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许仲英

2006/11/30

楔 子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候的情景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出来。三十四年了，许多当时并未留意的人和事，甚至一些细节，如今却清楚地浮现在眼前。

那场前后延续了十几年、涉及人数达3千万之众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显然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几十年后的大量事实恰恰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我们做着“世界革命中心”的美梦，终日醉心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利用战后和平的大好时机快速发展，结果等我们梦醒于十年之后时，面对着的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严峻现实；

――在十年动乱和十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后，整个国家无论在人才接力、知识传播、经济实力、道德信仰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断层的痛苦和严重的危机；

――几千万青年人的“上山下乡”并没有给我国的广大农村带来多少明显的变化，落后、贫困、愚昧依然存在；

――当年整整一代人用血与汗的昂贵代价，围海造田、平山造地，满怀豪怀地开垦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湿地滩涂、天然牧场，致力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以为改天换地的英雄，最终换来的，却是大自然被打破生态平衡后的无情报复……

我们尝到了自种的苦果。

同时，这场运动也给几千万知青带来了他们此前难以预见的痛苦和不幸：失去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权利，饱尝了离乡背井、远离亲人的苦涩，经历了难以想像的生活艰辛和精神磨难……即使在结束了插队生涯之后，痛苦和不幸却仍在延续：尤其在求学、就业、婚嫁、生育、子女教育、下岗再就业等等方面的坎坷，都让他们付出代价，甚至至今因此而挣扎在社会的边缘。它给这一代人乃至他们的上一辈和下一代所带来的创伤迄今尚未抚平。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知青至今仍像是逃避噩梦一样地拒绝回忆那段经历。但是我不想回避。因为无论美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曾经历过的一段沉重历史，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不容回避，不容忘却，不容亵渎，更不容抹杀！

应该承认，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怀着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怀着对革命大业的热烈向往，怀着满腔的青春热血，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例如曾被树为一代青年之楷模的金训华、蔡立坚等。但是，并非尽数如此，而我，就是这“并非”中的一个。

当初，我之所以走上插队落户这条路，既不是有如何高涨的革命斗志，更不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实在是迫于无奈。我不是“红五类”出身，在当时残酷的“血统论”面前，在档案袋中记录家庭出身的那张纸的重压下，我只有压抑自我，顺应大潮，除此别无选择。也许因为这个理由，我可以不必像有些人那样，为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自责，而且我自己同样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当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对曾经走过的路，是否就应该放弃认真地回顾与审视了呢？更何况，那一段知青岁月是如此的没齿难忘，因为它毕竟饱蘸了我金子般的青春年华，毕竟是我人生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大笔，它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些不平凡的磨炼和经历，除了带给我痛苦和伤害以外，毕竟也教我收获了许多许多。

我知道自己没有写好那段经历的能力，也知道拿起这支笔时，我将再一次体验当年的沉重，再一次面对挑战自己的考验，但还是抑制不住把它们写出来的冲动。因为我希望用我的真实经历――其实也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告诉后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历过一个怎样贫困而又疯狂的年代。与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的今天该是怎样的幸福和美好，我们的明天又将是怎样地充满希望。我尽量使自己能如实地、不带主观色彩地把当年的经历描述下来，哪怕只是简单的照实记录，只要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小角也好。

有人说，逝去的岁月就像年轻人匆匆赶路时遗落的一颗颗珠子。现在，当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想回过头来，把这些深镌着一代人沉重而真实足迹的珠子们一一拾起，穿缀成一串粗拙的项链，但愿这项链少有华美，多有凝重；少有装饰，多有真实；少有轻浮，多有深沉。

下 乡 插 队

1968年的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此前，由于举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政府均陷于瘫痪，许多本应正常进行的工作停顿下来，历届高、初中学生的毕业分配也是其中一项。大学不办了，工厂也几近停产，中学生的毕业去向成了大问题。到1968年时，积压在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初、高中毕业生，已达1000万人之多。在“造反有理”思潮的影响下，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城里，将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更何况当“文革”最初的疾风暴雨过去之后，这些大大小小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其“急先锋”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好比棋盘上拱到头的卒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中学生毕业分配去向问题显得尤为紧迫。恰逢此时，在经历了一个无政府时期的混乱局面后，全国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陆续建立起来，基本具备了解决诸多积压问题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至少在客观上为这个问题找到了出路。于是，在1968年以后的两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空前高潮，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一个不留”。

1970年初的天津市，我们这批69届学生面临毕业。此时军队、工厂、矿山等都开始招人，“一个不留”政策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松动。按理说，我碰上了好机遇。但那时出身决定一切，只要你出身有一点点微疵，哪怕是爷爷辈甚至祖爷爷辈有问题，则政治表现再好也白搭。更何况参军、招工这样的好事更强调“根红苗正”，好让革命大业牢牢掌握在可靠的接班人手里。这样一来，被一次次的参军、进国营大厂、城镇集体企业等令人眼红的就业机会筛选之后，筛剩下来的我们，大都不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是个人操行有瑕疵。留给这些“倒霉蛋”们的去向只有两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山西农村插队落户，除此再无选择。

1970年4月底5月初，天津市和平区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请来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给我们这些学生做报告。

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人，合作化时期，与李顺达一起成为名扬全国的劳动模范。38岁的她穿件白粗布汗衫，乌黑的短发在额前抿得光溜溜的，是个皮肤黝黑、识不了多少字、说一口奇怪的侉子话的农民。但她的报告却做得特别富有鼓动性。她不断地引用毛泽东的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描述农村美好景象的那四句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破头。”

――我到底还是报名了，倒不是被申劳模描绘的景象所蛊惑，也不是一时热情或冲动，而是实在迫于无奈：一方面学校的高音喇叭整天没完没了地聒噪，另一方面父母在单位里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更何况你只要一天顶着不报名，街道革委会的那些“小脚老太”们就会一天不落从早到晚地坐在你家搞“车轮”式动员战……整个社会配合得太默契了。下不下乡，已经成了你忠于不忠于毛主席、忠于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不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试金石。老天！谁能顶得住这么巨大的精神攻势和政治威胁？更何况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狗崽子”？

我当然心有不甘！谁不知道参军光荣――那可是祖宗三代根红苗正、没疤没?r的标志。我家前院邻居老周家自打儿子参军后，全家人就都开始仰头走路、大声说话了。谁不知道留在城里分配个工作好――那可就意味着从此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令人羡慕的都市生活。我们班那个出身“革干”的郭玉蕊接到军工厂的录取书后立刻神气得懒得搭理我们……可像我这样的“狗崽子”也配？尽管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小到大老能当“官”，可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哪一次参军、招工，我不是开始榜上有名、最终被政审刷下？革命，看来也存在着资格和权力问题！掂量掂量自己，我只有下乡革命的义务，而没有留城革命的权力！对抗吗？那纯粹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当大势已去，无望转机时，我除了向命运屈服，还能怎样？

那一年，我十七岁。

1970年5月7日，在毛泽东主席发表“五・七”指示四周年的这一天，我自己将自己的户口从天津市迁出。还记得拿着户口本临出门时，正伏在缝纫机上为我赶制新衣的母亲叫住了我：“真的想好了？这一迁走，再想回来可就难了呀！”我停下脚步，站在门口那迟疑了一会儿，低声答：“我知道……”母女默默对视着。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再也没说什么，率先收了目光垂下头去，我定了定神，使劲儿忍住泪水，一咬牙，走出了家门。

三天后，1970年5月10日上午，天津火车东站上人山人海，有工作人员，有临时抽调来帮助维持秩序的大批工人、学生，更有行将启程的知识青年和为他们送行的亲人们。

我一身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斜挎草绿色帆布军用书包，上面有我亲手刺绣的五个鲜红大字：“为人民服务”，左臂佩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军帽下露出两根剪得短短的小辫子，贴近心脏的左胸上端端正正地佩带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纪念章，上衣正中间的纽扣上还别着一朵鲜艳夺目的大红花，一副精神抖擞，飒爽英姿的神气样。可我穿的并不是地道的军装，不过是母亲手下的仿制品。那时候，假如身着一套地道的军装，是足可以趾高气扬的，因为那是“根红苗正”的身份标识，是时代“贵族”的象征。像我们这些“狗崽子”哪里敢穿――哪怕是仿制品。但报名下乡的同时，似乎也随即得到了某种特赦，不但可以身着仿制军装招摇过市，甚至在学校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居然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组织，戴上了红袖章！老实说，如此慷慨的政治待遇，可是我此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尽管年轻的心还没学会想得很多，我还说不清等待着我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但仍本能地感到，眼下得到的一切肯定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也许要用一生？

全家四口人自然而然地围成一个小圈，父亲、母亲、还有14岁的弟弟，都把目光直直地罩定我，重复着早已说过千遍万遍的叮嘱和承诺。临出家门前，母亲已经禁不住嚎啕大哭一场了。我永远忘不了她当时绝望的目光和悲痛欲绝的样子。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她终日难掩的满脸愁苦，见过她躲在一旁暗自落泪，但还从未见过她如此不顾一切地大放悲声。那一年，她42岁。二十多年来含辛茹苦养大的四个子女已相继走了两个，姐姐六年前支边去了新疆，哥哥二年前插队奔了内蒙，尝尽了思儿之痛的母亲今天又要面对第三个孩子的无奈远行！如今，早已身为人母的我，终于深切领悟了母亲当年的感受。记得当时，我不敢再面对母亲悲绝的神态，更担心她一旦控制不住会给全家人惹来政治麻烦，因此曾千方百计地劝她留在家里，可她一定要来，并且保证在火车站这种公开场合不会再哭。此刻，站在面前的母亲苍白、憔悴，竭力堆出的笑容显得那么僵硬。风不断吹乱她的头发，她无心去理会，只顾用那双红肿的眼睛追踪着我，却又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与我目光的对接。

我环顾一下四周，站台上有无数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家庭小圈。大喇叭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贺词，祝贺我们走上光荣的革命道路。红旗使劲地飘，锣鼓使劲地敲，广播里还震耳欲聋地播送着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广播里开始催促知青们上车了。长长的、望不到头尾的列车有无数个窗口，每个窗框里都挤满了年轻的面庞。人们一律使劲地笑着，大声地叮嘱着，满不在乎地告别着，一派豪情万丈的样子。车站上人声鼎沸，口号声、锣鼓声、贺词声、歌曲声越发地激昂响亮，喜庆欢乐的气氛似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绝对高潮。

突然，“咣当”一声，列车启动了！天哪，顷刻间，仅仅是顷刻间，一切都彻底改变了模样：所有的豪情都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笑脸都变成了哭脸，所有的笑声都变成了哭声，所有的祝福都变成了哭喊。抽泣的，哽咽的，热泪横流的，嚎啕大哭的，撕心裂肺的，捶胸顿足的……人们在那个瞬间忘掉了时刻悬在头顶上的“政治之剑”，不约而同地撕下了艰难的伪装，不顾一切地露出了真我。虽然上千名被组织起来专门维持秩序的人早已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人墙，可还是无法阻挡车上的人拼命向下探身子，车下的人拼命向上伸手臂。此刻的站台上，成千上万人的哭喊声汇集起来，与广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豪迈歌声混为一体，惊天动地！直冲九霄！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像斧凿刀刻般深镌心底，今生今世，永不能忘！

那一刻，我早已无法控制自己，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顾不停地擦拭着汹涌的泪水，把脸紧紧地贴在车窗玻璃上，企图再清楚地看一眼亲人们，可泪水却不争气地一个劲儿往外涌。列车渐渐加速了，泪眼模糊中，亲人们的身影终于消失在车站的尽头……

车厢内渐渐平静下来，大家都不说话，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17岁的我们，第一次品尝离别的苦涩，第一次面对现实的残酷。车轮带动着列车不停地向前向前……在那遥远的前方，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我们村儿”

那时候，全国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千万，不知是谁先开的头，知青们大都习惯把自己插队的村子称为“我们村儿”。

我插队的那个“我们村儿”在长子县。这个县座落在山西省东南部的太行山上。这里是山巅中的一个盆地，叫“上党盆地”，所谓上党，意思是其海拔之高，堪与上天为党。当年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曾形象地把它比喻成一只“脚盆”，“我们村儿”就处在这只“脚盆”的西南盆沿上。村南是高高的凤凰山，村西走出去十多里地便也进入重山叠障的大山，只有向东、向北走才是并不太平坦的丘陵地带。当初从天津来这儿刚下火车时，县里来迎接我们的领导曾介绍说，这个县地平水浅，是个富足之地。住下来以后才慢慢知道，水浅是真，地平却不尽然。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峦丘陵并不少见，虽够不上奇峰险峻，但沟梁垴坡的地形却绝对占主导地位，和我们从小熟知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至于富足之地嘛，就不知从何谈起了，也许是与更贫窘的地方相对而言？

“我们村儿”叫万村，是个不大的小山村，不到一百户人家，三四百口人，分成三个生产队。村里共有700多亩地，是百分之百的旱地。这些地块或在坡上，或在梁垴，或在沟底，或远在山的另一边，星罗棋布、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各处。大块的有几亩甚至十几亩大，小块的只有几分，但村西边的地块是个例外。从西头出村，有一条通往公社的土路，土路两边是一大片一马平川的田地，这片地见角见方，有垅有堰，平平整整，是我们村最好的地块，人们叫它“四十亩地”。一条土渠横亘东西，渠坝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达纲过河跨长江，三步并作一步上”的白粉大字赫然入目。渠虽然是条渠，却从未发挥过什么作用，因为一年四季，那渠里永远没水，干得裂着缝儿。

也许是因为土太薄，也许是因为缺少化肥农药和现代化农机设备，也许是因为“大锅饭”弄得人们不愿卖力作务，反正那时“我们村儿”的产量实在低得可怜。小麦亩产才几十斤，谷子一百来斤，最高产的玉米也就二三百斤。有一年为了获高产，全村所有的土地都种上了矮杆高梁，当地人叫它“带帽茭子”，结果打下秋来一核算，亩产也不过四五百斤，倒是弄得全村人整整吃了一年又硬又黑又涩、“吃得进，屙不下”的茭子面。

地少、土薄、产量低，老百姓的日子自然苦，那时除了养猪、养鸡，国家不允许有其他家庭副业，否则是要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的。粮少，人尚且吃不饱，养猪业自然就不发达；猪少，农家肥就少，再加上买不起化肥，地自然就越种越薄；地薄，产量自然就低；产量低，人们自然就吃不饱；吃不饱，人们自然就没心思下力干……多少年来，就这样不断进行着恶性循环。虽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无比，虽说“大寨评工法”先进科学“公正无二”，可人们的积极性就是调动不起来，就那么日复一日懒懒散散地“日哄”着庄稼，“日哄”着土地，“日哄”着熬不尽的苦日子。

那年月，一个壮小伙拼命劳作，一个劳动日能记十分，算一个工，可一个工到年终算下来才不过四五毛钱！至于妇女、老人及半大孩子们，辛苦劳作一天，就只能记六至八分了！大多数人家到年终分了粮之后，已剩不下几个钱，而那些子女多、有老人、劳力少的家庭，往往苦扒苦做干了一年，到年底反倒欠下大队的粮款。多数人家平时花钱，来路有二：一是从鸡屁股里抠，二是勉强喂个猪，一年半载养大之后卖得几个钱，供一家人平时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所需。假如不幸得了病，大都使些不用花钱的土方，或者干脆硬抗。因为穷，人们的衣着几近褴褛，只有大闺女们略好些，有时虽已破旧，幸而补丁依旧整齐。

逢到村里有人娶媳妇、嫁闺女，我们常跑去看热闹。记得那时姑娘们出嫁，常常向我们知青借些尼龙袜子、毛线围巾、灯芯绒棉大衣之类穿在身上，以壮声色。而前来迎娶的新郎倌往往穿一身学生蓝斜纹卡其布制服，一顶蓝帽，上衣左口袋处必会插支钢笔，显得挺有学问。最有趣的是，新郎倌们总会跌跌撞撞、满头大汗地推着一辆自行车――那是必有的排场，好比今天的人结婚时怎么也得有辆小汽车一样――当然，那车十有八九是借来的，从未碰过自行车的新郎倌那艰难笨拙的狼狈像挺让人同情。

每逢村里谁家办喜事，乡亲们都会以家户为单位随礼，礼金数额一般从二毛到五毛不等，视关系远近而定。而那些关系更近的亲戚们则要送些东西的。嫁娶那一天，主家会在院子当中摆出一张条桌，用来展示亲戚们送来的礼物，还会有专司其职的人大声地报给众人听：“大妗子――二尺红布”；“三姑姑――一双鞋面”……条桌前照例会挤满大姑娘小媳妇们，她们不错眼珠地看了又看，还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啧啧”的艳羡声。

婚宴是最热闹的了。没有酒也没有菜，但主家会用石头盘起大灶，烧起柴火煮一大海锅的三合面稀汤面。开饭时，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们怀抱大碗挤到锅前，让请来的大师傅把汤面舀到碗里，再挤出人堆，找个房檐下、山墙后、大树凉什么的地方一蹲，呼噜呼噜喝得真叫香甜。那功夫谁都顾不上说话，因为喝得快的还有希望再来上它一碗。几百口人共进午餐，呼噜呼噜的吸啜声简直震天撼地，煞是壮观。而更为壮观的是地上摆放的大号和面瓦盆，那盆足有二尺直径，七八寸深，里面满满当当地盛着醋！那是供大伙随意享用的。过去在天津城里，我们对山西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孩子们倒是熟悉一首顺口溜：“山西老西儿爱喝醋，打仗带着醋葫芦，喝粥也要倒点醋，交枪不交醋葫芦”。按说就冲这几句顺口溜，也应对山西人爱喝醋的习俗有些思想准备了，可谁知一旦亲见如此壮观的喝醋景像，还是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特别喜欢这儿的人们开会的场面，因为它随意、松弛、漫不经心，甚至能品出几分温馨来，根本找不到城里那种司空见惯的一本正经、正襟危坐、人人自危。会场就设在大队部门口的空地上，没有桌椅讲稿麦克喇叭之类，站着的当然是演讲者，席地而坐的自然就是听众了。开会时，秀们（这里的人把年轻的媳妇称做秀，好美妙、好诗意的称谓）毫无顾忌地大敞着怀，任娃儿叼着奶头边吃边耍，手中兀自忙着针线，纳鞋底的麻绳儿拽得刺啦啦响；闺女们挤成一团，搂在一起，一边叽叽嗄嗄地说着没完没了的悄悄话，一边互相帮助对方掐杀着发辫里的虱虮，时不时惊起一片笑声；壮年汉子们三五成堆，脱下一只鞋来垫在屁股下权当坐椅，拉呱着天气、收成之类的话题，浓烈的脚臭和汗酸味几乎能形成个气“场”；老汉们则又是另一番光景，他们坐在一块儿，专心地品咂着旱烟，每吸完一锅就在鞋底上磕打净烟袋锅子，再不慌不忙地装上锅新的，点上，眯起眼来吧嗒着，那样子别提有多自在，他们不多说话，只在半大孩子们吵闹得太不像话时，才会在鼻间威严地哼出一声来。就连大大小小的狗们也仿佛嗅出几分不同寻常的味道，纷纷跑来凑热闹，兴奋地在人们腿缝中钻来钻去，一点都不在乎人群中不断响起大人们的斥骂声……人们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也不知村干部们费劲扒力地嚷嚷了半天，人们究竟听进去多少？

