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生
2007-10-17
在火车站站台上送朋友或亲人,这大概每个人都经历过。握手道别,掉几滴眼泪也都是人之常情。然而,整个列车上下,伴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在同一时刻发出的哭声,那是何等地震撼人心呐!从一九六八年的六月至一九六九年五月,大批知青离开天津,奔赴内蒙、黑龙江等边疆和农村时,也就是知青下乡最高峰的阶段,天津站站台上,几乎天天都上演这样的人间悲剧。
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离开天津的。
在这之前,学校里秩序已经开始恢复了。班主任也开始为学生们的去向,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仍然是延续走着那条"唯成份论"的老路。在我们班里,根红苗壮的当兵走了。出身工人、贫农的分配到了街道工厂。家庭出身最不好的,去内蒙古插队了。我们这些职员一类出身的,经过学校的筛选,进入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行列。
在当时那个上山下乡的高潮中,不论让你去哪,不论你家里如何困难,你就是说出大天来,不走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有学校和街道的人,天天到你家里,给家长"做思想工作",直到你同意了並退了户口,这才算是你积极响应毛主席那个"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满心乐意,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了。为了让爹娘二老不再受到冲击和惊吓,我毅然决定离开天津,去北大荒。
之后,就是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至于怎么买的箱子,怎么退的户口,到现在,我真有些记不起来了,然而,车站离别的那一幕,却深深印在了我脑子里,终身难忘!人们那复杂的心情,那让人撕心裂肺的场面,不是当年经过的人,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按理说,应该在家多陪陪爹娘,但娘一看到我,就泪流满面。娘那年已经五十九岁了,我又是个独生子,从来沒离开过她,我要走了,她能不伤心吗?我是故意躲出去的。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了,娘比我起得更早,看着她那发红的双眼,我知道,这一夜,她根本就沒睡。这天,我沒让家里人去送,只是深情地看了爹娘一眼,说了声:"我走了!"转身就离开了家门。生怕他们看到我那挂满泪水的脸。都走出很远了,我好像仍然听到了娘那悲愤、凄惨的哭声。
其实,到车站为我送行的人是挺多的。宣传队的同学们约好了,是在广场大旗杆下集合的,大家前后簇拥着我,从广场一直走到了车站。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站内外人山人海。这时候,我发现我的四姑来了,她那时是河北省省医院的医生。解放前,就是搞敌工的地下党,一个老革命了。她镇定地站在那里,冲我挥了挥手。这时,三姐也满头大汗地挤进来了。她是拿着自己那个公安局的工作证进来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祝福、保重的话。
这时候,列车准备开车的铃声响了,站台上一片骚乱。在大家的相拥之下,我上了火车。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起动了。这时,站台上的人和车上的人,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哭成了一片。那喊声、那哭声混合在一起,像阵阵的雷声,滚动在车站上空,震颤着人们的心灵。透过车窗的玻璃,我又一次看到了四姑、三姐和那些宣传队的同学们,特别是还有一个身材瘦弱的身影,送我来的这些同学中,唯一的一个女孩子,嘉明。她不断地向我挥着手,眼里也含满了泪水------
那一时刻是,公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十九分。
2006年八月份,我有幸去哈尔滨参加第二十八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知青专场演出时,哈尔滨知青艺术团就将这车站离别的场面,用四幕情景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当时,台下的观众全落泪了。听着那首"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熟悉的歌声,看着台上那些年迈的,甚至还有残疾人的送行队伍,我真的是流着眼泪,看完那场演出的。是那么地感人,是那么地真实。在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三十八年前,天津火车站上,那痛苦离别的一幕。
这种离别,不仅重新定位了我自己,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的父母、姊妹、子女三代人。
千百万和我一样命运的知青,有谁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