賣的政策，深受商人們的歡迎。其卒之為港英政府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

根據資料顯示，經過文咸的整頓，港府的支出由 1846 年的 49,000 英鎊減至 1847 年的 36,900 英鎊，1851 年更進一步減至 15,500 英鎊。英國殖民地部原本計劃每年向香港撥款不多於 25,000 鎊，但至 1850 年，香港提出的撥款要求已自行減至少於 20,000 鎊，到1854 年更減至少於 9,000 鎊。文咸卸任以後，撇除軍費開支，港府基本上已做到財政自給自足。

總結

文咸成功重獲在港華人、英商的支持，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令他備受英廷重視。1850 年，文咸被授予 KCB 勳銜，成為爵士。

由文咸治理香港的事跡，我們可以看見，香港過往的成功，取決於：

(1) 港英政府正面回應市民的意見，準確解決管治問題。

(2) 華洋共處、不互相歧視的開放胸襟。

(3) 英國其他殖民地 (如新加坡) 所帶來的管治經驗。

(4) 「港督」為了爭取香港的長遠利益，敢於頂撞英國政府，絕不違命是從。

百多年後的今天，英人早已遠去。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似乎亦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