“我们村儿”盖房都是一层半式的砖土混合楼房。所谓一层半，是因为第二层只有一米多高，正常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它是用来放置粮食和闲置农具、杂物的，有点类似南方阁楼的作用。家境好一些的人家，能盖得起一砖到顶的楼房，不过大多人家的楼房是砖土混合式的，靠近地面的那一截，约一米多高用青砖砌就，再往上就全部是土坯垒砌了。随便到任何一个农民家里去看一看，布局几乎相同，进得门来，都是迎面正中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两旁是红纸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主席像下是一只老式条桌，左右两旁摆两只带箱柜的木头箱子，上面漆着黑色的油漆，描着五颜六色的花鸟饰纹。房门左右两侧都是土炕，铺一领炕席，摞几床被褥。被里儿是家织土布，再染成蓝色。这地方的炕跟东北不一样，都垒成实心的，并不与做饭的大灶相连，也没有烧炕的习惯，仅在炕沿前面再垒一个略低三两砖的煤火灶，灶眼小得像个烧饼。冬天升起灶火靠烧煤取暖，来了客人，就都让到炕上。人们坐在炕沿上烤火，两只脚恰好踏在灶台上，像坐在小板凳上一样，倒也舒服。不过，家家的煤火灶都没有烟囱，也不留烟道。虽说烧的中无烟煤，可满屋子的硫味还是呛得人头疼，眼睛也辣辣的不舒服。不过当地人似乎并无不适的感觉，也许他们早就习惯了罢。

插队头一年时，村里穷得没钱把电接过来，所以一到天黑，家家就都点起自制的小煤油灯。为了省油，人们尽量缩短点灯时间，能摸黑干的事绝不点灯，再就是尽量捻细灯芯，结果那灯点起来，灯光只有豆儿一般大小。平日里，要想把“毛粮”加工成净粮，家家户户都到村里惟一的那盘石碾上去，或套个牲口，或干脆就用人力。起初我们觉得新奇好玩儿――一切像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可时间一长就有点爱不了了。本来就在地里劳累一天了，晚上回来还要打起精神来摸黑推碾子，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推碾子就得饿肚子。

“我们村儿”离县城二十里，离公社八里，离火车站二十五里。因为全是土路，所以无论去哪，都逃不掉“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遭遇。平日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两条腿的“11号汽车”，再高级些依次是独轮车、毛驴车、大马车。自行车很少见，汽车就更少。记得有一回不知哪的一辆吉普车开进村里，竟让来瞧稀罕的全村老少忽喇喇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知道是因为交通不便还是因为穷，反正人们很少走出去。老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似乎也没人关心这儿。

那时候，全村三四百口人中没有一个人拥有手表，大队部的破桌子上倒是摆着只锈迹斑斑的马蹄表，可惜早就坏了，时、分、秒三个针多年来始终保持原位，像是被粘住了一般，就这也舍不得扔掉，摆在那里到底能壮几分门面。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行动全凭村西头那口挂在椿树上的大铁钟指挥。插队三年，我只知道一天三出工、四出工，却始终不知道几点出工几点收工？几点起床几点休息？每天究竟劳作多少个小时？

没有电，没有牛，更没有苹果碰破头，面对这里的现状，有几个同学把申纪兰的顺口溜做了小小改动：“点灯买不起油，耕地没有牛，走路不小心，石头绊跟头。”没有农业机械，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收音机，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所有的现代文明几乎都没有，从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到这闭塞原始的小山村，似乎只在转瞬之间，生活就倒退回遥远而陌生的农耕时代了。

集 体 户

所谓集体户，大概是指人数较多，姓氏各异，因特定情况、特定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大户口吧。在那时，则专指插队知青群集而居的状态。

我们二十个插队知青被分到一起，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集体户。

说实话，我从没有见过大队会计张肥孩帐簿上那个抽象的知青集体户口是个什么样儿，可具体的集体户里的一切，甚至连门扇上的木纹、疖疤和裂缝，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假如说起来，可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因为我在其中生活了800多天。

知青大院在村子尽西头。土改前本是地主王四达的房产，土改以后归了公，成了大队的牲口圈。接到我们要来插队落户的通知后，队里临时把牲口迁到对面的草棚里，把这里略加修整，就成了我们二十个知青安身落户的地方。

本来，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都拨了安家费，但插队几年，村里始终没有给知青盖起新房，而且据我所知，方圆几十里的公社、大队，凡有知识青年的村子，专为知青盖起来的房子实在少得可怜。插队三年，我只知道五里外的东峪村和二十里外的崇仁村的知青住的是地道的知青房，是用国家下拨的专款盖成的，整齐干净，成排成栋，当时非常让我们羡慕。

院子不大，坐北朝南。木制的门楼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已是破败不堪了。门两旁一左一右的两块当作门墩的大青石，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被我们磨平，它成了我们三十年前青春岁月的见证。

――它是餐椅。一日三餐，除去刮风下雨以外，我们总是端着饭盒坐在上面享用；

――它是书房。平时无论看书、写信，大伙多半是在这里进行；

――它是沙龙。劳动归来，坐在上面一边歇息着乏困的身子，一边谈天说地，访古论今；

――它是琴凳。想家的时候，就拎只口琴坐在上面，惆怅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大山，期艾、悠远的琴声倾泄着没完没了的乡愁。

院子里，东屋和西间屋已坍塌，连废墟都不见，只剩下堂屋、东间屋和西屋。堂屋靠东墙原来就有一盘小炕，是供饲养员住的，现在又在西墙那边盘起一个大炕，与原来的小炕相对。西屋原本是圈牲口的，牲口们在我们来之前被迁出去，队里派人在这间屋里一南一北盘起两个大通炕。

东间屋做了灶房。灶房大约有八、九平米大。靠西盘个煤火大灶。这炉灶用青砖盘就，一米多高，二米多宽。山西果然是个产煤大省，这一点光从这里巨大的炉灶就能反映出来。炉膛奇大，当地人鉴别炉灶好烧不好烧，先要看它够不够大，即所谓“炉膛里能不能卧下条狗”，可见之大。每次添煤，需用大铁锨，捅火则用一寸直径、一米来长的“巨型”火柱。比起我们从小看惯了的小煤炉，小煤铲，小火筷子，每日数着个数烧煤球的袖珍景象来，自然反差极大。靠东墙用砖支起个台子，上面放一个大案板，墙上钉了个木头架子，放置菜刀擀杖之类。靠北墙立着一口大缸，叫八担缸，意思可盛下八担水。这缸放置得有点怪：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以后日子久了我们才悟出，这样放置最便于使用，无论向里倒水，还是向外舀水，都容易了许多，这实在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又一体现。记得我当时想明白了这一点后，着实敬佩了很久。

我们20个人中，9个男生，11个女生。堂屋两盘炕，一大一小，做了男生宿舍，有着两盘大通炕的西屋，自然做了女生宿舍。

迈进西屋的门槛儿，整个布局一目了然。迎面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一左一右两个铺着粗糙篾席的大通炕，屋子中间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空地了。靠西墙正对大门的地方放着一张条桌，一盏崭新的煤油灯摆在上面。两扇老式的木头门，歪歪斜斜地杵在门枢石臼里，一动就伊呀作响。一南一北有两个窗户，细密、老旧的木头窗棂上，糊着崭新的麻头纸。抬头望望，屋顶上并不吊顶，裸露着木制的梁、檩、椽，大概年代久了，统统变得黑黢黢的，落满了灰尘。地面是土的，大概在我们来之前新用黄土垫过，所以牲口的粪尿味还不算太大。

新盘的大炕太潮湿了，几个月后，每个知青身上都生满了红红的疖疮，我小腿上的那个，烂得流了脓，隐隐露出白色的腿骨，经久不愈。开始以为是水土不服，后来偶一掀炕席，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席背面竟然沁满了细密的水珠！湿漉漉的炕面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没牙婆”！

――11个女生互相帮着，把各自带来的木箱、皮箱、柳条箱之类分列大炕两旁，拿出被褥并排铺在剩下的大炕上，拉两道行李绳用来挂衣物，暖瓶牙具排列在条桌上，脸盆脚盆就摞在桌下头，一切安排停当，就算安了家了。

乡亲们挤挤挨挨地围在大院门口，啧啧赞叹着我们的相貌、穿戴，赞叹着被褥的整洁，日用品的漂亮。几个大胆的孩子干脆半推半就地让人们“挤”进院里，好奇地拉拉我们的衣角，摸摸口袋上插着的钢笔，羡慕我们脚上的布鞋居然是白色塑料底，更对几个同学鼻梁上的眼镜惊奇不已。

而我们也正瞪大眼睛打量着新奇的一切：巨大的土炕，巨大的炉灶，巨大的锅碗，巨大的水缸；乡亲们奇怪而可笑的口音和几近褴褛的衣衫，孩子们那半带羞涩、半露纯朴的笑脸；村子里那些七高八低、错落老旧的房子，村西南那条清澈见底、掩不住脚踝的小河，村后那光秃秃的石头山，东山坡上栽种的果树，还有村口老椿树上挂着的破钟和门外不远的那口苦水井……

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除三队是个林业队，专业侍弄果树外，一队和二队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队。我和另外六个同学被分到一队，队里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副扁担箩筐，还有一顶草帽和一副垫肩。

从此，我成了一个农民。严格地说，是一个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一个并无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

从此，我白日里拼死拼活地劳作，日日处于体能的极限状态，到夜晚瘫软在潮湿的大炕上，像死狗一样地睡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企图用极度的劳累来达到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进而改变多舛命运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哪里还有出路？

1990年，在阔别了18年之后，我第一次回村，专程到那个当年曾承接了二十名知青的大院去追寻我逝去了的青春足迹。那时，知青们早走光了，那个记载着我们当年青春年华时的苦与乐、血与泪、希望与绝望的大院坍塌殆尽，只留下破败更甚的门楼和门前的两块大青石，像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默默地伫立在那里，知青集体户――这个特殊时代的畸型儿，终于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

吃与饿

“吃”和“饿”，一定是许多插队知青的重要话题――我想。

我们那会儿的口粮是每人每月四十四斤“毛粮”。所谓“毛粮”就是尚未加工去壳的粮食。比如玉米带棒，高梁带壳，谷子带糠，麦子带麸。每斤“毛粮”大约可出八两净粮，那么，满打满算，我们每月的口粮就是三十五斤零二两了。也许，用今天的眼光看，三十五斤零二两粮食是个多得吃不完的定量，可那时候，粮食是我们入口的惟一食物，除此之外，没有蔬菜，没有副食，没有油水，没有鸡鸭鱼肉禽蛋奶等任何一点跟荤腥沾边的东西，当然更不会有今天城里人司空见惯的各种零食了。

既然只有粮食，也就谈不上菜谱，而“饭谱”当然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早饭、午饭一概煮“疙瘩”，晚上“菜饭”，一年四季，从不走样。“疙瘩”是一种用玉茭面、高梁面捏成的圆饼，厚不到两厘米、直径约八九厘 米，每个用粮约一两左右。做法很简单，开水合面，分成若干小面团，每一面团在手里经一番又团又捏后变成圆饼状，锅开后煮进去，像煮饺子似的不时用勺子推转开，免得粘了锅底，功夫要比煮饺子略长些。煮熟后连汤带水的吃。“菜饭”是一种杂和饭，小米稀饭滚得稀烂，放些盐，太稀的话就撒把玉茭子面让它变稠，条件好时还会擀一把又细又薄又短的杂豆面条撒到锅里。这样的饭之所以冠以“菜”名，大约因为它带点咸味，可以兼“饭”与“菜”的双重功效吧。但如果是在七八月的夏秋时节，再加上运气好的话，你可能就会在饭碗里捞到几许新鲜的豆角、南瓜、土豆和玉米粒之类。我想，此时的“菜饭”应该算是名副其实了，当然油是没有的。

这样的“饭谱”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未免清汤寡水得难以忍受。但记忆中，它们却统统香甜得一塌糊涂，以至此后这么多年里，似乎再没有任何美味能有资格出其之右。插队三年，最幸福、最美妙然而也是最痛苦的记忆，莫过于一日三餐的短暂享受以及狼吞虎咽后面对空碗时的意犹未尽了。

三十五斤零二两的定量具体到每一天就是，早晨三个“疙瘩”，中午四个，晚上一饭盒“菜饭”。打饭时机很有些技巧，去得早了，未免显得“下作”，去得迟了，可就只剩下相对“小字辈”的“疙瘩”和稀荡荡的“菜饭”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深谙此道，所以总是在最恰到好处的一瞬间一拥而上，众目睽睽下，负责打饭的“大师傅”既不能公然偏袒某一个，大伙也不可能做些什么小动作。日子久了，大家竟然总结出不少捞稠避稀的窍门，比如“贴边、沉底、慢起”。

插队三年，最最深刻的印象就一个字――“饿”。那时全村都缺粮，都只能吃个半饱。在雪嫂子家住的时候，她四岁大的儿子又瘦又小，整天挂在嘴上的话就一句：“肚饥了――娘。”不过，比起我们这些知青来，乡亲们的境况还是要多少好一些。一是各家都还经营着几分自留地，好歹总能贴补些；二是年终分粮按人头，没有壮劳力半劳力或是老人和孩子的区别。这样一来，家家户户就能在家庭成员中调剂，不下地的老人和孩子们成年喝稀的，省出粮食给家里下地的劳力吃干的、稠的。可惜我们这些学生个顶个是壮劳力，没有人能为我们匀出些来。尤其在每当送饭到地头时，这种差距更会鲜明的对比出来。

整天饿。十七八岁的我们，正是长身体、能装饭的时候，再加上劳动强度之大前所未有，就更是饿得难以忍受。那会儿实行一天三出工。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在催命似的钟声里，我们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饿着肚子先出工。直到都干了个把时辰了，太阳才从山背后慢吞吞地爬上来，好不容易熬到队长一声断喝：“下工！”人们扛起锄头，撒腿就朝村里跑。一想起有三个香喷喷的“疙瘩”在等着，脚下就不由生出风来。回到知青大院，顾不得洗手，抄起饭盒直奔伙房。端上盛着三个“疙瘩”的饭盒，往门口大青石上一坐，开始享受一天中的第一顿早餐。幸福的时光总是短得要命，还记得那会儿，心里虽然老想着要细嚼慢咽好好享受，嘴里却总是不听话地狼吞虎咽。结果只眨眼功夫，好象还没等咂出个滋味来，饭盒就见了底。好在疙瘩虽然限量，汤还能管够，于是再去盛汤喝，好让幸福感再延续一会儿……

放下饭盒，带着意犹未尽的遗憾洗脸、刷牙、梳头、上厕所。把这些事干完，上工的钟声早又敲响了。前晌上工的时间比早晨长多了，肚里的那点吃食还不到半前晌就消化完了，人饿得心慌气促手脚发软，手中的活计还不能停，不然队长雷公一样的怒吼就会在你身后响起，那眼睛瞪得足有牛眼大。人们只好一边干，一边不住地偷看太阳，眼巴巴地盼着它能走得快一点儿。可惜太阳不懂我们的心思，照样不紧不慢地一寸寸挪动。直盼到太阳偏了西，肚子早都饿瘪好几回了，才能听到队长那儿传来的福音：“圪即圪即下工！”于是人们草草结束手里的活，收工回家享受那四个“疙瘩”。歇起晌来后又该着出后晌工了，这回要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见了才会收工，然后拖着又累又饿的身子，听着自己咕咕乱叫的肠鸣，在黑暗中无精打采地走回村去，享用一天中的最后一餐：一饭盒稀荡荡的“菜饭”。往往不等挨到睡觉就已饿得心慌了，幸亏极度疲劳帮了大忙，因为它才是最棒的催眠剂，能让你一沾枕头就睡得死狗一样，不然可真要饿得夜夜失眠了。吃不饱的问题在男生们那里尤为突出，以致每天大家打走饭后，总有男生耐心地守在大锅旁，等“疙瘩”汤沉淀下来后，轻轻倒去上面的清汤，澄出汤底来当粥喝。

人真是个奇怪动物，衣食无虑时，你可能会有许多远大理想，但是当你终日被温饱这样的基本问题所困时，以前的理想都可能化为乌有，你会变得特别实际，目光短浅到只考虑吃穿。至少我就是这样：学生时代时，我曾经有过许多远大理想，比如天文学家、医生、作家……但在插队三年中，这些理想统统不见了踪影，只有一个新的、顽强的理想：能吃饱。

饿得厉害了，就会想出办法来。

搭配些野菜树叶之类是办法之一。

春天里，劳动间歇中，总有大闺女、小媳妇们结伴在地畔沟垄中挖野菜。什么灰灰菜啦，刺角菜啦，苦苦菜啦的。此外还有杨树叶、柳树叶和槐树花儿等等可以吃。采回家去，洗干净，用开水煮一下，再捞出来用冷水泡，除去苦涩味，就能当饭菜裹腹了。慢慢地，我们学会了乡亲们的做法，只是大约技术不过关，搞出来的东西总是又苦又涩――却也舍不得扔掉。

偶尔用不多的零钱买些吃的解解馋是办法之二。

尽管家里也不富裕，但离家时，父母一般都会塞给我们十块八块的零花钱，还会有几斤全国粮票。于是这钱和粮票，就能让我们偶尔奢侈一下了。老乡们攒几个鸡蛋舍不得吃，留着用它称盐打醋。起初有人端着一小钵鸡蛋来知青大院卖，五分钱一个，慢慢地竟形成了买方市场。可我们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购买力自然小得可怜。此外，偶尔会托进城办事的同学捎回一斤本县产的饼干。那饼干六两粮票、四毛八分钱一斤，用粗硬的马粪纸包着，顶上盖一张粉红色粗纸，上面有油印的字样。虽做工粗糙，包装低劣，面黑饼厚，傻傻笨笨的样子，但还是觉得美味无比。

千方百计从家里带吃食是办法之三。

在领教了食物的短缺后，从第二年开始，大伙纷纷拼命从家里往山西带吃的，大米、白面、挂面、猪油、炸酱、固体酱油、咸菜……应有尽有。说句老实话，只要背得动，恨不得把家整个搬来。记得第二年春天我从天津返村，携带的行李之多之重，超乎了今天人的想像：前胸后背十字交叉地背着，左手右手大包小包地拎着，勒得两手发麻，压得肩酸背痛，摇摇晃晃，颤颤巍巍，简直像个醉汉。在北京倒车时，还没出站，就听“嘣”的一声，旅行包的提手竟然挣断了……即使如此，带来的食物毕竟有限，本时总是忍着能不吃就不吃，偶尔饿极了、馋极了，或者生病不舒服，或者从别的村来了知青朋友，才会小心地做一点吃――已经幸福得像过年一样了。

