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忆

岳东升

2007-07-19

插队同学又一次聚会。面对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年过半百联系在一起，为了提醒大家，王予力作了一张当年我们每个人的小照与现在的照片对比的大照片。得到这个礼物我们如获至宝，抢着评论，饭桌上一片嘈杂。面对丰盛的美味佳肴，胃口又一次提醒我们战斗力下降的确实不小。最大的感受是当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伙食会是什么样子？刘林干脆作了一张我们和一桌美味背景却是长子县插队时住的庙的照片。（有点儿拗口）两个大大的字是"如果"一串省略号。

1970年5月10号，一趟知青专列把我们带到长子县，其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离家出这么远的门。到东田良一下车就傻了：两边是黑乎乎的山，细细的铁轨从山中钻出来，我傻傻地想，这还能回家吗？车厢里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已经在哭了，非要跟列车原道返回。这时带队老师显出工作能力来了，连哄带劝把我们从车上带下来，长子县剧团带来的节目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只见一个小旦唱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的词，连歌带舞地还向台下抛着媚眼。我们这些在天津看惯了样板戏的人，怎能接受这样的"艺术"，台下一通起哄。台上演员的涵养非同一般，你起你的哄，我演我的戏。估计他们也听不懂我们的话。后来各个公社来了卡车，把我们分头送到各个村。5月11日天刚黑我们进村了。

5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农村的陋习，我们的无知，两个原因使我们第一次有了打架的经历。几十个民工（在我们村修桥，公社调集的一部分劳力住在我村）围住十几个男生大打出手，我们的"青瓜"也不是好惹的。只见木棍、皮带、小刀、军刺飞舞起来了，别人说山西人软，确实，一见血他们就撤了。这次事件被长子公安局定名为5、24事件。如果有人对这件事感兴趣，我会再写。

我们进村以后，全部住在庙里。其原因是:第一，村里老百姓住的也不宽裕。第二，庙宇是国家财产，正好给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居住。出了5、24事件，村里人对我们有些敬而远之，我们也乐得在庙里装神弄鬼。所以下乡"三同"的经历没有。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同劳动。

插队最深的感受是"饿"。到长子没过多长时间，带去的"进口货'就没了，每天的强体力劳动，使我们需要大量的食物来补充，可是没有东西吃。第一次知道人的尊严是要物质来维持的。每天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锄头在土里刨，看见一株绿色的植物，长约二寸，像能吃的样子，马上问老乡："这是什么"。老乡答曰："小葱"。第二句就是："能吃吗？""能吃"老乡的第二句话是"不好吃"。那容他这句话出来，小葱早已是我们嘴里的一团食物了。牙缝儿还没塞满呢！在地里，只要看到像能吃得的东西都会问问老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绝不会放过。

我们村有一片比较平整的土地，每个小队都分了一片，有一天，我们和二队的同学都在这片地上干活，翻地。翻地是要落实到个人的，我们小队三个女生分到一块儿地，郭亚宁、董津生、李威三人分了一块儿地，我们的距离不远，但看不见。刚干了一会儿，一个小孩儿跑过来说："亚宁她们吃了毒药"（药发"月"的音）。我们立即问："什么药，叫什么名""后娘娘蛋"啊！真够吓人的。"人呢" ？"去猪场了"。我们扔下锄头就往猪场跑，到了猪场，看见了老乡立即问："某某爸(长子管叔叔称为爸)亚宁她们哪？""回庙了""吃得什么药，要紧吗""吃得后娘娘蛋，已经喝下解药了""解药是什么""老黄瓜种煮水"我看见平时煮猪食的锅干干净净的，知道她们三人已经喝下解药了。又问老乡要紧吗？需要不需要到县医院去看看？老乡答说："不需要，但她们要难受几天。"我们三人才回地里去扛锄头，一边走一边说："她们吃的准是刚才咱们刨出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地里刨出来了一种植物，四、五寸的长柄，象绿豆菜，上面长了一片叶子，地下的块儿茎像小球。看着就能吃。由于她们的提前"服毒"，避免了我们的再次犯错。回到庙里，只有李威能比较清楚地叙述事情的经过，那两个人只能拿手在脖子上来回摸，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刨出来的那个植物确实是我们刚才猜的，三个人谁也不认识，但就觉得能吃，郭亚宁、董津生各咬了一大口，李威嘴慢，刚咬一小口，就看见她俩表情不对，赶快吐出来，只觉得口腔里又麻又扎，难受得厉害。再看那两个人，掐着嗓子，张着嘴，伸着舌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还算明白，三人拿起吃的植物，就上猪场了（离那最近）。也算命大，要是在山里，后果不堪设想。解药虽然灌下了，没有性命之忧，但活罪不免，食道和口腔烧坏了，好几天吃不了饭。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始终不能忘。另外，我刚刚知道，后娘娘蛋是中药材，叫半夏。

