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年华留在长子

11月5日参加知青联谊会感慨万千，看着一屋子曾经那么鲜活稚嫩而又少不更事的面孔，仿佛就在昨天，仿佛还停留在东田良火车站，在等着马车汽车把我们分批分拨地送到乡下各村……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饱经沧桑的容颜，稀疏花白的头发，腰弯背驼步履迟缓。我的心中不禁涌出一股酸楚的滋味。但理智告诉我，这是真实的，也是必然的。三十六年的岁月在我们的肌体上留下的历史烙印完全符合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我们就该是今天这样一副模样，这一切才是最真实可信最自然无华的现实：我们确实老了——除了我们的心。

插队生活的经历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无论是苦与乐、利与弊、得与失都可能不尽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以为，无庸置疑可以让我们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我们插队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命运起程点，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的命运轨道无不是从这个点开始运转的。这个“可怕”的点最终延伸的结果的确成就了不少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同样“毁灭”了一些人,尤其是当年学校里的三好生们。在志得意满无忧无虑天之娇子般地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后，突然遭遇上山下乡强烈的冲击而产生无法承受的心理落差，以至影响了一生，心灰意懒只落得庸庸碌碌昏昏沉沉度时光，这样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还能欢聚一堂，还能兴高采烈地畅谈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这就是福分啊。每每想到那些已离开我们远去的同学，我的心中就会默默地告诫自己要惜福、惜缘、惜命啊。

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不仅仅是在农村插队了两年多，即使离开农村到工厂也依然是在山西这块异乡的土地上生存了若干年。我在长子县连插队带选调进工厂一共生活了整整十年，我虽才疏学浅但还是想为自己这一生中本该最美好的十年光景简单地记录下一点东西。拿出来与有着相同经历的同学共同回忆，一起分享我们年轻的时光。----

选 调

1972 年10月我正在山东老家逗留，忽然接到天津家里寄来的电报，让我“速回津”，以便参加长子县的选调。

我回到天津一打听，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回村了，所以我也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大队。其实这时候同学们已经被告知了分配去向，我也被分到了长子柴油机厂。这里有一段后来听说的小插曲：原来长子县或是柴油机厂（我弄不大清楚）想留下我和另外两名女生（志诚、宛珍），大概是因为我们曾作为知青参加过县女子篮球队，算是“体育人才”吧。可惜两位同学“先下手为强”——大概是不甘心留在小县城吧——她们分别去了长治的合成厂和车辆厂。而我因为迟到了所以无计可施，只能老老实实地无法选择地进了县柴油机厂。

既然是已敲定的事情，我也就不去多想了（再想也是于事无补）。剩下的事情就是忙着整理行装，跟老乡们、下放干部、尤其是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离不开村的同学们好好地告告别。我们在村里的岭上坡下，住过的农舍前，劳动过的农田边合影留念。我们都有些后悔：怎么就没想到早一点多一点地留下些照片，直到要离开这里了才想起为那些过去难忘的艰苦岁月留下点永恒的纪念。

两年半的时光（当然，还包括在天津探亲的时间）在生命的长河中应该算是相对短暂的一抹光阴，但却是任何一位有过这段历史的同学都不会淡忘和漠视的。当年的我们不可能意识到这段时光对于我们有多么深奥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一生能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对已年过半百的我们来说，谁能不承认这两年多的时光是我们生命之树中最粗重的“年轮”哪。

“ 选调”对我来说就是；从此告别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变成了“三班倒”的工人阶级。还有就是从“广阔天地”（即又广又阔而且露天的庄稼地）里从事简单的劳动，变成了在风雨吹不着日头晒不到的车间里从事复杂一点有些技术含量的工作。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从此由农业人口转变成了非农业人口，是个“城里人”啦，这在当时来讲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同学们才急不可待地、慌不择路地、只要是能离开农村进工厂就义无返顾地、“大胆地往前走”了。在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安排”的年月里，“选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音了。