偷偷摸摸从地里带回些吃的是办法之四。

写出这一点需要些勇气，但终于还是写出来了。那时候，也许因为吃不饱，也许还因为“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因此人们似乎都免不了要“偷”。夏天里，庄稼虽没秀穗，瓜果也还远未成熟，但玉米已长到一人多高。甜甜的玉米秸杆有点像甘蔗的味道，跟着闺女、媳妇们干活时，常见她们砍下几根来大吮大嚼，还会“盛邀”我们：“吃吧，可好吃着哩！”于是，我们就轻而易举地被“拉下了水”。秋天，乡亲们开始在下地时寻机掰几穗玉茭，捋几把豆角，摘个小瓜，刨个山药蛋什么的，或装在衣袋里，或揣在裤腰里，或藏在粪筐里偷偷摸摸地带回家去。一个跟着一个学，偷“秋”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我也曾加入其中。后来，队干部就开始在下工的时候守在村口见机搜查了。凡有被抓住的，除扣罚工分外，还要在大队的“小喇叭”里点名批评。我没有被抓住过，但从此“金盆洗手”――当然也只好继续挨饿。

对个别知青来说，偶尔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是办法之五。

先是鸡。先是偶尔有老乡提只大公鸡来知青大院卖，等到把村里公鸡全吃完之后，个别知青就开始偷。起先老乡们不知真像，转过天来在地里动弹时，常有人大声诅咒：“娘个脚！‘老狐子’夜黑来又进了村，俺家老母鸡叫狗日的拖走哩！”可日子一长，真像大白后，乡亲们就只好愤怒且无奈地拄牢自家鸡窝门了。再后来，偷鸡发展成偷狗。那时常有外村的放羊汉赶着羊群从村里经过，不走运的看羊狗有时就会被“劫持”下来，之后杀狗、剥皮、开膛、煮肉，狗皮则血淋淋的晒到土墙上，待风干后卖到供销社换两包烟抽。

不过无论偷鸡还是摸狗，我从未介入，死命守住了最后的“道德底线”，虽然又饿又馋。

永不能忘的是乡亲们的善良。尽管自家也穷得掉底，却仍然尽可能地关照我们，记得“瞎”明清的奶奶，小学校的张长富老师，村东鲍占元的姥姥……都曾送给我吃的。尤其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来保夫妇，家里做了什么好一点的饭食，总会悄悄把我叫去。我曾在他家吃过用新打下来的嫩玉米碾成圪糁煮成的的“疙瘩”，吃过用豆面、粉面和榆树皮面擀的面条，还有一次竟吃到玉茭面皮、胡萝卜馅的饺子！每逢我狼吞虎咽时，来保“秀”总会在一旁絮叨：“天老爷呀，孩们吃不上，本是?够贪。 蔽夷鞘彼淙荒晟伲?却也懂得来保家粮食并不富裕，自是感念至极，讫今难忘。1990年我回村访旧，来保“秀”高兴极了，忙准备了新小米、新玉茭面和自家树上结的果子、梨什么的，嘱我临走时一定带上。

粮食尚且吃不饱，肉更是奢望。可是1970年初冬，我们竟吃了一回肉！

那一年的初冬，粮食已经收打完毕，地光场净，按习惯该进入冬闲了。但是公社却下了命令，要

求各队深翻土地，昼夜兼程，“过一个革命化的冬闲”。深翻土地好多天了，拖累得人困马乏，可进度却十分不理想。怨声载道的人们不敢公开表示不满，只好在消极怠工上做文章。为了鼓舞士气，队里狠狠心，宣布杀只羊煮一大锅羊汤犒劳大家，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子人，人人有份！

杀羊那天，绝对是村里最盛大的节日。人人都巴望着夜早一点来，好早点享受“盛宴”。“盛宴”安排在祖师庙大院，离村子一里地远，是大队的油坊。喝罢夜饭，虽然照样得下地出工，照样有深翻土地的定额等着，但再没人发一句牢骚了。下地时，每个人的锄柄上竟然不约而同地用粗布拴上了一只大碗！

整个晚上，地里的气氛欢快而热烈，人们边干活边说笑议论，话题压根就没离开过那锅羊汤！

月亮偏西时，村头老椿树上的破钟终于敲响了。在钟声传来的同时，地里动弹的人们扛起锄头，怀抱大碗，撒腿朝庙里跑去。

粉坊里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大锅早被围得水泄不通，连一些身子骨不好，平常总是深居简出的人都一个不落地来了。我敢说，此时此地，你能看到全村所有人的面孔！孩子们疯闹着在人丛中穿来穿去，才不去理会他们的娘尖声大嗓地喝斥。闺女们、后生们、秀们、汉们、老婆们、老汉们个个兴奋得脸上放光……这是我插队几年中看到过的最盛大最欢乐的场景。

那是怎样的美味啊！当一口鲜美的羊汤咽下肚时，我不由得打了个颤，周身的血脉一下子就汹涌起来。鼻翼不由自主地歙动，久已麻木的味蕾突然在那一瞬间苏醒过来，我放任着贪婪本性，一口赶不住一口的吞咽着，全然不顾女孩儿家应有的斯文，全然不顾烫得发麻的喉咙！好一个酣畅！好一个舒坦！好一个痛快！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早就富足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被我吃掉的珍馐佳肴也算数不胜数，可是，当年那么美味的羊汤，我却再也没有喝到过了。

麦 收

在所有的农活里，麦收应该算是最紧张、最苦累、最繁重而结果却又最让人泄气的一种了。

地薄，干旱，那土就跟一盘散沙似的，一锄头下去净冒白烟。这样的地块长出的麦子高低不齐，稀稠不匀，高的顶多尺把，矮的不足半尺，瘦巴巴、细蔫蔫的，连地皮都盖不住，远远看去，就像阿Q的瘌痢头。

什么时候开镰收麦那可是门学问。早了，麦粒没长饱长熟，会影响产量；迟了，麦粒过干过熟，易曝裂掉粒，还是会影响产量。所以每年到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总是由队长和几个好庄稼把式到各个地块转悠，考查哪块地熟得早，哪块熟得迟，由他们全权决定先从哪块麦地开镰。通常情况下，总是旱地早，水地迟；山地早，平地迟；赖地早，好地迟。

那时候可没有水泥麦场，所以正式麦收开始前，还要先在离村最近的地方挑一块麦地先开镰收麦腾出地方来，好把麦地整平压实碾光，当做临时打麦场。场边搭个小草棚，那是看场人值班的地方。再把麦收要用的木锨、木杈、木筢、碌碡、草席、油毡、麻袋、镰刀、车马、仓库什么的都准备好后，真正的麦收就开始了。

农历六月，麦黄杏一熟，就该开镰割麦了。俗话说，“五黄六月”，正是太阳最毒、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些知青和农民一样，个个头上一顶草帽，人人手上一把镰刀，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很有些全副武装的意思。因为地块分散、偏远，人手又不够，队里不可能组织人送水，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别说饮料、啤酒、矿泉水了，农民家里连把暖壶都没有。为防中暑，队长就让队里的“赤脚医生”发给每个人几粒清凉的薄荷片。

一群人来到地头，队长干脆利索，三下五除二分派了任务，大家就一头扎进地里猛干起来。没有人偷懒，没有人懈怠，一是因为干了一年，这白面到底吃到吃不到嘴里就看这几天了，二是任务已经分派到人，你要是追不上大家的速度，那好，别人歇响你别歇，别人下工你别下，反正你得完成自己的任务。更何况一旦落了后，即使两边的人多给你留下个一垄半垄的，你也得甘认倒霉一块儿割了。

必须承认，和地道的农民相比，我们知青无论是体力、耐力，还是技巧、经验，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那么，要想不掉队，你就只有拼，不顾一切地拿出吃奶的劲，拼！

人们在地头一字排开，背朝天，脸冲地，拼了命地干，干，干！那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啊！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把火辣辣的酷热毫不留情地喷向大地。朝着天的脊背、头顶晒得火烧火燎，对着地的前胸、脸庞又被蒸腾上来的热气熏得透不过气来。针尖一样的麦芒划得手臂一条条、一道道的，被汗一浸，生痛生痛。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两鬓滚下来，停留在睫毛上、鼻尖上，顾不上用手擦，只好不停地甩头，于是汗珠飞溅，点点落地，我一边干一边想：敢情这就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呀！

碰上长得好一点的麦地，虽然辛苦，干起来却有心劲，镰刀下去，割一镰是一镰，手里总是满把满攥的，要是遇上长得差的地块，就太没劲了，照旧是左手拢麦，右手下镰，一点劲儿也省不了，架式还是那个架式，劲头还是那个劲头，可惜那麦根扎得太浅，还没等割断，早已连根拔起。加上麦子稀少细瘦得可怜，连割几刀，连跨几步，手中的麦子还不满一把，真是有劲都使不上！

割下来的麦子还不能留在地里不管，得赶紧拢成堆，捆成个，一捆一捆地背到地头，装上大车，运回场上去。有时天上乌云滚滚，雷声阵阵，眼看大雨就要下来，人们就像疯了一样，拼命和老天爷抢时间。地里的人把已经割下的麦子抢着往车上装，往场上运。场上的人抢着把摊开的麦子拢成堆，堆成垛，苫上草席、油毡。人们都知道，必须赶紧割，赶紧捆，赶紧运，赶紧打，赶紧晒，赶紧收，不然的话，一场大雨下来，辛苦一年、眼看到嘴的粮食就会在瞬息之间化为乌有。

地地道道的“龙口夺粮”啊！

等把割下来的麦子运到场上，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先要把麦个儿拆开捆，均匀地铺在场上，套上毛驴拉着石碌碡在上面一遍遍地滚压，把麦粒从麦穗中压出来。压净后，再用木杈把麦杆挑到一旁堆起来，剩下的麦粒拢成堆，用木锨一锨锨地扬向空中，借助风力把麦杆、麦叶、麦穗的碎屑和干瘪无用的麦粒剔除出去――这种叫扬场的现面过去我们只在电影里才能看到。再把扬罢场的干净麦粒在场上铺成一指来厚，借助太阳的威力晒干水份，这中间还要不停地用木锨、木筢翻动，让所有的麦粒都能晒干，估计差不多了，抓几粒麦子放进嘴里，一咬格崩响，唔，真的晒干了，这才装进麻袋过秤入仓，这一环节照样马虎不得，因为假如把没晒干的麦子装袋入仓，日后会霉烂或长芽的。

麦收时节本来最需要晴天大太阳的了，可老天爷像在故意与我们作对，动不动一场大雨不由分说地劈头盖脸倾盆而下，弄得人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就这样，雨来了，慌忙收起来，场干了，又慌忙摊晒开，一个麦季，这样的情景总要反复数次。再加上每次雨过之后，土制的场上到处是水，只好眼巴巴地等它干透。等待中的人们一次次把手伸进临时装起麦子的麻袋里测试温湿度，忧心如焚：再这样捂下去，肯定要长芽了！

逢到晴天，火一样的太阳高照，压得平实光滑的麦场和铺满一地的麦子反射着白亮亮的光，热得人汗流浃背，晃得人头晕目眩，可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诅咒太阳，企盼下雨的。那一刻，我深深地理解了白居易《卖炭翁》里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整个麦收过程工序繁多，每一道都要求认真对待，否则就将功亏一篑。这真是一场紧张、苦累、繁重，且事关重大的战役！不能偷懒，更不敢马虎。

麦收时节，是我们体验脱胎换骨的最好时节，尤其头三天，全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腰简直像断了一样疼，走路时不得不让腰、胯、腿统一方向，统一行动，远远望过去，活像个滑稽的。身上的皮更是会晒蜕好几层，收工回来洗涮时，凉水一沾身，疼得人直打激灵。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每天咬紧牙从炕上爬起来坚持出工是需要极大毅力的。好在三天之后，感觉会逐渐好起来，而且村里麦地不多，麦收时间并不太长。

十几天后，紧张的麦收总算结束，全村人都分到了劳动成果：每人9斤麦子――长了芽的！

这就是我们一年里能吃到的全部细粮了。

“大师傅”郭大爷

郭大爷是队里派来给我们做饭的大师傅。三十年以后，我已想不起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是村革委会主任郭福先的爹。他那时60多岁了，腿脚不好，步态蹒跚，微驼着背，须发皆白，短短的头发茬，短短的胡子茬，远看像个白刺猬。他肥鼻、厚唇、肉泡眼，一张圆方脸，两道长寿眉，脸上沟壑纵横，写满沧桑。郭大爷平时话不多，透着几分威严，但偶尔从胡子后面露出笑容来，立刻现出老人们特有的慈眉善目来。因为老寒腿，郭大爷一年四季穿着棉裤，冬天是厚棉裤，春秋天再换成薄的，夏天则是棉“套裤”。这棉“套裤”可是我前所未见的，严格说起来，它其实只有两只棉裤腿，下半截用绑腿严严实实地扎住脚踝，上半截一左一右对称着像个倒“八”字，内侧结束于大腿根，外侧斜斜地结束于胯际，终端用绳儿固定在腰间。村里人的棉裤多是黑色，里边的衬裤则多是白色土布制成。夏天，郭大爷穿着他肥大的黑色棉“套”裤，屁股那儿露出三角形的白色衬裤。走起路来一呼扇一呼扇的，“咕吃咕吃”乱响，滑稽得要命，起初常逗得我们前仰后合，时间长了才逐渐“熟视无睹”。

听说解放前郭大爷给国民党当过兵，后来开小差跑回家，种地、娶媳妇、过日子。提起郭大娘可有点不一般，那时她也有五六十岁了，生得大眼、高鼻、薄嘴唇，皮肤白晰，五官生动，年轻时绝对是个美人儿。她黑衣黑裤，黑鞋白袜，头上一年四季蒙着块家织布的白头巾，齐眉盖住前额，两边抿到耳朵后面。虽然和村里其它老婆婆的打扮没什么两样，但她的头巾却总是洁白整齐，不象别人那样油渍麻花的。一年四季，她永远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从头到脚，不沾一点灰星儿，透着农村老太太少有的精明干练。郭大娘平时爱说话，在外面见人就打招呼，在家里爱唠叨，常埋怨老头子不讲卫生什么的。郭大爷呢，总是一副置若罔闻的态度，不反驳也不应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可是偶尔郭大爷沉下脸来，鼻子里只需“哼”的一声，大娘马上就闭住嘴，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那时候，每天天一亮，我们前脚下地干活，郭大爷后脚就会担着一副泔水桶，一摇一晃地走进知青大院。先是捅开火，坐上我们那口二尺直径、一尺半深的大铁锅，添足水，然后挑起水桶，到村南头的井台上担回水来，把水缸添满。这功夫，锅里的水就开了，用秤称出8斤玉米面或高梁面，舀水烫面，捏六十个大小一样的“疙瘩”煮到锅里。然后擦火台，抹案板，掏炉灰，扫院子。等把这些事做完，饭也就熟了，下地干活的知青们回来吃早饭了。接下来是给二十个知青打饭，等大家都吃完了，把残汤仔细地倒进泔水桶，洗净锅，洗锅水也倒进泔水桶。封上炉火，竖起案板，担上泔水桶回家伺候猪的早饭，最后才轮上打点自己。同样的程序，他每天要重复三遍，只是晚饭改成“菜饭”就是了。此外，他还得抽空把我们的“毛粮”加工成“净粮”，起先是上村北的碾子上，碰上队里的牲口在家，就套上牲口推碾子，没有牲口时就只好用人力，一直到后来村里通了电，才升了一大步，改去加工坊了。

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从没见郭大爷误过饭时，或出过“干了锅，糊了饭”这一类的“事故”。那时我们觉着他这人好像心挺“硬”的，明知道我们吃不饱，却从没像村里别的老人们那样说些心疼同情的话，更别指望他略动恻隐之心，搞一点儿“卯粮寅吃”之类的名堂。我当时也曾有怨言，怨郭大爷干嘛不多做些饭，让我们饱吃一顿。现在想想，倒多亏了他的照章办事呢――虽然吃不饱，却也始终不致断炊。

我那时并未意识到郭大爷每天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就拿担水来说，知青大院的用水不知要比当地老乡家费多少倍。因为我们还保留着大城市的卫生习惯，一天三下地，也就一天三洗涮，再有，我们从不去河里洗衣服，嫌河水浅，稍一用力会把河底的泥沙带起来，于是不论洗脸、洗脚、漱口、擦身、洗衣、洗裤、洗鞋、洗袜……统统都用水缸里的水。那会儿农村没有下水道，用过的脏水都是朝门前的空场上一泼拉倒。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知青大院门前永远像沼泽地一般湿漉，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有人总结出经验：哪个村里有那门前场地宛若沼泽的院落，哪个村里就肯定住着插队知青。现在想想，且不说别的，光是供二十个年轻人每天用水，就该是多大的工作量！

插队时，曾有人议论，说郭大爷贪污我们的粮食，除了粮食加工后的糠、麸、皮、棒外，还趁机把净粮也拿回家去了；也有的说，早在每次加工之前他就已经留出了一部分“毛粮”据为己有；还有的说，每天从知青大院里往他家担三次的泔水桶里就有名堂。这些传闻是真是假，我当时没做过调查，心里却也隐约有些愤愤。现在再来想这事，早已释然。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大家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不能排除人们可能因长期吃不饱而产生的疑心，也不排除郭大爷或许会有些小动作。但即使真有这样的事，又算得了什么？与郭大爷当年对我们的照料相比，我由衷地为自己曾有过的“愤愤”而羞愧。

1990年夏天，我回村时见到郭大娘，才知郭大爷已作古多年了。大娘依旧干净利落，只是苍老了许多。临走时，她抓着我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嘴里不停地叨叨着：“孩啊，常回来圪照圪照（看看）吧！不敢把（说不定）下次你来我还活着没有哩。”

水 井

我们村儿有好几口井。

村西头那口井，离知青大院顶多几米远。一米来高的井台，井亭早已坍塌，只留些残垣，井口上架着个辘轳，缠着用潞麻拧成的井绳，另一端系着个柳编水斗，跟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刚到村里那天，不记得是哪个同学第一个发现了它，惊呼一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地扑过去。伴着她的惊呼，我们这些城里出生、城里长大的学生也都一下子兴奋起来，或许是因为见到了平生第一口井，或许是找到了文艺作品中浪漫神奇的感觉罢。可惜这是口苦水井。听村上人说，早先水本是甜的，因此有井亭、井台、辘轳之类，后来不知何故渐渐变苦，终至不能饮用而被废弃。

