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九一八"

孙加祺

2007/06/25

从城市里来的知青给黑土地带来了朝气、生气，也带来了淘气。这帮天真幼稚、未经风雨的城里大孩子们，很快就把自己来边疆是为接受再教育的这档事情给忘记了。在连里，最早露头的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实际上，还真不知什么是"小资情调"）就是知青嘴里哼唱的歌曲了。在青年堆里，有人开始传唱"红梅花儿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一类的"黄色歌曲"。

很快，这些曲调悠扬，情意绵长的外国歌子，就被政治敏锐性很强的同志们盯上了，老同志们看不惯，听不惯了。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心不死，珍宝岛硝烟未散，这帮小青年竟唱开苏修歌曲了，这不了得！不仅如此，还有人唱什么"桂花飘扬，又来到这小的院子里，苦的心肠，死的灵魂，还有沉醉意，"还有什么"亲爱的妈妈，孩子都一样，日盼夜又想，回忆往事如絮飞，泪水流成了行"，什么"白发披肩，青春不还"，这是什么话！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恶的资产阶级时时刻刻与我们争夺第2代，争夺思想文化阵地，连大荒深处的小青年们都不放过，这多可怕！这些糜糜之音，不健康的情绪，一旦传染开来，将严重消磨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支援扎根边疆的决心。必将坚决予以打击，不能泛滥成灾。更有甚者，个别人还在在暗地里偷偷传阅从城里带来的《性的知识》和《外国名歌200首》、《印度民歌选》之类的黄色书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一场批判错误思想的运动，在连队里悄然展开了。

先是人盯人、个对个的查找唱过黄色歌曲和看过"黄色书籍"的知青，进行全面摸底追查。一时间，耳边尽是"你唱没唱，听谁唱过，你看没看，见谁看过"的诘问。连队里的政治气氛骤然开始紧张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开始从"出身论"、"阶级斗争论"入手，大批歪风邪气，大批资产阶级思想。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没唱没看的，吓得打哆嗦，唱过或偷看过的，则立刻都打蔫了。

一路追下来，小小的连队能有多深的池水呢？很快，就追到了天津知青王恒民和陶征威的身上。

王恒民，反修中学学生，家住天津著名的"五大道"地区，父母亲的家世都很深厚，王本人也很聪敏，上学时数学课奇好，好猎群书，能把大仲马、小仲马等外国作家名著白唬得让你自愧不如。但是个喜欢异类思维的嘎小子。"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出身好的学生组造反队，参加大革命去了。出身不好的学生们，百无聊赖，整天里悠悠逛逛，结伙搭伴打架抽烟在瞎混。王恒民在学校里，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人送 外号"玩闹"。就是他，从天津带来了《性的知识》、《外国民歌200首》。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说胆大包天，也够得上胆大摸天了。当然，那是在私下里秘密传看传唱的。但一来二去，唱的传的人多了，纸里包不住火，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自然引起了连里的注意。连队太小，目标很快就集中在他身上。

审查开始了，连队里一次又一次"审问"，王一次又一次的不承认，但有众口众指，连队里逼他把黄色书籍交出来。刚满十七岁的王恒民哪见过这个阵势，心里一阵阵紧张，每天过得心惊肉跳。但他在惊惧中也有冷静，那书可不能全交啊，一交就全完了，成了人赃俱在，铁证如山了，那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怎么办呢？万般无奈，王恒民只得把《性的知识》上交给了孙群立指导员，但其他几本书他打定主意编瞎话。事已至此，只有编圆瞎话才有救。就说把几本书都寄给赴山西插队的同学了。给他来个无法查证，但自己说这个理由，肯定没人信，必须找一个证人，可靠的证人。哪天寄的，寄给谁了，要事先串通好了，才能说清楚。王恒民知道，要想过这一关，必须有一个同伙帮忙，这个人必须脑筋简单，讲义气，嘴严。他把同来的同学们挨个在脑子里理了一遍，分析来分析去，最后他让定了马方俊。

马方俊，个头不高，脸庞黑黑，不爱说话，脾气有点拗，心眼少也比较实，在政治上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人很讲义气，不是个活跃分子。王悄悄地找到马，他把情况一说，马方俊听明白了，他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知道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替王出证，弄不好会担很大风险。但马重义气，人家既然说出来了，多为难也要帮这个忙，让哥们过了这个关。于是两人唱开了双簧，编笆造模地把寄书的事给圆了。气的连里的干部干着急，没办法，明知是王的事，但没有物证，而王却有人证。热衷于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一个老职工气得直骂："你胆子太大了，毒害连里还不够，还流毒全国了。"