于是在1972年的11月，我走进了长子柴油机厂。

学 徒 工

当年分到这个厂的知青同学一共是20位，其中15个女生5个男生，分别来自不同的公社、大队，但却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到长子的天津人。

柴油机厂当时有300多名职工（不到两年又发展到五百多人），主要生产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发动机。这个厂是当时县城里屈指可数的国营企业。这在当时可是很有“含金量”的。这个厂的职工主要来自县城的子弟和附近的农村（当然，在当地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才能进这个厂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长治市工矿企业的一些子弟。我们虽然只占人员中很小的比例，但进厂后不久，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为人之道乃至普通话口音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却是不可小视的。

我以为；毛泽东上山下乡政策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城市青年接受到农民的所谓“再教育”，而恰恰是城市的观念为落后闭塞的农村带去了一股新鲜的气息。我们尽管没有刻意地想去改造些什么，但在潜移默化之中我们还是起到了播撒文明、进步甚至“时尚”种子的作用。

我比较幸运，因为和淑娟、淑华、刘威三位同学分到了相对好一点的机加工车间。我被分到了平面磨工种，每天向师傅学习加工柴油机上的汽缸盖和其他一些零部件。平面磨床不是很难掌握的技术，不到半年我就能独立掌握技能并和师傅倒班干活儿了。但工资还是学徒工的标准，从第一年每月18元到第二年19元再到第三年的21元才算熬完了这漫长的学徒生涯。不过出徒后的工资也不是很令人鼓舞：每月只有28元。等涨到每月32元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我现在提前退休在家每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一种是受之有愧，另一种却是心安理得。细细想来：受之有愧大概是因为觉得应该再为国家多做几年贡献才对（有自做多情之嫌）；而心安理得大概就是因为在长子工厂时被剥削得太狠了点，所以也就因此而抵消了一部分愧疚之心。

进厂时因为新宿舍还没有完工，所以十几个女生只好先挤在一间大仓库改成的宿舍里，睡的是大通铺——比住在农村时显得还拥挤。有变化的地方就是拿饭票到食堂买饭吃，穿上了统一的工作服，开始了学徒工生活。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才搬到三人一间的宿舍里。

艺不压身、学了就有用，这两句话的确有道理。我在六年级时参加了浙江路小学女子篮球队（之所以冠名是因为这只球队当时是很有名气的，梁宛珍就是当年的主力队员之一），就这仅仅一年的篮球训练却让我这一生都获益非浅。插队时得以逃脱艰苦的劳动，在县城、鲍店逗留了一个多月打比赛。进工厂后被选入县篮球队，脱产参加晋东南地区的职工篮球比赛，又趁机到各地走走看看地过了几天轻松日子。总之，这点篮球底子给我在平淡的岁月里凭添了几分快乐，这可是我当初学篮球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离开农村进工厂，这角色上的转换所带来得新鲜感、兴奋劲没多久就过去了，日子开始一成不变地一天天地过着。伙食很差，工资很低，环境很小，知心的朋友也很少。人们都习惯地把青春比喻成黄金时代，我却是总也找不到这种感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依然如是。我以为我这一生中最浪费最不懂得珍惜的就是这段本该是黄金般的年华。拟这篇文稿的题目时，本想写成《青春年华‘丢’在长子》，可又觉得有点太悲观了：好歹也是十年的光景，也包含了苦辣酸甜的滋味和这么多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呀。所以又把“丢”改成了“留”。

学徒工的生活是乏味单调的，大环境是“林彪事件”后最混乱、最晦黯的时期，小环境是一群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有劲没处使有心没处用白白耗费着宝贵青春年华的时段。

搞 对 象

为什么不说交朋友而说搞对象呢？这是因为我自认一过了二十岁就算是大人了，而且也有了正式的工作和虽然微薄但毕竟稳定的收入；有了择偶“资格”，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日子过得太没意思，不找点什么事做真能把人郁闷死了。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自主去做的事情，大概只有搞对象才是可以自己操纵的事情。交朋友是属于闲情逸致浪漫的事体，而我在那个时代里只学会做些实打实的事情，所以也就目标明确地选择了一个对象。而且不仅是我选择了这种方式打发无聊的时间，我的伙伴们也同样走了这条路，各自挑选着适合自己的“人选”。

