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漢(三)

漢武一代之施政已如上述。從某個角度看，這些措施對西漢之強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可是，從另一角度分析，這些政策也生出其他的問題，致令西漢自武帝以後國勢漸漸走向下坡。

武帝的政策如何生出其他的困難，我們且仍從政治、經濟、外交及學術四方面分析。

首先，政治方面，武帝從主父偃之建議，用「推恩令」，此雖可削弱各諸侯國之勢力，使中央集權更為穩固，漢初諸王叛亂之情況不再出現；但與此同時，漢武為使自己能更有效落實自己之意見，而不受外廷宰相之制肘，漸漸重用內朝官，先用尚書，繼用中書，形成內朝漸漸得勢而外廷相權低落之象。漢武仍在，此做法之結果尚只是皇權之逐步高漲，不形成什麼問題，可是，武帝卒，繼任之君主年幼，此則極可能導致皇權旁落，而為內朝官控制。事實上，武帝以後，昭帝繼位，大權旋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之手，大司馬大將軍乃內朝之首長，大權剛好旁落，此恰好見出武帝做法之有問題。

又武帝設《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士子可透過跟從博士學習五經入朝為官，此雖為西漢建立起士人政府，完成自春秋戰國以來平民得以有合理之方式晉身仕途的歷史任務，西漢皇室也因此具有更多學術及政治人才，漢初軍人專政及人才無法入朝之問題得以解決；可是，這裡產生一個問題，熟讀《詩》、《書》、《易》、《禮》、《春秋》五經的士子足不足以作為能應世處事的政治人才？若五經皆是和政治術、政治及經濟問題之處理有關，此問題固甚無謂，但可惜的是五經乃屬於近人所謂「道德」（或學術）書籍，而不是「政治」書籍。此問題遂因此變得重要了。《詩》乃近似現代分類中的文學，《易》則如錢穆所言，乃一哲學書（參《朱子新學案》），《春秋》雖有政治成份（因其為歷史書），但當時其主要是以經學的形式出現（即經書之傳誦解讀）。這些書籍可提高人的修養境界（即有助發展人的道德），但對萬變無窮的政治事態之處理，五經卻起不了直接之作用。士子讀這些書籍去為官從政，他們對朝中各種政治、經濟事務之處理，自然只能有所缺失而無優秀之貢獻（因其所讀之書不和政治、經濟技術直接相關，其也未受與之相關的訓練也）。

事實上，由當時朝中的數件大事，也可見士子處理經濟、政治問題之無力，其中一件即為「限民名田」。

限民名田，其主要內容是限制人民佔田超過一定數量，由漢儒董仲舒提出，目的在解決西漢中業土地兼併嚴重之問題（時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語，可見當時土地兼併之烈）。此措施驟看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其實不然。誠如樊樹志所言（見《國史十六講》），此只是董仲舒解決土地兼併的折中方案，其原本想法乃欲恢復井田制。他甚至認為土地兼併之出現源於井田制之廢除，土地私有制之容許。井田制乃西周之制，距西漢已甚遠，董子竟意圖以一被廢棄之古制解當前之困難，此與其說是一種經濟措施之應對，不如說是一不切實際之空談。此為其一問題。又用一折中之法，限民名田，此雖不盡泥古，但在當時土地兼併熾烈之時，其能否有效落實，又既得利益之地主會否反對等，此似乎亦未為董子所慮。結果限民名田終無以改土地兼併之勢，繼而有王莽更激進之王田制。此等連續處正好反映漢儒能察覺當時之社會經濟問題，卻無以作出合適的技術性處理，只懂一昧恢復儒書中的古制，或以儒書中的古制為藍本，調和折中以應付現實的困難處境。而這些問題，歸根究柢，則是和漢武以五經取仕，又用道德作選拔人才之標準有關。漢武建立士人政府之法，恰好是令西漢無法處理國治問題之因，此不啻為漢武政策之另一失也。

