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統一：西晉之政局與衰亡
公元280年，晉武帝滅吳統一，結束了「三國時代」。然而，伴隨著「三國」之結束，一連串之問題亦被提上議事日程，急待新成立之政權去作出處理。這些問題有些是出於三國時期的，有些則是出自秦漢以降。要之，是這些問題之解決與否實左右著新政權之是否能夠繼續存在，這些問題亦為西晉施政之指導方針。吾人若要用一名以指稱這些問題，即可稱這些問題為西晉所面對之「歷史問題」也。
(一) 西晉所要面對之歷史問題
西晉統一後所面對之問題，概言之，可劃分為三個方面之問題：即政治、經濟、外交方面之問題。其中，政治問題之蘊釀主要出於「三國時代」，至於經濟、外交之問題，溯其源流，則有些可追至兩漢，甚或更前。今且逐一分析如下：
一、政治方面
西晉於政治上所面對之問題，又可分成中央、地方兩類。
就中央帶給新政權之問題而言，由於晉武帝之得國乃出於曹魏皇室之孤立，宗室無力勤王剷除司馬氏所致，晉武帝得國後，為令國祚得以延長而不致令政權重蹈前朝覆轍，其必思考令皇室不致孤立的方法。於是，「如何避免皇室孤立，重蹈曹魏滅亡之覆轍？」遂成為西晉施政一大問題（由於此問題直接和曹魏之滅亡有關，所以它是蘊釀於三國時期的）。
而就地方帶給新政權之問題說，三國之分裂乃由東漢末年地方勢力過大，各地的州牧擁有自己的政、軍、財權所造成。西晉統一後，晉武帝欲繼續保持統一之局，其必須防止一切引致地方分裂之因素。「如何防止州郡割據再度重演？」／「如何防止地方勢力得以坐大」因此出現而為另一問題（此問題可視為東漢末年州郡割據之歷史教訓所帶來）。
二、經濟方面
東漢末年以來，豪強世族大量兼併土地，致令不少人民無地可耕。農民生活無計，或成為豪族之佃戶（豪強因此在地方上、社會上有影響力，換言之，即在地方上、社會上有立足之基礎），或成為盜匪及逃戶。自耕農之數目大量減少，令政府之稅收短絀。三國時期，天下大亂，農民或傷亡，或流徙異地，人地比例有變，問題稍為緩和。然而，西晉一統，承平日子重臨，隨著時日之久遠，人口數目必隨太平之環境而增加，土地兼併及人民無地可耕之死灰亦必因此而復燃。「如何制抑／解決豪強巨室兼併土地？」成為西晉欲長治久安需要面對之一問題（此問題其實肇始於秦商鞅容許土地私有合法化，下歷兩漢，問題日趨嚴重，第一帝國之終結多少沿於其無法解決此問題）。
西晉於經濟上要處理之另一問題為「如何令屯田制成為定制？」。三國時期，由於戰亂頻仍，人口銳減。無主荒地多而人口少，屯田制於是得以施行（屯田制即由政府派遣兵隊至無主荒地耕種，以所得耕種成果上繳政府）。曹魏即曾屯田河北，鄧艾也曾屯田淮南北。西晉統一後，屯田制不能再以權宜方法的形式出現，其必須成為定制，此問題因此出現。
當然，西晉乃承三國戰亂之後而建立，同於一切建立於戰後之政權，其欲得人民之支持，「如何重新恢復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乃為西晉計劃政策時必須考慮到。
三、外交方面
東漢初年以來，大量匈奴人已遷至長城以南定居。其生活方式漸以農業為主，其子孫亦多從漢經生學儒家經義。三國時，曹魏常用南來胡人為僱傭兵協助打仗征戰（因貪其強悍及戰鬥力強），胡人在長城以南更落地生根。至西晉一統，基於邊防安全，防止胡人對中原地帶構成威脅似甚必要，「如何把胡人遷返塞北？」／「如何教化胡族，使其不叛晉自立？」於是亦成為西晉外交上要面對之一大難題（其實，「如何把胡人遷返塞北？」、「如何教化胡族？」乃一問題之兩面。倘若晉室可對胡人施以徹底的教化，胡人又何需被遷回塞北？只有當胡人有反叛之心，其對晉室構成威脅，遷胡人回塞北才是必要。此可見兩問題其實即是一問題）。
(二) 晉武帝之施政措施
針對著上述問題，晉武帝實施一連串之政策。要言之，有以下數項：
一、大行封建：鑑於曹魏皇室孤立以致滅亡，晉武帝大封皇室子弟二十七人為王，給予政治、軍事及財政實權，以屏藩皇室。
二、撤州郡兵：為防止州郡割據再度重演，地方陷入分裂，晉武帝下令撤州郡兵，裁減地方武備，大郡置兵不過百人，小郡武吏不過五十人。