我们进工厂时因为男女生的比例严重失调，而众多女生又几乎是清一色老实巴交不出大门的主儿，所以找对象也只好局限在这个小天地了。最终结果是有11位女生在天津人之外的人群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比例的异乡结缘的典范了。我记得当时也有长治等地的男生来我们厂找寻“女生资源”，但不知怎么搞的，或许是“骨牌效应”，反正就这样一个个铁了心地要当“ 王昭君”（包括我在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说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就那么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嫁给了长子。不过以当时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时至今日“成活率”也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结果来看，我也就不该对当时的选择妄加评论。大概这就是凡人不可知的命运和缘分吧。

不到一年的光景一块进厂的伙伴差不多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果然搞对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了一些，可以一起吃饭看电影（两毛五分钱的炒饼一毛钱的电影票）、一起逛街购物（一条街一个百货店）、一起出双入对招摇过市（自我感觉良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更可以在不顺心不高兴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吵上一架出出邪火（除了跟自己人不讲理跟别人可不敢放肆），就这样，我们苦中作乐、乐中有苦的各自“搞”着各自的对象。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

结 婚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搞对象的成功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和大家每天朝夕相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即使有点风吹草动也逃不出视线以外，况且那个年头是人盯人的时代，谁也不愿整出点事来当人家的闲谈资料，所以选中了对象就一条道走到黑，即使有些不合适也只好靠彼此痛苦的磨合来消除障碍达成“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高成活率正是和恋爱时的“千锤百炼”分不开的。

朝夕相处就等着公开证明一下的婚姻结起来也容易。首先要占领一间宿舍。再从天津托运来一只双人铁床。手巧的自己打点家具，手笨的就从天津寄个高低柜。用自行车瓦圈弯成三脚架安个桌面再铺块台布（很洋化了）。做四条线缇或软缎的被子。当然还要摆上知青的随身标志——大木箱。另外一口水缸也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有了这些就基本上算是蛮不错的“新房”了。

当年同学们几乎是前后脚地结婚，有在婆家操办的，有回天津旅行结婚的。我是自己为自己操办的，76年大地震闹得人心惶惶，我也不想给家里添麻烦。到年底我自己回津采购了一大堆急需物品托运到长子，收拾好新房。77年元月6日我自己扎上围裙，做了几桌饭菜宴请了一些工友同学朋友，就算是结了婚，就算是当众证明了合法夫妻的身份（结婚证早在一年前就托人领到了）。

和单身时最大的区别就是每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排十来间宿舍每家占一间，同学之间又成了近邻。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我们每家不仅房型相同连家具摆设都大同小异，要不是窗帘多少有一点差异走错门的概率肯定不低。

平心而论，婚后的日子虽然依旧清贫，但心情还是不错的。尘埃落定，再也不用为一些莫名的烦恼纠缠，有了属于自己的一角天地可以放松身心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而女生们的聪明才华也发挥到了极致，愣是把每月只几十元工资收入的穷日子过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而且不仅让自己乐在其中也让自己的另一半尽享了创造成果。

自古以来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我们赶上的那段历史时期却偏偏砸烂了这个讲究。那个年头因承受不住“出身不好”这座阶级大山的压迫而上赶“红五类”的大有人在。我总爱这样的安慰自己：在那段畸形的年代里，我们没有孕育出时代的怪胎就已然阿弥陀佛了。

