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的誤解與偏見

細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當代新儒家論心性之學、論中國文化的人文教傾向，可謂精微。然而，一進入談民主、科學的建立乃至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則不時存有誤解及偏見。這些誤解及偏見至今在香港仍有一定影響力，值得仔細檢視。

良知坎陷的迷思

＜宣言＞論「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理論科學：

中國人真要建立其自身之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即必當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為認識的主體。而此道德的主體之要求建立其自身兼為一認識的主體時，此道德主體須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即此道德之主體須暫退歸於此認識之主體之後，成為認識主體的支持者，直俟此認識的主體完成其認識之任務後，然後再施其價值判斷，從事道德之實踐，並引發其實用之活動。此時人之道德主體，遂升進為能主宰其自身之進退，並主宰認識的主體自身之進退，因而更能完成其為自作主宰之道德的主體者。然後我們可以說，人之道德的主體，必須成為能主宰其自身之進退與認識的主體之進退者，乃為最高的道德的主體，此即所謂人之最大之仁，乃兼涵仁與智者。

道德主體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暫退歸於此認識之主體之後，敢問「暫忘」、「暫退」如何可能？

吳汝鈞《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解釋認知主體的運作：

按認知我或認知心是一相對意義的認知的主體，它的相對的那一邊是被認知的對象。前者是能，後者是所......認知我認識被認知的對象，此種能 (認知我) 與所 (被認知的對象) 的關係為橫列的關係，關係的兩端在存有論上是對等的，沒有以一端克服另一端的可能性，認知我不能克服被認知的對象。

楊祖漢＜唐君毅先生對朱子哲學的詮釋＞解釋道德實踐：

在此對法則之認識中，法則 (道德之理) 與吾人之關係，並非水平地橫攝的關係，而是「直貫」的創生之關係。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 (學人卷 I)》解釋牟宗三的「直貫創生」義：

性體是道德實踐的真實根據，而且其本身就有實現的動力，性體不已的起作用，給出道德創造之能，即存有即活動，故是直貫創生的。

認知主體每強一分，道德主體便弱一分，前者以冷智的邏輯思辯、概念分解為主，後者以溫熱的真情實感 (即真誠惻怛)、感通一體為主，彼此正呈一相反。暫忘、暫退，到了落實，只怕最後就是全忘、全退，要不然就是理論科學無法徹底建立。

「良知的自我坎陷」說起來頗動聽，卻是理論的空中樓閣，不易落實，至少唐、牟等人未有交代具體落實的方法。

「無為而治」、「為政以德」不是對君權加以限制抑制的政治思想

＜宣言＞又指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

則以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皆認為君主不當濫用權力，而望君主之無為而治，為政以德。此即對君權加以限制抑制之政治思想。

希望君主避免介入民間事務，又焉能與法制上對君權予以限制抑制相提並論？西方民主憲政是建基於對人性不信任，君主必然濫權而不自覺，故須用制度規限之。望君主無為而治，對人性樂觀，此注定無法成就制衡君主權力的制度。

為政以德更加荒謬。正因為要讓君主有機會成就道德行為，所以不能多加限制，而且要容許他有自覺地改錯的空間，這樣推演下去，法制上對君權予以限制抑制從何說起？據此言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未免太過牽強。

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為堯舜為賢聖」不是民主政治思想根源，天下為公人人平等另有基礎

＜宣言＞：

但是從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並一貫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為堯舜為賢聖，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等來看，此中之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為民主政治思想之種子所在。

張灝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幽暗意識為前題。他說：

幽暗意識認為人性中的陰暗面是無法根除，永遠潛伏的。不記得誰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歷史上人類的文明有進步，但人性卻沒有進步。」這個洞見就是幽暗意識的一個極好的注腳。(＜幽暗意識的形成與反思＞)

崔衛平補充：

人性中的墜落、陷溺、懈怠這些因素，是無法避免的，是難以完全克服的，對它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實際上不一定做得到......

