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军帽

孙加祺

2008-02-20

文革到了"复课闹革命"的阶段。成都道小学的6年级4个毕业班全部端入新建的反修中学，进了反修中学以后，学校里除了政治活动外，就是抓阶级斗争。一个小小的反修中学，学生中光"反革命"就出了好几个，李瑜、李立夫、陈津龙等同学，都是当时有名的反革命标语案的受害者。其中陈津龙反革命案印象最深。

陈津龙是我小学的同学，住在五大道地区的洛阳道上，父母都在工厂工作。陈津龙是老大，下有两个妹妹。陈个头不高，人也不活跃，不是那种仗着出身好就张狂的人。我俩小学在一个班，进了中学后便分开了，不在一个班，也不在一个连。见面少了，但在校园里有时能碰上，陈总是话不多，但喜欢思考问题，有时也爱表达自己对周围事情的看法。和那些淘气捣蛋的同学相比，陈可属于沉静一族了。然而，就这么一个不爱张扬之人，在文革的校园里竟招来了塌天大祸，这是我们一班同学谁也没想到的。

那时候，学校里的空气很压抑，每天 一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集中起来劳动改造。在火热的夏天里，他（她）们一群人在骄阳下拔草，还不许戴草帽。学生中还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李瑜。李，我不认识，不是一个小学的，但是教学楼内外贴满了"打倒李瑜！"的大字报、大标语，让人毛骨悚然。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陈津龙被抓起来了，原因是书写反动标语，是现行反革命！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个老实人，怎么会写反标呢？不可能的事！但陈津龙却确确实实被公安局抓走了。原因很简单，一天，他所在的班下课后，有同班同学留下做卫生，不知从怎么个角度，发现陈津龙的书桌上写着四个字两个词组：一是打倒，一是林彪。正面还看不出来，需侧身借着光线才能发现笔迹，而且打倒和林彪这两个词组还不在一起，但是在同一张桌面上！于是上报，于是层层加码，直到由公安局把陈津龙抓走。

我们都惊悸了，再也不敢在书桌上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任何字了，不知道哪位好事分子想进步想上进，就从书桌文字上找到台阶呢！那时孩子们乱写乱画现象太普遍了，一不留神成了反革命这太不值了！

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校园里再没见到陈的身影，陈津龙写"反标"的事情也悄然平静了。正当学生们要淡忘这件事的时候，陈津龙被公安局放回来了，已经平静下来的"陈津龙事件"又随着陈回校园重新沸扬起来。只是那以前，陈走在有上千人的校园里，没几个人认得他。现在不成了，成了反面知名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人在一旁悄悄地说："嘿，他就是反革命陈津龙！"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静默默的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我了解他，也同情他，这么个老实人，出身这么红，爸爸还是千人大厂的车间主任，不可能是反革命，不知怎么寸劲，让人把两个词组联上了。在我眼中，陈不是肇事者，是受害者，只是施害之人无以身形罢了！

一天早上，我走到校门口，正好和刚进校门的陈津龙走到一块，我招呼他一声："陈津龙！"陈见是我，便加快两步走到一起。从校门口到教学楼，足有五、六十米路，我俩并肩走着，十分显眼，我不怕，陈不是坏人。陈津龙看着我，忽然对我说："加祺，你能帮个忙嘛？"我问："帮什么忙？"陈津龙说："给我借顶军帽戴，一天就行。"他的眼里充满了期待。军帽，那在当时是一种象征，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和路子。那时，军人的一切都风迷孩子们，谁要是有个军用挎包、皮带、军装，都不得了。可民间没有，只有军人子弟和少数干部子女才有这种东西。陈津龙想戴一天军帽，也是给自己当前处境的一种自我减压，自我抗争吧！"好吧！我试试。"没有谱儿的我，先应了下来。陈感激地看着我。

到哪儿才能借顶军帽呢？我开始挖空心思的琢磨，把我认识的人的脑瓜都扫了一遍。对了，住在对门的志杰前这几天好像戴着一顶将校呢军帽，问问他。找到志杰后一问还真有，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那借来的。那个人的父亲是个部队的大校，文革开始后，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了，父亲的军帽就到了儿子头上。志杰找他借戴几天，我一说借军帽，志杰一口不答应，这种"贵重"东西是借着玩的吗？不答应，我就磨他，我不能说借别人戴，只说是我要戴戴，威风一天就行。为了戴一天，磨了好几天，志杰终于答应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给他买盒恒大烟抽。我痛痛快快同意了。

过了两天，军帽到手了，那是一顶黄呢子军帽，还挺新的，与布军帽不同（布军帽已经很威风了），呢军帽的"眼球"效应更大，一定是有什么身份或背景的人，才能拥有或从拥有者手中借戴。我和陈津龙商量好，早上在学校大门之外一个地方见面，把呢军帽交给他，让他从一进校门就是戴着呢军帽进来的。陈津龙这个不爱说话的人见到军帽高兴极了，表达感谢的方式是向我笑笑，意思是"你还真有路子。"很久没有看见陈的笑脸了。陈戴上帽子，又让我校正一下，然后自己一人走进校门，我在远处跟着，看看有什么"社会效果"。果然，校园里的同学们眼球快速被陈津龙特别是他脑瓜上的将校呢军帽吸引过去了，叽叽喳喳议论开了："那不是陈津龙吗？他从哪弄顶将校呢军帽？""嘿这小子有点路子！"陈津龙抬头挺胸走在校园里，往日的卑微晦气不见了，几个红卫兵从他身边过，不禁回头望望，眼里露出狐疑的目光，"这个反革命还戴军帽，还是将校呢的，行啊！"

军帽在陈津龙头上戴了一整天，一刻也没有摘下来过，这顶将校呢帽子仿佛是他今天的护身符。

放学了，我在事先约好的路口等他。过了好长时间，才见他从校门口慢慢出来，全然没有往日麻溜外逃式的离校样子，不紧不慢，不卑不亢，一幅无所谓也无所惧的架式。当他把军帽还给我以后，我从他高兴的脸上看到他内心有一份胜利感、自足感、自信感。我想，能让陈津龙扬眉一天，这盒恒大烟钱也算值了。

1970年5月我们"毕业"分配了，10日那天，陈乘上西去的列车去了山西，以后在晋南生活了很长时间。7天以后，我乘上东去了列车，去了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