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五四「新文化運動」

現任「學苑」副總編輯陳雅明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終究是中國人＞。文中大肆鞭撻香港人所具有的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不禁令人想起台灣作家柏楊的成名作《醜陋的中國人》。與此同時，時事評論家李怡先生亦以＜想做奴隸、做穩奴隸與不甘做奴隸＞為題撰文，批評香港不少政客和市民深受奴隸思想影響，未能獨立自主。一老一少皆針對中國民族文化的醜陋面、陰暗面開火，以此作為拯救香港之手段，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利用阿 Q 和孔乙己、胡適利用差不多先生以揭示中國人的卑劣，從而救國，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傾向批判多於讚賞。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主張「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變相令當時中國出現「文化真空」，助長共產主義成為思想主流，致使中共得以竊國。他們甚至覺得，毛澤東於 1966 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提出「破四舊，立四新」，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遺毒。故此，他們主張對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帶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見錢穆《國史大綱》)。至於胡適、陳獨秀、魯迅一類人物，則從未被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評價。

然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批評果真沒有絲毫偏差？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真的完全不可取？筆者不以為然。

綜觀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最後之所以出現「文化真空」、共產主義一支獨秀，更多是因為西方「自由主義」(liberalism) 未能在中國的土壤上全面植根。

林毓生教授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作為救國的工具、手段，本身已曲解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 (即在政治社群中，個人應被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加上它純粹透過擺脫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壓抑而產生，不少「自由主義」背後的預設並未被五四知識分子深入了解，「自由主義」因此無法成為思想文化上的主流，讓共產主義有可乘之機。

這何嘗是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總體方向出了錯？

況且，正因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喜歡「聖君賢相」、欣賞有道德的人，毛澤東才可以藉著矯情偽善騙得一眾農民的擁戴 (即使新儒家第一代祖師梁漱溟，亦曾為毛澤東的故作友好所欺，見牟宗三《五十自述》)，繼而竊國。又道家莊子採取「相對主義」的立場，主張「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間接默許「唯物辯證法」、「階級鬥爭史觀」等荒謬言辭可以言之成理。至於墨家以「兼愛」為「天志」，規定人民一律必須遵行，不可違逆，更養成中國人慣於服從權威的性格，不敢挑戰中共的管治。

我們不妨說，中共竊國，十年文革，乃源於：

(1) 中國民族文化的流弊積重難返；

(2) 西方自由主義無法於中國徹底樹立。

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精神是完全無干的。

香港過去並未發生過類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事件，不少香港人因此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言行舉止體現著「中國人」固有的陋習。陳、李兩人冒天下之大不韙，直入虎穴，點出香港問題的死結在於：香港人所承襲的中國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其具有「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氣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