三、施行「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依次減五頃，至九品十頃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上述為「官品占田制」之內容。這一個制度的用意，乃是要把當時強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戶口及田畝括歸公有，而許他們一個最高限度的私占額（參錢穆《國史大綱》）。
四、施行「戶調式」：晉武帝平吳後，置「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至此，三國以來兵士屯田之權宜計轉成定制。
五、整頓農業：晉武帝將流徙之人民安置在無主之荒地上，加以開墾，輕徭薄賦，興修水利，促進農業生產。
六、容許胡人內徙：晉武帝不接納郭欽、江統提出的徙戎建議，容許胡人遷移至長城以南的中原地區居住。
(三) 晉武帝施政得失評議
細心審視一下，不難發現晉武帝之各項政策皆是圍繞著西晉初年之問題而發。舉例言之，「大行封建」是針對政治上「中央」之問題而發、「撤州郡兵」是為了防止地方勢力再度坐大、「官品占田制」是針對經濟上豪強兼併土地而推出、「戶調式」是按照轉屯田為定制之需要而發等。然而，請大家注意，「政策針對問題而出」是一事，其能否「有效解決問題而不衍生出其他困難」是另一事。事實上，晉武帝之施政於「有效解決問題而不衍生出其他困難」一面是很薄弱的。此亦為其施政之缺陷所在。
徒託之於空言或很難令人信服。我們現在且選取若干政策，評議其得失所在，以助進一步之了解：
一、大封宗室：分封宗室以屏藩皇室雖可避免皇室孤立，但其要行之有效，卻必須依於宗室之無異心（是故周公於施行第二次封建時，必須同時強調正名及禮樂的重要）。惜乎司馬氏各王各懷異心，又掌地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實權，終釀成「八王之亂」之骨肉相殘。此實肇始於武帝。
二、撤州郡兵：地方兵力之減損無疑可以避免地方勢力之坐大，然而，此卻令中央有事時，地方無力制止。及後八王之亂發生，擾亂京師十六年，地方終無可如何，此和武帝撤州郡兵大有關係。
三、施行「官品占田制」：此制原意雖佳，但 (1) 司馬家本藉得豪強巨室支持以立國（此可見司馬氏政權之不同於曹魏之立基於寒門），其不可不護持豪族大姓的利益。(2) 豪族大姓在地方社會的勢力強大，中央政權力量又弱，地方官無法把朝廷政令具體落實於地方。(3) 地方官多和豪強巨室聯合，中央官員又為地方豪強之子裔（西晉施行九品中正制，此選仕制度下，於朝廷任職之官員多為門第中人，寒門出身者多無法任官），政令難以施行。西晉一代歷武帝終沒法解決此問題（加上就制度本身看，「官品占田制」只為一對豪強兼併所作出的消極的限制，其非為一有效之疏導問題之措施也）。
四、整頓農業：此政策雖可安頓部份流徙之人民，爭取其支持，但另一方面，豪強既有大量土地，不少農民又已成為佃戶，晉武帝之利農政策變相只有益於豪強。
五、容許胡人內徙：晉武帝基於 (1) 胡人長居塞內，落地生根，晉室難以把他們復遷塞北 (2) 徙胡需花上大量人力、物力 (3) 胡人數目龐大，不易遷徙 (4) 徙戎或激起長居塞內之胡人不滿而不能納徙戎之議，此做法確然合符當時之形勢。可是，其既不徙戎，又不對胡人施以教化，予他們以平等的地位及尊重，只把他們當作奴隸（觀乎後趙石勒早年之生活，可見晉人待胡人並不平等）。胡人一旦洞悉中原虛實，加以由不滿朝廷而迫出謀逆之心，亂事必起，後來之「永嘉之亂」即源於此。
由於晉武帝之措施大部份皆未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或衍生出另外的一些困難，其政策實無助於長治久安，反為日後之亂亡鋪路。
＊ 西晉政權與門閥世族
