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文
2008-03-12
安平和我同龄是老公在长治的朋友。02年和他初次见面时因了解到他曾作为长治知青在长子南陈公社插过队顿觉熟悉亲切起来,加之其性格豪爽能吃能喝又侃侃而谈更似乎有几分投缘。尽管认识时间不长,相处机会不多,但每次去长治都能感受到他的地主之谊。而且很有点儿老大哥的风范把老公这几个哥们朋友凝聚的挺温馨瓷实。
安平在联通分公司任职不仅颇有些才干而且很吃苦耐劳,在职能权限内也尽可能地帮助命运不济的哥们解决一些后顾之忧。在家里更是顶梁柱,上有八九十高龄的老爹娘下有一双儿女,妻子也是甩手掌柜把家政大权交给他操持。原以为他是能者多劳且精力过人,谁想到人其实不过就那么多的能量早耗尽早交差。
去年11月回单位按手印时,在长治和安平及其他几位朋友共进晚餐,席间觉得他消瘦了许多,询问后得知刚做了胆结石手术不久。但仍有疑惑总觉得他瘦得有些蹊跷忍了半天还是没憋住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并希望他妻子能陪他去做个体检好好确诊一下。还调侃地说;有病就早治,没问题就相约去三亚过冬天。反正我是不想以后大家在聚会时只剩下对你的回忆。真该掌嘴。就这么不经意间的一句玩笑竟然被言中。二十多天后安平感到疼痛才去医院检查,当时就被确诊是胰腺癌晚期。手术化疗都错过了最佳时机,只好住院输液缓解病痛。我还曾乐观地鼓励他坚强地活着等春天到了一起去踏青。老公这次和我同行南方,但心中对老友的挂念和不安我是感觉到的,所以就直接给他定了往返的机票,初八回津后转天就赶往长治。见到瘦弱脱形的昔日好友令他惊愕不已,打电话说只怕连正月都挺不过去了。而实际上安平只过了鼠年的春节却没过到十五元宵节,正月十三晚上八点半多就撒手人寰,走了。悲哀的是他直到临终头脑都是清晰的,两行清泪不断地流淌下来却无力说出一个字。欣慰的是当时他妻子有事出去身边恰是老公和另一个好友陪伴着他走完最后一步路,并为他穿衣善后也算不枉朋友一场。
我在广州听到安平去世的消息。尽管对他难逃此劫有心理准备却还是没有想到可怕的病魔会这么快就把他带走,安平最后的情形都是回到家听老公讲述的。但留在我印象里的仍是最后的晚餐和晚餐后去卡拉OK的歌声笑语,安平唱的《小白杨》《三套马车》《北国之春》等浑厚的音韵也成了记忆中的绝唱。老天弄人,时隔三个月的光景,那嘹亮的歌声连同那活生生的身影就消失在那小小的木匣子里。至今我还是为自己执意不愿见到最后一面的决定感到明智,并告诫自己以后还要这么做;活着多见面胜过看最后一眼。
我走在人头攒动的深圳街头或在白云机场热闹的候机大厅里,总是东张西望似乎希望着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但每次都是徒劳的。为对这种徒劳我并不感到有多少失落,因为我这一生接触到的人极为有限,能作为朋友交往的更是少之甚少。大概正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所以也就格外地珍惜着每一个熟悉的人和他的名字。父亲八十多岁时在大花园听到某个熟人故去了都会难过得好几天不去花园,想不到我刚过五十就不断地遭遇到这种可怕的噩耗。在本来就有限的熟人名单中还要忍痛地划上一个小框框,而熟悉的音容笑貌却又不时地在脑海中飘荡,只是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老公回来说;此行开销不少。我说;这算不了什么,以后就是想给他花点儿都没机会啦。死者对生者最大的无情和打击莫过于你在想为他说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他都不会给你机会了。
我好像在1999年初徐金钢突然猝死后,就不止一次地在熟人中(即使做不到朋友的份但只要是今生认识的人我都看成是一种缘分都会十分重视和珍惜的)重申过:一个人的生命有时真的不仅仅是属于你自己的,你的生命存在与否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同样也会间接地影响到你的至爱亲朋。所以善待自己珍惜生命并不是一个简单自私的活法,而是有着更大意义和更多责任和义务的使命。安平对家庭的贡献是尽心尽力了,但责任和义务还没有完成。老父亲以九十多岁的高龄早他一个月先走了,留下八十多岁的老母还健在,还有小女没立业,对妻子来说更是塌了大半个天。安平的病有点儿耽误总是考虑治糖尿病却忽略了胰腺的病变。而导致这一切病因的形成根源竟然追溯到了插队的年代,安平讲过:插队时的饥饿感让他终生难忘,那时他们参加修路还是干什么反正是出苦力却吃不饱,所以他很珍惜粮食也不放过每一次吃饱肚子的机会。饥肠辘辘和暴饮暴食的交替折腾给器官留下了隐患,加之后来的吃喝无节制仗着胃口好吃嘛嘛香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吃喝出了病还浑然不知,等意识到体内的"零件"不好使了却又一切都来不及了。老公此行亲眼目睹生死两重天的残酷和无奈的现实也算接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我在此絮叨也有良苦用心:经历了丧友之痛,才更觉生命之珍贵才更觉活着的美好和幸福。
安平已远行。聊以自慰的是那一天驾鹤西去黄泉路的前有香港艺人"肥姐"后有作家浩然,一路谈笑风生或许会少些寂寞和孤独吧。
再发自内心地呼一句:活着的朋友们,为了朋友也要好好地活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