村南边有块低洼空地，人们把那儿叫作“台地”。台地那儿也有口井，但没井台也没辘轳，独自一个孤寂地掩没在一片荒草里，极不起眼儿。这口井的水极浅，倘脸朝外坐在井口，只需向后仰下身去，伸长胳膊就能够到井水。可惜井水也是苦的，而且不知何故，村里人很少到台地去，井也就始终被冷落着。不过我却特别喜欢这口井，也许因为它触手即及的平浅，也许因为它独有的幽静。闲暇时，我常到这里来，或看书写信记日记；或一边撩弄着井水一边想心事；或抱膝而坐，低唱几句思乡的歌儿；或与一二知己，围坐井边谈天论地，说古道今。

被人们光顾最多的要数村东南头的那口井了。这井没有辘轳，也没有讲究的井亭，只用几块青石胡乱堆起一个高一点儿的台子，算是井台。井水不算深，二三米左右。严格地说，这井其实已位于村边，隔着一条小路，对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再过去就是山了。前些年，井边常有野狼出没，村里根柱家的小女儿两岁时在井边玩耍，竟被狼叼走再没回来。根玉娘的左脸上那一大片吓人的疤痕，也是小时井台附近的狼干的。据说即使是现在，冬天里也免不了会在井边偶尔遇到狼，但人们还是没有放弃这口井，也许因为它是全村惟一一口甜水井吧。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特别喜欢看村里人担水。他们大都动作娴熟，步态悠闲，举手投足之间极富韵律，在我眼里甚至有一种舞蹈般的美感。井上虽没有辘轳，他们却并不用井绳，只需一条扁担，两只水桶。上得井台来，放下一只水桶，另一只依旧钩在扁担上，就那样抓着扁担朝井里顺下桶去，弯下腰，左一摆，右一摆，再顺势向下一递，那桶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乖乖地盛满了水。然后左脚前，右脚后，左腿弓，右腿绷，左手架在左腿上，右手抓住扁担向上提一下，左手接住，右手探下去再一提，左手再接住，一提一接，一接一提，三下两下的，一桶水就打上来了。待两桶水都打满，再一一钩到扁担上，弯下身来将肩膀款款地衬进扁担下面，一直腰，一担水便轻轻松松担了起来，然后甩起胳膊，迈着四方步，不慌不忙、不泼不洒地担回家去。

整套动作连贯熟稔，等闲洒脱，一气呵成，煞是羡人。看得多了，自认为已学了个差不多，便跃跃欲试，谁知真正一试，方知不然。明明学着样儿把桶放下去，可任你左摆右摆，那桶像是专与你作对，死活浮在水面上就是不进水。你一着急一使劲吧，得，水倒是漫进桶里，可桶却干脆脱离担钩，沉入井底！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可没少借占元家的铁锚钩捞桶呢。

好容易打上两桶水来，却并不见得能轻轻松松地担回家去。两只桶的距离先得摆得与扁担等长，否则一担起来，桶一倾斜，水就会泼洒出来。其次，肩膀衬进扁担下的位置也总是掌握不对，不是靠前，就是靠后。终于勉强担起来时，已全身绷紧，如临大敌，两手托着扁担，像跌跌撞撞的醉汉一般了。等到口中牛喘，脚下拌蒜，一路泼泼洒洒、跟头把式地总算捱到家，桶里早已所剩无几了。

插队之初，担水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件大事。每次最少出动两个人，以备万一水桶沉入井底时，好留下一个看桶，另一个去借锚。即使顺利打上水来，以我们那时的体力，独自一人把水担回家也有点儿困难，需要两个人路上替换一下。每当看到我们颇为“隆重”的担水行动，总有乡亲们半关心半戏谑地问：“使人不使人？”那意思是：累不累？可用当地的方言一说，听上去像是问“是人不是人？”，记得我们总是一面硬撑着，一面呼哧带喘的大声回答：“是人，不累！”至今每想起这一幕来，仍不禁莞尔。

夏天的井台上，人来人往挺热闹。走近井台，立刻感到森森凉气浸透全身，精神为之一爽。可到了冬天就不太妙了，井台上人迹罕见，一下子变得冷清寂寥。被人们泼洒出来的井水顺井台流下来，即刻结成冰，日久便形成一个冰坡，整个井台就像一个大冰塔。前去担水需十二分小心。尽管依旧担心遇上狼，脚底下却不敢有丝毫马虎。上井台时，更得千万把劲儿拿好了，劲使小了会滑下来，使大了又怕收不住脚，万一滑进井里去，可就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下井台同样艰难，肩上担着担子，掌握平衡本已不易，稍不小心，就会滑倒，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两桶水将倾“桶”而出，把自己弄成冰冻“落汤鸡”。想起那时，滑进井里的事故幸未发生，狼也终究未曾遇上，但当一只冬天“落汤鸡”的滋味却并不陌生。

井啊，维系着我青春时期多少汗水、多少狼狈、多少欢乐、多少惊恐的井啊，三十年了，我竟是如此怀念它，几近梦牵魂绕。1990年回村，我特意去寻访拜望了井们。时隔30年，村里盖起许多新房，早就今非昔比。随着村子规模的增大，村东南头那口井，现在已稳居村中。听说狼们也早已无影无踪。可村里所有井的水位都下降了数倍，别说用扁担直接打水，更别说触手即及，你就是趴在井口，也需静心良久，才能看到深深的、远远的井底依稀透出一点点水的亮光来。

哦，它们已经不是我年轻时的那些井了。

春 种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是农村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因为播进地里的不仅仅是种子，更有他们一年的希望。

播种前，先要整地。虽然头年秋冬收完秋之后，人们就已经把地细细地翻了一遍了，但现在还要再做最后的整理。先撒一遍粪，这是人们积攒了一冬的宝贝。有猪马牛羊的圈粪，有大道上拾来的牲口粪，还有整整一个冬天人们用玉茭茬点火加土圪垃熏出来的叫做粪的肥料。化肥是没有的，虽说那玩意儿听说挺好，可村里穷得压根买不起――也就不去指望了。一车一车的粪送到地里，间隔十步二十步的堆成一个个小堆，用锨均匀地撒开，再用锄头把地逐一锄过，一边把粪和土拌匀，一边用锄背仔细地敲碎每一块大坷垃，然后套上牲口，用耢把地弄平整。

耢地的活儿很威风：荆条编就的耢二尺来宽，五尺来长，套到牲口上。人站在耢上，两脚分立成等肩宽，然后双手平伸抓紧缰绳，挺胸昂头，大声吆喝，牲口便带动着耢和耢上的人，听话的跑起来。天蓝蓝的，风暖暖的，新翻的土地散发着清新的芬芳。驾驭着牲口在这样的天地间恣意驰骋，让平时不起眼儿的庄稼人陡然神气起来，就像个叱咤风云的将军。

看得实在眼馋，便死乞白赖地央求人家让我也试试。好容易征得同意，我便挽挽袖子，紧紧腰带，像模像样地站到耢上，试探着吆喝起来。还别说，那牲口真给面子，居然乖乖走起来，我不免暗暗得意。可惜没等我来得及神气，那该死的牲口竟越走越快，最后变成小跑！站在耢上的我立刻慌了神儿，脚底下站不稳了，耢也开始打斜，不知咋搞的，两只鞋都跑丢了，紧接着手中的缰绳又松掉了一根，挣扎了半天，终于彻底失了平衡，连滚带爬地从掉下来，结结实实摔了个嘴啃泥！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不堪的我满地乱跑着找鞋。这回的“打击”实在不轻，做“耢地将军”的企图从此了断！

翻罢耢罢的土地又平又展，又松又软，像是新絮的棉被。种子选好了――那会儿好像还没有育种站，所谓种子其实就是挑选头一年长得好的穗子搓下来就行。圊肥备好了――家家户户的茅坑里全兑进一种杀虫药。家什整出来了――粪桶粪勺、锄头扁担，犁铧木耧……连小学校都放了假。春种前的准备紧张、有序又充满希望，那架式就像备好了新房，缝好了铺盖，扮好了新郎，就等着新娘花轿进门一样。

我们村是百分之百的旱地，春天多种些玉茭、谷子、高梁之类的旱地作物，虽然偶尔也种些黍子、黑豆、山药蛋、红薯之类，但只做调剂口粮之用，不成气候的。

种玉茭用的是点播法。三人一组，有经验的老把式在前，用锄头刨开一个个的浅坑，孩子们端着盛种子的葫芦瓢紧跟其后，朝每个坑里撒三粒，不能多一粒，也不能少一粒。女人殿后，左手提粪桶，右手拿粪勺，朝每个坑里一丝不苟地倒点圊肥，再用脚推一撮土埋住小坑，轻轻踩实，一窝玉茭就算种上了。

知青们没种过地，只有撒种、舀肥、掩坑的资格。可我偏偏极佩服那些把式们，刨坑时并不见他们左右比量，仿佛只是不经意间而为，可坑却刨得深浅一样，大小相等，横看成排，竖看成行，像是用了坐标尺一般，绝对整齐。一边刨，一边时不时的喝斥两声身后的女人和孩子，纠正着他们的动作，煞是神气。看得手痒难耐时，也想一试身手，可惜接连几次都被谢绝，可见这是个“重量级”的关键活儿，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是极看重的。

种谷子则用的是耧播法了。套上牲口拉上耧，一人在前牵牲口，一人在后摇耧，随着犁铧翻起的一行行条垄，把谷种均匀地撒进去，每垄间隔大约半尺。摇耧的活儿看似轻松，却极关键，摇起耧来一定要用力均匀才行，用力过大了，种子下得多，出苗会太稠密，间苗既麻烦，又浪费种子；用力过小了也不行，会形成出苗太稀甚至断垄。当然了，为了保证出苗率，那谷种通常都要撒得略稠一些。

种子播进土里后还要等几天才会出苗。人们开始每天小心翼翼地察看着老天爷的脸色。盼它下雨又怕它下雨，要下最好下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毛毛雨，土地会变得又湿润又松软。千万别下大雨点子，把地砸实了不说，还干结成一层硬梆梆的土皮，小苗破土就艰难多了。这段日子里，常有庄稼汉子跑到地里去，东瞅瞅，西看看，那么的紧张焦虑，又是那么的充满期待，像是徘徊在产房门口，等待婴儿出生的父亲一样。

总算出苗了，陆陆续续地，没几天功夫已是嫩绿葱笼的一片。不过这可不算完，还要再做间苗工作，就是把多余的、过稠的、相对瘦弱的苗拔掉。间苗的原则有五：一是去弱留壮，二是间距合理，三是拔苗除根，四是见草必拔，五是见虫必杀。相比之下，间玉茭苗容易些，一穴苗出齐了也就三颗，只要把相对差些的苗拔掉就行。间谷苗可就不一样了。新出的谷苗细密得像是胎儿柔软的胎发，稍不小心，就会把苗拔断，把根留在土里，那就起不到间苗作用了。但最大的难处并不在此，而是间苗期间连续半个多月长时间不变的蹲姿。我们村儿的那片谷地也不知到底有几里长？反正一眼望不到头，间苗时节，老乡们都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来坐着干，可我们知青没板凳，只好干蹲着。从早晨蹲到中午，从下午蹲到晚上，从今天到明天，就那样每时每刻蹲着干！蹲不动了就跪着，跪不动了就趴着，最后呈“五体投地”状，一直到够不着前方的苗为止。然后吃力的站起来，朝前跨一大步，再蹲下，开始下一轮由蹲及跪及趴及“五体投地”的循环。那艰难的然而又是连续不断的动作很像青藏高原朝圣路上虔诚的信徒们磕长头的慢镜头。想起来简直可怕！半个多月下来，两条腿已僵硬得仿佛两根没有生命的棍子了！我们这些没有蹲惯的城里学生中，有不少人的腿疾就是当年留下的病根。

小苗儿们终于茁壮地长起来了。

三 伏 天

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但也是万物生长最繁茂的季节。一到三伏天，能吃的东西开始多起来了，除了把玉茭杆子当甘蔗吃，崖畔沟底的野酸枣也开始结出圆圆的小青豆，虽然远不到红熟的时候，但对饥饿又嘴馋的我们来说已极具诱惑力。劳动间歇时，我常与三五闺女们结伴去摘酸枣。摘来一颗便急急放进嘴里，在酸涩中品咂出一丝津甜来。有时，会有哪个闺女在歇息罢后悄悄地塞给我一个青青的小毛桃，冲我一笑，示意我偷着吃，别让队长看见了。每逢此时，我们就不时交换一下眼神，感受着共享一个秘密的快乐。进了三伏天，“菜饭”里的内容开始丰富起来，不时会有几颗嫩玉茭粒、几块山药蛋或是几块小瓜什么的出现，为每天晚饭前的时光增添更多的期盼。

我喜欢三伏天，不光是因为吃，更因为三伏天常会下雨，下起雨来时，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用下地了，不然上哪儿找到休息一天的理由呢？那会儿，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只要黑云一上来，大家就开始不住地看队长，巴望着队长下特赦令。谁知可恶的队长偏偏绷起一张脸来只管低下头干活，就是就不理睬大家的目光，弄得人们尽管恨恨的，却无可奈何。好容易盼到黑云压顶，狂风大作，大颗大颗的雨点已经劈哩啪啦砸下来时，队长才会从嘴里蹦出一个字“回！”话刚出口，年轻人们早就扛起锄头，撒腿就往村里蹿。半路上，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泥土路马上变得溜滑，一群年轻人兴奋地尖叫着，高高绾起裤腿，脱下鞋来提在手中，光着两只大脚片子，一??一滑地跑回村去。

可惜伏天雨没长性，刚刚还是风驰电骋、欲摧万物的架式，一会儿功夫已是云开日出、彩虹高架了。跑回村里的我们，往往还没等把自己弄干净上炕歇歇，上工的钟声已经敲得催命一样急。人们只好咒骂着，磨磨蹭蹭重往地里返。半道上，碰上那些刚才一起收工的小脚老婆儿们，此时正扛着锄头，拧着一双小脚，兀自在滑溜溜的泥路上艰难地往回扭呢，年轻人们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满肚子的沮丧一扫而光。

三伏天，也是农活最辛苦的季节。麦子收完了，场干地净，离下一轮种麦的秋分时节还有一阵子。谷子快齐腰了，长得挤挤挨挨、密密匝匝的，人根本进不去地，也就不用去多管它，但是此时的玉茭子可正需要人们精心侍弄呢。它们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腰里开始鼓鼓囊囊地朝外憋穗。伏天里本来多风雨，又加上个儿长得老高，最怕倒伏，因此这会儿最重要的农活就是搂玉茭。那会儿种玉茭好像比现在复杂得多，从春种到秋收，中间最少要锄三遍。玉茭刚长出二三片叶子时先间苗，然后锄第一遍，此时要做到轻、浅、慢，准，以防伤害嫩苗；长到三尺多高时再锄第二遍，为的是除杂草，松土壤，保水份；长到一人多高，开始秀穗时，就要锄现在的第三遍了。这一遍叫“搂”，农具从板锄改成了勾锄，因为除了除草松土外，还要在每棵玉茭的根部搂起一个小土堆，好助它“江山”稳固。有条件时，最好再撒一点化肥埋进土堆里，在秀穗灌浆时助它一臂之力。

正是三伏天季节。清晨下地时，庄稼叶上、草叶上的露水把身上打得精湿，而且是越往下越湿得厉害，上衣湿到衣襟下摆处，裤子湿得全都粘在腿上，鞋子湿得走起路来吱吱咕咕乱响，像是钻进俩不甘寂寞的蛤蟆。等到上午下地时，露水倒是没有了，可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满地的湿气直朝上蒸腾，厚密的玉茭叶子遮得庄稼地里密不透风，钻进地里如同钻进蒸笼，溽热而又潮湿，再加上干活出力，很快就会大汗淋淋，让脊背后面的衣服上绽开一朵又一朵的汗花，太阳晒干后雪白雪白的，像一幅写意牡丹，颇有恣意泼染的磅礴大气。到了下午下地，除了仍会闷热出一身身的汗之外，通常总能碰上伏天里的雷阵雨，那雨很急，往往刚发现天边聚集起一片乌云，等不及躲避，大雨已兜头而下，人们倾刻之间就已变成“落汤鸡”。于是，我们知青就把“三伏天”改叫“三湿天”了。

锄玉茭本来就很辛苦，再加上活计生疏，体质孱弱，缺乏锻炼，工具不顺手……反正我绝对不是当地农民的对手。同是干活，人家说说笑笑，轻松自如，我却是顾不得说笑，顾不得擦汗，顾不得看一眼被玉茭叶子刷出血口子的胳膊，只管咬紧牙，憋足劲，拼了命地低头猛干。别人一垄地锄到头，纷纷坐在地头擦汗乘凉，我还在地垄间挥汗如雨，一心盼望着赶紧干到头，也能像别人那样，坐在地头擦把汗，喘口气，吹吹拧起大血泡的手掌心。可往往是我这里好容易干到了地头，还没等抬头，歇够了的人们已经又走向下一排地垄，开始了下一轮。我只好擦把汗，深吸一口气，再一头扎进庄稼地里。

插队三年，以往或曾拥有过的所有优势在这里全都化为乌有，任你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广深的见闻，多么好听的歌喉，多么美妙的身段，统统不顶用。这儿没人需要你去考虑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去考虑人口问题、污染问题、教育问题，去考虑生态环境、科技兴国、国民素质，去考虑民主还是专制，法制还是人制……此时此地，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变得异常简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看他手是不是黑的，脚上是不是“有牛屎”……至于其它么？一概免谈！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只能一心一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门心思走“改造提高”的道路，无比严格而又无比无奈地要求自我，除去“资产阶级”之“恶”，发扬“无产阶级”之“善”，努力与工农相结合。说到底，我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劳力。

起 猪 圈

那些年里，农村中的许多副业被斥为“资产阶级尾巴”，加工、贩卖农副产品的行为更是被“革命”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只有养猪不知怎么算个例外。像是被团结的中农一样，猪们幸运地受到“革命”的青睐，被有限制地“团结”保留了下来。政策允许每户社员可以喂一至两头猪（其实再多的话，社员们也喂不起），所以村里几乎家家有个用片石垒起的小猪圈，喂着一两头猪。社员们大多勤劳治家，精打细算，这一点从猪圈上就能看出来，自家的猪圈垫得极勤，既能保证猪儿健康不得病，又能多交圈粪多算工分，可谓一举两得。

村西头也有个猪圈，挺大，圈着一、二十头猪，那是大队的集体财产。与社员自家猪圈不同的是，这个猪圈里到处都是又稀又臭的猪粪尿，猪们在沼泽地般的圈中“散起步”来“啪叽啪叽”直响。夏天你若从圈旁走过，离老远就会有黑压压一片绿头大苍蝇“嗡”地一声惊起，慌不择路地楞往你身上撞。弄得我们平时总是躲着这个猪圈走。实在绕不开时，就紧捂鼻子，加快脚步，像躲避瘟疫一样匆匆逃走。