東漢末年，門閥世族於地方及朝廷上可說是已有一定的勢力。東漢末之地方分裂，門閥世族勢力之強大實為導火線之一（袁紹即為門閥之一，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曾以「學閥」稱之）。三國鼎立，蜀、吳均紛紛巴結豪族大姓以求其支持；至於曹魏，則由於曹操出身於宦官之養子之門，其為豪族所鄙視，操於是對門閥並未刻意巴結、討好。曹操甚至有意利用政治上之力量以抑制門閥，所謂「魏武三詔令」、任才不任德等，可說是為了打擊門閥之氣燄而設。然門閥力量之日漸龐大已成定局，單憑曹操一人之力，實不足以改變整個局面，下至魏文帝，其終重用司馬懿，司馬懿即為當時門閥世族中其中一位重要人物。
司馬懿既苦心經營以奪權，其自必不會違逆「門閥世族強大」此一歷史潮流；加上他是門閥出身，終令其得到當時有名望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我們可說司馬氏奪權成功，關鍵全在得到世族的支持，而世族之支持即出於司馬氏之願意保障世族已有之利益）。司馬氏終奪權成功，西晉得以立國，此多少得力於門閥世族（也由於這個原因，晉室日後常常以維護世族之利益為大前提）。
＃ 西晉政權與胡人問題
關於西晉初年之胡人問題，尚有一些資料值得加以補充的。其實，早於西漢元帝時，王昭君即曾以漢室公主之身份與匈奴呼韓邪單于進行和親。及後呼韓邪單于死，王氏又按匈奴之習俗改嫁其子。換句話說，匈奴、西漢實有多年的姻親之好。此事令日後不少匈奴的後人自詡其為漢室之外孫，為漢之子裔。
比觀之下，不論是三國之曹魏，還是後來之西晉，其皆是篡位而得國，嚴格言之，乃漢家之亂臣賊子。此在不懂君臣禮義之胡人眼中本來沒有甚麼問題，可惜的是，東漢末年以來，於長城附近聚居之匈奴人不少已深受儒家思想之薰陶，此遂令其更不滿於西晉之政權，而欲「復興漢室」（即叛西晉自立。內藤湖南曾說五胡亂華為「中國文化之反饋其自身」，於此可見其說有一定之合理處）。
雖然在理論上，西晉可利用教化以令胡人歸心，但實際上，由於其自身政權之不光明，教化實較難有效施行。於徙胡、教化（即融化胡人）皆不可行之下，胡人問題終無法為西晉有效地安頓，此似乎是勢所當然。
(四) 西晉之奢侈頹敗之風
如上述，西晉之政權乃由門閥世族所支持，門閥世族之奢華風習，因此成為西晉一代之社會風氣。今且略舉數例以見西晉奢侈頹壞之風。
一、晉武帝：晉武帝平吳後，納孫皓姬妾五千人入宮，自此掖庭殆將萬人（《晉書•胡貴嬪傳》：「武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每次宴見大臣，總愛談家常閒事；寵信賈謐、王愷、石崇，不用杜預、衛瓘等。
二、石崇、王愷：石崇有姬妾百餘人，僮僕八百人，在金谷建立別館，極花木園池之盛，日與友朋遊宴其中。他和王愷鬥富，愷做紫絲布步障四十里，他便做錦步障五十里。
上至開國君主，下至豪強巨室，其奢侈荒誕有如此，西晉焉得不亡？
(五) 八王之亂
公元290年，晉武帝逝世，司馬衷繼位，是為惠帝（惠帝曾說過「何不食肉糜」一語，不能體恤民間疾苦，此言和法國路易十六之皇后「那他們幹嘛不吃蛋糕」齊名）。惠帝在位期間，「八王之亂」爆發，晉室因而走上衰頹之路。
一、起因
(1) 大封宗室：武帝封宗室子弟為王，諸王擁有政、軍、財權，又各懷異心，終促成「八王之亂」。
(2) 撤州郡兵：武帝撤去地方州郡兵，武備空虛，地方因而無力阻遏「八王之亂」。
(3) 賈后亂政：武帝死，惠帝繼位。皇后賈氏欲奪當時以外戚身份輔政的楊駿之權力（時楊駿為太傅），召楚王瑋入京殺駿，「八王之亂」展開。
二、經過
賈后和楚王瑋合謀，意圖奪楊駿之權。結果，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楊太后被廢。