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政權之建立：東晉偏安及其興衰
懷、愍二帝被虜後，琅琊王司馬睿在群臣擁戴下於建康即帝位，建立東晉，視為東晉元帝。然而，當時北方胡人雲擾，隨時乘勢南下，元帝欲穩定偏安江南之局，實在困難重重。
(一) 東晉立國所面對的歷史問題
約略言之，東晉建立後所面對之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如何安頓北方大量南遷的中原士族（又稱僑戶）？
由於晉室政權乃以中原之門閥世族之支持為其立國之基礎，其欲穩固自身，對中原世族之安頓及保障實屬必要之舉。永嘉之亂後，晉室南渡，中原大亂，不少中原之有名之世族因而相繼南遷。於此新形勢下，晉室欲在江南維持其政權舊有之穩定及堅固，其似乎不能不先安頓南來之世家大族。
二、如何取得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
長江以南地區自三國時已逐漸開發，當地也有不少具有名望及勢力之世家大族。吳國之強大，多少有賴於和南方的世家大族聯合所致。西晉時，南方的世家大族並未受到重視，南方世族因此對晉室並不熱心翊戴。永嘉之亂後，晉室及北方世族相繼渡江，此在南方世族眼中無疑是大規模之侵佔，其不滿之聲音更大。據《晉書》記載，元帝渡江，曾謂顧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此可見南方士族對晉室之不滿。
然而，站在晉室之立場，其欲穩定局面，延長國祚，其似需要盡快消去南方世族之不滿，且須盡可能吸納南方世族之支持。如是，「如何消去南方世族之不滿？」（消極地講）／「如何取得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成為晉室偏安一重要問題。
三、如何穩定北方邊防，防止胡人南侵？
永嘉之亂後，匈奴人攻陷兩京，進入中原之核心地帶。然而，其他種族之胡人如羌、羯、氐、鮮卑亦相繼隨匈奴南下，進入長城以南地區。東晉之偏安得以持續，其首要條件在保證胡人之不可進犯長江以南地區。「如何穩定北方邊防？」於是成為左右東晉政權延續性之關鍵。
我們可以說，只有上述三個問題得被消解，東晉才可成功的偏安江左而無後顧之憂。
(二) 東晉得以偏安江左的原因
東晉終可穩定的偏安，此自和其能有效解決上述三個「歷史問題」有關。而仔細分析下去，其得以偏安之原因又可從四方面加以說明。
一、政治方面：晉元帝重用王導。王導一方面攏絡南方朱、張、顧、陸等世家大族，當時稱為「吳姓」，容許他們進入朝廷，左右中央決策，以爭取他們對東晉的支持；一方面又施行僑寄法（即把南方不為南方世族所占領的土地用以安置北方僑民，其地名亦同於北方僑民原來所屬州郡的名字，稱為「僑州郡」，地名如「琅琊王氏」之「琅琊」又稱「郡望」），以安頓南來的中原士族（王、謝、袁、蕭，稱為「僑姓」）。南、北士族在王導的措置下一同支持晉室，王導因此被稱為「江左夷吾」，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稱。
二、軍事方面：晉元帝用王導之堂兄王敦掌荊襄上游之重兵，以捍衛長江天險；同時，祖逖率領從其南下的部曲數百家揮軍北伐，鞏固了東晉北方的防線。適逢北方石勒接納漢人張賓之建議，集中力量經營河北地區，無暇南侵，東晉得以偏安。
三、經濟方面：南來世族帶來了北方的生產技術，在南方全面進行開墾耕種，農業生產發達，東晉經濟基礎穩固。
四、地理方面：東晉持有長江天險以作軍事屏障，加上江南地區氣候潮濕，不利胡人南侵。
(三) 王敦之亂