小伎俩挡不住思想改造的进程，上山下乡后第四个月的9月18日，一场严肃的政治大批判___"九.一八"大会开始了。

25年后，知青李志强回想起当年的连队生活，感慨的说："那个时候，生活和政治搅在一起，分也分不开，就象清水浑水一样，在一个水潭里。"他说：在兵团的日子给他记得最深，让他最开启"政治眼界"的，就是"九.一八"批判会。他对政治的"残酷"性的认识，就是从那起步的。尽管今天看起来，那时的极左思想，因老职工的朴素感情而得于简单，因知青们的天真浪漫而表于幼稚，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青果政治"。但是翻云覆雨、无情无义、翻脸不认人等这些令人寒战的劣根性文化意念，在小小少年身上的潜伏与暴露，则是从此而知的。

"那次批判会是在大礼堂开的，就是咱们睡觉的地方。那时，已经有第一批入团的人了，咱们5月份到，8月份就有入团的了，有龚国荣、刘季清、胡毓欢、韩洪猷。9.18那天的会是晚上开的，北京知青孙群立、罗铁岭已是副指导员和副连长了，团支部书记是北京小芦（建新）。那天被点名批判的有王恒民、陶征威、冯玉华、孙加祺、赵侃。我也被批判了，原因是出工不出力。怎么出力？我一到北大荒就水土不服，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土不服啊，整整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在营部卫生院住院，人瘦了十几斤。我记得很清，那时是8月份，天正热。营部卫生院还赶上一件＇恐怖＇的事，8队拖拉机轧死一个知青，整个人被拖拉机斜着轧过全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浑身血肉呼啦，吓人急了，那时年轻，没见过这阵势，害怕啊。"

"唉，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没办法。我记得开批判会的前一天，孙加祺还在四连割草，被通知当天赶回到连里。从四连到连里有约14里路途，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又赶路，累坏了，又没有床，只好挤在胡荫兴的被窝里。那时，宿舍房还没有盖起来，全连男生都挤在刚建成的大礼堂里，临时搭大炕，能睡三、四十人。那一夜，他尿炕了。那个狼狈劲，而且，是在大礼堂里睡觉，一下子全连都知道了。"

李志强脑子好，记忆力强，记这类刺激心灵的事情更强。

全连的批判会是在大礼堂进行的，全连的人马都齐了，连家属也参加了。这是一场严肃认真的思想批判活动。经过事先摸底调查，所唱黄色歌曲的，平日表现不佳的，都在被批判帮助的范围了。发言的有专门批判的，也有检讨的赵侃发言，就是检讨，讲着讲着，他哭了。"当时，我坐在下面，心里一阵阵不平，唱个歌，值得这么批判吗？赵看上去很可怜，但他还是属于可以教育好，情节较轻的，象出身不好的陶征威，就不让他发言，检讨也不行，就那么站着，听着。"王倩同学回忆道。

帮助孙加祺是在小范围进行的，他是九班的副班长，所以批判帮助是在班排长会上进行的。批判会开始了，大家七言八语，苦口婆心，认真进行再教育，吴本焕批得最准："你孙加祺一天到晚唱苏联歌曲，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是啊，什么意思？连孙自己也说不出来。它本来就没意思嘛！

风暴终于过去了，几个被批判的知青地都被整的灰溜溜的，但由于情节较轻，还可教育改正；没有给予行政处分，但"熊猫"不同了，他带头唱的那首"一群小和尚，泪汪汪，敲着饭盒想爹娘"歌，被定性于"反动歌曲"，已经上纲上线到带有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严重性质。陶征威最终收获了"全团通报处分"，这是"九.一八"大会处分最重的。

"九.一八"以后，从学校带来的远近亲疏，就此也打散了。知青中的阵线也开始清晰分野了。积极上进要求入团的；不好不坏，不哼不哈，有事心里算帐的；不出头，不落后，随大流，让干嘛干嘛的；多数人开始注意那这些个别分子保持距离，青年们开始品尝"政治"与"斗争"的苦辣酸涩滋味。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人只受了6年小学教育，尽管时间短，但管了一生啊，天真、幼稚、年轻、单纯，至今，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本质没有变化，没有世故。"李志强说，但他话锋一转，"可印象最深的是9.18大会上的人生打击，政治无情，不说是耿耿于怀吧，也是对某些人形成了长久的看法。那些做过头的事，那些伤害人心灵的事，伤感情的事，忘也忘不了，不是记仇，是伤害太深。"

生活被蒙上了灰色，人们缄默了，但那些美妙的歌曲并没有消失，还在他们心中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