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之展示及歧出的開始:程伊川

程明道、程伊川兄弟,後世多尊稱為「二程」,為「洛學」之代表人物。二程之學,自朱子以降,多被人視為沒有重大的宗旨上的分歧,然誠如近人馮友蘭、牟宗三等所揭示,明道和伊川無論在氣質上,還是在義理的領悟上,皆有著顯著的不同,為不可掩者。如是,對明道、伊川之義理各自加以客觀的考查,當是今日研究者的責任,此亦方是正確研究二人思想的方法。


有關明道的思想細節,我們已在之前講論過。本文則主要介紹及闡釋伊川之思想。不過,在論述伊川之學思之前,宜先了解一下伊川的生平。黃梨洲《宋元學案》介紹伊川其人曰: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即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于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為,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為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以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為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 逸以為怨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範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為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為之間,疏通簡易,不為矯異。或說匍匐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謗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


《宋史.道學傳》又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通道篤,通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


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禦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禦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


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複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複其官,又奪于崇寧。卒年七十五。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岩,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和明道的「一團和氣」不同,大體伊川一生較為嚴肅。其由於為人謹嚴,遂能守師道。明道曾說:「異日能尊嚴師道者,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某不得讓焉。」 ,此可足證。為後人盛讚為佳話之「程門立雪」,亦出自伊川門下。《宋史.楊時傳》:


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伊川為崇政殿說書時,更要求坐講,以求將師道凌駕於君道。由於伊川這種恪守師道及律己以嚴之性格,不少不愛謹嚴及主張尊君之大臣遂不滿於伊川,甚至和伊川結怨,司馬光、蘇軾即為其中之表表者(北宋洛、蜀、朔三派之鬥爭亦源出於此)。不過,伊川並未因此轉變其態度,始終如一。


伊川一生著作亦不多,僅有《易》、《春秋傳》。後人研究伊川思想,多從《河南程氏遺書》及《宋元學案》中的《伊川學案》找資料。本文介紹伊川思想,則更多是利用《伊川學案》中的文字。以下本文將逐一分析伊川思想之內容。


伊川論理氣


和明道喜歡以圓融之方式表述理氣關係不同,伊川更多是好用分解的方式談理氣。他說: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此條可謂充分表現伊川重分解之特色。其曰「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此明顯視陰陽為氣,道(即理)則為陰陽二氣得以可能的根據。其又曰「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的,有別於道為形而上的。如此分判,理、氣可說被區別得清清楚楚,使人無渾淪之感。不過,伊川雖作此細微之分解,卻不表示理氣可以分離,由「離了陰陽,更無道」,可見理氣雖有分別,但卻互不相離,其關係若要用四個字形容之,即可謂是「不即不離」(朱子後來也以「不即不離」言理氣關係,即承自伊川)。


伊川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此條仍可見出伊川重分解之特色。其論理氣之重點包括:


(一) 由「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可見伊川以道為陰陽二氣得以可能之根據,氣則有陰陽之分,故曰「則便是二」。


(二) 由「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可見伊川是在氣上言感,感為氣之感應,感並不落於道上說(此和橫渠「天體物不遺」、明道之仁體能覺潤萬物皆不合)。


(三) 陰陽無時間上的先後可言,見於「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


分解之表述下,理氣有所不同,伊川於是各自對理、氣另有闡明。其論理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此伊川以道同於理,且認為理沒有可能被說成感與未感。依此而推,則伊川之理似乎是一但理,為「只存有而不活動」者,有別於周、張、明道之可活動、可妙運乎氣之天道。


又曰: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伊川之理雖為「只存有而不活動」,但由「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可見其理仍為一存在之理。


又曰: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伊川既以氣化之生生不窮之所以然為理,則此理為一存在之理明矣。


又曰: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此伊川以太虛為理之異名。


又曰: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此伊川闡釋常理不離乎氣之運行。


其論氣化之文字則有下列諸條: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于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此言天地萬物全由陰陽氣化所生成。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也。