......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建設，在設計具體制度時，將人性中的這些幽暗的因素結合進去，從而有效地防範和制止它們......(＜這個時代的憂患與幽暗意識＞)

無獨有偶，美國宗教思想家尼布林 (Reinhold Niebuhr) 主張：

我們也同樣需要正視人的罪惡而加以防範……才能真正發揮民主制度的功能，彰顯它的價值。(張灝＜幽暗意識的形成與反思＞)

按照張、崔、尼的意見，正因為「一貫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為堯舜為賢聖」，中國才無法開展民主政治，易言之，其非民主政治思想根源。要言天下為公、人人平等，不應落在道德人格上。

吳國光＜反政治的自由主義 - 從胡適的憲政思想反省憲政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指胡適曾說：

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 - 惡政治 - 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

認為要實行「好政府」，需要「人人都覺悟」，而「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 -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需要有奮鬥的精神」。

吳氏對於胡適的精英主義態度、文化主導思路不以為然，批評說：

胡適雖然明確打出了「憲政」的旗幟，但他所宣導的「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其實根本就喪失了憲政政治本來的含義 - 即人民參政而對政治權力實行制約的含義。「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的內涵充其量不過類似於所謂的「開明專制」：領導人有理性，有知識，有專長，有道德，能「防止」不法官吏，也能「容納」個體自由……按理來說，如果政府完全是由「好人」組成的，那麼憲政根本就沒有什麼必要，因為憲政的基本功能在於限制政府的權力 - 人們為什麼要去千方百計地限制「好人」的權力呢？而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政治觀念就是並不相信什麼「好人」不「好人」，而是首先把國家權力 (也包括其他權力) 看作「惡魔」，首先擔憂那些手中掌握了巨大權力尤其是國家權力的人會濫用他們的權力，不論他們的道德修行如何。在鼓吹「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時，胡適顯然忘記了 (或者不懂得)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第一課，反而改采道德哲學，也就是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態度來推動所謂的「憲政」政治。這種「努力」把希望寄託在政治領袖 (無論新舊，在位或未來的) 之向善願望上，真的是如同胡適自己在別處所說的，「與虎謀皮」，恐怕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

這段話實在解釋得太好，對比＜宣言＞：

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今日中國之民主建國，乃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至今之一大事業，而必當求其成功者，其最深理由，亦即在此。

「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當代新儒家對民主憲政的理解何其淺薄！

事實上，胡適在＜再談談憲政＞曾經講過：

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

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裡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

民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血脈奮張的自以為「專政」，他們只須逢時逢節，在要緊關頭，畫一個「諾」或畫一個「No」，這種政制因為對於人民責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於人情，最容易學，也最有效力。

「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的宣導，恐怕是他仍擺脫不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文化的陰影所致。真正要令民主憲政生根，實際未必依靠人人挺立道德主體。

忽略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的奠基作用，對理性溝通討論促進民主不予重視

＜宣言＞表示：

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權力，對於政府權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制。

這點沒有問題，但前提是：

1. 人民必須對民主、人權、自由有基本認識；

2. 對社會政治事務有高度參與；

3. 願意用理性就不同社會政治議題跟他人討論、溝通。

此處需要的不只是道德人格的教育，更是公民教育 (civic education)，即培養個人作為公民，行使義務與權利的教育活動。缺少公民教育，只強調一己德性人格之完成，公民社會是不能建立，民主憲政無公民社會作基礎，則隨時淪為多數人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憲法亦形同虛設。

中國社會自來缺乏各種宗教經濟學術文化之團體與地方自治之組織及各階級之對峙。民國初年之議員，多只是一種純粹之知識份子，無社會之客觀力量以為其基礎，亦不能真正代表社會某一組織某一階層之利益。他們素未與工商界結合，亦無教會之組織，則民國初年之議會，必只成為社會浮游無根之知識份子結合，既不能制裁袁世凱稱帝，亦不能抵制曹錕賄選。

此處無誤，但效果更好的民主政治是：代表不同社會組織 / 階層之利益的知識份子，能透過理性溝通討論，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平衡點，作為政策制訂的基礎。這裡需要有一番教育，下一番工夫。

當代新儒家忽略了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的奠基作用，對理性溝通討論有助促進民主亦不重視，只汲汲於轉化君主制度為民主憲政，將社會各組織、階層之利益與知識份子結合以抵制當權者，這猶如在浮沙上造塔，終究不會穩固。