就是这样可怕的一个猪圈，终于有一天，为它起圈的活儿让我们知青摊上了。

队长交代完任务和干法已经有好大一阵子了，我们还站在猪圈外为难，你看我我看你的不知所措。终于，我狠下心来，把裤腿挽得高高的，鞋袜扒得光光的，一咬牙，一跺脚，闭眼就往圈里跳。沉睡多时的猪粪尿好像被人们惊醒，立即热情地散发出强烈的臭味来，像毒瓦斯一样直往人鼻眼儿里撞。成群被惊起的苍蝇仿佛不甘心它们的“伊甸园”被侵犯，一个劲儿地“嗡嗡”怒叫着“低空飞行”，似乎随时伺机夺回领土。不断有硕大的绿头苍蝇停在猪身上、食槽上、粪尿上，甚至人身上，赶都赶不走。听人说，这稀浆状的粪尿里早生了蛆，可是越害怕、越恶心，却越是下意识地悉心体味着两只脚陷在其中的感觉――真的痒痒的，像什么东西在脚背和趾缝间蠕动！我的妈呀！我差点失声叫出来，胃中一阵痉挛，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我赶紧定住神儿，使劲呼了口气，心底深处那个下决心改造自己的幽灵此时顽强地站了出来。像虔诚的佛教徒默诵“??、嘛、呢、叭、迷、?恕钡牧?字真言一般，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狠命儿稳住自己。我咬住牙，闭住气，不敢再多想，一心一意开始干活。

冲天的恶臭一阵紧似一阵地撞过来。我一边干，一边忍不住乱想：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领导们，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们，那些变成“牛鬼蛇神”的艺术家、文学家们，那些仇视革命的“地富反坏右”们，还有那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现行反革命”们，当他们被赶回乡下，住进“牛棚”，被强制去干扫厕所、挖茅坑、起猪圈一类的脏活时，也不知是怎样坚定“革命意志”，“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是怎样战胜怕脏、怕臭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有什么法宝没有？反正我当时是边“斗”边“闪”，边“闪”边斗，一边卖力地干着，一边无法抑制地恶心着，一边狠狠地“斗私批修”着，一边不由自主地巴望早点结束着。就这么忽“左”忽“右”，忽坚定忽动摇，忽“无产阶级”忽“资产阶级”地折腾着，一直折腾到干完。

又稀又臭的猪粪尿被我们一锨一锨地全部起干净了，运来了新割的青草铺在下层，上面又厚实均匀地铺上一层干土。猪圈变得又干燥又干净，可再看自己，腿上脚上沾满了稀溜溜的猪粪尿，衣服上、脸上也溅满了，甚至连头发里都是。从小到大，我可从来没把自己弄得这么脏、这么臭、这么一塌糊涂过！

那次起圈好像可以算做检测我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插队还是假插队的试金石，我们总算经受住了“革命的贫下中农”们对我们的考验，以圆满完成任务和战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而大获全胜，受到大队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们的肯定，年轻的心里也颇有几分得意。只是有一点不太妙：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手和脚的指甲缝里顽固地嵌着一圈圈黑色的猪粪尿洗不下去，皮肉都快搓破了，可还是能闻到身上隐隐的有一股子臭味。

“欢度”国庆

1970年10月1日，是我们插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从小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我们，最盼过节了。除了传统节日外，无论是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还是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等都不例外。尤其是劳动节和国庆节。在这两个节日里，国家还有法定的休假日。于是，学校放假，工厂放假，机关放假，似乎人们都放了假。节日里，不仅可以穿漂亮的新衣，吃丰盛的晚餐，享受父母难得的笑脸和温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所营造的节日气氛：收音机里欢快喜庆的歌曲、舞台上精彩纷呈的节目、大街上的鲜花气球松柏牌楼、公园里兴高采烈的大人孩子、广场上盛大的检阅游行、夜空中璀灿绚烂的节日焰火……当然，还有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的红烧肉和煎鱼烹虾的诱人香味……

可现在我们身处农村。

这里除了春节、中秋最受乡亲们重视之外，勉强还可以算得上的节日也就是4月5日的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了。即使如此，除了男人们郑重其事地上坟，女人们坐在村口烧起纸钱嚎哭一场外，最实质的区别也不过是人们将碗里的“煮疙瘩”和小米稠饭换成了豆面、小粉面、榆皮面的三合面面条，或者玉茭面和白面两掺的萝卜馅扁食了。运气好的话，也许还会尝到一点荤腥。每逢此时，蹲在村里饭场上吃饭的人们就比往日多些，显出几分热闹。除此之外，一切照常：地照常得下，工照常得出，活照常得干，累照常得受。换新衣、休假日当然不可能，至于音乐、歌舞、鲜花、气球、公园、庆典、焰火之类，则更是天方夜谭了。

初到农村，巨大的落差带来强烈的不适应。平常日子里，我们苦苦地捱着、熬着，盼望着能在节日里冲淡苦涩，调节情绪，歇息筋骨。可是自从五月十一日我们的双脚踩上这片土地以后，六一、七一、八一……一个个节日都过去了，平淡无奇，一切如故，什么也没发生！艰苦至极的物质生活，超出极限的劳动强度，少小离家的不绝乡愁，前途命运的迷惑茫然，所有所有的一切全都糅合进日复一日的岁月当中，从未间断，从未忘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熬到国庆节的前一天，大家实在耐不住了，不约而同地向队里请求休假一天。那可正是紧张繁忙的秋收时节，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进来，甚至包括平时不出工的老人和学校里的孩子们。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请假，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没错，我们遭到了拒绝――同样是不约而同。现在想起来，除了队里正忙，人手紧张外，干部们并非无情，而是实在想不明白，既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放一天假不可？

可我们当时却愤怒了：这些农民也太落后了，居然对祖国一点儿热爱之情都没有！愤怒之余，一致做出重要决定：集体罢工一天，庆祝伟大的国庆节！

第二天，天气晴朗，碧空如洗。大家早早起床了。仿佛事先约定好了一般，每个人都穿出了自己最体面最漂亮的衣服，女同学们头一天晚上就洗了头，此时认真仔细地梳起两条油亮的辫子，脸上还薄薄地涂了些香喷喷的雪花膏。男同学们也都互相帮着理了发，此时显得容光焕发，而且比平日斯文了许多。紧接着，按照头一天晚上的分工，大家分头忙碌起来：有到邻近的张村菜地买菜的（我们村儿没菜地），有去三里之外的苏村割肉的，有把各自的宿舍布置一新的，也有把平时狼藉的知青大院打扫干净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把打谷场上的谷草抱回来，在大院正中堆起一个巨大的篝火堆……伙房里甚至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拿了出来，准备晚上蒸馒头。至于大师傅郭大爷，则被我们放了假――我们要自己动手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了。

村里很安静，只间或传来几声猪的哼哼，夹杂着公鸡母鸡们有一声没一声的啼叫。家家户户凡走得动、出得去的人几乎都出工了，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在忙些什么。

记忆里，那是我们到农村后近五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了。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无一例外地大声笑着、唱着、交谈着、心甘情愿地忙碌着，连那些平日里略有些龃龉的同学此时也尽释前嫌，和好如初。金色的秋阳把温暖慷慨地洒进大院，仿佛在同我们一起分享着难得的轻松和快乐。院子里和睦、喜庆的气氛简直让人陶醉――久违了，这美妙极了的感觉！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当天色渐渐黑下来，大家心满意足地享用过插队以来最丰盛的晚餐后，

终于，篝火晚会开始了！

人们纷纷围到篝火堆前，一个男生小心而郑重地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了篝火底部。起初，那朵漂亮的火花仿佛拿不定主意似的，带着几分犹豫跳跃了几下，先是怯生生地舔着周围的谷草，小声哔剥着。慢慢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它好像胆子大了起来，终于变大、变亮了，随着“啪”的一声爆响，火焰仿佛突然苏醒过来一样，忽地一下窜起老高，有什么东西在火中不断的爆裂，发出“劈劈啪啪”欢快的响声，就像亲切而熟悉的声声爆竹。金红色的火焰伴随着劈啪做响的火星升腾起一人多高，映红了我们兴奋的脸庞，也照亮了黑暗、寂寥的夜空，欢乐的气氛此时达到了高潮，二十个插队知青围着火堆又是唱，又是跳，有狂吹口琴的，有大喊大叫的，有拍手大笑的，还有学猫学狗学鬼怪叫的，一时间，竟也火光冲天，人声鼎沸！熊熊的火光中，映照出一群放浪形骸的嘴脸！

狂欢中，突然院门大开，一群肩担水桶，手端瓦盆的乡亲们冲了进来。他们动作凶猛，身手果断，不由分说地扑上前来，冲着火堆就泼水。还有几个人手持铁锨，没命地拍打着火苗，人们呐喊着、吼叫着，忙碌着，咒骂着，乱成一团。

篝火很快被扑灭。院子里早就狼藉一片了，空中飘着烟灰，地上淌着污水，大家的身上、脸上也都横一道、竖一道抹得黑脸包公一般。气急败坏的知青们想不通乡亲们何以如此无情地扫人之兴？一直到乡亲们问起怎么失的火、有没有人受伤时，一头雾水的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一场误会！

乡亲们责难着渐次离去，望着彼此狼狈不堪的模样，同学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这就是我们在农村欢庆的第一个节日，以精心准备开始，以荒唐沮丧告终。此后在农村的年年岁岁里，我们再也没有去欢度什么节日了！

秋 收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句话，其实于我们并不陌生，早在当学生时就不止一次地在书本里看到过，只是在做了插队知青以后，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全部含意。秋天了，辛苦一年的庄稼人开始收秋，既有收获成果的喜悦，也有因有限的收获而带给人们的无奈。

比起麦收来，秋收的过程要长得多，工作量也大得多，但我却更喜欢秋收。原因挺多，比方收获的品种花色多，除了玉茭、谷子、高梁、豆子、土豆、红薯、黍子等，还有苹果、梨、山楂、蓖麻籽、潞麻……不像麦收时只有麦子一种那么单调；比方气候适宜，暖暖的太阳挺温情的照在身上，不冷也不热，不湿也不燥，不像麦收时火辣辣的几乎要把人烤焦；比方时间上从容了许多，早一天晚一天干完都行，哪怕天冷了下了霜上了冻都没关系，不像麦收时为了减少损失只好拼了命地与老天爷抢时间……

中秋过罢，国庆前后，满山遍野的庄稼陆陆续续变成了黄色。人们把镰刀磨得快快的，开始收秋。几天之后，成片成片的庄稼割倒了，大地裸露出深棕色的健康肌肤，天地之间便一下子变得辽阔了许多。

玉茭和高梁割倒后，就势在地里就把穗弄下来，这样的活儿通常是派给妇女的。那些曾经高大的秫秸杆们此时已经一根紧挨一根地平躺在地上，铺成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头的路。人们坐在秫秸杆上，把玉茭穗一个一个地掰下来，扔成一堆，要是高梁，就用镰刀一个一个地割下来，也扔成一堆，就那样一边干，一边一点儿一点儿的朝前挪动着身子，一边忘不了互相大声地说笑。这活儿不算太累，又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怪舒服，虽然两只手在粗粝的杆叶之间掰来劈去的难免划伤甚至磨破出血，但这毕竟是所有农活里最轻松、最惬意的了。

整个秋收的程序其实与麦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是割下来，运回去，晒干扬净，过磅入库。但麦收的主要的特点是紧张、焦热；秋收则主要是过程长，工作量大，尤其运输工作。那会儿村里穷，别说汽车、拖拉机之类的交通工具了，就是大马车、小毛驴车也拿不出来，仅有的几辆独轮手推车，不过是杯水车薪。每年收秋，几十万上百万斤的东西几乎全靠人的肩膀担回来。妇女和半大孩子们负责地里的活，年纪大点的汉子们大都是庄稼把式，负责场上的活，剩下村里的青壮年们和我们这群知青们就专管运输，也就是挑担。

这是个庞大而壮观的运输队伍。每人一条槐木扁担，两只荆条箩筐，筐中紧紧密密地插满玉茭棒、高梁穗或者其它的什么。沉重的担子压得扁担弯成了一张弓，人们一字排开，甩开大步，忽悠着扁担，一路吱嗄吱嗄欢响着担回场去。秋天的太阳把人影拉成斜斜长长的一溜，那场面挺像电影《李双双》里的镜头。只可惜没那么轻松浪漫，因为一天里担多少趟是有任务的，任务安排得挺多，得一趟紧接一趟地跑，不敢有丝毫懈怠。几天干下来，肩膀就磨得红通通的肿起老高，有的人甚至磨破了，不小心碰一下会疼得人咝咝的吸凉气，至于脚底板打起血泡来，更是常见的事儿。

山梁上，沟壑里，割倒后捆成个儿的谷子也要靠人力担回村里，只是和担玉茭、高梁比起来不太一样。首先谷子是连秸杆一起往回运的，其次担谷用的槐木扁担也与一般扁担不同，它的样子挺奇特的，足有五六尺长，两头都用带有尖头的铁皮包住，那锋利的尖头是用来扎谷个儿的，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尖担”。

谷个儿极大，为了保持重量均衡，捆个儿时特意将谷穗朝里，一左一右，相对交叉，再用谷草拧成的绳捆成个儿，一个谷个儿足有五六十斤重。担谷时，先用尖担垂直向下，对准谷个儿猛力扎下、插紧，然后两手配合用力，将尖担做180度旋转，把扎着巨大谷个儿的那头高举过头，另一端空尖朝下，寻找下一个目标。此时的动作颇有些难度，把五六十斤重且体积庞大的谷个儿举到二、三米高的空中，还要保持尖担的垂直向下，以便稳、准、狠地扎向下一个目标，人就很不容易找到重心，力气小、经验少的我们，难免会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颇有几分像是旧社会在天桥卖把式的扛幡艺人。

等到两个谷个儿都扎到尖担上后，平衡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剩下的该是卖力气了。担子不但重，而且笨，我们村的谷地大多在山梁上或沟壑里，因此上坡时得前担抬高，下坡时则后担抬高，稍不留神，就会失去重心，连人带担滚下坡去。担谷人夹在两座小山般的谷个儿中间，显得很渺小，远远望去，只能看到两个巨大的谷堆在移动。这情景让我不由地联想起儿时，我曾长时间地观察过蚂蚁，由衷地惊叹小小的蚂蚁居然可以搬动比它身体大得多的饭粒――尽管摇摇晃晃、不堪重负。现在才知道，其实那不算什么，因为此时的我比起那蚂蚁来强多了，因为，我是一只能翻山越沟一次搬得动“两个饭粒儿”的大蚂蚁呢！

“国家机密”

在我插队的第二年，国家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说是震惊中外，其实等那巨大的冲击波到了我们那个小山村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浑然不觉，依旧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

那一年，我任村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

197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人们照常下地干活，照常吃饭睡觉，知青大院里也和平常没有两样，人们似乎早就习惯了被外面那个纷纭变幻的世界所遗忘。

早饭后，我坐在小学校的办公桌前做着上课前的准备。今天该讲新课了。我已经回忆不起来那是第几课，但课文的题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课文内容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边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劲，是谁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抬起头来寻找，发现坐在桌子对面的张老师正在用探究的目光注视着我。

“有事儿吗？”我问。

“……没，没甚事。”张老师欲言又止，目光躲闪着。

我低下头继续忙我的，但还是觉得不对劲，再次抬起头来，发觉张老师正在慌忙地把目光从我这里移开。

“到底有什么事？”我又问。

张老师目光游移着，片刻，仿佛下了决心似的试探着：

“你最近没听说甚？”

我仰头想了一会儿，好像最近没发生什么重要事嘛。

“没听说什么呀……你是不是说，长木家因为猪跑出来把麦苗啃了挨罚的事？”

“不不不……，你真话没听到甚？”

“真没听到。”

张老师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好像在判断我讲的是不是真话。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耐不住了。

“没甚，没甚，你忙吧！”张老师慌慌地将目光移开了。

上课的钟声响了，我带着满腹狐疑走进教室。

课上到一半时，张老师复又急急走进来说：“别讲啦，别讲啦，公社将才来了紧急通知，叫全体教师赶紧到公社开会去哩！”

我们村是个小村，学校是个小学校，“全体教师”其实就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看到他满脸严肃、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匆匆给学生们做了临时安排，就赶紧跟上他往公社跑。

公社离我们村八里路，趟过一条小河，再拐两个弯，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公社的气氛明显异常。粮站大院做了临时会场，门口竟有两个持枪站岗的民兵！各村来的教师，公社大院的干部，还有粮站、供销社的职工，正在陆陆续续地入场。场内场外异常安静，没有往日常见的笑闹喧哗，也没有人交头接耳，人们都不说话，只用眼睛打着招呼，也用眼睛互相询问着，尽管从对方的眼睛里什么也没看明白。

到底出了什么事？这非同寻常的气氛让我的心一下子缩成了一团。

人们很快就到齐了，几百人的会场里竟然鸦雀无声。领导们一脸严肃地走到台前坐定，民兵们也在人群四周持枪围定，整个会场充斥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

“……现在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文件……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像刮过一阵风似的，人群中响起一片低低的躁动声，随即又迅速安静下来，会场里只有台上领导宣读文件的声音回荡着。

我有点发懵，脑子好像不大好使了。有好一阵子，我竭力想听清上面正在讲些什么，可好像怎么也听不清。我竭力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好像怎么也想不明白。

……怎么回事？不是那个总在毛主席身边出现的亲密战友吗？不是那个高举语录本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的林副统帅吗？不是那个史无前例地被写进党章里的最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吗？不是七亿中国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时都要颂祝其“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吗？一眨眼的功夫，怎么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了？！老天爷，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万一搞错了，可就成了最大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了……

我使劲摇摇头，想证实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没错，台上那人已宣读完毕，正把红头文件高高举起来，让会场里的人们看清文件末尾上中共中央那鲜红的大印。

……怪不得今天早晨张老师神态那么古怪，一次次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他准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急于从我这里得到证实却又不敢冒失。他大概认为我们是大城市来的，消息肯定要灵通得多，殊不知那个年月里，越是大地方来的人越懂得要谨言慎行，三缄其口，唯恐万一言语有失，祸从口出，更忌讳白纸黑字的落下个什么罪证。所以，我们村20个插队学生中，竟没有一个人的家信中提到这件事！

……怪不得建国以来保持了二十多年的惯例――国庆游行检阅活动，今年以“节约闹革命”的理由突然取消了。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时，我还为这样盛大热闹的活动从此被取消而着实遗憾了半天呢。

……怪不得最近的报纸上再没见到“林副主席”的大名和身影……

不记得会议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记得是怎么走回到村里的，路上跟张老师之间是否交谈过什么……不记得，都不记得。最初的糊涂劲儿过去之后，我顾不上想别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只有一点，那就是会议结束前上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过的话：“文件只传达到公社干部、职工、教师一级。这是最大的国家机密，必须严守，回去后一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议论这件事，哪怕是亲娘老子，否则将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政治后果！”