此伊川認為天地萬物之所以千差萬別,乃出於陰陽之氣化。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合看上引兩條,可見伊川所言之感乃陰陽二氣之感和應,換言之,即是形而下之實然之感應。此明顯不同於明道之感通義(明道之感通即是仁,乃一貫通形上形下的同體痛癢之真情實感,其不是純粹的形下的氣之感與應)。


總而言之,伊川大體是把理視為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動」,感因而落於氣上而為實然之感應,天地萬物之生成皆由陰陽氣化負責,而當氣運行時,理藉氣以彰顯,二者因此不離(不過此不表示理就是氣,故「不即」)。


伊川論性


在字宙界為理,下落至人生界即為人之性。伊川論性,最要者莫過於「性即理」。他說: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此伊川直接主「性即理」,且以為此性未嘗不善。不過,性雖全善,其藉氣以發為情時,情則可以有善有惡,故曰「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此處伊川實已暗中引入了「氣質之性」一概念,只是未明白表出而已。


伊川明白提出氣質之性,見於以下文字: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棟梁。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此伊川作出義理之性及氣質之性之區分,將「生之謂性」收於「氣質之性」中,同於橫渠。另外,其又把才視為中性之材料,才成為材質義之才,此和孟子即本心以言人之才明顯不同,其歧出於孟子,於此可見。


由於性有義理之性及氣質之性之分,學者欲盡性,必須兩面俱到,故他說: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伊川論性又及於心和天,他說: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此伊川主張「性即理」,性指義理之性(因「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驟看此條,吾人或以為伊川同意心、性、天是一,實則不然。如上述,伊川之道為「只存有而不活動」之理,「道與性一也」,則性為理下貫於人身者。理內在於人身而為性,此性當仍是「只存有而不活動」,如是,其根本不可能含心之義,性要進至心,必須經過一媒介,此媒介即是氣,但一有此媒介,性、心根本不是本體地自一,而為二分。「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此句實為伊川故意隱藏了氣之地位以勉強遷就上文文意,並非反映其理論之真實之語。至於「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性既然不活動,其要發而為情自然亦須經一媒介,此媒介同樣也是氣,於是,此句同樣也是伊川故意隱藏了氣之地位以勉強遷就上文文意,並非反映其理論之真實之語。我們可以這樣說:「道與性一也……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此在伊川之義理系統中是可以一條鞭地說下去的,但「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則必須加上氣才可以說清楚。理氣二分、心性二分之格局,實肇始於伊川,吾人不可憑此以謂伊川主心、性、天是一,因而仍合於宋明儒之正統。


至於伊川論性與情之關係,則說:


問:「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發于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誠如牟宗三所說,此處之以水波喻性情實不可死執。要言之,伊川認為情得以可能出現之根據在性。情不可離開性而發出。又由「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可見情有不善,不是道德情感;性則為全善;據此作進一步之推斷,由性過渡至情之媒介-氣當為有善有惡。


合上述一切以觀,則伊川認為,理下貫至人身即為人之性,其藉氣質之性以展現其自身,所展現者即為情,由於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所展現之情亦有善有惡,但情之惡無損於性之全善。此為伊川論性之大旨所在。


伊川論心


在儒學中,心、性一向連言,可是,在伊川系統中,心實明顯不同於性,而有其獨立的地位。伊川論心,首重其鏡明水止義,即認知心靈義。他說: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伊川以鏡明水止喻聖人之心,其明顯把心視為一認知心靈,不是道德本心。


復次,伊川把心視為一實然的氣心。他說: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此見伊川之心為一實然的氣心,且以理性之思慮為其功能。


由於氣有善有惡,心為氣心,心於是也有善有惡。伊川曰: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心既可放失而為不善,則伊川之心為一可善可惡之心,非一道德本心。


心既非一道德本心,其義理性格不是孟子學得以判矣。然伊川卻有不少類於孟子言心者: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殺,充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上引三條文字皆極易使人誤解伊川之學同於孟子學。然而,倘若我們知道伊川之心為一認知心、可善可惡的實然的氣心、和性不是本體地自一,伊川之學之別異於孟子當不難被看出。


伊川論仁


和其兄相同,伊川亦重視對仁的闡發。不過,細按其語,其論仁頗有別於明道,而有未能上接先秦儒者。伊川論仁曰: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此為伊川論仁之文字。細析之,要點如下:


(一) 由「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可見伊川以仁為性,不同於愛、惻隱,愛、惻隱為情。


(二) 孟子也是不把惻隱視作仁本身的。


伊川主「仁性愛情」大體無問題,此為其獨到之見解。可是,其以為孟子也是主「仁性愛情」,此不免誤解孟子。孟子乃是以人之一念惻隱直接指點出仁,惻隱就是仁。至於其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是指仁之端倪為惻隱,然此端倪在質上實無異於仁本身,猶如洞中之一線光和光源並無質之不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和「惻隱之心,仁也」本相通,其何來一定要主「仁性愛情」以安頓「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呢?伊川強以「仁性愛情」為孟子所想,此只反映他根本不了解孟子,亦即未能上接先秦儒之言仁也。


伊川又曰: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此伊川以公為仁為理。至此,仁之情感義、活潑義全部喪失,代之為嚴整義、冰冷義。其又曰「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則恕也不同於仁,而和愛同等。


《伊川學案》有以下一條: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此仍是「仁是性,愛是情」的發揮。


由於仁是性,性、心不是本體地自一(有氣作為媒介,見上文),仁於是也不是同一於心: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伊川之性不同一於心,仁為性,則仁和心自然有距離。仁要完全為心所具,實需經過一段「學」的工夫,所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此其實是指仁只是當具於心,而不是本具於心(其又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後來朱子言心亦經常用此比喻,可見伊川、朱子在對心之理解上一脈相承)。


我們試回想一下孔孟之言仁。孔子言仁多從心之安不安上指點出,孟子亦以惻隱之心本身為仁,現在伊川把仁視為性理,和情感、心劃開,此全不合先秦言仁之古義,其為歧出實不待辯矣。


伊川論敬


以上已把伊川之心性論及對仁之見解交待過。由於伊川看心、性、仁是如此的不同,工夫進路上,伊川之見解遂變得別樹一格。伊川之工夫綱領可表述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敬實為修德的第一步工夫。伊川論敬曰: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此伊川以敬為入道之第一步工夫。何以伊川如此說呢?因敬為格物致知(伊川工夫論之第二步工夫)提供了開展的條件,所謂「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即此意。


何謂敬呢?我們可從以下的文字推測一下: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此以「主一」為「敬」之內容。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于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此伊川續論敬。他指出:


(一) 敬使人之心有所主宰


(二) 敬是主一無適


(三) 敬之長久進行有助人明白天理


有人或問:「何謂主一?」伊川說: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勿忘勿助」即是「主一」。如是,「勿忘勿助」也是「敬」的內容。


敬又包括整齊嚴肅: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動容貌,整思慮」: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人能敬,伊川認為人之行為自然中禮: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由於敬有整齊嚴肅的成份,人能敬,其一舉手一投足自要求合宜恰當,人之行為合宜恰當,即是禮,即是公,故曰「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人之情感也因此不會失於偏,伊川曰: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為中也。


此伊川不以敬本身為中,卻以敬使得情感無失於偏為中。


敬又可使人之心虛,不生邪見,為格物致知提供預備條件。伊川曰:


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此伊川言敬可令人之心不生非僻(即不生邪見歪念),心因而得以虛(此也可見伊川之心為一認知之心)。其又曰「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則伊川認為敬為一簡易之工夫(此處之易簡不是心學的易簡)。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所謂「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即是使心能虛,不生邪見歪念,此則需要敬。由此可見敬為窮理製造預備條件。


不過,人進行居敬之工夫時,有數點值得注意。首先,敬乃徹上徹下,貫徹如終的工夫。他說:


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其次,敬不是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伊川曰: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敬不是虛靜,但人倘若能做到敬,心中有所主,其心中自然平和,虛靜因此而生。


其三,敬為人未應事接物之前皆可做的工夫。他說: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日無狀,敬自可見。」


有人或問:「敬是否需要人於應事時才做?」。伊川於此回答:不然。他指出,即使人不應事,「『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可見敬是無時無刻皆可用功的工夫。


其四,在進行居敬時,人不需過份的著意於敬。他說:


忘敬而後無不敬。


有人或因敬為一重要工夫而事事汲汲於敬,然人如此為時,即是著意,即不能敬,故伊川曰「忘敬而後無不敬」。


另外,值得加以補充的是,伊川之敬在義理內涵上並不同於孟子、明道之敬: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此以敬為操存此心之工夫。不過,和明道之「誠敬」不同,伊川之敬只是操存一可善可惡之氣心,乃一空頭的涵養(牟宗三語)。


伊川言敬大致如上。今引下列諸條以結束對敬之討論。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千。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此仍是以心有所主及整齊嚴肅言敬。


居敬即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為不簡。蓋先有心于簡,則多卻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


此言居敬可令心中無物,因而自然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此條仍是論敬中之勿忘勿助。


伊川論格物


伊川雖以敬為第一步工夫,但敬卻不是成德最關鍵的工夫。在伊川義理系統中,正面、積極、進取的工夫在「進學則在致知」,即格物窮理一面。


伊川論格物,先有以下一條文字: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此伊川把格物闡述為即事窮理,且主張知先行後。其要點可分析如下:


(一) 由「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可見格物是即事以窮究其理,非離事以空想一理。


(二) 由「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可見即事窮理為成聖必經之工夫。


(三) 由「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可見反躬、致知,致知、格物(即事窮理)有一定關係。


伊川又訓格物云: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此伊川把格物同於窮理。又由「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可見致知和窮理為一體之兩面。伊川復曰「欲思格物……以收其心而不放也」,可見格物為收回放心之工夫(此完全不同於孟子以「自反」為「求放心」之工夫,孟子何嘗要人即事窮理以求放心?)。


關於格物的物,伊川又反對只包括事物。他說: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此伊川認為不只事物可配稱為「格物」之物,「一身之中」的情感、念頭也可被視為「格物」之物,如是,上文「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可說是一工夫之三面,非不同的各別的工夫(其又曰「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朱子後來撰寫《格物補傳》,亦曰:「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自稱是得程子之遺意而作《補傳》,此程子即是伊川矣)。


關於格物之方式,伊川也有所講論: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此伊川論格物之方式包括讀書講明義理、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其又曰「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可見格物是日格一物,逐漸累積的工夫,不可一蹴而就。


格物貴在即事物以窮其理,且需日積月累,又可證於下列文字: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此伊川論即物窮理。


所務于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窮理既不以窮盡天下之理為貴,但也非主窮得一理以通一切理,其要旨即在逐步積累。


有人可能會反駁伊川:「即使吾人藉格物窮理以知理,此亦不保證人必定依理而行。」對此詰難,伊川其實可以回應:


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伊川說:「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依伊川的看法,人一旦能致知,人之知識漸明,此知識必然開出人行為上之動力,「知不必然開出人行為上的動力」因此可被解消,根本不成問題。


有人或復問:「格物是否只需察一己之性情?」,伊川對此亦可以回答,見以下文字: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此見伊川之格物致知既要觀一草一木之所以然,也要求察於一己之性情。其非只是用力求之於性情(是故牟宗三稱此種工夫路數為「順取之路」)。


格物而至其極,人即可明善去蔽: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此伊川言格物窮理可使人明善去蔽(其又曰:「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何以伊川如此說呢?因萬物只是一理之表現,所謂「只是一」)。


且能恢復心知之明以照見天理: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此處伊川雖引孟子「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其認為人內在固有的不是心即理的道德本心,而是人的認知能力(又稱認知心靈)。人的認知心由於常隨物而有所蔽,因而不見天理,所謂「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需格物以恢復心知之明,天理亦由此可得而見。


人倘能反覆涵泳於已知的義理之中,其氣質中之不合理處更可被轉化: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瀹肌浹體,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此伊川認為人倘若能明理,其心氣當能被轉化而不會表現為不足,恐懼心因而不會出現(相反,心會對理感到悅樂)。


伊川由對格物之發揮又及於讀書心得(因讀書也是格物之一方式):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伊川此語頗有不滿今人先識義理,再而讀經的做法,其仍是主張先讀經,再識義理。


《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賸。只有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此伊川說到讀《論》《孟》之心得。


後儒有以格物為逐理於外,觀乎伊川的文字,其似亦不感苟同。他說: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果如其所言,伊川之格物何嘗有重外遺內之缺陷?