然而，東晉偏安之局雖然已經奠定，其卻因過份依賴荊襄上游之重兵以保天險，因而使鎮守荊襄之將領屢恃掌握重兵以興叛逆之心（事實上，東晉內亂頻生，一部份之原因即源出於此）。王敦即為其中一人。
王敦為王導之堂兄。晉元帝太興二年（公元319年），王敦自領荊州刺史。當時荊州轄今兩湖一帶，為西部重鎮，而荊州刺史又常兼督附近諸州的軍事，因此地廣兵強。同時荊州又據長江上流，形勢險要。王敦為人又桀傲，元帝於是用劉隗、刁協、戴淵等人予以牽制，抑損王氏。王敦為屬僚沈充、錢鳳煽動，率以兵反。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王敦反於武昌，以討劉隗為名。元帝下詔討敦，並徵戴淵、刁協入衛京師。王敦進至建康，先攻江防要塞的石頭城，繼而入建康，殺刁協、戴淵。周顗亦被殺（其字伯仁，周氏被殺時，王導曾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之語，至今此語仍流傳），劉隗逃亡後趙。從此王敦專政，元帝憂憤而卒。
元帝死，太子紹繼位，是為明帝。王敦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積極佈置。明帝和郗鑒商議討伐王敦。次年（公元324年），王敦染重病，明帝乘機召蘇峻等諸州軍入衛，王敦用錢鳳、王含等人，不敵兵敗，不久死去，其餘黨亦被肅清，史稱「王敦之亂」。
(四) 蘇峻之亂
「王敦之亂」實為東晉內亂頻仍之序幕而已，晉成帝年間，東晉又發生另一場內亂，史稱「蘇峻之亂」。
蘇峻原為平定「王敦之亂」的功臣之一，其和祖約（祖逖之弟，以討王敦有功，鎮守壽陽，對朝廷頗有怨望）合謀，於晉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共舉兵誅執政。蘇峻渡江而南，直攻建康，晉軍連戰皆敗。
溫嶠力勸陶侃協助出兵平峻，不久蘇峻兵敗陣亡，祖約投奔石勒，為石勒所殺，「蘇峻之亂」至此才告結束。
(五) 東晉北伐概況
東晉偏安後，雖接連發生內亂，但另一方面，其亦積極的進行北伐，以圖恢復故土。此心態在北伐將領身上尤能體現。
一、祖逖北伐
逖，范陽人。幼時曾聞雞起舞，有志為國。永嘉亂後，他率領部曲數百家南來，元帝任以官職。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為豫州刺史，率兵北伐。可惜當時晉室財力不足，元帝僅給他少數廩給，不予武器，命他自行募兵。他北上後，遂沿途收集流民，勢力日強。同年三月，克譙。此後三年，他經略河南，黃河以南皆附。石勒屢次來攻，皆為其所敗。不過，太興三年（公元320年），元帝以戴淵為都督，牽制祖逖，逖感慨發病而死。其弟約御眾無方，為石勒所迫，退屯壽春，祖逖北伐所得之地又盡入後趙手中。
二、庾亮、庾翼北伐
成帝即位，庾太后臨朝。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其鎮武昌，頗思恢復。晉康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其上表請率師十萬，移鎮石城，為郗鑒、蔡謨反對。次年，亮死，庾翼繼其位，庾冰秉政。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翼上表移鎮襄陽，以伐後趙，朝廷不許，翼遺詔北行。次年兵敗。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死，朝廷改用桓溫為荊州刺史，督西部諸州軍事，庾氏北伐結束。
三、殷浩北伐
