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刚
2006/08/22
"我的一张大字报"影响了整个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犹如滚滚洪潮一般,席卷着整个中华大地,并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在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一场从文化领域开始的革命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因为快要升学考试了,学校正在进行总复习,这些孩子们为能去好一点的中学就读,为能给以后上大学打好基础,都在努力奋进并对未来憧憬着,没想到,这场革命把他们带进了深渊。
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均以革命的名义大声疾呼:"毛主席都贴了大字报了,全国人民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就这样,一切文化课的学习随即终止,学生们在学校里除了学各大党报的社论,学《毛泽东选集》外,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共同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默沙),然后就接着批判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时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真的动员起来了,就连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全都加入到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
既然是"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的革命运动,那就得舍得点什么,那就得搞出点名堂来,那就必须全身心的投入。什么叫全身心?全身心就是除了革命不能干其它的事。也就是说,上学的别上了,上班的也别上了,都来搞革命就对了。紧接着,全国的大中小学全部都停了课,所有的教职员工都积极地投身革命了,就连工厂也都随之相继停产。于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就都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闹革命了。
记得好像是一九六七年夏季的一个傍晚,我在家门口附近和同伴玩完弹球以后正想回家吃饭,突然发现对面的饭店"鸭子楼"门前人影攒动,嗨,还挺热闹的,还以为在演什么文艺节目呢。我视力特别不好,瞎模糊眼的使劲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又感到好奇,就急忙跑了过去。等到了近前才知道,哪是在演什么节目呀,原来是在开批斗会。只看见有个长的很粗鲁的中年男人戴了个红袖章在台上大声念着什么,还时不时的喊几句口号让台下的人响应。开始我还觉得挺好玩的,但我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另外我的肚子也有点饿了,当时我没有多想,就竟自回家去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革命正在我家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我漫不经心的往家走,一边走还一边用脚随意踢着路上的一些什么东西,"鸭子楼"离我家很近,没走多久就到了我家楼下。为给家人一个突然袭击,我近似诡秘的悄悄的顺着楼梯向上爬,可到家后我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家大屋里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在干着什么。我眯着近视眼看了一阵,一个我也不认识。这就奇怪了,是不是我走错地方了,这是我家吗?咦,不对呀,这怎么能不是我家呢,这明明就是我家嘛。可是,这些人是从哪来的?他们都到我们家干什么来了?我折身到了小屋,进屋一看,一家人都呆呆的坐在那一言不发,看见我进屋也不理我。我猜想,我家是不是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件和我父亲原来的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说我爸曾经剥削过劳动人民的血汗,是资产阶级)。不一会儿那帮人就开始拿我们家的东西(其实就是抄家),只要是有可疑的物品都不放过,其中一个六灯的电子管收音机和墙上的挂钟也没能幸免,当时我的家人上前和他们理论说:"这是上班挣的工资买的,不是剥削来的。"可那帮人根本不理你那一套,行动更加彻底,誓有不把我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决不罢休的劲头儿,能拿的东西他们全拿走了,临走前还把我们家的大屋用封条给封了。唉,谁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呢,无奈呀,无奈。一间空荡荡的,只有十多平米的小屋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全部了。
12
文革运动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大部分工厂的工人都放弃了自己手边的工作,在革委会头头们的带领下到马路上去搞运动了。我家因住的地方比较繁华,时常能听见外面马路上有人用大喇叭在喊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文斗不要武斗"呀什么的,反正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再反过来打你,好像永无休止似的。开始我还去看看,后来我怕他们伤着我,也就再也不看这样的热闹了。
自停课以来我就呆在家里没什么事做,除了玩就是玩。当时我看见外面有好多年轻人的肌肉特别发达,挺羡慕的,我也想和他们一样,有着一身健壮的肌肉。我跟我哥年龄离着近,当时都在家闲着,反正闲着也没什么事做,我们哥俩就萌发了锻炼身体的想法。我们自己动手做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吊环呀,双杠呀,还有用耐火砖做的花砖呀等等。我和我哥只要没事就锻炼一会儿,一开始胳膊肘和上臂那一块儿的皮都磨破了,但我和我哥都坚持着,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地方虽然磨起了茧子,但我们两个人的肌肉却发达了许多,我有时还跟我的同龄人炫耀呢。那个时候无所事事,精力旺盛,这样的体育锻炼不但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还排遣了我们那无聊的空虚。
这时候外面出现了好多精致的毛泽东的像章。开始很单一,后来就越做式样越多,越做体积越大,能用的材料全都用上了。我在家闲着没事就去凑热闹,哪人多我上哪去。开始我找亲戚要了几个像章,后来就又学别人的样子进行互换并从互换中受益,我手里像章的数量和式样都逐渐多了起来,可是我不满足现状--人心不足蛇吞象嘛。后来听说北京有很多的新样式,于是,我萌发了到北京去看看的念头。我用一枚像章换了一个火车的乘车证去了北京。
那次去北京换像章还挺顺利的,回津以后,我把从北京带来的像章一亮相就被好多人围住,他们非要跟我换,我就抬高"身价",他们拿好几个我才换给他一个,这次我确实得了很大的实惠。从那以后,隔一断时间我就去一次北京,全都是早上去下午回来,可是,好景不长,去北京没几次,我就接到了复课的通知。
当时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是为了搞好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可是因为闹革命,社会动荡不已,而国民经济也同时受到了极大损失(也可以说是创伤),近乎于半瘫痪的状态。共产党这才又提出来一个叫 "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口号,来缓解过激的形势和复苏经济。
复课后,我所就读的赤峰道小学的同学都被分配到了新组建的"反修中学",学校就坐落在和平区的柳州路上,我们是进入该校的第一届学生。为了迎合"当前"形势和政治方面的需要,学校的学生是用营、连、排、班来划分的,我们是首届学生称为一营。
接到通知后我们都陆续进入校园了。这次复课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既没有数理化课本,也没有教学大纲,上学就只是学一些老三篇、毛泽东的语录和最新指示,再有就是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和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到后期倒是学了点真正的知识,那就是数学的有理数、方程式和英语的二十六个字母,再就是教我们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
在反修中学的那一段时间,我深感革命的深刻性、刻骨性,如: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背老三篇,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我们还要上街游行,还要表现得欢呼雀跃。实在没什么做的了,就一人一个口袋,排好一字长蛇阵,把黄豆从这个粮库背到那个粮库,再从那个粮库背到这个粮库,美其名曰: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那个时期,的确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可是该如何应对?怎么能有效地抑制社会动荡和人口膨胀带来的后遗症?社会要稳定,矛盾要缓解,而这一代青年人又面临着下一步的就业问题。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一代青年远离都市(集体流放),从而减小城市的压力和政府忧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等于给我们这一代青年下了判决书。从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