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加祺
2007/04/19
读了李小玲的《坎坷求学记》,感想很多。当年她上学竟如此多难,特别是分数够了却因"政审"卡壳,一波三折让人扼腕。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坎坷,而且是一种折磨了。由此,又不禁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虽无李小玲式坎坷,但也令我难忘。说出来,作为对那个激情时代的一种忆恋吧!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那时,我正在河西汽车运输场修理车间当着一名知足又称职的修理工。
我是在1973年的最后一天进场的。当年9月底从北大荒因特困返城后,一直呆在街道等待分配,渴望上班就像当初渴望回城一样。当时一同分进修理车间的共10名上山下乡返城的知青,分别来自新疆、甘肃、内蒙、河北、黑龙江等地,最长的插队时间已经7、8年了,好不容易返城,又好不容易进了企业,知足啊。分配工种?干什么都行。能进车间修汽车,我别提多高兴了,就像找到了一辈子的饭碗。这是技术,技术啊!
那时的河西汽车运输场刚刚改名,前身是河西三轮一社,名是改成汽车场了,但场里的实际运输工具还是以近千台人力三轮车和"电三马"为主。全场只有十辆天津自产的"140"货车,连台"大解放"也没有。"140"货车别提多破了,除了喇叭不响,哪都响,除了轮胎不漏油,哪都漏油,天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也好,练就了一手过硬的修车技术,拍胸脯说,咱在全场几十号修理工里,属一属二。
就在我熬过三年学徒期,也出师了,也拿到40.95元工资了,也能顶档干活儿,心虽有骛但也认头当好工人阶级的时候,大学高考恢复了。车间领导告之,凡是够条件的都可以到场里报考大学。上大学,就我这个刚小学毕业没正经上一天初中的家伙,还能考大学?开玩笑了。嘛也没学,考嘛?人贵有自知之明吧。于是,报考大学这事我连想都没想。和我持同样想法的,是一起来场的10名知青,齐刷刷的谁也没报名。再说,当年为了那张准迁证,哪个人、哪个家庭不是一番求爷拜奶?回来不容易,当个工人挺好的,别折腾了!再说,这帮人里已经处在搞对象的季节,正是求稳的时候。
后来得知,全场一共有7人报名,但没一个知青,都是同龄人里留城的或是年龄小的,上过高中的,人家有条件嘛!在我的脑子里,当然意识到上学是改变命运的机遇,可更强大的意识是,我这种小学水平还差点的人,凭什么考大学呢?这是上大学啊!哎,当年那点"理性"思维让我把考大学、上大学想的太神圣了,太艰难了。
然而,意外产生了!
几个月后,就在我们已经把上学这件事快忘了的时候,场里7名考大学的结果出来了,7个人里居然有4个考上了!有上南大的,有上师院的,还有其他院校的。
人家考上了,我却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实在讲,那几位的水平比起我们(知青)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不也都考上了?受刺激了,太意外了,看来,过去是自己吓唬自己了。考大学不过如此!唉呀呀,不行,第二年我也得考。
此后不久,激励我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碰上小学同学张怀安,他没下乡,留在小教了。很久没见面,都很高兴。一聊起天来,才知道已经离开小教,考上南大上学了,上的历史系。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着急,人家"老怀表"(张的外号)都考上南大了,看来真是失误了。我那颗已近平静的心,终于不安分地跳动起来了。
下定决心考大学,大学考试也变了,由地方出题自考,变成了全国统考。统考就统考,受了刺激的我,决心已定,非考不可,宁可考不上,不能不考。但那时手头什么材料也没有,从哪复习起呢?找大哥要。这个1960年山西大学毕业后就扎在雁北山沟的教书匠,对我考大学非常支持。很快,一包子文科复习材料就寄来了。有饥渴的状态,"粮食"又运来了,学习开始了。
天渐渐的热了,学习激情也热了。记得最清楚,那时住在别人家搭在成都道云成里的临建棚,又暗又闷,热的要命。晚上睡不了觉,就拿着学习材料坐在成都道与云南路交口的便道边上,借着路灯夜读。灯下有飞虫飞舞,飞虫下有我看书。有时也和场里的有志报考者一起到市图书馆挤座位,坐楼梯。我记得四川画家程丛林曾画过一幅著名的画,画面上是一群如饥似渴的年轻人,满满挤在一个教室里,市图大楼就像这个教室的宿影。从一楼上到楼下,从楼里到楼外,全是复习高考力争实现理想或求改变命运的年青人。
大概和我的感受一样,场里"受刺激"的人多了起来,高考变统考了,但考试的人却增加了。全场报名人数整整提高了1倍:14人!连年龄近30岁的老高中也报名了。
平常复习是靠挤时间,可高考近了,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我决定请假。一天,我找到车间指导员陈凤祥。陈是三轮一社的老工人,靠蹬三轮拉货,从一名普通工人蹬到车间指导员,相当于车间书记。陈是个左的思想比较重的人,也是个精明人。我找到陈,向他说明请假原因,拟请十天。