“政治”，这真是个比魔鬼还可怕一万倍的字眼儿。这些年来，那些为了“政治”弄得家破人亡的事儿我听得多了，也见得多了，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许多东西包括血统论也早已让我全家饱尝苦涩，内心深处里，我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着它，我可不想因为它惹来哪怕是一点点的麻烦。“严守机密”吗？这我绝对没问题――我的亲娘老子不在眼前，再说他们也绝不会比我更晚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担着风险向他们透露的必要。对一起来插队、朝夕相处的知青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也能做到守口如瓶，不露半点口风，虽然这有点儿不仗义。可是对我的学生们呢？眼下正讲着的课文肯定是不能再讲了，明天到了课堂上，我该找个什么样的理由才能对付过去而又不算泄露机密呢？

可真是愁死人了！

幸而第二天一早我就明白自己的发愁完全是多余的。不错，是没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什么，也没有人试图从我这里打听些什么，但是整个村子却已经笼罩在神秘的气氛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我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可我不说！

不用说，在课堂上，我顺利“过关”。我告诉孩子们，这一课暂时不讲了，他们笑嘻嘻地问为什么，并不掩饰他们的明知故问。我一时语塞，只好冲他们笑，谁知孩子们也冲我一脸坏笑，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也问我笑什么，就这么你也笑，我也笑，笑来笑去，就变成了一场哄堂大笑！

志 华 之 死

志华姓郭，是我担任村民办小学教师时的一年级学生。说是一年级，其实那一年她已经11岁了，大概因为愚笨，所以始终无比耐心地停在一年级“留学”，与她六岁的弟弟志伟同班。

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的样子：她瘦瘦高高的，细长的身子，细长的脖子，细长的眼睛，细长的脸颊；也许是因为她脏：她的衣服总是肮脏、褴褛的，前襟已经脏得发亮，一张小脸仿佛从没有洗过，两根细细的小辫子里终年夹杂着白花花的虱虮子；也许是因为她笨：在课堂提问中，她从未流畅地答上来过，那副大张着嘴巴，茫然四顾的窘样真是让人又气又恨。但是，她的蠢笨好像只表现在课堂上。在课外，她和别的小姑娘一样活泼、贪玩，她也与其它的孩子们一样，在教室的房檐下挤坐在一起摇头晃脑、不假思索地吟唱背诵着整本书的课文；在家里，她已经是妈妈的好帮手，刷锅、洗碗、喂猪、扫院样样行；在学校里，与弟弟同坐在一条木板上的她，总是很自然地显露出当姐姐的谦让和体贴；学校组织学生们劳动，给队里的猪圈割猪草什么的，一年级的学生里面，她总是最能干的一个。

可是她死了，因为一场脑膜炎！

那时候的农村，贫困落后，交通闭塞，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普遍。平时人们有个头痛脑热的，大多用些土办法：用缝衣针扎挑额头、下巴、指尖等处，放出些血来，或是拔个火罐刮个痧什么的，再不行，就得找村里的“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就是接受过一些简单卫生医疗培训的人。农村里的“赤脚医生”仍然还是农民，并不脱离农业生产，但兼负本地本村医生职责。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叫王宜芳，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儿，平时能为人们涂个红药水，贴个止痛膏什么的。在他的医药箱里好像还有听诊器和注射器之类，只是我没见到给有谁用过。我与他打交道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是头一年的夏收，在烈日下割麦，又喝不上水，按照大队的旨意，我也像其它人一样，从他那里领到过五粒清凉的薄荷片。

村民缺医少药的痛苦，我其实在志华死之前已感受到了。四年级学生谢俊平的奶奶得了胃癌，那时老百姓叫“吃不下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水米不进，不仅人饿得只剩下一张皮，而且最可怕的是：因为没有止痛药，老人家只能活活地忍受那难以想象的剧痛。我去看她时，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拉住我，眼中淌出两行清泪，喃喃低语着：“怎么还不死？怎么还不死呀？”那痛苦无助的样子，让人不忍面对。

不久，俊平的奶奶终于死去。也许是因为老人家毕竟年老了，又久病不起，因此，当听到她的死讯时，我虽然也陪俊平落了泪，但与志华的猝死相比，远不及后者更让我惊谔、震撼！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天，志华没来上学，她弟弟代她向我请假说：姐姐病了，感冒发高烧，娘已给她扎针放了血，正躺在炕上发汗呢。我听了，点点头，以为并无大碍。感冒嘛，发发汗，休息休息自然会好的，用不了几天，她仍会再来上学。不料第二天天刚亮，村里骚动起来，一打听，说是志华不大好，得赶紧朝县医院送。队里破例套了个马车，把志华用棉被裹好，让她平躺在车上，车把式赶车，志华的父母、还有“赤脚医生”王宜芳全都一溜小跑地跟着，立马就往县里赶。

县城离村二十里，跑快点的话，估计不用二个小时就到了。上课时，看着志华留下的空位子，我不由地想：此刻他们一定已赶到县医院，志华肯定已经得到妥善良好的治疗。她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发高烧烧得脱了水，吊两瓶水就好了。

不料，到晌饭时，哭声从村外的大路上传来。等人们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时，拉着志华的马车已停在村口，那床棉被此刻已连头带脚端端正正地将她盖上了。志华的娘撕心裂肺地嚎啕着：“孩啊，你怎这么狠心，说走就走，叫娘怎个活哇！”村人们一窝蜂地围上去，女人们一边落泪，一边搀扶拉扯着志华娘，防备她昏倒。男人们则张罗着在村口停放死人。有人拿来两条长凳，一扇门板，人们七手八脚地支起一张灵床，再铺上一张破席子，小心翼翼地把志华抬放在上面，然后在志华头前的地上点起一盏煤油灯，在一只盛着半碗小米的破碗里插起几炷香。一切停当之后，女人们开始席地而坐，陪着志华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哭起来。

看着这一切，我简直呆了，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仿佛仅仅是昨天，志华还是个活泼泼的小姑娘，可现在，她已经和我们生死相隔，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她再也听不到她娘声声泣血的呼唤！她再也不能和孩子们挤在一起快乐地吟唱背诵课文！她再也不会在课堂提问时用胆怯羞赧的目光偷觑我！那个脏脏的、笨笨的，却是纯真的、勤快的小姑娘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此后的几天里，志华孤独地躺在支在村口的那扇门板上，再没有昔日的歌声笑声嬉戏声，再没有热乎乎的一日三餐，再没有虽然贫寒然而毕竟温馨的家，只有一盏孤灯，几炷清香陪伴着她。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进村的，所以入土前她只能孤伶伶地停在村外，躺在冰冷的破门板上忍受着夜的恐惧和日的清冷，一直到入土。但即使是入土后，她也只能被葬到河对面山脚下的一片荒滩上，继续忍受清冷孤独，因为同样是按照乡俗，没有婚嫁的人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

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每当从村边走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远望河那边的荒滩，那个埋葬着志华的小小的坟丘，思绪起伏，感慨万千：假如是住在城里的人，假如我们村儿离城再近一点，假如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再好一些，假如不是怯于医疗费而及早送治，志华啊，你怎么会死？！

我常想，如果是在今天，志华还会送命吗？

与 狼 遭 遇

我对狼的惧怕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小时候假如不乖，妈妈就会吓唬我：“听话，不然大灰狼来了！”再长大些，所有看到的图书、电影和听到的童话故事里，凡涉及到狼时，无不以凶恶、残暴的面孔出现。推而广之，有狼出没的地方自然也是极可怕的了。

不料，我下乡插队的地方居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刚来不久，就有不少老乡反复告诫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走夜路，出行时要尽量结伴，上山干活时不可贪晚，因为这地方有狼，虽然并不太多。根柱家两岁大的小女在井边嬉耍时被狼叼走；根玉娘左脸上那一大片可怕的疤痕也是恶狼所为……初时很有些不以为然，以为未免危言耸听，不过是吓唬我们学生娃的罢了，可日子一长才知道，这实在是真切的关心和爱护呢：

春天里，我和一群姑娘上山送粪，一个下午每人担七遭。这块地离村子最远，除了做务庄稼，人们平时很少到这地方来。姑娘们大惊小怪地互相叮嘱：“可不敢走散喽，都厮跟上，山上有狼哩！”一听这话，我唯恐掉队落在后头，就算体力再不支也拼命地跟着队伍。送完最后一遭粪往山下走时，身后的山上果然传来了狼嗥，不知谁惊叫了一声，大家立刻乱了阵脚，一路尖叫着，慌不择路地跑下山来。

那年夏天，午后的一场大雨把人们留在了炕头上，我暗自庆幸：这下好啦！可以不用下地，好好歇一个下午了，遂放心大胆地睡去。朦胧中听到有人大声疾呼：“老狼子进村啦！老狼子进村啦！”我一骨碌爬起来光脚下了炕，不过不是奋勇冲出，而是赶紧把门栓插紧。一直等到雨住了，村里渐渐有了人声，才敢走出去。人们正在纷纷议论，村里玉珠家的小猪崽被狼叼走了！

八月，我有事一个人去县城，等事办完，天色已暗下来了。县“五・七”办的同志劝我留下来住一宿明天再走，免得路上不安全。但我那时因为很不习惯在外留宿，所以犹豫再三，还是手持特大号手电筒独自上路了。

特大号的手电筒是那时候我们插队知青必备之物，一来照明，二来防身。那手电筒足有一尺多长，能装五节1号大电池，提在手中颇有些份量，倒也多少能壮些胆子。

县城离我们村二十里路，大约需要走两个多小时。开始时，路上偶尔还能遇到个把行人，路过一些村庄时也能听到村里人喊狗吠的声音。渐渐地，四周安静了下来，夜色像一块巨大而厚重的黑布，严严实实地裹住了一切。我前后左右看了又看，偌大的天地间只有我一个人，伴随着清晰的脚步声的，是我自己那个在手电筒的光柱下跳动的影子。为了驱除寂寞，也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放开喉咙，大声地唱起“革命样板戏”：

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

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歼。

入敌后把他的逃路切断，

定叫他首尾难顾无法增援。

痛歼敌人在今晚，

绝不让美李匪帮……

英雄严伟才的勇敢没能帮上我多大忙，当路旁被风吹动的庄稼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时，我的神经开始绷紧，下面的唱词早忘到爪洼国里了，只顾紧紧攥住手电筒，不错眼珠地盯住路边的庄稼地，唯恐从那里蹿出个什么东西来。心里头虽然害着怕，脚底下却一步不敢怠慢，从最初的三步并作二步，逐渐变成了小跑。

跑到北圈沟村边时，我停了下来。从这里开始，回村的路有两条可以选择。一条是走大路，五六里远；一条是抄近道，从这里进沟，翻过一座山就到了，不到三里远。平时进城，我们人多又是白天，大多图近便抄近道，很少走大路的，但此时却是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呀。

略微思考了一下，我还是决定走近道。

进沟了。夜色一下子暗了许多，左边是几丈高的土崖，右边是一人多高的庄稼，一里多长的小路弯弯曲曲地夹在其间不见尽头。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在空寂无人、一片漆黑的大山沟里，那叫声凄厉突兀，让人毛骨悚然。我害怕了，后悔不该贪图近便，可沟已过半，退回去实在心有不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朝前走。突然，左侧的崖上传来了一声狼嗥！那么真切，那么清晰，好像就在不远处。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L了起来，什么都没来得及想，撒腿就跑！路边的玉茭叶不断地刷在脸上、胳膊上，生痛生痛，可是我已无暇顾及。就那样拼了命地跑啊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才停下来。回过头去看看，什么东西也没有。山顶上静悄悄的，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朝山下望望，村里的灯光已依稀可辨，一颗心总算跌回肚里，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早已冷汗涔涔，脸上、胳膊上让玉茭叶刷出了一条条的血道子，此刻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痛。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来，擦去满身的汗水，让狂跳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迈着累得僵硬的双腿一步步下山回村。

许多年后，在电视里欣赏奥运会的短跑比赛时，我一下子联想起当年沟里狂奔的一幕，不由痴想：奥运会上要是也有只狼在运动员们身后追逐，怕是都能轻而易举地打破世界纪录了吧？

别看说得这么热闹，其实虽然多次受过狼的惊吓，此前却始终是只闻狼声，未见狼面。可是在插队第三年的春天，我真的“与狼遭遇”了！

那是个春天。后晌，我们都在“四十亩”地锄地，就要春种了。歇息时，我独自一人走到河滩上，想用河水洗去疲劳。天很旱，河水只剩下细细地一条线，裸露着大片铺满碎石的褐色河滩。我蹲下身来，一边撩水洗濯，一边漫无目标地四处看。不远的河滩上什么东西在动？褐色的，几乎与河滩上褐色的碎石融为一色。我揉揉眼睛定睛细看：一只狼！一只土褐色、拖着长长的、毛绒绒尾巴的狼！几乎是同时，它也发现了我，停住脚步，竖起尖尖的耳朵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刻，我一动未动，像一根木桩牢牢地钉在了那里，倒不是临危不惧，处惊不乱，而是吓傻了，吓呆了，根本不会动了。就那样，我与狼一动不动地对峙着，它定定地看着我，我也定定地看着它，默默地四目相对，谁也不出声。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足有几分钟，也许只有短短的几秒，狼终于率先垂下眼睛，掉过头去，慢慢地走开了！我依旧一动不动眼也不眨地盯着它，直到它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尽头后，我才发觉自己早已浑身冷汗，我四肢瘫软，一屁股坐在河滩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半天回不过神儿来。

三十年过去了，我已想不起来当初是怎么走回人群中的。此前多年积淀下来的对狼的惊恐，曾让我无数次地想像过：假如有朝一日真的遇到了狼，我将如何如何应对。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万万没想到，一切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没有殊死的英勇搏斗，没有壮烈的血肉厮杀，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刺激……反正自己的表现跟“英勇、机智”之类的词汇一点儿都不沾边。咳，想起来还真有点儿遗憾呢！

“狗崽子”王留根

“知青大院”对面的牲口棚旁边住着个二十大几的年轻人，叫王留根。其实只有我们知青才这样全名全姓地叫他的“大号”，村里人自有他们习惯的叫法，比方小辈们叫他“根爸”，同辈们叫他“根的”，长辈们叫他“根孩”。

他瘦瘦的细高个儿，不像一般农村小伙那样粗壮，单眼皮，薄嘴唇，鼻子挺且直，两只薄薄的招风耳朵，脸色有些苍白，有一点儿驼背，剪着可笑的锅盖一样的“三七”分头。因为老是低着头，右边的额头就老是被那“七分”覆盖着。

听说留根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要说“文革”以前的毕业生，那可是响当当、硬棒棒的，个个都是真功夫，不像我们这帮69届初中毕业的知青，上中学的几年里整天净忙着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了，再不然就是一天到晚地学工、学农、学军，文化课上除了学“一元一次方程”，学“愚公移山”的文言文，还有几句“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其它什么也没学着。

留根这人挺有意思，他好像什么地方跟当地老百姓不太一样――这是知青们对他的普遍看法。平时大伙一块干活时候，你简直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总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任凭人家说笑斗嘴也好，偷奸使滑也好，发牢骚叫苦也好，使坏欺负他也好，他都决不插嘴，决不偷懒，也决不争辩，好像出门时忘了带上嘴巴和脑瓜儿。那年夏天割麦，我亲眼看见紧挨着他的满囤成心使坏，多给他留下两垄，可他竟一声不吭地替满囤割了，好像压根没看出来人家有意欺负他似的。每逢地头歇息时，他也总是一个人呆在一旁，捡块石头片子，低着头一丝不苟地刮锄板，要不就是两手抱膝，眯起两眼出神地眺望着远处的山，好像要努力看出山那边的景像。有时几个闺女们就故意大声问：“根爸哎，半天了瞧见甚哩？”他总是慌慌地回过神儿来，结结巴巴地小声说：“没，没瞧见甚。”逗得闺女们叽叽嗄嗄大笑，他就也跟着傻乎乎地笑。

不过，单独和留根在一块儿时，你会发现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伶俐了许多。他其实一点都不傻，挺爱说话挺爱笑，还挺爱和我们这些知青“谝达”。他愿意听我们略带着几分得意地描述我们从前生活过的那个繁华热闹的城市，那个文明富裕的社会，那个如今已远离我们，只能靠神游来过一把“思乡”瘾的故乡；他还喜欢跟我们聊文学，从中国的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施耐庵，到外国的托尔斯泰、莫泊桑、阿加莎・克里斯蒂、马克・吐温……说起这些大文豪来时，他那总是低垂的眼皮会不自觉地抬起来，灰暗的脸色也略略放出光来，像是注入了兴奋剂，平时木讷无神的脸上变得神采飞扬。他微微侧歪着头，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眯起的眼睛像是注视着什么地方，又像是什么也没看到，颇有些陶醉的样子。眼前的留根，仍旧剪一个可笑的“锅盖”式三七分头，穿一件黑土布对襟褂子，仍旧赤脚蹬一对粗笨的牛鼻子山鞋，卷起的裤腿下露出黑黢黢的泥腿，虽然那些大文豪的名字，那些闻名遐迩的文学巨著经他侉得掉渣的方言土语讲出来，让人觉着有点滑稽，可我倒忽然觉得他其实挺耐看的。

留根始终没娶上“秀”，就那么孤单单的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凄惶的。我去过他那间小屋，又脏又破的不成个滩气。我真有点儿不明白，虽说他平时在人前不言不语，傻乎乎的，人长得瘦弱，还有点儿邋遢，可和村里的其他小伙子们比起来，毕竟不能算是太差的，为什么老大不小的人了，连个“秀”也没混上？我曾悄悄问过村里爱说爱笑的闺女大籽，谁知大籽撇撇嘴：“嘁，谁敢嫁给他！”就没了下文。

1971年，随着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全国又掀起新一轮的大批判高潮。等这场运动波及到我们村儿时，已经是冬天了。

那年冬天，天格外冷，房、树、路、山……一切一切统统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天睛开好几天了，雪还没化完，远处的山上只在向阳的山梁上才露出一团团一片片黑色的山脊，近处大大小小的房檐下吊着尺把长的冰溜子，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那天吃罢黑夜饭，广播匣子里传出大队支书的通知，让每家出一个代表到小学校的教室里开批斗会，批判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地主阶级的狗崽子”？我突然兴奋起来――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我，虽然从未见过真人，可通过课堂、书本，还有各种各样阶级教育展览等，对“地主”一词早已不陌生，从罪恶庄园主刘文彩，到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从逼得雷锋妈妈悬梁自尽的地主，到用柴刀砍死少年刘文学的地主……在阶级斗争教育中一天天长大的我，对地主的斗争热情也在一天天积累着。可惜以前住在城市里，始终缺少面对面的斗争机会，这一回可逮着了。

我迅速准备好了大批判稿――这在我来说实在不算难事，前几年在学校“闹革命”时，别的不会，搞大批判可不憷，肚里现成的词儿多着呢，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啦，什么“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啦，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啦……就像进了瓷器店――一套一套的。