桓溫自平定成漢後，聲勢日張。朝廷於是用揚州刺史殷浩，以牽制桓溫。殷浩為晉室用以經略中原，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殷浩北屯壽春，遣軍伐秦，以姚襄為前驅。秦主苻健遣軍迎戰，大敗晉軍於潁水之誡橋。次年，殷浩親自率軍北上，欲據洛陽，不料姚襄背叛，反襲晉軍，大敗而回，糧械盡為襄所得。十年（公元354年），桓溫上疏數殷浩之罪，浩被廢為庶人。
四、桓溫北伐
桓溫主要進行了三次北伐。永和十年二月（公元354年），桓溫率師四萬人伐秦，大敗秦軍於藍田，進抵長安以東之灞上。秦主因用堅壁清野之戰術，晉軍缺糧，秦主又率銳師出戰，桓溫只好退兵，此役晉軍損失二萬餘人。第二次北伐為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桓溫率兵大敗姚襄於伊水，襄奔平陽，洛陽為桓溫收復。惜孫綽、王羲之於朝中上表反對遷都洛陽，不久洛陽遂失。第三次北伐發生於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溫率步騎五萬人北上伐燕，燕軍迎戰大敗，晉軍進至枋頭。燕以慕容垂迎戰，桓溫數戰不利，又聞秦救兵將至，而糧食將盡，乃燒船自陸路奔回，幾至全軍覆沒。
五、劉裕北伐
晉安帝義熙五年（公元409年），劉裕率師北上，討伐南燕，敗燕師於臨胊，六年（公元410年）陷廣固，南燕亡。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適逢姚興新喪，其子姚弘懦弱多病，劉裕遂北伐後秦。十三年（公元417年），晉將王鎮惡、檀道濟攻潼關（向北魏借路伐後秦），沈田子、傅弘之等攻武關，姚泓出降，斬於建康，後秦遂亡。同年冬，劉裕留守建康之心腹劉穆之死，裕恐生變故，只留其十二歲子劉義真守關中，由王鎮惡、沈田子輔之，自己則返回建康。義真不久殺鎮惡，諸將互相殘殺。夏主赫連勃勃（劉庫辰之子）乘機南攻。十四年（公元418年）冬，義真東歸，途中為夏軍所敗，全軍覆沒，關中之地復告失陷。
(六) 東晉北伐失敗之原因
東晉雖曾多次進行北伐，其卻終未有得到一次徹底的成功。歸根究柢，其失敗之原因如下。
一、東晉內亂頻生：由於晉室需要於荊襄上游駐紮重兵，此往往令鎮守荊襄之將領勢力坐大。這些將領一旦懷有異心，即生內亂。王敦、蘇峻之亂即由此起。內亂往往使北伐將領需折返京師回防，北伐進度因而受挫（劉裕便曾為了對付孫恩盧循之亂而使其北伐受挫）。
二、南方士族反對：南方士族乃因司馬氏寄其土地而得影響晉室政治，保持其權益。一旦晉室北伐成功，還都洛陽，南方士族之影響力必減少，晉室亦未必繼續尊重南方士族。既得利益受損，使南方士族反對北伐，使東晉北伐無功。
三、中原世族苟安：經王導僑寄法之安頓，加上北方僑民南來後大量占山占水，進行墾殖生產，北方僑族在南方之生活已日趨安定，其多不願意返回五胡雲擾、戰亂頻仍、地方殘破之中原地帶（因還鄉需重新建設，且安全常為胡人威脅）。桓溫上表還都洛陽不遂，原因在此。北方僑族之苟安，亦令北伐未能成功。
四、朝廷予以牽制：由於北伐將領擁兵於外，部份北伐將領又懷有異心，朝廷對北伐將領多予以猜忌，支持亦很少。即使忠心如祖逖，元帝仍派戴淵予以牽制（桓溫亦為殷浩牽制），北伐將領既未得到君主物質及心態上的支持，其自然功敗遂成。
五、北伐將領異心：北伐將領如桓溫、劉裕多是為了利用北伐爭取個人聲望，以助其篡位（是故晉主不支持北伐，反予牽制）。桓溫便曾廢廢帝而改立簡文帝，再而意圖篡晉自立（惜其早死，事終未成）。劉裕更利用北府兵之力篡晉立宋。由此，可見北伐將領有異心，並未全心一意於北伐，北伐因此無功。
＊ 五種原因之相互關連