艰苦的日子真的很难熬，粮食越来越紧张。头半年国家发给知青的粮食到月底就没了，为了多吃点儿，棒子面里开始掺糠，太难吃了。有一天，我们有又顿了，小队给我们分了一部分红薯，司务长蒸了一大锅红薯，每人分了二斤半，捧着一大饭盒红薯，问司务长有咸菜吗？司务长指着一口小缸说："没有咸菜，这儿有还没有碾的大盐。"我们只好每个人从缸里拿了一块大盐。就着大盐吃下了二斤半红薯，当时是饱了，可也坐下了病。每到秋天，看着瓜果梨桃，只能过眼瘾，不知哪口不对，胃口就要难受。（直到现在）

秋天到了，地里的庄稼熟了，我们的"好"日子来了，每天在地里干活，工间休息的时候，队长就拢一堆火，烧一些青棒子或者毛豆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当仁不让的从火堆里拿出那些还没烧熟的东西填进嘴里。这样晚上食堂的一盒菜饭就是灌缝儿的了。当时肚子是饱了，可是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是要胀肚的。到了晚上，天气再有点儿凉，好了，肚子鼓溜溜的充满了气体，皮带至少得放三个眼，才能适应腰围的长度。这时最怕生产队叫深翻土地去。每当有月亮地，这个活罪是不能免的。

当时我都狠死了插队的生活，可是还要违心的说一些不想说的话，作违背意愿的事情。为了博得老乡一句"那孩不歪咯"，跟他们套近乎，说他们想听的话。

有一次，上工前，我路过小满的家，只见院外一小片地里，玉米长得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出来好了，每颗玉米都长两个尺把长的棒子，非常饱满。我问小满："这是你家的？""嗯""长得不错呀！这样每亩能收多少斤？"我问。小满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千把斤吧""这不过长江了吗"。当年的口号就有亩产千斤过长江。小满说的话令我至今不忘，他说："你看看各家的小块儿地，亩产都差不多是这么多。"我问："那生产队的玉茭怎么只能收三、四百斤？"

他说："那不是队里的吗，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各家的小块儿地收了归各家，当然侍弄得好。"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无私，无论干什么都要尽全力干好。而现在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看到这样的事情，对再教育的看法第一次打上了问号。

第二年，男生和部分女生都去修水库了，大庙成了地地道道的奶奶庙，院子里就剩了六、七个女生，这下好了，我们每天放了工，在院子里，把我们能想起来的游戏都作遍了，瘸子逮瞎子、踢罐儿电报---晚上几个人坐在院子里，把从小学的歌唱一遍。想起那阵儿，好像和男生有仇似的，从来不说话，他们在院子里玩儿，我们鸦默雀悄的，决不出屋，每天只有两句话，八个字，第一句"开饭了"如果是男生值日，女生拿着饭盒从各屋鱼贯而出，到食堂打饭。反之，男生也如法炮制。第二句，"邮递员来了"。这句话喊出每间屋子都是一片欢呼，看到邮递员跟见到亲人一样。

在长子县我一共呆了六年，在那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地方。可是唯有它老是入梦。在我的经济能力和时间能安排开时，第一件事是和村里的十几个同学回村。对了，一个"回"字道出了秘密。我们无论出差还是旅游，都用"上"什么地方，或"去"什么地方。唯有对家用"回"字。那曾经是我们的家呀！九五年的五月，我们一行十几人，从天津到太原，再乘大巴到长治，留在长治的同学已经等了一天了。第二天，我们包了一辆小中巴，一路直奔长子县南陈乡（原来叫公社）西尧村（原来叫大队），从长治出来到长子县城，车上一片欢声笑语，离村越近越没声儿了。25年了，第一次回村，不知是什么样子，近乡情更怯，描述得十分准确。汽车颠簸着，越来越近，李传龙喊了一声"小庙岭"，看见了，我只觉得嗓子一阵阵发紧，喉咙疼得厉害。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不敢回头看看我的同学，我知道他们此时此地的状况一定跟我一样。因为车里没人说话，平时的话痨都闭嘴了。西尧近了，大庙近了，终于，到了。我们让车停在大庙门口，什么也没说，直奔庙里，看到男生住的一间屋子顶子塌了，其它还算完好。 摸着大庙的门、墙，一时心里百感交集，无言。

这时老乡来了，跟我们在一起干活的还能认识，但大多数人不认识了。老队长已经没了，我和张志光去看他，只见了他的遗孀。根本就不认识了。那个当年精干的媳妇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老队长知道我们吃不饱，青玉茭还没熟，叫他媳妇煮了给我们送来，当年的点水之恩，如今想报却不能报，真真愁煞人也。

2005年我们又回了一趟村，这趟就有了一点儿旅游的意思了。除了回村，还上了一趟太行山。

长子县，又恨你又爱你，想忘了你，却办不到。三十七年过去，魂牵梦萦还是你。你给了我太多太多，直到今日我还在受用。在我人生的旅途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我总是想到你，是你使我百炼成钢。后来社会的变迁，人间的冷暖，下岗、再就业我都经历了。用胜似闲庭信步有点吹牛。但确实是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