我认为，是否拥有一个白手起家、相互扶持、同甘共苦、共同建立小家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婚姻基础所在。时过境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年的婚姻组合，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我们每个家庭依然完整和谐地走到了今天，这虽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奇迹，但的的确确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个中的甘苦只有自知自明。我本人就有过这样刻骨铭心的体会：抛弃一个人不算太难，但连同这个人一起抛弃的还有伴随着你几乎一生的记忆、经历、磨难、痛苦还有快乐，那我就会有几分不舍。坦白地讲，我们每个人未必都从当年的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付出中得到了相应的幸福和快乐，但却又都是这样不离不弃相依相伴地走到了今天。这其中的玄机谁又说得清、理得顺呢？就当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吧，不是已经顺其自然并且也算顺利地走到了今天了么。

生 孩 子

现在和我保持联系的老同学大部分是在柴油机厂时期的同事。我们这些女生从进工厂那一刻起，在以后的几年里生活几乎是“齐步走”的。我们先后搞对象，前后脚地办婚事，不久之后又相继怀孕走进母亲的行列。

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拿“过家家”来比喻当时的成家立业似乎有些牵强，但说我们先知先觉什么都懂也不切合实际。我们就是这么稀里糊涂排着队似的怀上了各自的孩子。全然没有像韩剧里得知怀孕后的那种喜悦、兴奋和激动的感觉，不仅如此，还羞于公示于众直到被眼尖的人看出来才算公开了这个秘密。

怀孕的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头，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这时候各家的男人们该大显身手了，能从果园里拉回一筐苹果都算本事，更不用说走后门多买点肉回来了。我们远离父母独立生活在异乡，什么常识也不懂，什么忌讳也不讲，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好在那时除了炉子里的一氧化碳是有害气体外，有污染的东西远没有今天这么多。我们的宝宝也懂得体谅母亲的难处都安静地依附在母体内，乖乖地等待着分娩的那一刻。

今天的年轻人从怀孕之日起就要定期体检。而我们那时都已经六、七个月了才到接生婆家里让她用类似小喇叭的一个工具贴在肚皮上听一听胎心音。相对当地的医院，不知为什么我们一致地更信服这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上点岁数的接生人员。而且我们大部分还都是在各自的家中分娩出婴儿的（这一点我们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后怕得要命呢）。我临产前曾到长子县医院考察了一下，当时是12月份，寒风刺骨，可产房里的窗户却漏着大窟窿。原来每一个需要在此分娩的家属要自己去贴窗户纸，看着一切都是那么的冰冷简陋，我的心也凉透了。于是毅然决定到时候请接生婆来家里帮助接生。我在床的四周围上布帘，准备了一些必需品，就在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产房”中等待着女儿的降临。77年12月的下旬我在阵痛了二十多个小时后才费尽全身气力生下了八斤多重的女儿。冬日的傍晚时分，工厂里恰巧停电，女儿是在点满烛光的家里降临人世的。

这一刻，我终身难忘。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分娩前悲喜交加的心情一直折磨着我好长时间。因为就在我怀孕不到七个月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母亲本打算来长子帮我一把的，谁料到10月8日晚突患脑溢血一下子就永远地离开了我，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遭遇到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我拖着笨重的身体带着悲痛欲绝的心情，急匆匆地赶回天津和母亲的遗容见了最后一面。

一个月后，我又重返长子，因为火车误点只好从东田良搭汽车到长子化肥厂，又找朋友借辆自行车，丈夫推着行李，我们徒步走在阴冷的小雪中，在泥泞湿滑的公路上足足走了十里地。走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刚一迈进家门就情不自禁地嚎淘大哭了一场：为我去世的母亲、为我刚刚走过的今生今世最坚苦卓绝的十里路、为我尚未出生的孩子就已经陪伴着我走了这么一段痛苦的历程。雪后泥泞的小路上，融化的雪水湿透了棉鞋，彻骨的北风，无光的夜路，悲哀的心情还有那笨重的躯体，每走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这永生难忘的一幕，就是写到这里的此时此刻还依然清清楚楚地感觉得到那痛和悲。我一生中的悲苦大概都在那一晚释放完了，我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经历过那么悲惨的情景了。