不久，賈后又和汝南王亮發生衝突，乃指使楚王瑋殺之，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賈后殺太子司馬遹，趙王倫起兵為太子復仇，誅賈后，並且廢惠帝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冏、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顒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公元302年齊王冏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顒指使長沙王乂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顒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乂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羯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為東海王越毒死），懷帝繼立，前後十六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引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三、影響
(1) 國家元氣大傷：「八王之亂」前後歷十六年，諸王互相殺害、攻伐，戰爭引致地方殘破，民不聊生，諸王之軍事力量也大削。自東海王越征石勒途中戰死，其部隊為石勒所殺，全軍覆沒後，西晉唯一的軍事力量也失，加上地方州郡兵馬早已撤去，國家元氣因此大傷。
(2) 引致胡人入侵：「八王之亂」期間，八王多借用胡人以助戰，胡人（如劉淵）因而洞悉西晉及中原虛實，起兵自立，引致日後的「永嘉之亂」及五胡亂華。
(六) 永嘉之亂
「八王之亂」後，西晉內部已元氣大傷。劉淵等人乘機起兵叛晉，終釀成「永嘉之亂」。
一、背景
早自西漢末年匈奴來降後，匈奴人早已移居長城以南地區。及至王昭君出塞以和呼韓邪單于結成姻親，匈奴人來居長城以南者更多。東漢末年，匈奴人南來者多已從事耕種，其子弟多從經生習儒學，其不同於中原漢族唯在其剽悍及從事遊牧上。董卓興兵，其涼州兵即是南來匈奴人所組成，稱「護匈奴軍」，由此也可見胡人早在東漢末已影響中原內政。
三國時期，除匈奴外，其他胡族遷近中原地區者更多。曹操時，鑑於匈奴人數之龐大，分匈奴為五部，以劉豹為左部帥，豹即淵父也。匈奴及其他胡族在三國時多為諸國所用以助戰（一因其強悍，二因其易驅使），漢人待眾胡一方視之為工具使用，一方仍貶斥賤視之為奴隸，予以虐待，久而久之，卒令胡人越感不滿（石勒早年曾被人販賣作奴隸，生活困苦，受盡凌辱，詳見柏陽《中國人史綱》）。
「八王之亂」起，劉淵之匈奴族人等被引用以助戰，此使胡人得知中原內亂之虛實。劉淵為豹之子，豹死，淵繼父位，為左賢王及五部大都督（惠帝初率任之）。時成都王穎鎮鄴，以淵自隨。永興元年，淵以晉室內亂，藉恢復漢室為名（其以漢高祖以來胡漢多通婚，匈奴當亦有漢族血統，為漢之外孫，曹魏及司馬氏乃篡漢之賊臣，其遂以復漢之名叛晉自立），起兵叛晉，自稱漢王，都左國城。懷帝永嘉二年，劉淵稱帝，並徙都平陽。自此揭開「永嘉之亂」之序幕。
二、經過
劉淵死，其子劉和繼位，不久為劉聰所殺。永嘉五年，劉聰乘機派遣王彌、石勒等人率軍攻洛陽，晉軍連戰失利，洛陽遂陷，懷帝被俘。六年，晉安定太守賈疋、馮翊太守索琳等人迎立秦王司馬業於長安，七年，業即帝位，稱愍帝。建興四年，曜攻長安，是時長安「戶不滿百，只有公私車四乘」，晉兵窮食盡，愍帝終被虜。史稱「永嘉之亂」。
愍帝被俘次年，鎮守建業的琅琊王司馬睿為臣下擁立為晉王，改元建武。次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大興，是為元帝。西晉至此滅亡而晉室偏安江左。
三、影響
(1) 南北開始分裂：「永嘉之亂」後，晉室南渡，據守長江以南地區，北方則落入胡人手中，南北因而分裂。
(2) 衣冠文物南渡：隨著長安、洛陽遭受戰亂之破壞，北方較有名望之世家大族紛紛南遷避難（較少名望的世族卻大多留守北方，日後隋唐盛運之再臨，他們的貢獻極大），其同時攜帶圖書文物南遷，此令中原之文化得以傳播至江南。
(3) 加速南方開發：南渡之世家大族為江南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又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此有助加速南方的開發，促進南方經濟之發展。