錢穆在《國史大綱》曾分析上述五種原因之關係說：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謀抗命。寒士疏門，或王室近戚，始務功勤，有志遠略（北伐）......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著晉室名義，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錮澤，做南方的新主翁......諸名士初到江南，形勢未定，不免為新亭之對泣。及家計粗安......無復恢復之意......經營北伐，首先與門第的要求與希望相衝突。門第自有其憑藉與地位，並不需建樹功業，故世家子弟，相率務為清談......有志遠略者，非晉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常招清談派之反對。不僅利害衝突，即意趣亦相背馳。故桓溫欲立功業，而朝廷引殷浩相抗......對外之功業，既不得逞，乃轉而向內......英雄功名之士，意氣鬱激，則竟為篡弒。直到桓玄、劉裕，一面篡位，一面還是痛抑權門。」
我們且展示錢穆之理解如下：
南方士族反對＋北方僑族苟安 －＞ 北伐將領（寒門／王室近戚）異心 －＞ 內亂頻生
－＞ 朝廷予以牽制 －＞ 北伐失敗
(七) 淝水之戰
由於東晉內亂頻仍，北伐又未能成功，其政權僅能偏安一隅。公元357年，北方由前秦（氐族人苻洪建立之政權）所統一，苻堅（前秦君主）欲乘勝統一南方，揮軍南下，其終導致「淝水之戰」。
一、背景
1. 苻堅統一北方：氐族人苻堅重用漢人王猛（曾和桓溫暢談天下大事），重視經濟民生，改良政治，先後滅前涼、前燕等北方國家，統一北方。苻堅欲乘統一北方之勢，大舉伐燕，統一南方。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堅集議出兵事，苻融等（王猛臨終時亦一再叮囑苻堅不可伐晉）均表反對，惟慕容垂贊成。苻堅自以為兵力強大，投鞭足以斷流，故力排眾議，於八年大舉出兵。
2. 晉室將相和好：是時東晉由孝武帝即位。謝安等為丞相執政，安為人沉實有膽識，為時望所歸。地方上，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安以桓溫之弟桓沖為荊州刺史，又以其侄謝玄為兗州刺史，鎮廣陵。桓沖不如溫之跋扈專橫，其和謝安保持相安，使晉室在中央及地方政治上保持穩定。
3. 北府兵之設立：謝玄受任兗州刺史後，鑑於當時淮南江北一帶，民風強悍，其於是募兵於江北，不數年而成勁旅，因此支軍隊的訓練地方在京口，當時稱為「北府」，故此支軍隊被稱為「北府兵」。「北府兵」軍事組織嚴密，戰鬥力強，為東晉官方軍事力量之正式建立。苻堅屢和「北府兵」交戰，均告失利。苻堅恐怕一旦晉室軍事及政治力量進一步鞏固，前秦更難南下一統，其於是有伐晉之舉。
二、經過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八月，苻堅派苻融（堅弟）、慕容垂等率大軍南下，號稱「八十七萬」大軍。東晉方面，朝廷以謝石（安弟）為統帥，與謝玄等領八萬「北府兵」應戰。
十月，苻融攻陷壽陽（又稱壽春）。苻堅留大軍於項城，自率輕騎八千至壽陽，並派前所俘之晉將朱序向謝石勸降。不料朱序反泄露秦軍虛實：包括（一）前秦部隊之前鋒已南下，但後方仍有部隊滯留長安，未和前鋒集合；（二）前秦軍隊數量雖多，但多為五胡雜湊而成，組織鬆散，戰鬥力弱；（三）前秦軍隊多不習水戰，又抵受不住南方之濕熱；（四）勞師遠征令士氣消沉，且和謝玄、謝石合謀，引秦軍後撤而乘機猛攻。十一月，謝玄派劉牢之率五千精兵北擊洛澗，秦軍大敗，死一萬五千人。此時秦主苻堅之自信心已動搖，其登壽陽城，見晉軍陣容嚴整，遙望八公山上之草木，也以為是晉兵，此亦即「草木皆兵」之所由來。