其次，經濟方面，漢武施行重農抑商政策，此雖表面上可令貧富差距收窄，節制商人之資本，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從一更深入之角度看，這一連串政策也有問題。第一，禁止私人鑄幣，而把其國營，此一方面雖是抑商，但另一面則是損害從事私人鑄幣事業商人之利益，其既得利益被削，不滿情緒自高。其次，平準及均輸之法，此也有與民爭利之嫌，令人反感。第三，把鹽、鐵、酒專賣，其物劣而價貴。算舟車，則商賈裹足，物品缺乏。算緡及告緡，則令「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漢書．食貨志）．形同搶劫（上述由鹽鐵專賣至此見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商人及平民皆無利益可得，反而有害，其自沒理由支持而加以反對，漢室統治基礎也因而動搖。

不過，這只是就政策自身之內容言，再就其立法之原意，以及以後之落實看，武帝常因前線軍費開支之龐大而將之轉嫁在商人及農人身上，其之所以重農而抑商，似為了支持軍事開支，多於為民抒困，此種立法原意自令人民反感。又稅收龐大，導致更多農民淪為佃農，中產手工業作坊主也因抑商之過嚴而破產，重農抑商，實際是損農商以利政府，人民受盡壓迫，不滿之情漸熾，漢室國祚自短（有關軍費及重農抑商之關係，參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外交方面，武帝派兵北擊匈奴，此雖最終得出匈奴投降之結果，但誠如呂思勉、錢穆等所言，漢武打擊匈奴，其根本不需使用如此龐大之軍費，其之所以造成大量軍費之虛耗，乃在於漢武常乘機舉行封禪及郊祀之禮，花費大量錢財；其又用外戚領軍伐匈奴（衛青、霍去病皆皇后衛子夫之親人，以外戚身份領兵），衛、霍諸人皆視士卒之人命如草芥，漢室因而在北擊匈奴之戰役中具有嚴重之損兵折將之情況，造成大量人命傷亡。漢武攻匈奴，貌似成功，實屬失敗，更因軍費之轉嫁而令人民不滿，人命之傷亡而使人民怨恨，漢武晚年雖有《輪台之詔》，改採與民休息，但為時已晚，問題已生，此乃武帝外交政策之一缺陷。

又派張騫出西域，這一步雖令漢室聲威遠播，中西文化得以交流，可是，仔細言之，中國自西域處所得之物品皆為奢侈品（如香料及傢具），中國雖有支出，卻不可從西域得到可觀之收入，長此而下，這不免亦對漢室經濟造成打擊。而征西南夷、南越等，此雖保持了國土之完整，但與此同時，亦虛耗了西漢不少國力及財富。

其四，學術思想方面，董仲舒糅合儒家、道家、法家及陰陽家之思想以建立一混合的國家意識型態，此一方面固是完成了自戰國末年以來思想統一之工作，但另一方面，此種結合陰陽家（天人相應及五德終始之說法）及儒家（先秦孔孟之心性論）於一身的思想體系，也為漢室統治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昭帝天鳳三年，眭弘曾依據天運循環及五德終始說請漢室讓位，伏誅，宣帝時則有蓋寬饒，也因此而見殺，繼之而又有谷永，謂漢德已衰（參錢穆《國史大綱》），主張漢室讓國。此一連串讓國之論雖出於武帝以後，但其所持之思想根據則是董仲舒思想體系中之陰陽家成分（即五德終始的歷史哲學說），而董子之思想成於武帝，由此，我們不妨說漢武學術思想方面之措施（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型態）帶有加快漢室衰亡之問題。

武帝政策所生出的困難／問題大致如上述。而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又可看出兩個有趣之地方。

