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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濤一樣，向秀 (字子期) 出身河內懷縣。二人屬同鄉。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晉書・向秀傳》)
「河內」即「河內郡」，位於洛陽以北黃河北岸，現在屬於河南省焦作市、新鄉市和濟源市。這地區在戰國時是秦國東出中原，威脅黃河以北的趙、齊、燕三國，以及黃河以南的韓、魏兩國的戰略要地，所以秦國佔領這地區之後，派駐重兵，設立河內郡。司馬懿亦是「河內溫縣孝敬里人」。
向秀領悟能力非常高，而且有識見，山濤很早就賞識他。老莊之學是向秀所雅好。
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晉書・向秀傳》)
有別於嵇康、阮籍只以《莊子》安頓生命，向秀著力注解《莊子》，為之發微抉隱。竊以為魏晉玄風由他振起。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曆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晉書・向秀傳》)
今天有所謂郭象注，湯一介指出：「郭象的《莊子注》確實在向秀的《莊子注》基礎上有重要發展，以此說郭注是向注的『述而廣之』。」(《郭象與魏晉玄學》)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甚至認為郭象剽竊向秀，有以下一條：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姑勿論如何，向秀《莊子注》精義絡繹，經郭象「述而廣之」，道家學說遂成為西晉思想之主流。
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晉書・向秀傳》)
不過，嵇康對向秀注《莊》似乎不感興趣，覺得他是「妨人作樂」。
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晉書・向秀傳》)
有趣的是向秀的反應：「殊復勝不 (是否更勝過沒有注解呢)？」
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晉書・向秀傳》)
汲汲於為《莊子》作注解，這仍是以儒家讀經的態度治《莊》。偏偏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養生主＞)、「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外物＞)，向秀的勤奮，極其量有學術上的闡釋弘揚的意義，卻無個人修養上的正面效果，老子甚至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越用力注《莊》，越難活出莊子式的逍遙人生，嵇康是從這個層面覺得向秀做無益的事。
當然，話分兩頭，從學術史上、思想史上、哲學史上，向秀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他的付出，我們要肯定。
關於向秀和嵇康的思想分歧，還見於二人就著「養生」一題目而往復辯難。
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晉書・向秀傳》)
《晉書》認為向秀的問難是要「發康高致」，其實不盡然，＜難養生論＞正是向秀一直持守的想法。
＜難養生論＞有以下幾段文字：
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
言人異於草木、鳥獸，此乃儒家的立場。「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人之所以異於草木、鳥獸，是因為其有認知思慮之心靈，同於荀子。
且夫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為其傷德邪？或睹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飧耳。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出自《周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出自《論語》，「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出自《荀子》。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
此完全是荀子之禮論。
如上所述，向秀雖雅好老莊之學，其態度仍是儒家式的，是沿襲著漢儒治經一路。他的思想保留極多儒家荀學的色彩，完全可以被理解。亦正因如此，嵇康跟他有隔閡。此一隔閡，是境界高低的問題，是將老莊之學融化入個人生命的深入與否的問題，嵇康高得很，向秀倒有所不及了。
然而，思想差異無損嵇、向二人之友誼。
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晉書・向秀傳》)
直至嵇康身死，向秀才入朝為官。
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 (接受本郡的考核後進入洛陽)。(《晉書・向秀傳》)
向秀本來深受儒學薰陶，他出仕為官，絕對不是什麼始料不及的事。反而，以下一段對答，頗惹人詬病：
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文帝司馬昭問他：「聽說你有隱居箕山的志向，為何在這裏？」向秀回答說：「我認為巢父和許由是偏狹之人，不通曉帝堯的用心，哪值得羨慕呢？」司馬昭很高興) (《晉書・向秀傳》)
此豈不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以避世隱居的生活為不妥當？
