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讓九龍

「亞羅號事件」引發廣州市民焚燒外國商行，為英國出兵締造了不可多得的藉口。適逢法皇拿破崙三世在歐洲遇到挫折 (主要是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進行削弱了法國的影響力)，希望透過軍事上的勝利爭取國內群眾的支持，其於是假借廣西西林縣有法國傳教士 (即馬賴神父) 被殺，與英國聯合出兵。

1857 年 11 月，英國公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等人，率領英法聯軍在香港集結。12 月 12 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兩廣總督葉名琛發出「最後通牒」。12 月 28 日，聯軍展開對廣州的攻擊，「廣州城戰役」揭開序幕。次日，廣州陷落。葉名琛不久被俘虜 (他後來被流放到加爾各答)。

「廣州城戰役」後，英法聯軍迅速控制廣州，恢復了廣州的對外貿易。額爾金、葛羅等人本來打算北上與清廷談判，卻遭到直隸總督譚廷襄一再拖延 (張連興則說「英、法兩國故意挑剔，談判破裂」)。英法聯軍於是在 1858 年 4 月向北推進，攻打大沽口。

大沽口是中國北方重要的海上軍事防禦要地，保障著天津、北京等地的安全。1858 年 4 月，載有 2600 多人的英法戰艦抵達大沽口。5 月 20 日，聯軍在砲台的側面登陸。清軍發砲還擊，殺傷近百名聯軍士兵。然而，由於直隸總督譚廷襄突然棄守逃亡，砲台守軍孤立無援，300 多名清軍於是陣亡，大沽口失陷。聯軍乘勝追擊，直逼天津。6 月 26 日、27 日，清廷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戰事至此才告一段落。

高馬可在《香港簡史》中曾有以下一段文字：

中國須賠償更多賠款，容許外交人員駐節北京，再開放十個通商口岸，並讓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進入中國內陸腹地。其後在 10 月又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對進口鴉片徵稅，實際上將鴉片貿易合法化。

這可視為對《天津條約》內容的簡單歸納，亦交代了《天津條約》簽訂後其他的善後安排。一言以蔽之，即是擴大英、法等國在華的政治和商業利益。

不過，戰事並未有因《天津條約》的簽署而結束。1859 年 6 月 20 日，英、法等國的公使抵達大沽口，向清廷提出換約。清廷以大沽口並未完全修復為理由，要求公使們改往北塘登陸，卻遭到拒絕。聯軍強攻大沽炮台，清軍奮力死守，激戰一晝夜，聯軍死傷近 500 人，多艘戰艦被擊沉，英國海軍司令賀布 (Sir James Hope，又譯何伯) 也身負重傷。聯軍被迫折返上海。

次年 2 月，英法聯軍經過休養生息之後，東山再起。清廷以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所率領的騎兵應戰，全軍覆沒。聯軍馬驅直進，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北走熱河，僅留下恭親王奕訴負責收拾殘局。在俄國公使調停下，清廷於是在 10 月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以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

(1) 清廷把九龍半島南部 (今香港「界限街」以南) 和位於香港島以西的小島昂船洲割讓給英國。

(2) 增開天津為商埠。

(3) 清廷對英、法兩國的賠款增至 800 萬兩。

其中，(1) 對香港可謂意義重大。自此以後，港英政府的管治範圍不再局限於香港島，而擴展至「界限街」以南地區。這意味著香港邊界的進一步拓展。

又按照張連興所言，早在《北京條約》簽署前 (1860 年 3 月)，英領事巴夏禮已誘迫兩廣總督勞崇光 (已故哲學家勞思光先生的高祖) 簽署《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強租九龍，年租銀 500 兩。倘若張氏所言非虛，此處反映兩個事實：

第一，清廷在《北京條約》中同意割讓九龍，更多是受制於現實已然形成的局面，非故意將九龍放棄也。

第二，英國一早已有意將勢力延伸至九龍半島南部，否則巴夏禮根本不需強租九龍。

姑勿論如何，《北京條約》簽訂後，港英政府旋即在九龍半島的新邊界上設置矮矮的鐵絲網。當年鐵絲網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界限街」的位置了。

「界限街」(Boundary Street) 原名「界限線」(Boundary Line、Old Frontier Line)。據資料記載，「界限線」原本不是一條街道，而是一座小山。後來，由於香港耕地不足，小山被夷平。今天我們看見的「界限街」，是到了 1934 年才興建而成的。

港英政府當時又規定「界限線」的開關時間為每天早上 6 時至黃昏日落為止。這個安排直至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才宣告取消。

時至今日，「界限街」依然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區分著不同的地域 / 社會經濟區域，例如：

A. 「界限街」是新、舊九龍 (「新九龍」指「界限街」以北至「獅子山」之南的土地，包括觀塘區、黃大仙區、九龍城區等) 的分界線。

B. 港鐵東鐵線以西的一段「界限街」是油尖旺區、深水埗區的分界線，該段「界限街」以北屬於深水埗區，以南則屬於油尖旺區。

C. 「界限街」中段是豪宅區，居住者大多是中產階層；西面則是深水埗及大角咀，居住者大多是中下階層、新移民。

這些區分又往往造成香港市民在生活方式和政見上的不同。

香港今天出現大大小小的分歧，這可說是由來有自，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當然，分歧不必然走向對立、撕裂。對立、撕裂一旦出現，除了歷史因素的影響外，更重要還在於統治者無法 / 不願調解各方的矛盾、衝突 (港英政府在疏導各方分歧的表現上相對比較優勝，港共政府則不然，這可能和中共喜歡透過激化矛盾以解決管治問題有關)。

最後，補充一點，清廷正式割讓九龍半島南部、昂船洲予英國時，寶靈已經卸任「香港總督」一職，改由羅便臣接任。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