带着好奇和临战前的兴奋，我来到临时改为批斗会场的小学校。会场上稀稀拉拉的人不多，还有人在陆陆续续地入场。人们懒散地坐在灯影里。民兵队长苗亥定、大队支书王安根倒是一脸严肃地坐在讲台上。看到有几家只派了十来岁的孩子来，亥定队长大声喝斥着，让他们回家换成大人来。可还有几家，虽说来的不是孩子，却是耳聋眼花的老人，一坐下，就像老和尚“入定”一般专心闭目养神了。看着这几个 老人，亥定队长和安根支书虽然低头嘀咕了半天，到底没吭声。

看看差不多了，支书走到台前，咳了几声：“都悄悄的吧，不敢乱哩！批斗大会现在开始，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王留根带上来！”

“什么？王留根？狗崽子就是王留根？”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愣地看见民兵满仓、满囤两个壮小伙押着狗崽子上了台。没错，是留根！白天我还见过他，一脸的平静，没想到晚上再见到他时已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场面。

留根倒还是一脸的平静，上得台来立刻自觉而熟练地把头一低，两手后抬，腰弯得低低的，屁股撅得高高的――这处“低头、抬手、弯腰、撅屁股”的“喷气”式，是那时候挨批斗的标准姿式，想不到身处偏乡僻壤的他竟也如此在行。

批斗会开始了。先是民兵队长亥定发言：

“……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王留根，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就是林彪黑线上的人，他顽固继承他地主老子的反动衣钵，整天光想篡党夺权，光想变天，光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让咱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我赶紧向坐在旁边的莲籽姑娘打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留根他爹，就是那个本村地主王四达。我们现在住的知青大院，解放前就是他们家的房产。怪不得留根平时怪怪的，有点缩头缩脑、夹着尾巴做人的样子；怪不得任凭人们怎样欺负、怎样捉弄，都不见他发火；怪不得他老大不小的人了，却到现在也没娶上“秀”。现在想想可也是的：在那个惟成份论的年代，一个人要是出身不好，那可是生下来就带着罪过了，就像非洲黑人与生俱来的肤色一样，无论怎样努力也洗不白了，哪个姑娘还敢嫁给他？好家伙！“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躲都躲不及呢！

我只顾七想八想的“开小差”，也没听清台上又都说了些什么，角落里此起彼伏的鼾声倒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了。鸡都叫了头遍了，庄稼人不习惯熬夜，此时早东倒西歪打起了瞌睡。坐在台上的支书好像也困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地打哈欠。好容易熬到民兵代表们发完了言，支书站起来说：“都还有甚没甚了？白女爸，你做甚呢？”被点了名的白女老汉睡得正香，被旁边的人捅醒了，擦着流出来的涎水，慌慌地答：“唔，没甚，没甚……”逗得大伙一阵大笑，连支书也有点绷不住了，急忙正了正色，大声宣布道：“批斗大会现在结束，把狗崽子王留根带下去。”

人们早就瞌睡得顶不住了，此时像听到大赦令一般，还没等“狗崽子”退场，已纷纷拥到门口，抢着挤出去了。

外面挺亮，满地的白雪比月亮还管用。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回味着刚才的批斗会，觉着跟想像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就说留根吧，虽说是个货真价实的“地主狗崽子”，可压根就跟我脑子里凶神恶煞般的地主样子对不上号。按说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了，怎么敌我双方一点剑拔弩张的劲头都没有呢？整个过程倒像是一项什么不相干却又必须履行的过场，完成倒是完成了，可其实谁也没往心里去。

揣进兜里的手忽然碰到一张纸，我这才想起精心准备了半天的批判稿被我忘得光光的，压根就没用上，我把它揉搓成个纸蛋蛋，扔到雪地里了。

再见到留根时是在井台上，我立刻脸上讪讪的，觉得不好意思。他倒跟没事儿人一样，冲我笑笑说：“担水呀？”我慌乱地点点头，拿不定主意以后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后来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其实留根挨斗是平常事，这些年来每到斗争需要时，村里就应景似的把他拉出来斗一斗，好像割麦要拿出镰刀，拉煤要准备马车一样。之后呢，斗完也就斗完了，一切还跟平常一样，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庄稼人的日子还是那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36个补丁7个窟窿”

上衣、裤子、球鞋组成了我的劳动“行头”。一件毛蓝布和平装，是母亲五十年代穿过的衣服。圆领，裹肩，前后襟抽着碎褶，肩、肘、襟、背等部位打着粗陋的补丁；一条洗白了的学生蓝卡其布裤子，膝盖、屁股和两腿内侧一块叠摞着一块地缀满了颜色、质地、形状各不相同的补丁，裤脚处的翻边因为缝线被磨断而耷拉下来，懒得再缝，索性找块橡皮膏一贴了事。我认真数过，连上衣带裤子整整36个补丁，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一双解放鞋，38码，从天津带来时就是旧的，到插队第三年时，已经前头露着大脚趾，后头露着脚后跟，下面露着脚底板。数一数，连鞋底儿带鞋面儿，大大小小共计7个窟窿。最大的窟窿在脚掌处，每个约有鹌鹑蛋大小，穿着这样的鞋子在地里劳动，两个脚掌随时都能亲吻大地，地上的泥沙碎石什么的也能时不时地抽空进去串个门，倒也别有情趣。这一整套“行头”被我骄傲地称为“36个补丁7个窟窿”。

按理说，那时虽然条件艰苦，可也不至穷到这个地步。这样“打扮”，其实是一种刻意追求。这也许能用那时“以艰苦俭朴为荣”的审美观来解释吧！再者说了，“像不像，三分样儿”，劳动嘛，总该有个劳动的样儿，穿起这身“行头”，先就找着一半感觉，何况干起活来，自然就舍得扑下身子来的。

但要是回津探亲、上县城游玩、或者参加“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我还是会拿出更体面些的“行头”来的。我那时有一件白底浅蓝色碎花衬衣，一条藏蓝色仿毛凡立丁裤子，平时叠得平平整整的，压在箱底，应景时才拿出来穿上，裤线压得笔直，柔软的面料迎风抖擞，便也是蛮精神的一个姑娘了。冬天里，我有一件烟驼色条绒短棉大衣，老乡们称其为“小大衣”。大衣领子上神气地镶着银灰色的长毛绒，一条玫红色纯毛手工编织围巾，那是母亲拆掉一条硕大的俄式披肩后染色改织的。穿起这身“行头”，足以引得村里的姑娘们赞叹不已。

但更多时候，我还是钟情于我的“36个补丁7个窟窿”。劳动间歇中，可以毫不心疼地随处席地而坐，累得太狠时，还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地卧倒”，脱下“七个窟窿”来枕在头下，然后无所顾忌地伸开胳膊伸开腿，摆它个“四脚朝天”。好一个舒服、解乏！好一个自在、随意！

在那时的我看来，穿这套“行头”很独特，很个性，很知青，很“酷”。其实当时的知青们大都如此装束，没有谁觉得寒酸。反而正是这派不修边幅、满不在乎的样子，倒恰恰衬托出知青――这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群体所独有的形象和气质。那时候，无论是在城市的大马路上，还是乡村的小土道上，只要看到脸膛黑红，手脚粗粝，一身学生装虽破旧却决不肮脏，三分农民样七分学生样的年轻人，不用开口问，绝对是知青。有意思的是，就连村里的狗们也能分辨出农民和知青来，绝不会出错。

遗憾的是，1972年选调回城时，我未经多想，就将这身“行头”连同那些锄头、扁担之类都留在村里了，也就是说：抛弃了，不要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不迭！少不更事的我，竟然如弃敝履一般，丢掉了我最应该珍藏一生的东西！

苦乐“行”

要说“行”，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从村里出发，去邻近的苏村3里，到公社8里，上县城20里，去火车站25里。这都是我们那时常走的路。

去苏村很容易，说句话的功夫就到，就是上公社也不算回事，顶多用一个小时。只是都要趟过一条河。这河说起来也不大，大多时候深不过小腿肚，宽不过十余米。有时会有人在河里放几块石头，方便人们过河的。但那石头总是既不大又不稳，踩上去晃晃悠悠的，吓得人心惊肉跳。每逢此时，当地人和男同学们们通常身手矫健，三步两步就跳了过去，可苦了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儿，战战兢兢地不敢放胆迈步。谁知越怕越不行，常常趔趄着走不了几步就掉进水里，反而弄得十分狼狈。经历几遭落水后，干脆选择趟水过河！但趟水也有个小难题：不好意思在男人面前露出两只光脚丫，所以凡遇到同伴中有男的在场时，就只好穿着鞋袜过河，任凭两只脚捂在湿漉漉的鞋袜里难受得要命。

去县城大约要步行两个多小时，翻过一座小山，过条沟，然后就是平坦的汽路大道。那时年轻，不太发愁走远路，几个年轻人结伴，一路说说笑笑不觉间就到了。但回来时的20里路就不那么容易了。走出一身热汗来不说，还会磨起两脚水泡来，火辣辣地疼。为了解乏，我们就边走边唱，唱革命歌曲，唱八个“样板戏”，唱《海港》里的马洪亮，《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红灯记》里的鸠山，《奇袭白虎团》里的阿妈妮……反正什么都唱。有时还会分出角色来，有唱阿庆嫂的，有唱胡传魁的，有唱刁德一的。这办法还真灵，不知不觉的，一出戏唱完，村子也到了。

离村25里远，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叫东田良车站，从新乡开往太原的火车在这个小站停留两分钟。小站似乎连结着遥远的故乡，是我们那时最神往的地方。村里只要有哪个知青回津，我们总是倾巢出动，全体送站。除了同学情深外，也有羡慕和分享幸福的成份，更有慰藉乡愁的目的，此外还有另一层意思：虽不能回家，但哪怕看看火车，看看只有几米长的站台，看看车窗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感受些现代文明气息，也是莫大享受，虽然往返一趟要走50里。

但真正的困难其实在每次探亲返村的那25里路上。

每次从天津返回，知青们全都是大包小包，行李多多，行囊里装满了大米、挂面、猪油、炸酱、肥皂、衣服、卫生纸……。那时铁路上规定每人随身携带行李不得超过20公斤，但我们的行李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限量。负重之程本已不易，急急赶路更加艰难。从新乡开过来的车到达小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暮冬时节，昼短夜长，再有一两个小时，天就黑下来，走夜路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路上不敢多做停歇，只好咬紧牙，压下头，一个劲儿地走，走，走。当然运气好的时候，也能碰上一些好心的车把式顺道捎我们一程。

记忆中也留下了一次最难忘的行程。那是1972年8月，我被招工选调进城。到县“五・七”办报到那天，因为有铺盖卷和木箱，队里破例拨了一挂马车让我使。虽说没派车把式，虽说我和送我的4个知青谁也没跟牲口打过交道，但我们自恃已务农几年，以为赶个马车不在话下，就一口应下了。

那天吃罢早饭，我们就到牲口棚领马，饲养员左叮咛右嘱咐，生怕我们不谙马性伤着它，在做出无数个承诺和保证之后，总算把马牵了来。拿着领到手的鞍具，我们把那些复杂的绳儿、套儿的研究比划了半天，总算想当然地套上了车。

终于上路了。前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雨，道路略有些泥泞，却没有了往日的尘土飞扬，而且空气清新。大家心情好极了，三年来，从没有坐着马车上过县城，更何况自己赶车。我坐在车辕上，不时用手拍拍马屁股，嘴里发出“吁、哦”的呼喝，享受着一个车把式的威风和神气。那是一匹灰白色的老母马，牙齿几乎磨平，毛色一点儿都不油亮，甚至有几分斑驳，它的行动迟缓。可真听话，识途般不慌不忙地走着，简直用不着我们指挥。

真不错！坐在马车上，我们大声说笑，大声唱歌，很像是一次颇具诗意的郊游。不料在一个较深的水洼前，老马突然停住了脚步，任你大声喝斥，就是不向前迈一步。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跳下车来，有在前面拉的，有在后面推的，也有嘴里“得、驾、哦、吁”一通乱喝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惜忙乎了半天，它竟是寸步不动！眼看太阳已经老高了，大家急出一头汗来。

“……会不会是怕水？”有个男同学忽然大声说。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我们赶紧牵住马缰绳，领它朝路左边没有水的干地走，果然，老马乖乖地迈开了步子！哦，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谁知走出约摸七、八里地的样子后，老马突然又站住了，大家急忙朝大道上看过去，平展展的，并没有水洼呀，像上次那样照方抓药显然不灵了，可谁知道这老家伙这回又是因为什么？这可让我们抓了瞎！

正一筹莫展时，忽听一阵哗哗的水声，循声望去，原来那马竟“随地小便”起来，一点都不在乎形象，一点都不在乎场合，弄得我们始料不及。大家先是面面相觑，继而放声大笑。好在那老马倒是丝毫不理会我们的反应，顾自痛快之后，不待喝赶又接着朝前走了。

离县城只剩五里路的时候，麻烦又来了。这回可是大麻烦，不知是否因为我们的套车方法不对，反正鞍具中套在马头上的那部分有一根皮绳断了。这样一来，马与车不再是一个整体，老马似乎感觉到了，自动停了下来。我们赶快一通整理，不想越理越乱，最后连如何恢复原样也做不到了，眼看太阳已经到了头顶，中午之前必须赶到，否则就误了报到了。我们只好胡乱将鞍具套在马身上，凡使不上劲的地方就用手拽着。无奈手劲有限，走不出多远，车马再次分家，只好重新套上且换个人拽。剩下的人或在前面牵马，或在后面推车，一齐帮着使劲，就这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将就着一点一点往前捱，总算赶在中午时分“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地进了县城，这份不同寻常的“壮观”，引得城里人注目不已。

文化生活

与现在比起来，插队那会儿的文化生活确实谈不上丰富多彩，可也不是一点儿没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是竭力创造出一些来的。

――书。那是个书籍的饥馑年代。大批优秀书籍成了禁书，但同学们还是从家里带出了尽可能多的书来。三年中，我读过许多书，包括《鲁迅选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矛盾论》、《实践论》等等。七十年代初，少儿科技知识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再版，我一次次专程赶进县城，在座落于东街的新华书店买来一册册陆续上架的书，每本书计价四角多钱，如果按现在的书价衡量，这书便宜得简直像是白送，但当年这个价格却是我全年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一。按理说，我那时好歹也算个初中生，却对属于少儿读物的《十万个为什么》仍然爱不释手，也许这与初中时代基本上什么都没学到有关系罢，反正这套书中关于天文、地理、植物、动物、微生物、地质、数学、化学、物理……方方面面的知识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知识的窗户，极大地充实和愉悦了如饥似渴的我。

――报纸。那时，大队订着一份《山西日报》，劳动之余，我经常与几个同学结伴去那里看报。那时报纸上净是些火药味十足的内容，什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啦，什么“梁效”的评论文章啦，什么理论学习的长篇巨著啦…… 但是尽管如此，只要用心，仍能从字里行间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当看到不记得是哪个城镇的居民率先提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消息时，我们于是知道，下乡浪潮已不仅仅限于学生了……当看到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的文章时，我们不由得想像着一百年前，法国革命的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英勇场面，低吟着雄壮悲亢的《国际歌》，议论着作者欧仁・鲍狄埃的生平……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陆续访华时，我们欣喜地预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走上更大世界舞台，令全球瞩目……正是这些报纸，拉近了小山村与山外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或许还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音乐。那是个优秀音乐同书一样被禁锢的年代。许多优秀的作品被贴上“封、资、修”的封条。像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像“文革”前出版的《外国优秀歌曲三百首》、《革命群众歌曲选》，像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像“文革”前十七年流传甚广的各民族歌曲，还有许多优秀的电影插曲等等，都成了“大毒草”。允许唱的只有少数几首“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举国上下所有的舞台上、电影里、收音机、大喇叭，翻来复去全都播放那几个戏，什么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啦，什么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啦，什么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啦……

对“样板戏”，我们大多熟悉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不论是英雄人物的大段唱腔，还是反面角色的小段唱腔，甚至包括每段过门、每句台词都熟稔至极，无论哪一个人也能随便挑一段，有板有眼地唱起来。可是毕竟只有这几出戏，唱得多了，便觉单调乏味，于是就再唱歌，歌大都是些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激情饱满，斗志昂扬。再就是些《学习雷锋》之类的革命歌曲。可是当拂不去浓浓的乡愁时，我们几个同学就会拎几只口琴，坐在集体户门前的大青石上，吹奏吟唱着《远飞的大雁》：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哎，

捎个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曲调，因为它是那样地悠远深沉，恰好寄托浓浓的乡思。

除此之外，我们还喜欢唱些有异国情调的歌。像什么《青年近卫军进行曲》啦，《国际歌》啦，《北京-地拉那》啦……来到农村以后，有几个同学渐渐地胆大起来，竟大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欲含苞欲放的花》等。还记得那时的我极矛盾，一方面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极不健康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唱，不能放松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又因为歌曲悦耳动听，能极好地抒发情怀而不自觉地在心底暗暗跟唱。每逢此时，我便真心实意地苦恼，苦恼自己这样不争气，虔诚地批判自己改造思想和灵魂的步伐太缓慢、太艰难。

――电影。那时允许放映的电影也就五、六部，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就是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了。因为少，每部电影人们都看了无数遍，以至对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熟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并不防碍我们热情执着地追逐着电影放映队。常常是天黑下工回来，一听说哪个村儿今晚要放电影，大家就会忘记一天的疲劳，匆匆吃过晚饭，换一身干净衣服，揣把手电筒，结伴就走，并不问电影名字，也不在乎路有多远。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听说相邻的苏村要放电影。晚饭后，我们二十个知青像往常一样，倾巢出动了。

苏村并不远，只有三里地的路，趟过一条又细又弯的小河，说说笑笑之间就到了。

苏村有一大片空地，砌一个大台，上书“人民剧场”四个大字，平时放电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走到时，放映机已经架好，台子上白色的幕布，正在晚风中欢快地抖动。台下的空地上已挤满了男女老少，简直水泄不通。人们大声地嘈杂着，呼爹的，叫儿的，说笑的，吵架的，乱成一片。台下显然已没有理想位置了，一个男生突然灵机一动，带领我们爬上了台子。幕布后面的台子上很空旷，只有些乱七八糟的砖头石块。略做整理，便成了极好的座位。

电影开演了，是《列宁在十月》。片中的每一个情节我们都极熟悉，但今天坐在银幕后面看起来却充满新意，我们饶有兴味地欣赏着电影里的人们颇有几分滑稽地用左手写字，用左手梳头，用左手开枪……当布尔什维克们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中攻进冬宫，那些接线员“小姐们都昏过去了”的时候，炮声再次大作，只是这一次的炮声特别逼真，仿佛就炸在头顶，台下始而一片骚动，继而乱做一团……

我们惊诧地从幕布后面探出头来向台下望去，才发现外面正在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滴大滴的雨点“啪达啪达”地砸到地面上，片刻已是倾盆而下。台下的老乡们正惊叫着四下逃窜，电影放映员也随即中止了放映，忙乱地收拾着家什。

