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东升
2007-12-28
小时候,最喜欢吃完晚饭大人带着我和弟弟出去遛弯,我们的路线基本是固定的,顺着成都道拐上长沙路,长沙路有个"四品香",四品香的冰搅凌(冰淇淋)是出名的好。现在也吃过几种冰淇淋,不知为什么就是吃不出当年的那个味道。我也犯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的毛病。吃完冰搅凌,继续往前走,山西路上有个新华书店,在奇峰照相馆旁边,进去买书。一般我们被允许一人买一本,偶尔批准一人买两本。最开始我们都找画多字少的,(连环画)弟弟还常被我忽悠,我先挑一本儿,算我的,然后再挑一本儿,告诉弟弟这本儿好,算你的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法儿就不好使了。上学以后,我们就开始挑字多的小人书买了。我挑的小人书主要看封面,封面上画得美人越漂亮,越早到我手中。我记得买的聊斋故事别较多。弟弟只挑打仗的,什么《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三国演义》古的、今的、电影的、绘画的全往家搬。到家之后,就交到姥姥手中,"先讲我的","先讲我的"这是我们俩必说出的话。姥姥端着小人书轻声地念着,我们两个一边一个靠着姥姥静静地听着,这恐怕是我们家最安静的时刻。再大点儿,我们就开始买字书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是我们每期比买的。也不用姥姥念了,认字真好!
幸福的时光很短暂,转眼就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不想把伤口再撕开,我一直回避着这个时期。只想说一件事,那阵儿,家家都在烧书和能焚烧的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儿说不上来甜腻腻的味道,我恶心!加上害怕每天都哆嗦着过。姥姥有一天说了一句:"这简直就是焚书坑儒!"被妈妈及时的制止了。我不懂什么是焚书坑儒,也不敢问,但是记住了这句话。直到1979年我们家买了《辞海》,我才查出了有关的词条。其实中国自古文字狱的事件不少,有关记载也很多,为什么就不能已史为鉴,不犯或者少犯这类的错误呢?我有一阵还对文人报了很大的成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小,是非不辨,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还歌功颂德!后来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那些敢说真话的人。
临下乡的时候,我到新华书店想买本书带走,哪怕在火车上看看也好呀,起士林对过诺大的书店里只有《毛选》,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四个日本记者谈话的一本书。下乡以后看是看完了,可谈得什么一点印象也没了。可见这本书是多么没意思。说件吹牛的事,下乡第二年,我带了一本前苏联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大概是我姥姥从收废品的手里掏换来的,我看过以后,和同屋的同学打赌,我跟她们说:"你们拿着书,随便翻到哪页,你说上句,我能接上下句。"当时我就有这么大的把握。也是没书看的缘故,就这一本儿。爱看不看。
七二年夏天,我回到家,看到了一套《红楼梦》,这是第一次看《红楼梦》。不算小时候看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我妈告诉我这是供批判用的,快看,要还的。我就没黑没白的读起来。越看越上瘾,央求老娘多留两天。当时我就有一种奢望,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能有一套《红楼梦》,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工作以后,每月十七元,每月都要挤出几角钱买本书。各位看了别笑,长子县新华书店当时有鲁迅的一些单行本,当时像《朝花夕拾》《呐喊》也就三、四毛就能买了,《两地书》比较厚也就六毛多钱。你说我能不怀念那个年代的书价吗?就这样陆陆续续的有了自己的书,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在增加,中外名著也知道一些,就更想拥有这些书了。但是那个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偶尔能看到就不错了。
我是七九年结婚的,结婚后跟爱人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不管家,但是每月一定要给我两块钱买书。(当然超点儿就超点儿)当时的书价很便宜,一套《安娜卡列尼娜》才三块多。《十日谈》三本就六块多钱,当然纸张没有现在的好,印刷质量也差些,但绝无错别字。错版就更别提。就这样我陆陆续续有了自己的书。
有小孩儿以后就开始为她买书,刚开始给她买书并不影响我的购书计划,她上学以后就不行了。书价直线上升。到孩子上初中,我的购书计划就萎缩得很小了。东北角新华书店刚盖好那几年,我们娘俩每年寒、暑假去两次,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各寻各的书,先说好能买几本,挑好后在银台集合。随着书价的攀升,我放弃了买书,拿着钱包在银台看女儿小小的身形在诺大的书架中间穿梭,我又欣慰又无奈。后来听了一句带感叹号的句子,叫"想看书的人买不起书",颇有触动。
买书、看书也看出笑话来了,我家有本《傲慢与偏见》,同事借走了,没还。女儿跟我说了好机次,我实在想不起是谁借走的,有一次路过新华书店,进去买了一本,回家后对女儿讲:"还你了,别再管我要。"谁知她拿起看了一眼,就对我说:"版本不对,原来那本带钢笔插图。"呵!这也太是非了吧,我的鼻子差点气歪了,爱人在旁边拾笑。这能没代沟吗?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没书看,她现在看书还得挑版本、出版社。
近十年,我很少进书店,看到好书想买,但兜里的银子太少了,一次在地摊儿上看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才八块钱,没犹豫买下来,回来一看,这次是真地把鼻子气歪了,买了一本盗版书,我虽然学问不大,但看到书里的错别字就别扭,《文化苦旅》真成苦旅了。在公司放了好几个月,一直不想动它。有一天我无意拿着一枝红笔,随便翻着这本书,忽然开窍了,拿着红笔像判作业一样的把这本《文化苦旅》给判了一遍。回家后我对家人吹牛:"我发明了一种新的读盗版书的方法,判作业法"。这是不是有点像苦恼人的笑。
我喜欢新华社一位摄影记者的作品,他叫唐师曾,绰号"唐老鸭"。别看他是摄影记者,但他的文笔确实不错,我看过的有《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实在喜欢这位老兄的文章,看到就不想放手。在书店我呆愣愣的能看好半天。可好几年前一本书就是我家一星期的菜金,我真的舍不得。总想再缓缓,我一定把唐师曾的著作买齐了。
什么时候书价能让想看书的人买得起,可能要到共产主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