對「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的論證有違歷史事實

談及中國近代史，＜宣言＞以下列事例證明「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極有問題：

袁世凱稱帝，亦要先偽造民意，而洪憲之命運，亦只有數月。張勳復辟之命運更短。

國民黨之訓政，在中山先生之思想中，只以之作為憲政之準備工作。

首先，洪憲稱帝不過數月，是因為有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起兵護國，蔡鍔、唐繼堯都是有軍隊的，雲南亦地處偏遠，袁世凱不易控制。為免困擾，遂只好收手，這與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有何關係？

其次，張勳復辟命運更短，是因為段祺瑞用自身軍力把張勳趕出北京，又關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何事？

最後，縱使中山先生以訓政為憲政之準備，這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之思想皆同於中山先生的，更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皆明白中山先生的初衷，然則「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怎能成立？

當代新儒家如此立論，只反映他們對歷史事實愚昧無知，主觀意見太強！

民主生不了根非關反對中國舊文化的事

＜宣言＞有以下一段文字：

但陳獨秀等一方面標出科學與民主之口號，一方面亦要反對中國之舊文化，要打倒孔家店。民主因而成為英美之舶來品，在中國文化中是無根的。以民主與科學之口號，去與數千年之中國歷史文化鬥爭，中國文化固然被摧毀，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不能為中國人共信，成為制度。

迄今不少文化保守主義者仍愛脅此為護符，對「全盤西化」論大批特批。殊不知這段文字乃是偏見。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說：

我們知道當初自由思想和價值之傳入中國，主要是為了誘導中國民眾的潛力以維護國家權益，另一方面是用來喚起中國民眾的士氣以重建並鞏固中國社會。因此，在傳播的過程中，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 - 在政治社群中，個人應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 - 便遭到了曲解。

爭取個人獨立之自由，對五四自由分子而言，主要是指：從斷喪個人自由的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中解脫出來。然而，由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壓抑下解放出來的自由，並不與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相同；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導自個人價值在倫理上的基設 (presupposition)，而五四時代，個人自由的觀念卻是隨著反抗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對個人的壓抑而增強的。

簡單講，民主和自由是一體兩面，民主生不了根，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對個人自由的理解不深刻。他們傾向從反抗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對個人的壓抑而了解個人自由的價值，竟不知個人應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對自由主義理解淺薄，自由主義未有深化發展，方是民主生不了根的真正原因，此與反對中國舊文化無必然關係。

吳國光又指出：

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憲政觀念在本質上卻具有「反政治」的特點，從而導致在理念上扭曲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在實踐中則無力找到根據憲政原則改造現實政治的力量和道路。歸納起來，這些「反政治」的特點主要表現為：第一，對於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濃厚的烏托邦色彩，認為憲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級的某種什麼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對於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從對於人性的現實理解出發來觀察和分析政治。其次則是嚴重的精英主義，尤其是文化精英主義，從而完全忽略一般民眾對於政治改造或建構憲政政治的作用；而這種文化精英主義一旦擴展到政治領域，則不免向憲政政治的對立面比如「賢能政治」甚至「開明專制」轉化，因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領袖方面，而不是對於政治領袖的制約。第三，也是最為關鍵的，是其文化中心主義的思路，強調的是道德、覺悟、知識和素養，忽略了政治的關鍵因素：利益和力量。這種「反政治」的特點，恰恰是與以個體利益的普遍化為基本出發點的自由主義的憲政主義思路相抵觸的。

……胡適對於憲政民主並不具備「深刻的理解」和「真實的把握」。

據此，中國民主憲政的失敗，在於西化如胡適，都擺脫不掉中國舊文化的牢籠。要徹底成就民主憲政，更徹底的「全盤西化」才是正途，而不是對中國舊文化繼續存有「溫情與敬意」。

順帶一提，1988 年 11 月，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鐘採訪中國大陸異見分子劉曉波：

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回應：

我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色」。

金鐘再問：

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 (香港式) 歷史變革？

劉曉波回答：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劉曉波也認為「在未來，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但「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他的意見，相比＜宣言＞：

西方人則應自反省其文化之缺點，而求有以學習於東方，同時以其今日之領導世界地位，更應以興滅國繼絕世之精神，來護持各民族文化之發展，並完成一切民族之民主建國之要求，使其今日先成為真正之公民，而在未來天下一家之世界，成為天民。而其研究中國等東方民族之學術文化歷史之態度，亦當如我們前面所說應加以改變。