养 孩 子

我怀孕时几乎没有害口，什么都想吃都能吃，所以孩子很健壮。事后我常想，如果不是后来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我可能还没心没肺地瞎吃，那孩子还不知要养多大了，幸好接生婆有经验，否则我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了。

当时接生一个小孩大概只要几元钱，我因为待产时间太长还多付给她两元钱。要是放在今天，不花上万八千块我的女儿怕是难以顺利见天日的。

坐月子的感觉很不好，主要还是心情悲伤，总想哭、总委屈、脾气也不好。幸好丈夫给予体谅，精心照料百般呵护，才算没落下什么月子病。

“挪窝儿”的时候又闹了回“悬儿”，孩子爸把我们娘俩送到一个“关系户”家（太原下放干部）。当时刚下了一场大雪，我一个月没出屋，出门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只觉得十分刺眼，却不知做任何防护措施。结果眼睛不舒服了好些日子，我直担心怕因此把眼睛弄瞎了。

现在我们这些人凑到一起闲聊起当年生养孩子时的无知无畏胆大狂为不管不顾的做法，都不知说自己点什么好。说好听的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难听点儿的整个一个“大脑进水”，也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

出了月子心情也好了许多。孩子喂养得很健康，我们几个“女生”都是休息了三个多月才去上班。厂里当时还没有托儿所，我们只好从附近农村找一些小女孩来家里帮助照看孩子，其实她们也不过是十几岁大的孩子。不过农村女孩都很能干也比较朴实，不足之处就是卫生差一些，好在这一点还能补救，给她们一些旧衣服让她们勤洗洗换换也就将就了。小保姆都是辍学在家又不够挣工分的年龄，所以就一个带一个地出来打工了（这似乎应该是最早的打工模式）。她们每天早上来下午走，要等到我们下班才能回家（那时正搞批林批孔反右倾运动几乎天天开些没用的大会，开会时工厂锁大门我们心急火燎的就是回不去）。每个月我们只付给她们七元工钱（这是统一价码），虽然钱不多但对农村来说也算是现金收入了。之所以为这些小女孩写上一笔，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她们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的小孩少受了一些罪，一年以后小女孩到了下地劳动的年龄就不能再帮我们看小孩了。不过她们和各家的小孩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别时抱着各自看过的宝宝到长子照相馆合影留念。

后来我们只好又把孩子送到老乡家看管，早上送去，隔着院墙听到孩子的哭闹声，搅得一天心情都不好；下班去接，看到孩子与一院子的鸡狗猪兔玩儿在一起，心里也不是滋味。直到厂里在母亲们的强烈要求下（主要是天津母亲们）建立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

女儿的诞生给我平淡的生活添加了不少的乐趣，带着她在长子中学的操场上蹒跚学步、听着她咿呀学语，抱着她晚上挤在人群里看露天电影，我们哄着她，她也哄着我们，就这样又把单调的时光打发走了两年。女儿小时候长得又胖又高体质非常好，性情智商都不错且不爱哭闹有人缘，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女孩。

过 日 子

“抓革命促生产”搞了半天，反倒让工厂越来越不景气，拖延几个月发不下工资成了家常便饭。那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长治拖拉机厂快点拉走我们厂的柴油机——这样离发工资的日子就不远了。

微薄的工资不仔细地计划使用是绝对坚持不到月底的。我每月都要把到手的工资分门别类的装进七、八个小纸袋里专款专用（买粮、买副食、买菜、托儿费、“文化娱乐”开销、日用品等等，好在我们住在厂里从来不交水电费）。那时每月花几毛钱买本《文化与生活》、《青年一代》、《故事会》、《大众电影》、《小说月报》等刊物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但不可能每月每本都买，同学之间就互通有无相互借着看。另外那时候既没钱也不兴请客送礼贿赂人，红白事的份子钱也是有限的一点。可那时候的人情味却是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的，要厚重得多，要单纯朴实得多。我在生活中学会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仅和老同学们和睦相处，就是和当地人的关系处得也比较融洽。况且我们的另一半和当地人打起交道来比我们更有方便之处，而这方便带给我的是：去长子县俱乐部看电影几乎没买过几次票、买肉时少花肉票多割肉、西街屠宰场的下水只要有钱就能买上、在粮站也可以不按比例多买出几斤白面、副食品公司来了紧俏的白糖奶粉也能抢购上两袋。另外还有几家“堡垒户”，偶尔去人家串串门打回牙祭的时候也不少。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些了不起的“特权待遇”了。

