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头

孙加祺

邢常玉，连队里的烘炉工，山东平原县人。1970年我下乡到兵团时，他不过42岁，但他长得老相，大家叫他“老邢头”。老邢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革命，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这个19岁的山东汉子就参加了县大队。要知道，1947年是山东战场最残酷的一年，后来他在战斗中负伤，回到家里养病，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其实老邢头虽然出身下中农，但家境还不错，在他的档案里这样记载着：土改前家有房屋一间，土地20亩，牛一头，犁一具；土改后土地多2亩，变成了22亩。

1951年，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个血性汉子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又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铁道兵部队服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铁道兵吃尽了苦头。记得老邢头给我们讲，白天，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所有的桥梁道路，都在打击轰炸的范围内。部队抢修根本靠不上前，只有到了晚上漆黑一团时，铁道兵才出动了，靠着黑夜的掩护，在暗中抢修被炸坏的道路设施。“那硬硬的钢轨都炸成麻花了，可是不好修呢。”我一直记着老邢头这句话。在战场上，他多次负伤，两次荣立三等功。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老邢头说还没喘口气，就又随部队转战福建，参加鹰厦铁路的建设去了。1956年，铁路建成了，部队也成建制地转业了。为了开发北大荒，邢常玉随所在铁道兵八五0三部队，集体复员，时年28岁。

在部队上拼命干了8年的老邢，胳膊上带着朝鲜战场上迸进的炮弹皮的老邢，怀里揣着视为珍宝的复员证的老邢，来到了陌生的北大荒，在二营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在他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上，清楚地表明着他的人生过程是那么单调，那么单纯，又那么坚韧不拔。从二营工程连到九连，就一直干着烘炉工。一间农具场里低矮的土坯房，一个土制风箱烘炉，一个铁砧，一把大锤，陪伴了老邢的一生。他那带着弹片的双臂，不知抡起落下了多少次，打制的各种小农具、小零件，数也数不清了。

1995年夏天，听说天津知青们要回来，他坐不住了，想起了当年和他一起在烘炉干活的知青谢玉华，想起了和他过打架的哈尔滨知青宋长学，想起了活跃着知青身影的农具场。当我们下车时，已是满头白发的老邢头，直直地站在人群的头一排！

在我的印象里，老邢有些木纳，但瘦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一络胡须很漂亮地卷翘着，有几分象高尔基呢。他不爱说话，但一说话，眼睛就明亮起来，神采就飞扬起来。

老邢老了，皮肤依旧黝黑，精气神看上去还可以，但头发已经全白了。他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时而低头搓着长满老茧的手，时而抬起头来看看我。他努力想笑笑，但是笑得那么累，不轻松。20多年没见面了，我不停地问着他东，问他西，他只是简单地哼啊着，不知是对过去的事情淡忘了，还是在想着什么。我拿出微型采访机，老邢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家伙。我说你讲吧，我用它录下来带回去，让咱们连的知青都听听你老邢头亲切的声音。他立刻一幅很认真的样子，忙问我：说什么呢?他怯怯地说：“我又不会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他的神情告诉了，他肯定有话要说。

和老同志们的座谈会已经开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对我说：“你看，我都67岁了，农场已经4年没有发工资了，我在这里呆着也没有用。前几天(实际是半年前了)我哥从老家来信，他今年已经 73岁了，来信老让我回去。他说，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几天了，应该见个面了，不然的话，不知哪天就见不到了。”他几乎是喃喃地说着，目光凄然起来。

一会，他抬起眼，充满希望地望着我，“你说说，我是个复员的老铁道兵，能不能拿着复员证回家去，让老家县里给间房，给点地，你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应该可以，你说呢?”我几乎要哽咽了，喉头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堵塞着。

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能安慰这颗多年焦虑的心呢?我说什么能不让他失望，能让他心头舒缓一下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无言以对。只是把他的手臂拉过来，轻轻地抚摸着他老人家胳膊上的那颗游离状的弹片，那弹片大约是美国造的吧！老邢见我抚摸得很轻，便告诉我：“没事，劲再大点也没事，你怎么摸也不会痛了，这么多年已经很习惯了。”是的，弹片的伤痛已经消失了，但是心灵的伤痛在折磨着他，他拿着半年前老哥寄来的信，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他回不去，他没有钱。他有钱，也要坐上最拥挤最闷热最难熬的硬座车回去。然而就是这样的思乡梦，他也实现不了。他的那个在山东打过日本鬼子的73岁的老兄长，就这样默默地、毫无音讯地、执着地等着他。然而他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能回乡呢?

一晃，又是9年过去了，2004年，我再次回到北大荒，回到遥远而又荒凉了的连队。队里的年轻人，有点本事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一群老人和妇孺。我点名要看看老邢，队上的人说：“老邢一早就下地去了，可能是打猪菜去了，一时回不来。”带着没有见到老邢头的遗憾，我离开了连队。那年老邢头应该76岁了。

4个月后，从北大荒传来消息：老邢头去世了。他没有回老家，他永远留在了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