秦軍佈陣於淝水以西待敵，謝玄派人要求秦軍後撤，以便晉兵渡河決戰。苻堅欲乘晉軍渡河時進攻，下令秦軍後退。不料秦軍一退，無法停止。朱序又在前秦軍中高呼「秦軍敗了」，晉軍乘機渡河猛攻，前秦士卒互相踐踏，死傷無數。苻堅單騎逃至淮北，是時慕容垂所率三萬人獨全，堅往投之，後輾轉返回洛陽，但前秦已元氣大傷。
三、晉勝秦敗之原因分析
1. 前秦失敗原因
I . 誤用人才：苻堅不聽王猛、苻融的建議，而接納慕容垂、姚萇的說法。慕容垂等人皆懷有異心，苻堅採其說，揮軍伐晉，終致大敗，此無疑為用人失當所致。又其以朱序至晉軍勸降，反令朱序有機會向晉室泄露秦軍虛實及及和晉合謀，此亦苻堅用人失當致敗之另一顯例。
II . 軍隊質素低劣：前秦軍隊多由為前秦打敗之五胡洴湊而成，為烏合之眾，組織鬆散，戰鬥力弱。
III. 士氣消沉低落：前秦士卒多無忠於苻堅及前秦之心（此亦王猛反對苻堅南征之因），加上勞師遠征，士氣消沉。
IV. 戰略失宜：前秦部隊開抵戰場者其實只有苻融的三十萬，其餘的或滯留中原，或仍在長安。軍隊未集結即和晉軍接戰，此為戰略一大失宜，令前秦失敗。又苻堅下令秦軍後退，以乘晉軍渡河發動進攻，未考慮到秦軍鬆散，一退即潰之可能，此另一戰略上之失誤亦令秦軍敗亡。
V. 不擅水戰：前秦軍隊多為騎兵，不習水戰，此令其在軍事上處於不利。
VI. 南方氣候：前秦士卒久居苦寒之地，南方氣候潮濕，有礙秦軍之行動。
VII. 苻堅意氣驕盈：苻堅自以為是，以為擁有八十萬大軍，即可投鞭斷流，不聽王猛、苻融之建議，一意孤行，終招致秦軍大敗。
2. 東晉勝利原因
I . 善用人才：謝安用謝玄、謝石率八萬「北府兵」應戰，玄、石均為軍事人才，用人得當。又用劉牢之北擊洛澗，此亦有助挫前秦銳氣，令東晉致勝。
II .軍隊質素高：「北府兵」為北方僑民之壯丁組成，平時接受嚴密的軍事訓練，戰鬥力強，驍勇善戰。
III. 士氣高昂：前秦軍隊南侵，此無疑是令東晉面對滅國之危機。東晉臣民在面臨國亡家破之危中，因而能團結一致，上下一心，此高昂之士氣終令晉軍取勝。再者，晉軍在長江附近待秦軍南下，以逸待勞，士卒無須勞師，士氣因而不消沉。
IV. 戰略得當：晉室先派劉牢之大破秦軍，打擊苻堅之自信。再而和朱序聯合，先引秦軍後退，再由朱序高呼「秦軍敗了」，使秦軍瓦解。這一連串合宜之戰略令晉得以勝利。
V. 擅長水戰：「北府兵」士卒多為南方人士，擅於水戰，其於軍事上較佔優勢。
VI. 地理優勢：東晉士卒習慣了南方的潮濕氣候，南方氣候因此不對東晉之軍事行動有所妨礙。
VII. 朱序協助：朱序泄露秦軍虛實，且在秦軍後撤時於秦軍後方高呼「秦軍敗了」，擾亂前秦軍心，此亦有助東晉之取勝。
四、影響
1. 北方再度分裂：前秦不久瓦解，慕容垂建後燕，姚萇建立後秦，北方再度進入分裂，是為五胡十六國後期。
2. 東晉偏安穩固：東晉乘北方混亂，乘機收復青、益、梁、兗等州，偏安局面更為穩固。
3. 「北府兵」之抬頭：由於「北府兵」在淝水戰中立了戰功，其成為東晉後期主要的軍事力量，劉裕不久成為「北府兵」之將領，其終借「北府兵」之力篡晉自立。
(八) 道子專權及桓玄之亂
淝水戰後，謝安死，司馬道子專權。孝武帝不滿道子專權，遂於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令皇后兄王恭為兗州刺史，鎮京口，殷仲堪為荊州刺史，鎮江陵，以分道子之勢。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孝武為張貴人所殺（孝武曾嫌張貴人年過三十，司馬道子之子司馬元顯勸張貴人殺孝武自保），司馬德宗繼立，是為安帝，輔政仍為道子父子所把持。