首先，是武帝所預期的和事實結果所得者有一不可逾越之界限。此在學術思想中可見一斑。漢武令董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本意乃在矯正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不利統治之情況，可是，獨尊儒術及統一思想之實際結果，卻是加快漢室之衰亡，造就更不利漢室統治之形勢。此乃武帝及董子之所不能預料，可視為一種unexpected consequence，而由於此unexpected consequence之存在，足以證明武帝所預期（或擴展而為歷史事件中的當事人所預期）和事實結果所得（即歷史事件之結果）不盡相同，甚至迥異。其次，是歷史任務之完成和國家政權之穩固未必相關（甚至間接動搖國家之政權），即一政權可完成一跨時代之歷史任務，但此完成卻未必能必然帶來此政權之穩固，甚或間接危及此政權之維持。此在學術方面也能顯明見出。漢武統一思想乃完成了戰國至秦以來統一思想之大任務，可是，此任務之完成，間接卻導致西漢之滅亡。跨時代任務雖完成，卻保不了自己的繼續存在，此在中國歷史中乃屢見不鮮，此只為其中之一例（其他例子可見於隋代。隋文帝統一南北，此乃完成一跨時代之歷史任務，可是，隋之國祚並未因此而得以延長，只有三十九年）。

當然，針對上述經濟方面的見解，有人或說：「此不是和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之觀點相違嗎？」。誠然，上述說法和錢說是有別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別不等於矛盾，錢說乃立在中國經濟史之理想層言，重農抑商的理想義言，本文則立於事實層言，重農抑商之實踐結果言，此乃兩層，非一層，既為兩層，二說自不矛盾相違。

漢武帝之各種施政由於有上述之種種困難，西漢漸漸走上衰運。而武帝卒，昭帝立，此處中間也有兩段事件可說，一是巫蠱之禍，一是鉤弋夫人之被賜死。先說第一件，其大意如下：

武帝好神仙，尚迷信，晚年多病。當時許多方士女巫經常出入宮廷，教宮人埋木偶於地下，祭祀禳災。婦女們猜忌的就告訐是咒詛皇帝。武帝聽了大怒，捕殺後宮和大臣數百人，說是「巫蠱」。江充與太子劉據有隙，於征和二年七月指使胡巫說太子宮中有蠱氣，木偶最多，又有帛書。此時武帝正臥病在甘泉宮，和京師消息隔閡。太子得知，非常害怕，聽從石德的計策，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和胡巫，並遣人到未央宮，請他母親衛皇后下旨，調發士卒自衛。有人走報武帝，說太子造反。武帝就派丞相前去捉拿，雙方在長安城內混戰，太子兵敗，自縊身亡，衛皇后也因此而自殺。這一事件，史稱「巫蠱之禍」。事後武帝逐漸發覺此案頗多誣陷，而田千秋又上書為太子訟冤。征和三年，武帝悔悟，族滅江充，並在宮中建了一座思子之宮，以寄哀思。

此事之重要性在看出武帝和秦始皇一樣，也是迷信神仙方術，且更因此不惜誤殺太子。

至於第二件，其大意是武帝後來欲立昭帝，為免出現漢初之女禍，武帝下令賜死昭帝母，即鉤弋夫人。此事正見武帝欲防範歷史重演，不惜作出殘酷之決定，惜乎其只防制女禍，卻未為意外戚之問題。武帝臨終，命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及霍光輔政，其中霍光即以外戚身份佔極具重要性之地位。

昭帝立，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之身份攝政，先後剷除其他輔政大臣，及至昭帝死，霍光又立昌邑王，未幾又廢，改立宣帝。總言之，昭宣一朝全是霍光掌握實權之時候，皇權此時早已旁落，而為外戚所控，霍光也因此和周公同稱（近代史家如呂思勉已批評此並稱之不當，見前引書）。而社會經濟上，則漢室仍採與民休息政策，人民怨氣稍減，西漢末因而有「昭宣之治」的美稱。惜乎某些基本問題（即上述武帝政策生出的困難）仍未被解決（如外戚專權及土地兼併等），宣帝以後歷元、成、哀、平四帝，西漢卒為另一外戚王莽所篡奪，因而退出中國歷史之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