(七) 西晉滅亡的原因
一、君主荒怠：西晉開國君主司馬炎（即晉武帝）貪圖享樂，奢侈荒淫，又好和世族親近，不理政務。惠帝又癡呆無能，使賈后得以專權，釀成「八王之亂」及「永嘉之亂」。西晉滅亡多少因為君主。
二、分封諸王：晉武給予宗室地方的政、軍、財權，卒令諸王相互攻伐，引致「八王之亂」，骨肉相殘，國家元氣大傷，胡人有機可乘。
三、撤州郡兵：州郡兵之撤去使八王、胡人起兵時地方無力阻止，「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之不良後果多少因此而未有被限制。
四、清談誤國：朝臣持九品中正制之護持，因而多不重政績，好談有無之論、說玄說妙，相率以政事為俗務，置之不理，政治日趨腐敗黑暗。
五、徙戎失敗：郭欽、江統之徙戎建議不為晉武帝所採用，而晉武帝反容許更多胡人內徙，終使胡人洞悉中原虛實，起兵作亂（當然，此處只是簡略地說而已，細緻言之，問題實甚複雜，上文已詳，今不復贅）。
六、胡漢衝突：若晉人能以孔子「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態度對待內徙之胡人，此平等之相處未必一定致令胡人反感。惜乎晉人自始即視胡人為戰爭工具，又把他們看成奴隸，此終使五胡叛晉自立。
七、晉室弊端：錢穆《國史大綱》曾總結西晉滅亡之原因說：「一、沒有光明的理想為之指導。二、貴族家庭之腐化......其時佐命大臣，一樣從幾個貴族官僚家庭中出身，並不曾呼吸到民間的新空氣。」、黃仁宇亦說：「譬如劉毅傳裏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晉室之流弊無疑也為其衰亡鋪路。
八、社風敗壞：朝中大臣由於多受玄學影響，或貪圖奢華享樂、恣情縱欲（如石崇、王愷），或毫無氣節、無忠君之心（如王衍），社風衰頹，終令胡人南下而晉無抵抗之力。
九、連年災荒：黃河流域相繼發生水旱災荒，人民生活困苦，政府不及時救濟，不滿聲音漸大。
(八) 懷愍被虜與人心之反映
在中國歷史中，舉凡一朝代之滅亡，其君主、臣子、后妃莫不悲痛。然而，此規律在西晉卻是個例外，且看看以下一些資料：
一、晉懷帝
劉聰封懷帝為會稽郡公，從容謂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頗記否？」
帝曰：「臣安敢忘？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聰曰：「卿家何骨肉相殘？」
帝曰：「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
二、羊皇后
劉曜納惠羊皇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
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妄何圖復有今日？妄生於高門，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始知天下有丈夫。」
三、王衍
石勒問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又謂「少不豫事」，因勸勒稱尊號。
君主、皇后、臣子之態度如是，除了反映晉人道德意識之淪喪外，其似並未因國亡而感到羞恥。（以上見錢穆《國史大綱》所引）
(九) 結論
公元316年，西晉滅亡，由滅吳統一始計，其國祚僅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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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
2. 傅樂成《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