伊川論敬義夾持


居敬、格物雖為兩種工夫,但二者卻缺一不可,所謂「敬義夾持」即指此。


伊川曰: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于己,然後謂之德。」


伊川認為,敬有助於人見理,但單獨以敬為工夫,則不可。


又曰: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此強調居敬和集義當齊頭並進,不可只有居敬而無集義。


何以只有居敬而無集義為不可呢?我們且先看以下文字: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因在伊川之義理間架中,敬只為一持己之道,人之實然之氣心仍不足以為善,人要轉化心氣之不善以為善,當先掌握一是非善惡之標準,此則需要格物致知,即是「集義」,「集義」因此是必要的。


不過,伊川雖強調集義,但亦同時重視涵養,即敬。伊川曰: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此兩條上文已引,其皆反映伊川認為敬可為格物提供預備條件。


伊川又曰: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此伊川重視窮理後涵養(即敬)的重要。


總之,居敬和集義、涵養與致知,猶如「車兩輪,鳥兩翼」,缺一不可。


伊川論知先行後


由於伊川以格物致知為成德之關鍵工夫,人之一切正當行為當在格物之後才可完成,故曰「知先行後」。伊川曰: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又曰: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得。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行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覺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又曰: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又曰: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于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以上數條皆是伊川主張知先行後的文字,當中不乏對「真知必生出力行」的發揮。


伊川論思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于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學者先要會疑。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以上六條為伊川論思。值得注意的是,伊川的思乃是指人的血氣之心的理性的思慮、判斷,並不同於孟子的本心的「自反」、橫渠的本心的「善反之」,後者更多是一道德的反省、反思,前者則不然。


伊川論學


伊川對學之見解見於下列文字: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之。


此伊川仍把學之目的放在行事上之中禮。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為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此伊川明顯反對學者重視文學技巧之雕飾,且以考詳略、採同異為學。後人有指伊川、朱子一系開出考據一途,此全非伊川原來所想望。


伊川論養氣


所謂養氣,即是以窮得之理涵養心氣,再而轉化氣質。伊川曰: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又曰: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伊川和傳統心學之異同


最後,且談談伊川和傳統心學之異同。概言之,伊川多引用孟子的文字,但卻表達著不同於孟子的義理內容。伊川曰: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孟子曾說「我四十不動心」,此伊川亦論不動心。伊川當然也可以重視不動心,此沒有問題。可是,關鍵在於,伊川之義乃人向外窮理而後得,此和孟子「仁義內在」之說明顯有距離。


伊川又曰:


學莫貴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伊川此處雖言自得,但此自得根本不是得心即理之本心,而是得心知之明之擴充以見性理。


又曰: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于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此伊川言自信,近於孟子之話頭。然仔細分析,其自信乃出於人之認知心靈之思慮、判斷,此和孟子有不合。


又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在孟子學中,養氣乃是持本心以轉化氣質以使氣全為本心所運使。可是,在伊川之系統中,養氣乃是認知心先藉格物窮理以把握理,再而人利用敬的工夫以存養這些理,以使這些理對心逐漸產生說服力,繼而使心主宰一身之氣(包括心自己)依理而行。孟子、伊川論養氣之不同處在此。


* 附錄:顏子所好何學論(伊川少年時為胡瑗所賞識之文章,因其非揭示伊川思想之真相之關鍵,今只將原文引錄於下)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于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後儒對伊川之評價


伊川之學雖不同於明道,其受後儒推崇卻和其兄長相同。今且引數條評語於下: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為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于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以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蕺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即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黃梨洲又曾兼論伊川之學曰:


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為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為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于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于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為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總而言之,伊川在義理上之另闢蹊徑,雖令其無法上接濂溪、橫渠、明道之學,然其學卻下開朱子之學,對宋代儒學發展影響甚大。吾人倘能重視伊川之思想,此雖未必能令我們同時兼盡周、張、明道之思想,但對於了解朱子思想,實不無裨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