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王恭率「北府兵」討伐道子之黨羽王國寶，殷仲堪亦遙相呼應，道子以王恭兵強，不得已殺王國寶父子。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王恭再度舉兵，殷仲堪則和桓玄（桓溫之子）聯合響應王恭，聲討司馬道子。正當殷仲堪部將楊佺期率軍順流東下，進抵橫江，司馬元顯收買了劉牢之（為王恭麾下），牢之擊王恭，恭被殺。次年（公元399年），桓玄殺仲堪及佺期，兼有荊、雍、江三州，為三州刺史。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晉發兵討桓玄（元顯恐桓玄作亂），桓玄立即率軍東下，大敗元顯之部隊。元顯欲以劉牢之的「北府兵」擊敗桓玄，不料劉牢之已投降桓玄。桓玄入建康，殺司馬道子、元顯。次年（公元403年）末，桓玄稱帝，改國號楚，廢安帝為平固王。
早在桓玄入建康不久，其即下令解除劉牢之的兵權，牢之欲叛玄，部下不從，牢之自殺。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北府舊將劉裕、何無忌、劉毅等人自京口起兵討玄，合眾千餘人，攻入建康，玄軍大敗，桓玄不久被殺，桓玄之亂才告結束。
(九) 孫恩盧循之亂
除了桓玄之亂，孫恩盧循之亂亦為東晉末年之內亂之一。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其父泰為晉太守，以道術惑人，徒眾甚多。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泰為道子所殺，恩逃入海。次年（公元399年），恩聚眾攻入會稽，殺王凝之。晉以司馬元顯及劉牢之討之，恩復入海。五年（公元401年），孫恩率十數萬人至丹徒，劉牢之派部將劉裕大破孫恩部眾，孫恩勢力因此大衰，劉裕崛起。
元興元年，孫恩敗死，其妹夫盧循接收其餘眾，繼續起事。義熙六年，循乘劉裕北伐南燕，和徐道覆分途北進，意圖進攻建康。時劉裕已回，屯兵石頭，盧循接戰失利。次年（公元411年），徐、盧二人先後被殺，史稱「盧循之亂」。
和桓玄之亂之性質不同，孫恩盧循之亂乃是以道教作為號召，其起因乃源於司馬道子向民間加徵重稅，人民不勝負擔，紛紛反抗所致（此見東晉末年道教傳播之興盛及民間生活之困苦）。
(十) 劉裕篡晉
劉裕初為「北府兵」將領，經平定孫恩盧循及桓玄之亂，屢立戰功。
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他毒殺安帝，改立司馬德文為帝，是為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劉裕篡晉自立，改國號宋，改元永初，是為宋武帝。
《資治通鑑》曾記載有以下一段：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
此見晉恭帝對劉裕篡晉並無太大不滿。
劉裕本為寒門出身，其篡奪晉室政權後，門閥世族之政權亦告結束，平民政權因而得以建立。然而，劉宋政權雖有政治上之優勢，門閥世族卻依舊在地方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門閥之消除，在劉宋手上終無法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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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
2. 傅樂成《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