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丘克--我的忧郁朋友

平丘克---我的忧郁朋友: --记一个普通的莫斯科人

孙加祺

那是去年秋天，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我认识了这位忧郁的朋友，一个“汉学家”，俄罗斯人平丘克。当接待单位发现我对沙俄苏俄时代有“深厚”知识后，便决定派汉学家平丘克先生来接待我，以避免那些只会讲两句汉语不谙历史的临时翻译们——在校大学生——被我三言两语给问住。

平丘克，俄文名字是тIцйчук， 昵称“菲加”。平54岁了，中等个头，头发灰白，整个人都消瘦，脸颊深陷没有一点肉，高高的眉骨把一双略带忧郁的蓝眼睛陷得很深，像是脸上两个小黑洞似的。平是老大学生，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主修历史、语言。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有着淡淡忧郁情绪的典型俄罗斯人。平汉语讲得不错，交谈中选词派句用得都很准，但他从未去过中国。我很惊讶，他这一口汉语完全是他在大学期间和工作岗位上学得的。1970年毕业以后，他就分配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当编辑。在他那届的5个同学中，他最对口。后来去蒙古工作了5年，在他记忆中的乌兰巴托还是20多年前的样子：40万人口加上满城的蒙古包。1991年苏联解体了，平从工作了20年的广播电台下海，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同时在几个公司里打工。为我做翻译就是钟点工性质。我望着忧郁的平，马马虎虎将一件旧浅格西装与牛仔裤套在身上的平，仿佛看到了俄罗斯社会走上市场竞争道路的艰难。

平告诉我，他出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父亲在太平洋舰队服役，是一个军官。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在他5-6岁的时候，父亲从远东调到了气候温暖湿润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在克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工作，后来又调到了黑海舰队，大约也是照顾他的身体吧。平很欣慰地告诉我，军队上照顾他父亲的身体，现退休在黑海岸边美丽的城市索契，但有些孤独，因为他的母亲已去世了。沉静忧郁的平出身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肯定有过年轻而快乐的时光，只是现在都藏进了额头深深的皱纹里。这个苏联时代的骄子一定有着对生活对时代的理解与失落。我这样猜想着。

平是一个很称职的翻译与导游。他心很细，知道的事情也很多。每到一处参观便情不自禁细数家珍般地介绍起来。在彼得大帝出征圣彼得堡的铜像前，他能把300年前的故事讲得像刚发生的事件，在胜利广场宽阔平缓的台阶上，哪一阶代表哪一年，战争进展到什么阶段都讲得一清二楚。但一谈到现实，谈到今日的俄罗斯，平的深陷的眼睛就显得更忧郁更苍凉了。他的学历资历说明了他一定有着深深的政治情结。尽管下海整10年了，但他不会变成一个标准的商人和打工者。果然，当我问起他怎样看待苏联解体、看待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及现在的当政者时，他这根长期没有人牵动的神经跳动起来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力衰退，分化加剧，政治纷争，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这些都是平亲身经历的。说起这样的话题，在平的嘴里没有了先前那如数家珍般的兴奋与细腻，他己经听懂了我的问话，但总是像不理解的样子，我若不再追问，他便要用其它话题岔过去了。但我不行，非听到他的观点、他的认识不可。

平轻轻地摇摇头，伸伸手，双肩耸几下：“91年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了，苏联的改革和政治变化太快了也太大了，谁也受不了。”

“那么是谁之过呢?”

平丘克对此好像很为难，口嚅嚅而无言。

我还是追问：“你和你的俄罗斯朋友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好，”平伸出了大拇指，“循序渐进，慢慢地改。现在俄罗斯人都认为还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好。邓小平很了不起，很伟大。”平的眼睛流露出真诚的钦佩与羡慕。他仿佛在回味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神奇。“中国真是，那么多的人怎么管呢?俄罗斯现在才1.4亿人，那么多的资源，现在才刚刚有建设的势头，中国却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和进步，真是不简单。”

平说完这番带有比较分析的话，还不停地摇着脑袋，耸着肩膀，望着我自豪的眼神，像是要从一个中国人的微笑中找到答案。

在对待历史特别是斯大林时代以来的历史上，平的话语中充满了矛盾，表露出在苏联镰刀斧头旗帜下长成的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困惑与忧伤。在莫斯科一个不大的公园里，我们见到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在斯大林身披大衣，微微低头像是沉思的雕像前面，还有一个面部表情痛苦的囚徒像。在斯大林雕像的身后，是一面用铁丝网网住的数百个人头雕像。表情痛苦而无奈。平把我们引到这组雕像前，使我的心猛地沉了下来。

夕阳斜照着公园，一个老妇人静静坐在不远处的长凳上，不声不响地也像一座雕像。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是立了功的统帅，但他后来太残暴了，杀了那么多人，让我们想起那个时代就痛苦。但是二战前和二战后，他又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莫斯科大学、外交部大厦等八大建筑，都是那个时代建设起来的。”平对我们说。

“那么，赫鲁晓夫干了些什么呢?”我问。

“他有了加加林和人造卫星，也有了开荒种玉米。”

至于后来的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没有引出平丘克更多的话题，好像已经不感什么兴趣了，也没有更多可说的，倒是朱可夫被平认真地颂扬了一番。

谈起了普京，平的气色又缓和起来，认为普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这两年国家也有点起色了。他告诉我们莫斯科现在像个工地，一些停滞的项目现在都在干着，变化是很快的。照这样干下去俄罗斯很有希望。

与平要分手了。几天来汉学家带我们去了列宁山，胜利广场，全俄经济成就展览中心，新圣母修道院，新旧阿尔巴特大街，莫斯科地铁，平很高兴，因为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汉语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虽然是被逼出来的。特别是接待我这样的一个“俄学家”，从萧穆什金笔下《开拓极地的人们》到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从莫洛托夫到二战苏联英雄阔日杜布，从“喀秋莎”到乌兰诺娃，使他几天来仿佛又回到苏联时代那曾经沸腾的日子。当我把为他准备的纪念品——一幅金箔画送给他的时候，平有些兴奋了。他问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看看吗?”我说当然可以。平一刻不待地把包装打开了。八匹骏马跃入眼帘。

“太精美了，中国的东西就是漂亮。”他赞叹着。

我邀请他有机会到中国去，到天津去。他笑了笑。

“一定要去，不然你这个汉学家可名不副实了。”我打趣地说。

平还是笑着，默而不答。我知道，靠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恐怕不容易了。89岁的老岳母与他生活在一起，生活负担很重，这也是他拼命打工的原因。没有这个原因，我们也见不到他了。

该说再见了，我们把紧握的手松开，望着平消瘦的身影闪入地铁，一个汉学家的故事结束了，而我脑海里对俄罗斯的思考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