电影是看不成了，我们跳下台来，在如注的雨帘中朝着回村的方向，抱头鼠窜。

很快就跑到小河边。想不到昔日弯曲清丽、像老婆婆手中的细线一样温顺的小河，此时竟变得如此面目狰狞！河面猛地比平日宽出了几十倍，汹涌浑浊的河水咆哮着，卷裹着从上游带下来的枯枝、泥沙、碎石和各种杂物，像野马一样地奔腾而下，声震天地。黑暗中，借着水色，隐约能看到两岸挤满了被阻隔的人们。

不知深浅的我们，并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男女生间错交叉开，手拉手组成一条长长的人链开始向河中走去。挤在岸上的人们立刻惊呼起来：“可不敢啊！孩们，将等等吧！”可是人们的力阻反而刺激出我们的蛮干热情，还记得我当时竟然平添了几分自豪、几分骄傲，甚至还有几分对老乡们“胆怯”的鄙夷！

渐渐走到河心了，齐腰深的急流撞击着我们这条长长的人链，脚下的步子不由地越加踉跄起来，突然一股大浪冲来，几乎将我推倒，眼看就要松开两边男同学的手时，猛听到两岸的人们大声地喊着“抓住呀！抓住！”慌乱中，我感到两只手被左右两个男生更加有力地抓牢。前仰后合了半天后，我终于重新站稳了脚跟，跟随着大家一步一步走向河对岸。

成功了！二十个知青手拉手结成坚实的长链，终于一个不剩地、安全地涉过了凶险湍急的河流。顿时，忘记了全身上下早已湿透，忘记了夜风吹起浑身的鸡皮疙瘩，忘记了刚刚经历过的惊恐与慌乱，我只顾沉浸在胜利后的激动和喜悦里了……

三十年以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还真是觉着后怕呢：假如长链中的某一个环节断开，假如上游刚好冲下来什么东西，假如……哦，只要有一个假如发生，也许我们就会创出“不惜以生命代价来换取可贵的精神食粮”的佳话了。

那时的我们真是太年轻了！

“先生”与学生

插队第二年，我当上了村民办小学的教师。

小学校与大队部在同一个院子里。三间西房、三间北房，是学生们的教室。房檐下拴着一截生了锈的工字钢，算是钟，上下课时间由日头做主。一间北耳房，当做老师办公加起居的地方。村子小，一共只有四、五十个学生和两个老师，一个是公办教师张长富，另一个就是我。

张老师是本县人，家在县城北边，离我们村大约五六十里。因为路远，交通又不方便，所以除去学校里放春假、秋假时他要回家去帮着收种，以及回家过年外，一般他是不回家的。那时，他四十岁左右，白净面皮，一双大眼很亮，说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一眼看上去，他与农民有着迥然不同的区别。首先是终日穿一件整齐的黑色卡其布中山装，而不像当时的农民一样，大都身着中式对襟袄；其次是在他的左上衣兜里老是插着一支钢笔，农民们那时是不这样打扮的，他们倒是不会忘记插一支竹根做的烟袋锅，不过不是在上衣兜而是在裤腰上；再次是张老师的脸庞总是白白净净的，不像终年受苦的农民们满脸黝黑皲皱的皮肤；更重要的是张老师在每天清晨洗漱时居然使用牙粉和香皂！于是从他身旁走过时，偶尔会嗅到淡淡的香味，而不像农民那样，终年一股浓浓的汗酸味。

每天天一亮，大人们下地了，孩子们就早早地来到学校。上课前，一年级的孩子喜欢紧紧地挨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一边像一个巨大的钟摆似的整齐划一地摇晃着身子，一边大声地、热烈至极地从头至尾背诵着语文课本：“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最爱唱《东方红》……”

张老师负责二、三、五三个年级，我负责一、四年级，方法是全面负责制，只要是你的学生，无论语文、数学、美术、音乐、自然……统统由你一人包教。

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农村孩子失学的事儿，由此而产生的工程也蛮多，像“希望”工程，“烛光”工程，“春蕾”工程什么的。不过退回三十年前我当知青那时，却基本不存在失学问题。不知道别处怎样，反正那会儿我们村儿的孩子上学是不必交学费的。书本钱也差不多全省了，课本用的是大孩子们用剩下的，笔、本之类也买得极少，大多数孩子用石板石笔就解决了问题。非但如此，孩子们的入学年龄还都特别低，倒也不见得是求知心切，许多大人早早把只有五、六岁的孩子送到学校来，权当是找了个不花钱的托儿所，自己好腾出功夫来多出工多挣工分。

但是农村孩子的就学淘汰率却极高，因此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人数呈明显的金字塔形，越往上人越少，一年级人数最多，依次递减，到五年级就只剩六个了。

一个人负责两个年级，又要同时上课，只好采用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复式教学法”了，即一个教室里同时坐着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老师交替给他们讲课。当一个年级的学生听老师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无声地完成着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开始我非常不习惯这样的方法，也担心学生们会互受干扰，时间长了才发现，其实学生们倒是早就适应了。

教室很破旧，两扇木头门之间露着拳头大的缝隙，木格窗棂断了多处，破破烂烂的窗纸在风中呼啦啦作响。冬天里，教室的角落里用砖盘着一个火炉，可也许是炉膛太小，炉壁太厚，你就是走到跟前都不容易感觉到一丝热气。肆虐刺骨的寒风就从破旧的门窗那儿毫不客气地钻进来，冻得孩子们瑟瑟发抖，皴裂的手背上张开大大小小鲜血淋漓的口子。用两块木板拼就的黑板也不知用了多少年，裂着一道道的大缝，已旧得泛白。教室里只有四、五套课桌，四、五条长凳，仅够四年级的学生用，二十几个一年级的学生就只能用砖头支起一块块木板来坐在上面，膝头就是课桌了。

一年级学生年龄大的大，小的小，悬殊极大。最小的只有五岁，根本不懂上课是怎么回事。最大的则十一、二岁，有多年的一年级“留学”史。没有课桌条凳，一块木板就是凳子，两个膝头就是课桌；没有课本书包，一本破旧课本几个孩子共用，几块碎布拼成的布口袋缀上两条带子就是书包；没有本子铅笔，半块石板就是本子，一截石笔就是铅笔。那石板不知是哪一辈留下来的了，除一个爸爸在城里文化馆工作的小姑娘明籽拥有一个带着木框的完整石板外，其他所有的孩子手中再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小男孩王进玉手中那块竟只有拳头大小！

一年级的孩子可真难教，真正属于尚未“启蒙”阶段。别看他们在课下挤在一起“吟唱”背诵课文时是那样的熟稔流畅、不假思索，可一旦站在课堂上，随便你提问哪一个孩子，他们总是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也怪我这个老师启蒙乏术，一个汉语拼音“ a”，就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好多孩子先是画个圈，然后加上一条小尾巴，像只小蝌蚪似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暂且认可了他们的画法，可还是有不少孩子总也记不住那条尾巴应该安装在左边还是右边。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过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大孩子而已，文革开始时，我仅读到小学毕业，后来的初中简直是哄鬼的，哪里接受过什么科班教育，哪里懂得教育方法和教育心理。但我仍然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和认可，我猜一是因为我没端起“师道尊严”的架子，学生们很自然地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个；二是我清亮纯正的普通话，并不循规蹈矩的新奇讲课方式，还有由于我的任教而使以往形同虚设的音乐、美术、自然课等得以落实，并且正儿八经搞得不错，更有我于不经意间传播的课外知识、见闻等，让孩子们或多或少地窥视到、触摸到、感受到那个新奇的山外世界。

我那时常按过去城里学校里的模式套，算是改革，可也难免常闹点儿笑话出来――

刚去时，学生没有课堂上不能随便出入的意识。下课时，孩子们忙着玩耍，顾不上去厕所，等上了课，就不断有人泰然自若地离座出去上厕所，有人若无其事地从厕所回来走到座位上去，你来我往地挺热闹，弄得堂堂课堂简直成了赶大集。我很恼火，决心扳掉这个臭习惯，于是规定：上课时间一律不准出去。此举一行，果然见效，紧接下来的这堂课，老半天了，没有一个人随意走动。我心中暗自得意。没想到当学生们都安静下来写字的时候，我却发现胖乎乎的李刚神情异样，原来6岁的他课间休息时光顾着玩耍，忘了上厕所，结果这会儿尿了裤子……当然啦，不管怎么说，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规矩执行了下来，课堂上从此像样多了。

还有一次改革也成功了。那时候农村孩子大概没有常洗手脸的习惯，小脸总抹得像个花猫，两筒鼻涕拖出来老长。手就更脏，手把手教他们写字时常粘住我的手。于是我又公布一条规定：每天来上学之前必须洗干净手和脸，还选出两个平时较干净的孩子当值日生，每天站在教室门口检查。规定公布的当天晚上，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那个最穷最脏但学习也最认真最刻苦的小男孩王进玉的娘找上门来，因为儿子不知为甚哭闹着非要洗脸洗手不可。我解释了半天，她还是没弄明白干嘛要把“上书房念书”和洗脸洗手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扯到一块儿？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这个外号叫“拙货”的孩子却是第一个到校的，他高高地举起两只小手给我看，仰着干净的小脸观察到我满意的表情后，咧开缺了门牙的嘴高兴地笑了。大概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被许的喜悦，那灿烂可爱的笑容至今刻印在我脑中。当然，这次改革又成功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不但懂得了卫生，也在朦胧中感受到了自尊。

相对来说，四年级的学生则显得极聪明。也许是因为他们大些了，年纪其实跟我相差不了几岁的缘故。他们对我极亲热，我也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们。王飞，聪明、认真，学习成绩好。王福林，活泼好动，爱笑爱唱。李志龙，瘦小精干，反应极快。还有郭鸿飞、苗跃进的勤快憨厚，谢俊平的朴实纯真。两个女孩子更是一动一静，相得益彰。王玉籽，小巧灵活，聪明可爱，一笑便露出两个小虎牙来。王春玲，秀气稳重，话少笑多，就是笑，也带着几分文静和羞涩。三十年了，我仍能清楚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有的憨厚，有的顽皮，有的娇气，有的聪明，但却都具有农村孩子忠厚、真诚、热情、实在的共同点。现在，他们早成了四十往上的成年人了，可只要一闭上眼，我的脑海里仍然能清晰地映现出他们小时候那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

那时，在“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指导下，学校里经常组织学生劳动――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也不例外。每当此时，我这个“先生”大多时候就变成了“学生”，而我的学生则当仁不让地成了我的“先生”。劳动中，笨手笨脚的我总免不了出些洋相，或者提出些愚蠢的问题。每逢此时，孩子们便毫不留情地大笑起来，倒是王飞每每在笑完后还会站出来一本正经地制止大家，帮我找回些“师道”的“面子”。

那年冬天，场光地净，进入了长长的“冬闲”时节。村里所有的知青全回津探亲了，只有我因为还不到学校放假时走不成。每到夜晚，无法排解的孤独和恐惧就会紧紧包围我，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闹情绪躺倒不干了。

在课堂上久久等不来老师，四年级的八个孩子结伴找了来，不好意思继续撒赖的我只好勉强去上课。孩子们似乎比平时听话了许多，他们不多问，也不多说，只是偶尔交换一下眼神。虽然没有一句劝解宽慰的话儿，但是从那天开始，他们开始早上帮我担水调煤，晚上陪我说笑解闷，或者拉我到他们家去玩，或者家里做了好饭，热腾腾地一大碗端了来。一直到学校放了假，送我踏上回家的旅程。

我很内疚，知道自己做得太有点那个，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细想想，正是他们身上的那份朴实和真诚深深触动了我，让我自惭形秽，也让我至今为一个问题纠缠不清：到底谁是“先生”？谁是学生？

长眠他乡

赵银凤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后来一起下乡插队，分到了离我们村儿五里远的东峪大队。她一张圆乎脸，两根刷子辫，笑起来极富感染力。她活泼开朗，喜欢运动，在学校时是个体育能手，还是个热心肠，谁遇到点儿难事什么的，她总是尽力帮忙。来农村后，她干活从不偷懒使滑，平时跟老乡和同学们的关系搞得挺好，是个人人喜欢的好姑娘。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娘，却在三十年前永远地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了。

那年夏天，连着好些天没下雨了，天旱得要命，庄稼地干得裂了大缝，一条条一道道的，活像龟背上的花纹。大路两旁的白杨树怕是也渴得受不了了，片片叶子都卷成了小卷，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大路上被车、马、人踩踏辗压起来的干浮土足有半尺深，人车经过时，扬腾起来的黄土像烟雾般遮天蔽日，呛得人直打喷嚏。

这天中午，银凤与另两个同学结伴，趁中午歇晌的功夫到几里之外的水库去游泳。日头照旧得意洋洋地高挂着，把波光粼粼的水面照得白亮晃眼，水面上吹过来的微风带来一丝丝凉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能在艰苦的劳动中偷得半日闲游泳驱暑，也实在是件惬意之事。看看周围，一片寂静，不闻人声，不见人迹。她们不再犹豫，三下两下扒掉长衣长裤，不待活动便跃入水中。

好舒服！凉丝丝的水一下子拥抱了全身，一涌一涌的水波就像一只轻轻抚摸的手一样温柔，满身的疲劳和燥热瞬间就无影无踪了。她们开怀大笑，还互相打起了水仗。

突然，一个同学不慎跌滑进深水区，身体失去了控制。她尖利地惊叫着，拼尽全力挣扎着，却终于力不能支，渐渐下沉。银凤与另一个急忙游过去救她。她们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终于将她带至岸边。前面那个先上了岸，转身来拉，银凤在后面奋力向上托。谁知就在被救的同学用力之时，水中的银凤一个不防，被反作用力推离岸边，已经精疲力竭的她转眼间就没顶不见了！

这一下急坏了岸上的两个。一个重新跳进水里，拼了命地寻找，另一个在岸上疯了一般地大声呼救……在费了很大周折后，银凤终于被捞上来了，但早已气息全无！

遗体就放在水库岸边，水淋淋的，苫一领破席，她头发凌乱，双目圆睁，嘴角边还留着一缕淡红的血丝。

噩耗迅速传遍方圆十数个知青点，也传回故乡天津，传到银凤家中。三天后，等她的母亲赶来时，她已装殓入棺。天气太热，红色的棺木下角已经浸湿。悲痛欲绝的母亲扑了过去，没等哭出一声，就昏死过去……

送葬那天，知青们都去了。长长的送葬队伍中，银凤的母亲被两个女知青搀扶着，不哭、不喊、不说、不闹，只是两眼呆呆直直地看着前面，下意识地迈着机械而又踉跄的步子。在凄厉的唢呐声中，十来个汉子用粗大的绳子和木杠抬起棺材，缓缓地移动着脚步。棺木下角沁出的尸液一滴一滴地洒在人们经过的土地上，这是我第一次痛切地认识死亡，知青的死亡，战友的死亡。我痴痴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只剩下一片空白……

银凤的遗体就埋在村东的山岭上，埋在那块曾经洒下她辛勤汗水的土地上。以后的数年里，我们这些当年与银凤同一批来的知青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那块地方，到1979年知青返城大潮后已尽数走光，未留一个，只有她例外。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其中有欢乐、有悲哀、有动荡、有阵痛。大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诸如“四人帮”倒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入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诸如温馨家庭的天伦之乐；因插队而失去种种机遇所带来的痛苦；面临下岗再就业的困窘；新旧观念交替给心灵带来的撞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活着！而活着本身就是希望！就是生机！可是银凤呢，所有这一切她都没有经历，她都无从知晓，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19岁，她的经历永远驻足在知青时代，她的灵魂与肉体都永远长眠在那块土地上了！

银凤啊，我们都走了，只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三十年了，你静寂无声地躺在那里，无论春夏，无论秋冬，无论炎日，无论寒风。你孤独吗？你想家吗？

为了记忆的忘却――代跋

跨进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后，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几十年过去了，那场运动似乎已成了依稀遥远的如烟往事。但它形成的深远影响，它对整个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它对整整一代人从心灵到命运的伤害，却是深刻的。

有资料表明，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约十年中，全国各地的知青绝对数达到三千万！三千万啊，这是个怎样惊人的数字。我们可以试着算一笔帐：按照国家公布的数字，那时候的全国人口大约为七亿，其中城镇人口约占20%，也就是说，每不到5个城镇人口当中，就有一个知青，每大约19个农民当中就有一个知青，几乎涵盖了城镇中的每一个家庭，几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其涉及面之大、之广、之深令全世界震惊。从“知青”本人到他们的亲人，从各级政府领导到广大农村的干部社员，这场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它带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纪里所犯的最大错误，它带给国家的破坏和损失至今仍然不难在我们身边看到，它带给人们的痛苦和伤害仍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这其中有许多教训需要我们记取，有许多做法需要我们反思，有许多历史经验需要我们总结。总而言之，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我们非但不可淡忘，还要永远牢记。

但是近些年来，我却吃惊地发现，许多年轻的下一代们对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相当陌生，对那个荒唐的年代发生的荒唐故事，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不能相信，他们或者反应冷淡，或者半信半疑，或者哄堂大笑，仿佛这只是一个人为编造的笑话。

我震惊至极，痛心至极！

怎么会这样？难道人们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记忆断层？难道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大劫难这样快就烟消云散、水过无痕了？

不，不能这样，不应该这样，不允许这样！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记忆是人类最大的财富，是与生俱来的财富，几乎等同于生命。珍视记忆，呵护记忆，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记忆，躲避记忆，无异于背叛我们自己。

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始终是建立在记忆之上的，特别是公众的、集体的、社会的、民族的记忆。这种记忆通过语言、文字等各种形式保存下来，成为指导人们继续进步、避免倒退的推动力。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从物质文明方面到精神文明方面，莫不如此。假如忘记记忆，抹杀记忆，人们就会倒退不前，重蹈覆辙。

“文革”当中，有多少曾经被利用来充做冲杀批判“马前卒”的“红卫兵小将”们在被发配下乡之后，冷静下来，痛定思痛，认识到了自己曾经被欺骗被利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弟弟妹妹们正在狂热地重复着他们曾经做过的一切。历史竟然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一次循环，错误和欺骗竟然在几年之内就轻而易举地物色到另一批上当受骗者。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没有及时地把经验教训变成集体的记忆，变成理智的警戒，变成公众的认知。为了避免重犯错误，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保存、记录、重复、传播这些记忆，这是避免重犯错误的先决条件。让我们记住苦难，记住错误，记住悲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永远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永远不再经历同样的苦难，永远不再重蹈悲剧的覆辙。

这是一个庞大的然而又是极其重要的工程，仅凭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我愿意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虽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愚拙难禁，但只要能保存这笔共同的财富，我仍愿意尽一份绵薄之力。

也许，这就是我这篇回忆文章的一点意义所在了。

2000年岁末于山西・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