至少態度謙虛些，沒那麼自大、傲慢，也與林毓生、吳國光的看法互相印證。

陳獨秀並未自我否定，胡漢民廖仲凱並不左傾

＜宣言＞提到：

陳獨秀終於轉向社會經濟方面，而注意到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對中國之侵略，由是而改談馬克思主義，不再談所謂資產階級之民主。以陳獨秀這種特別標榜民主口號的人，而終於一度拋棄了民主口號，這即是民國初年之民主思想之最明顯的自我否定。

陳獨秀「特別標榜民主口號」，但並未「終於一度拋棄了民主口號」，「不再談所謂資產階級之民主」。

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給連根的信＞，陳氏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 把民主政治當著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級的民主。

＜我的根本意見＞：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敢問陳獨秀最後有放棄資產階級之民主麼？

＜宣言＞：

當時之三民主義者如胡漢民，廖仲凱等，亦同樣是唯物史觀之信徒。

胡漢民回憶：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為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為馬克思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如何的懷疑不信任。(＜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七輯)

一個批評馬克思主義不當的人，怎會是「唯物史觀之信徒」？

胡漢民更是疑心「共產國際」，倡議另立「民族國際」以抗衡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退一步，參與過關於唯物史觀的討論，覺得唯物史觀有道理，不等於就是唯物史觀之信徒。

即使是唯物史觀的信徒，只要不是思想上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 / 政治上左傾擁護共產黨，亦無什麼對不住三民主義。

用「當時之三民主義者如胡漢民，廖仲凱等，亦同樣是唯物史觀之信徒」指二十年代國民黨人無法堅守三民主義，是不能成功的。反而，正因為他們相信唯物史觀，才對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有更深刻的理解及信守。

總之，胡漢民，廖仲凱都不是左傾和親共。

法國革命、社會主義運動不值讚嘆仿效，開發殖民地未必壓迫弱小民族

＜宣言＞：

本對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人間。於是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經濟上之自由與公平，社會上之博愛等理想，遂相緣而生。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產業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亦都相繼而起。由科學進步應用於自然之改造及對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之改造，二者相互為用，相得益彰。於是一二百年之西方文化，遂突飛猛進，使世界一切古老之文化，皆望塵莫及。凡此等等，蓋皆有其普遍永恆之價值，而為一切其他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讚歎學習仿求，以求其民族文化之平流競進者也。

美國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體現民主、自由、人權，可以並稱。

可是，法國革命，伯克 (Edmund Burke) 形容為「一場大災難」，「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法民主的改革運動」(《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社會主義運動，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認為是「馬克思的著作把法國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帶到了現代」使然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

故此，二者實不能和美國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並稱，亦不值得「一切其他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讚歎學習仿求」。

為向外爭取資源，開發殖民地，而有壓迫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行動。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表示殖民管治有兩種模式：

英國因為海外帝國太大，治理殖民地就如匯豐銀行的口號「環球金融地方智慧」，較為尊重當地官員的決定權，少有事事插手。與其他殖民帝國相比，英國殖民地相對於英國政府的獨立性較強，尤以殖民帝國解散後的香港為甚……

……英國政府以商業需求為先，開拓殖民地擺明為了賺錢，並不要求同化當地人，也不要求他們「愛英國」。殖民地官員一般都尊重地方習慣，任由當地人保留習俗，甚至故意分而治之。

英國是海洋型帝國，相比而言，法國這類大陸型帝國就很著重同化殖民地人民，中央對殖民地的控制較強，獨立帶來的痛苦也比較大。

當代新儒家覺得西方「向外爭取資源，開發殖民地」，就會「有壓迫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行動」，事實上未必。

結語

以上我們檢視了當代新儒家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所表現出的種種誤解和偏見。

概言之，誤解和偏見之所以產生，正因為他們對民主憲政、科學無深入了解，其歷史及社會科學知識也甚貧乏，常帶主觀情感去論斷種種事。創建哲學可以主觀，談論政治、歷史卻不容主觀，而講究客觀的理解，此一方面，當代新儒家明顯有局限，後人不能視而不見。

今時今日，對＜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亦應以批判的態度檢視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