驟眼看來，向秀是在獻媚，背棄了理想。可是，我們似乎更應該追問：
(1) 為何向秀在嵇康死後便要向司馬昭獻媚？
(2) 向秀最後是不是真的背棄了避世隱居的理想，對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復嚮往？
＜思舊賦＞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提供了一些線索，讓後人進入向秀的內心世界。＜思舊賦＞猶如向秀的自白。讀畢全賦，我們或許可以對向秀多一份同情，多一份諒解。
＜思舊賦並序＞全文如下：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
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
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白話翻譯：
我和嵇康、呂安的行止相近，他們都有不受拘束的才情。可是嵇康的志向高遠而疏闊，呂安的心胸曠達而豪放，之後各自因為一些事情而被殺。嵇康精通所有的技藝，對於音律尤其高妙。當臨刑之時，他回頭看了看太陽的影子，要了個琴來彈奏。正值我將要西行，路過我們舊日的居所，當此之時，太陽漸漸地迫近它的沉落之地，寒冷的冰霜越發顯出凄涼的樣子，隔鄰有人吹笛，吹出的聲音嘹亮悲摧，追懷往昔一起遊玩宴樂的情分，我被這笛聲觸動不禁深深嘆息，所以寫下這樣的賦。
奉命前往遙遠的上京，又回身向北而去。
泛舟渡過黃河，路過昔日在山陽的故居。
舉目看到蕭條的曠野，在城腳下停下我的車輿。
重履二人留下的遺跡，經過深巷中的空屋。
感嘆《黍離》的歌聲深切地哀憫西周的宗廟，悲傷《麥秀》的調子飄蕩在殷朝的廢墟。
因為撫摸到古老的哀愁而懷念故去的人，我的心徘徊而躊躇。
樑棟屋宇都歷歷存在而沒有絲毫損毀，故人的形貌和精神已遠逝不知所去。
當年李斯受罪被殺，為著不能再牽黃犬出上蔡門打獵而戀戀不捨，嘆息長吟。
我哀悼嵇生將要永辭世間的最後一刻，回顧日影再一次彈響鳴琴。
人生的緣份遭際聊寄於瞬間的領悟遇合，剩下的美好生命托付給哪怕只有一寸的光陰。
我聽到笛子的聲音爽朗慷慨，彷佛嵇生絕世的清音得以重臨。
我的車駕將重新起程，於是執筆寫下此刻的心情。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此向秀清楚表示自己是「不羈放縱愛自由」，同於嵇康、呂安。唯一他跟二人不同的地方是，其志向並不高遠疏闊，其心胸並不曠達豪放，換言之，向秀是會念及眼前生計，心胸亦容易對當權者有所忌諱，不敢胡亂直言。
「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假如向秀「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實在無必要對舊廬戀戀不捨，更無必要寫一篇賦。由此可知向秀內心深處仍然嚮往舊日和嵇、呂相交的日子，隱居山林的日子。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黍離之嘆是指對國家殘破、今不如昔的哀嘆，麥秀之悲比喻懷念故國，黍離麥秀結合起來是抒發對亡國的感嘆。向秀如果真的「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為何會有「黍離之嘆」、「麥秀之悲」？覺得今不如昔？他顯然是在對司馬昭講違心之言！
「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徘徊躊躇非為已逝之人，而為講出違心說話的自己。向秀覺得對不住摯友，受到良心的責備。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此兩句不純粹是寫景懷人，也是寫自己。自己雖然未遭受肉身的死亡，但一直以來嚮往的無拘無束的生活，那個真誠不矯飾的自己，早已煙消雲散了。這是徹底的行屍走肉，比死更難受。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且說李斯被誣腰斬，臨刑前，他自嘆想再牽黃狗去打獵，但已經不可能了。後人借此典故比喻仕途險惡、蒙冤而死，追悔莫及，或形容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向秀引李斯自況，他怎會不希慕自由自在的生活？
「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此乃消極的「過得一日得一日」，再無過去，亦沒未來。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這有點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用文學構想去安頓個性伸張與殘酷現實之間的矛盾、衝突。
全篇語調陰沉，悲傷感慨，向秀最後其實並無背棄理想，非常清晰。
向秀要獻媚，一來是好友嵇康被司馬昭疑心至死，他自己要保命。二來是「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整個社會風氣都不利名士生存，倒不如講些微動聽的話以全身保命。簡單講，向秀都是身不由己。
向秀輾轉出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由「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 (在朝不盡職，姑且存身而已)」可證他不積極於官場上經營，育有二子，向純和向悌。
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晉書・向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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