此时我回忆起在长子度过的那些单调乏味甚至还是很贫穷困难的日子时，苦难的滋味已然淡漠，倒是围绕在我身边曾给予我哪怕是微小的一点帮助；一句关爱心疼的话语；一点点哪怕是怜悯也罢同情也好的爱护之心，都让我此时的心底泛起层层的暖意。大概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缘故，所以我非常重视营造自己身边的人情味，即使缺失也要想方设法地多寻求一些，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冲淡我那浓浓的离乡之愁。我在山西一共工作生活了二十六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义无返顾的在那里流连这么久的时间，这份来自异乡人的细雨润无声般的关心爱护也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我走入社会后独立生活能力基本上表现的还不错，甚至连自己有时都惊讶自己怎么就胜任了这么“穷困”的日子。究其原因还要归功到一场浩劫之中：文革初期我家就在被抄之列，抄家过后只剩家徒四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父亲先懵了，我和妹妹也惊吓的不知所措。只有母亲以她豁达的心胸说了一句朴实的话：东西都是身外物，只要人没事就比什么都强。这句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这句话支撑着我们家继续过下去。家里的财产没了，父亲的工资被减发一大半。这个时候，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台词有了见证的机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我就真的当起了家：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向邻居们学习粗粮细作（父亲的定量只给粗粮）、学针线活儿、学织毛线衣、学缝缝补补、学会了蒸馒头发糕包饺子（只买一毛钱的肉，母亲含着泪咽下了我和妹妹第一次包的饺子。这样的往事怎么就一辈子都忘不了呢。）学会了在艰苦的日子里替父母亲分忧解难。只这一次浩劫就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懂事了许多、学会了许多。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杯“酒”垫底，所以以后也就“什么样的酒都不在乎”了吧。

寻 求 出 路

80年初开始，工厂就已经不生产柴油机改成做电石桶、烟囱等杂七杂八的零活儿，越发不景气的工厂也越来越没了人气。加上知青大返城潮流的推波助澜，看似安定的心一下子被搅得乱七八糟，大家如大梦初醒，纷纷想方设法逃离长子。今天听说有人要办回天津，明天又听说有人办到了长治，而且不仅是听说是真的有人搬家离开了长子。开始我还不以为然，觉得只要有知青同学在我就留在这。谁知不到一年的工夫“树倒猢狲散”的局面真的出现了，一下子天津人走了一大半。我也沉不住气了——照此下去我还呆在这有什么劲哪。

可到哪里去，着实让我费了不少脑筋。有过想去深圳的念头（听人介绍过，说那里正是改革开发初期，将来会不错），但苦于没有盘缠最主要是缺乏勇气和胆识，结果放弃了今生最后悔的一次选择机会。回天津没有接收单位，丢掉工作又有些舍不得（关键是思想僵化，如果那时扔了铁饭碗在小白楼家门口摆摊，说不定就成了第一拨万元户啦）。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最保守最保险最实惠的去处。80年10底我离开长子调到新的工作岗位。

我今年还回长子柴油机厂（工厂已经倒闭了）看望了至今留在那里的一位同学，还在昔日的车间厂房里、住过的家属院里（都已经破败不堪）故地重游了一圈，不由得感叹，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原来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消耗光的。

我们进厂后赶上了柴油机厂最辉煌鼎盛、最有人气的时代，等到我们陆续离开的时候它却到了破产的边缘。短短的八年间我们就亲身经历了它的兴与衰 ，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我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个多么令人难以琢磨的不可思议的年代啊。

