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對《紅樓夢》的評價及其背後的文學觀

對《紅樓夢》不太能欣賞

錢穆對《紅樓夢》的評價，見《中國文學論叢》：

《紅樓夢》僅描寫當時滿洲人家庭之腐敗墮落，有感慨，無寄託。然作者心胸已狹，即就當時滿洲人家庭之由盛轉衰，一葉知秋，驚心動魄。雪芹乃滿洲人，不問中國事尤可，乃並此亦不關心，而惟兒女私情亭榭興落，存胸懷間。結果黛玉既死，寶玉出家為僧結局。斯則作者之學養，亦即此可見。跡其晚年生活，窮愁潦倒，其所得於中國傳統之文學陶冶者，亦僅依稀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

此以曹雪芹只記「滿洲人家庭之腐敗墮落，有感慨，無寄託」為「心胸已狹」。復以他著重「兒女私情亭榭興落」為欠學養，未盡受中國傳統文學陶冶。換言之，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應該是感慨之餘有寄託，非全談「兒女私情亭榭興落」。

近代國人又好《紅樓夢》，以為近似西方文學中之悲劇。然賈家闔府，以僅有大門前一對石獅子尚留得乾淨，斯其為悲劇，亦僅一種下乘之悲劇而已。下乘悲劇，何處難覓。而且大觀園中，亦僅有男女之戀，非有夫婦之愛。瀟湘館中之林黛玉，又何能與寒窯中之王寶釧，以及韓玉娘，薛三娘諸人相比。賈寶玉出家為僧，亦終是一俗套，較之楊四郎雖同為俗人，然在楊四郎尚有其內心掙紮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脫俗，而見為超俗。賈寶玉則貌為超俗，而終未見其有脫俗之表現。衡量一國之文學，亦當於其文化傳統深處加以衡量。又豈作皮相之比擬，必學東施效顰，乃能定其美醜高下乎。

王寶釧，唐懿宗時期朝中丞相王允的三女兒，不顧父親之言，下嫁貧困的薛平貴為妻。和父親三擊掌斷絕關係趕出家門，後因薛平貴隨隊伍隨軍出征平定西涼，王寶釧獨自一人在寒窯中苦度十八年。

韓玉娘是北宋女子，為金人擄去為奴。其主將其配予同亦擄來之宋人程生為妻。新婚之夜，玉娘責程生以大義，不該在此苟活，當逃回故國，為國效力。程生雖有此心，但恐玉娘為金人遣來試探者，乃反以告之主家。而主家因而大怒，即將玉娘轉賣他人為妾。程生悔之已晚，而玉娘仍再勸之逃亡，好自為人。後此程生逃回南方，應舉出仕，玉娘幾經周折，亦得回南。二人終得重見，則已歷時二十年矣。雖屬苦盡甘來，但玉娘歷經坎坷，時已重病在身，瞬息之間悲喜交集，不勝情感之激動，乃於重晤程生之當日辭世。

楊四郎即楊貴，字延輝，楊業第四子，武藝高強。父親總覺他離經叛道，母親對他亦不諒解，他都能往大處著想，一度被遼人俘虜，忍辱負重投降，後返歸宋朝。

錢穆似更欣賞能體諒甚至鼓勵愛人為國家民族盡忠效力的女性，而不喜歡哭哭啼啼、終日只知兒女私情的。如以《紅樓夢》角色論，他當喜薛寶釵、襲人一類，黛玉嫁不到寶玉實不能算悲劇，至少只是下乘之悲劇。

男性當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儒門之倫常道德而忍人所不能忍，偏偏寶玉天性上凡不稱心快意即向出家做和尚處落，故錢穆云「賈寶玉則貌為超俗，而終未見其有脫俗之表現」。他亦不喜歡寶玉。

合而言之，錢穆抱持儒者立場，看反傳統封建禮教的《紅樓夢》，心態與小說不相應，遂多貶辭，他亦不真能理解《紅樓夢》，遑論欣賞。結果《紅樓夢》遂只成為清中葉安樂中垂死之象的反映，他說：

清代若稍勝於明，然中葉以後，亦復死於安樂，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皆安樂中垂死之象耳。

這對《紅樓夢》、對曹雪芹都是不公道的。

錢穆關於中國文學的看法

錢穆對《紅樓夢》無法欣賞，除了其儒者心態，還因為他對中國文學有一套主觀的看法。

在＜我們如何學古詩＞，他說：

摩詰詩之妙，妙在他對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他雖沒有寫出來，但此情此景，卻盡已在紙上。這是作詩的很高境界，也可説摩詰是由學禪而參悟到此境。

工部詩最偉大處，在他能拿他一生實際生活都寫進詩裡去。

偉大的文學作品，該是作者本人對宇宙人生的總看法，或其一生實際生活的總寫照。

他又說：

在中國文學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諸派思想，而且連作家的全人格都在裡邊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學問和性情，真實融人人生，然後在他作品裡，把他全部人生瑣細詳盡地寫出來。

按此標準，《紅樓夢》是做到把曹雪芹的學問和性情人格全幅披露，為何不能算是偉大的作品？原來尚有另一標準。錢穆說：

中國人學文學，實即是學做人一條徑直的大道……正因文學是人生最親切的東西，而中國文學又是最真實的人生寫照，所以學詩就成為學做人的一條徑直大道了。

學作詩，要學他最高的意境。

我們且莫盡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應看他內容。一個人如何處家庭、處朋友、處社會，杜工部詩裡所提到的朋友，也只是些平常人，可是跑到杜工部筆下，那就都有神，都有味，都好。

我希望諸位要了解中國文學的真精神，中國人拿人生加進文學裡，而這些人生則是有一個很高的境界的。這個高境界，需要經過多少年修養。

簡單講，文學作品堪稱偉大，是由於其能指引人進入人生最高的境界，這個人生最高的境界表現在如何處家庭、處朋友、處社會上，使各部份都能恰到好處。此其實是「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

他指出：

文學和理學不同。理學家講的是人生哲理，但他們的真實人生，不能像文學家般顯示得真切。理學家教人，好像是父親兄長站在你旁對你講。論其效果，有時還不如一個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對你影響大。文學對我們最親切，正是我們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學背後，一定有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 - 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理學 (即哲學) 和文學的分歧，不在內容上，而在表達方式及效果上，少了說教口吻，所以影響較大。

加上

我想到中國的將來，總覺得我們每個人先要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擔負重大的使命。這個精神力量在哪裡？灌進新血，最好莫過於文學。

選讀文學作品就不能馬虎，否則將對整個國家民族未來的前途有深遠影響。

曹雪芹《紅樓夢》不好在氣局狹小，既不問中國事，也不問「滿洲人家庭之由盛轉衰」，而一味沉溺於個人的「兒女私情亭榭興落」，以「黛玉既死，寶玉出家為僧」為悲劇，實則此對比國破家亡，又何悲可言？只有感慨，無超越的、遠大的價值寄託，直向虛無深淵衝下去，反對綱常名教，卻無所建立，這在個人言，造成窮愁潦倒，問題仍不大。可是，轉入社會，人人都如是，即成批孔反傳統之亂局，為錢穆大不以為然。他因此據第二個標準，對《紅樓夢》不乏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