"十天"?陈指导员听罢,一个劲儿的摇脑袋。"不可能,不可能。你没看见咱车间这么忙,这么多活儿,哪能同意你请十天假呢?再说,考大学不是十天八天复习就行的,那是经年历月,靠平常打基础,不在这十天八天的突击。但既然你提出来了,考试前给你一天假。"
一天?我差点气晕了,那高考前一天,让我看我也不看了,反胃了。见陈凤祥说的很坚决,没办法,我只好请事假了。请一天事假意味着一天工资没有了,没有了,也请。我豁出去了。
高考时间在我那又盼又有点怕的心情中来到了,我所在的考场,满校园黑压压的人群,我在的那个教室考生共54人,一人一桌一椅。后来听说,全国那年高考人数突破700万人。那年考5门课: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语文,外语是考察课,不记分。这几门课,我没有平均使力,基础太差的数学,我一天也没复习,就怕复习半天花不少时间,拿不了几分!不如腾出时间复习有把握的,来点事半功倍的活儿,我把精力全放在文科入门课上。不出所料,我的数学是零分。静坐30分钟后离场,连打√画X的蒙事题我也没填,不会就是不会。但其他课我可搜肠刮肚了,把复习到的,该拿的分,力争全拿到手。对政、文、史、地,考试前我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上午考、下午考,上午考、下午考------高考终于结束了。我长长出了口气。除数学外,其他课程感觉考的还可以。然后就是等待,焦急而漫长的等待。
一天天上班,一天天修车,天天围着汽车钻上钻下,一身臭汗,一身油包。一会儿没心思,一会儿提心吊胆;一会儿无所谓,爱咋的咋的;一会儿有所谓,自我叫真。
大约是八月下旬,成绩没出来,传言却出来了,有好有坏,不知该听谁的。一天,我正在车间修车,有人找我说场部来的电话。"谁来电话?"一接是陈凤祥。原来,他在场部那边,车间里的几个考生的成绩已经下来了,他今天是通知几个人的考试成绩。
"加祺呀,你的高考成绩出来了,你听一下。"电话那端陈指导员尖细的嗓音,把我全部神经都挑动起来,心里紧张的直敲小鼓。"政治80.4分,数学不说了,你知道多少,语文70分,历史78.4分,地理91.6分,总分320.4分。"平均每门64分,一背都及格了。我暗自高兴,又为此担心。知道分数了,但不知道这个分数能否录取。还是一个疑问,还在嘀咕中。
又一天,让人兴奋的消息又来了。那天,我正钻在修理沟中干活儿,一身油泥两手油污。就听见有人在外面喊:"加祺,加祺在哪呢?好消息,好消息啊。"
我忙搭腔:"哥们,在这呢!"
来人叫程思扬,也是一块参加高考的车间知青。他蹲在沟边上,脸上溢着兴奋。
"加祺,你考上了。盯着请客吧!"
"真的?"我不相信。
"真的,这回是准消息,你和张力都考上了。"
"真的?"我还不相信。
"真的。我的消息错得了嘛!"思扬在车间里是个消息灵通的人物。
我激动了,三下两下爬出地沟,一把将手里的大扳手扔向空中。大扳手高高的抛起来,又重重地掉在地上。车间里干活的人都停下手来,看着我,心想这家伙别乐疯了吧?我半天没有说话,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翻腾,在撞击。一会儿,我高高举起两只油泥满满的手,长长的喊了起来。长长的,沉沉的,从心底里像是发泄般的叫喊。整个车间里都灌满了我那长长的"啊------啊------",这大概就是"啸"吧!
从那天起,我的心浮了。再看河西运输场,再看修理车间,再看车间里熟悉的哥们,就有一种离别感了。
全场14个人参加高考,听说考上的,只有两人___我和张力。听说那年的录取率是27:1。如果是真的话,我在的那个考场,有52个考生做了分母,只有两个考上了,多么残酷又多么幸运。
每天的活计已经干不下去了,一天不见通知书,一天不算落地啊!但场里告之,肯定考上了,心里开始翻腾新的矛盾:假若真考上了,又得迁户口到学校,万一将来统一分配,再分配到外地,那可怎么办。刚回城没几天,那不麻烦了,干脆结婚,结婚了,就不怕迁户口了。说结就结。9月26日去北京名曰"旅游结婚",9月29日晚回津。
第二天一大早,正睡得迷迷糊糊时,房门"砰砰"地响开了。吓我一跳,谁呀!一大早来砸门。
"加祺,是我!"原来是张力,从他兴冲冲的叫声中,一定有好事。
门开了,张力这个大高个子,一阵风似的进来,一只熊掌般的大手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里扬着通知书。
"老弟,中举了!"
一股热血冲上头!梦想成真!我扭头打开瓶啤酒,两个人疯狂地喝了起来!庆祝!高兴!脸红了,心跳了,语无论次了。高兴,高兴,还是高兴!
河西场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式",新的生活将要开始了。拿着工资上大学,修理车间的哥们儿有羡慕有佩服的祝贺我俩,像是关在一个笼子中的鸟儿,最先飞出的两只。陈凤祥见到我高兴的说:"怎么样,加祺,我早就说了,你这是有基础,不在一天两天!你看,这不说考就考上了吗?"
搭闸箱,扒大轮,拆后包,调气门------4年10个月的修理工日子,就要终结了。
1978年10月16日上午,我拿着大学通知书走进天津师范学院的大门,校园生活开始了。
我,一个返城知青,一个69届小学生,一个7岁丧母17岁失父近乎孤儿的人,一个可以说没有任何"后门"可走,没有任何"机遇"的人,在高考大潮中,幸运的跳上了大学的龙门。生活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