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制衡及自為

中國的政治思想甚少重視制衡，而強調自身之反省及成德，西方則強調制衡，這可說是雙方之一不同處。

政治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為近代代議民主制之提倡者，他曾撰文指出理想的代議民主制該是如何模樣，細讀其文，莫不是以制衡為主。現姑舉兩項說明，例如他曾說民主應不許參選者用大量之參選經費，以免其日後成功任高位，因而大掠錢財，以補償其參選時之所失；又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也應分立，不宜由一統治者專享，以收相互制約之效（此意實起自法國之孟德斯鳩，Mill 則承其餘緒）。

這些無非出於對參選者之不信任而致。不只Mill，遠古如柏拉圖亦然，其以法限制護衛者不許有私人之財產，這也是一種制衡，防止統治者以權謀私。但柏拉圖仍重哲人王可以自身之哲學知識限制自己抵抗誘惑，較重一己之修，和西方欲全以制衡防範統治者畢竟不同。

中國則向來不多說制衡，唐堯之時，洪水泛濫，舜奉命派任人以治水，鯀終被任以治水，加緊建築堤壩，防止洪水泛濫，此也是一種制衡。但水性頑劣，焉可遏止，鯀治水無功，被弒，由其子禹繼之，禹改用疏導的方式，終水平而立大功，此為夏禹治水之典故。禹之疏導不是制衡，而近似任水性而為，卻又加以引導，使其行於正軌，中國後來的政治多沿此想法發展，即開輕制衡而尚自省及教化之一途。

中西雙方究孰優孰劣？此層不易分說，當中實涉及更深層對人性之理解，還有給人自願做一些事是否這麼重要等。

若說人性必然是惡，而統治者自願為一仁人中的自願又不是這麼重要，那麼，以法制衡必然是更佳。因制衡能既不帶來任何壞處，而人民因制衡反可免於日後遭受暴君的統治，人民的財產、性命也得保障，利多於弊之下，制衡自可持。

可是，人性真是只惡不善嗎？荀子言：「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其人雖惡，但也能偽善，偽善如何可能，即為其本身有一善的根源在，又用佛家語謂之根性，用孟子語則是性善，焉能說人全無善的可能而全是惡？

又統治者自願為仁人之自願是不重要，這也不盡然。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乃屬儀式制度，仁是情感，具自願性，孔子此語，可說是一切制度儀節皆只有出於行動者之自願，才有意義。用在政治上，則統治者對人民好，只有當他自願對人民好之時，這種對人民好的行為才是有意義。於此，則我們似不可說強迫統治者不以權謀私，對人民不加害即可，而該考慮及統治者是否自願做這些行為。

既然人非全性惡，統治者自願為仁也重要，即純制衡多少是有不足。至少，對一個願為百姓自願謀福的人，我們處處對其加制衡，這樣，一來或令其心志不能彰顯，二來也令後進不敢再為人民謀利益，這亦不是一件好事。事實上，僅就中國言，北宋時有諫院及御史台，專門糾劾百官治績，這也是一種制衡，但施行之結果，則是百官漸趨因循，不敢再有大作為，可見只制衡未必是好事。

當然，或說宋制衡含不完善配套之弊，這層此版也有文章談及過，這或可是一種反駁。但只制而不讓上位者自省自為，這始終和中國人的想法有別。

文至於此，不是要褒揚中國而抑西方，反之亦然。其實，西方民主中的政治制衡能有效保障人的性命、財產，乃至尊嚴（西方稱之為人權），這是顯明的事實。人多少有大量之惡念，而自願為好人，某程度上和大部份人的性命、財產的價值也不可同日而語，後者必比前者更具價值，結果，制衡必為一有利無弊之法，廣為人所接納，這是無可疑的。

但是，本文更想說的是，制衡始終近於西方的想法，中國不是沒有近似想法，觀法家韓非可見。只是中國主流傳統重儒道，儒之孔子重為上位者之自願愛民，這自願本身之價值亦高，不是全無價值；道家老子雖言小國寡民，又說最好的政府是人只知其存在而止，但實則他仍重政府之自為清靜，自令人民各行其所為，不是立一法迫上位者行無為，即儒道俱重上位者之自願為民之有價值可見。而孟子亦言：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王陽明亦講良知，即人也不只是惡性，只能以制衡對付，如此，透過自身反省，再親而為民，這一種方法此亦未可偏廢。

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為自省，繼而自願成德，成德又不離愛民，故天子之愛民全出於一己之成德、修身之心。這是極具上位者之自願性，非西方的強迫。而中國歷代又重師，孔子之被尊至聖先師，各朝太子及皇帝皆有師可見。師之重要在教帝以修身、成德、愛民，帝一面出於己省，一面因尊師而愛民，但尊師也是自願，非強迫，中國政治思想重上位者自願而不對其制衡可見。

總言之，中西雙方或對人性理解不同，或對上位者自願為民一行動的價值體會有別，因而生出重制衡或重自身反省成德的分別來。處於中西文化匯集之當世，宜兩方利弊俱見，不偏廢一端，執兩用中，以見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