故事讲的不多题外话说的不少，罗里罗嗦一大堆竟还有词不达意的感觉。不管怎样，几天来带着老花镜用笨拙的双手敲打着生疏的键盘，整个身心思绪都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为自己、为一起走过那段日子的人们、为已远离我而去的同学同事朋友——马灿华、徐金刚、丁淑华三位的在天英灵，记录下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那一段算不上黄金时代的青春年华。

再罗嗦一点相关的话题

关于子女

我这一生还算露脸的一件事就是养育了一个比较聪明、孝顺的女儿。而我为她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五年级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把她从山西办进了南京路小学借读。虽然母女间饱尝分离之苦，但城市的教育体系和当地企业的子弟学校终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值得欣慰的是女儿也十分珍惜而且充分利用了优质资源，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天津一中（天助我儿，恰在此时落实知青子女户口政策，女儿才有资格在津上中学，这也是女儿“沾”了我一个最大的光）。

女儿10岁离开父母到天津寄住在我父亲家中，从五年级开始一口气顺利地读完了大学。学业上靠她自己努力，家长会靠我大姐代劳，我除了多写信以外其他什么忙也帮不上。无形之中最直观的好处就是锻炼了女儿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毕业后到北京自谋职业进入外企工作，现工作定居在上海。总之我有一个省心的女儿，这是周围同学唯一可羡慕我的地方。

之所以说起这个话题是想借机说明一下，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像今天的父母如此这般地溺爱娇惯子女，但我们的下一代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起码也都是懂事的孩子。这说明作为父母的我们在潜移默化之中甚至在遗传基因中还是有不少优良的品质传给了我们的后代，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和公民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从小到文革前十几年的正统规范的教育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做人准则为人之道多多少少总会留有这种烙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今天我们能沾点子女的光也算是对我们的一份回报吧。即使赶上有几分不尽如人意的子女也大不必为此伤心烦恼，“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况他们也都快陆续地走进“而立”的行列。我们这些老兄弟姐妹们倒是应该常聚聚常乐乐，想一想怎么才能把我们生命中的尾巴编织的更加美丽漂亮些。

关于户籍

在五十九中学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到不愿意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学生家中作动员，主要的任务就是动员他销了户口到农村去。我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在桌子上摆着毛选四卷和一个大茶缸子，他口若悬河大道理说得天花乱坠，可就是不离开天津（大概就是因为舍不得销掉城市户口吧）。这件事虽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临下乡前到小白楼派出所撕下自己那一页户口时却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从这一刻起在户籍的意义上我已经不算是天津人了，而拥有这样身份的时间仅仅是17年多一点儿。当时我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只是很轻松地走出了派出所，忙着整理行装到农村去。

大概就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我一直都没有为户口的问题过多地伤过脑筋。我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以天津人自居，无论在哪里只要被人问及出处，我总要从插队到山西说起。结果是在山西人家看我是天津人，在天津别人当我是外地人（户口工作在外地）。我自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虚荣心，不知这种不忘标榜自己是天津（城市）人的做法算不算是虚荣。

我退休后在天津生活定居了近十年，户口、身份证、养老金关系都在山西，尽管生活上也常有不便之处（想出境旅游都得回趟山西办护照）况且身份证上的住址（不真实）和实际居住地也差着一千多里地。可我不管这些，我才不会为当初那么容易就撕掉的一页纸，现在再重回户口本上的天津再去费半点力气。就此我曾笑谈：只要火化场不强调户口所在地的问题就都不算问题了。

之所以聊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不知道同学中有没有和我类似的状况，是否也如我这样的无所谓。如果您认为有所谓，甚至为此还曾有过烦恼的话，在此我要奉劝您一句：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这都是历史带来的后遗症，岂是我等一介草民能够手到病除的。所以力不从心的事情到了我们这把年纪还是少做一点的好。不知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