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以前的故事

王丽文

2006/12/12

借小屋的平台，足足过了把“一吐为快”的瘾。之所以不断地挖掘着自己的故事（经历），绝对没有想当众“赤裸裸”暴露自我的用心。其本意无非是在我的故事里也同样包含了你的、他的故事。我们是同龄人，是同一个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我所经历的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事件中都一定会有你似曾相识的记忆和身影。今天我又翻找出退休后闲余之时写的比个人简历略微复杂详细一些的人生记录，节选出20岁以前这段历史经历，在键盘上敲打一番，贴出来，让同学和我共同回忆一下小时候的故事，看看我们是不是有着近似的“遭遇”和经历。

童 年

依稀记得母亲曾讲过，我出生的时候是个寒冷的季节，那天又正赶上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母亲在邻居阿姨的陪伴下走到河西中苏友好医院（后改名为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我就降临到了这个人世间。我出生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四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告一段落；抗美援朝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百废待兴的年代。

我能记住的童年就是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做手工课听阿姨讲故事听小喇叭广播做操玩游戏，晚上坐在家门口等妈妈开会或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回来也是常有的事。小时候也淘气，额头至今留有两块小疤痕，似乎还记得被家人急匆匆送往医院的情景。还留有印象的就是那几年正搞大跃进，人人都要参加劳动；我母亲就在家里干过剪地毯、揉卫生纸之类的活儿。好像我和姐姐也帮着干过一点儿。胡同里紧挨我家院子的是一家做指甲剪的小作坊，总在门口放一口大锅，不知里面熬的是什么东西。烟熏火燎伴着丁丁当当的敲打声，给人一种心浮气躁的感觉。还有“除四害”大人们上房顶敲脸盆轰麻雀、街道开办集体食堂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母亲那时做街道工作，总是非常忙，也是和这样那样的运动非常多分不开的。再有就是三年节粮度荒时期，放学后，帮家里拾捡白菜帮、排队买豆腐渣，晚上吃完饭我妈就让我们赶紧上床睡觉不许再玩了，唯恐我们饿了又要吃东西。那时最怕家里来客人吃饭，担心定量吃不到规定买粮的日子。

小时候也有我感到高兴的事，那就是和胡同里的小朋友一起玩儿“过家家”。我们用泥巴捏成小锅小碗小炉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大方块，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小家的领地，然后再划出门窗的位置，最后在方块内画座椅板凳画床铺（把娃娃放在上面）。我们小女孩要和小男孩组成为“小两口”，学着大人的样子用菜叶做饭，抱着小娃娃互相串门，凑不上小两口的就负责卖东西。我们用纸剪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写上元、角、分，就是用来买东西的钱。我最拿手的是用硬纸盒做秤盘用筷子刻上道道当秤杆，再从家里偷着拿一点米面豆子出来，这是每次玩“过家家”时我必须要添的道具。每次玩儿得时候都忘记了吃饭，要让家长喊上好几遍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上二、三年级时我们还经常利用星期天玩一次这种游戏过把瘾呢。

我总在想；我这个人一向对家庭很在乎、很讲究，是不是和小时候常玩儿“过家家”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小时候一起玩的几个小伙伴，都已是人到中年，有大本事大出息的虽然一个没有，但论过日子操持家务却都是行家里手，而且家庭生活都还算温馨。这大概也是“过家家”游戏带来的一点辅助功能吧。

这些都是留在童年的记忆里比较深刻的往事，但对身为商人的父亲被列为公私合营对象的事情我却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大概太小了还记不住事哪。所以我总说记忆这玩意儿是把双刃剑，“好事”记不清“坏事”忘不了，没留下印象的就是没记忆，想也想不出来。而烙下印象的就是留下记忆，想忘也忘不掉）。

小 学 时 代

我的学生时代严格的讲，就是这完整的六年小学。我是在浙江路小学上的一年级，当时因校舍不够用，所以我们一年五班刚开学时是拿着小板凳，在校外胡同的一间大房子里上的课。过了半学期之后才搬到学校的地下室。昏暗的教室每天都要开着灯才能勉强看见黑板上的字，直到二年级以后才算正式坐到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也许因为这些先天不足的缘故，我们班的整体素质和组织纪律性都很差，尤其是五年级时的班主任，体弱多病总请假。代课老师几天换一个，这个班就更成了“老大难”。不过，到了六年级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学校启用了一位出了名的厉害老师范鹰当我们班主任，刚开学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先严肃整顿纪律，后严格要求学习成绩。果然严师出高徒，只两个多月下来我们班就前进了一大步。如此一来范老师的名气更大了，多差劲的学生在他的调教下都能变的听话有出息了。 范老师是个大胖子，能说会唱还会打篮球，是我们学校女子篮球队的教练。

我在小学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而且兴趣很广泛。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唱歌舞蹈入不了门，但参加了几次朗诵比赛，也算过了把登台表演的瘾。

小学里值得我骄傲和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六十米跑步第一名!所以在五年级的暑假里被选进校女子篮球队参加集训——整个暑假几乎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我每天清晨五点就要到学校跑步训练，有时还要跟着球队到其他小学、有时还去中学参加比赛。在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参加了天津市小学生篮球联赛，并且取得亚军的好成绩。当时我们球队只有十二名队员，要求是不仅会打球，而且学习成绩各门功课必须在八十五分以上才行。那一年每天过的都特别紧张，既要上课写作业又要利用课余时间训练，有时还要参加比赛，简直成了“小忙人”。不过学校里就我们这几个特殊人物，显鼻子显眼的，小小的虚荣心也得到一些小小的满足。况且范老师既是我的教练更是我的班主任，我只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行。可以说整个小学阶段，就是六年级带给我的教诲、知识、磨练、见识以及能力的培养是最多最好的，也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由于学会了打篮球以至于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使我受益非浅。

临近小学毕业前夕，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校园里革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无法再继续上课读书了。 范老师也因一点历史问题而大祸临头，批判会、斗争会没完没了，遭此厄运在劫难逃。又过了几年，听说范老师患癌症去世了。

我的小学生时代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结束了。

我 的 少 年 时 代

讲到自己的少年时代，不能不说到文化大革命。

正当我们期盼着小学毕业，憧憬着升入重点中学的时候（我当时想报考天津女一中，我在这个学校打过篮球比赛，留下的印象特别好），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一切都了无秩序可言。当时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破旧立新，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十一次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有百万人之多。毛主席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小将的斗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时间甚嚣尘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的诗情被当作造反、动乱的“根据”。先是红卫兵批斗资本家，“砸四旧”抄家，游街；后是揪斗当权派、“走资派”。随着争斗的不断升温，造反派之间的派性分歧升级为武斗，各地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整个中国似乎脱离了正常的人类世界。到处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硝烟散尽，紧接着就是一场旷日持久毫无意义的大内耗。这场历时十年的“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后遗症是几十年以后都无法肃清和弥补的。

至今我都认为；文革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间的是非黑白颠倒了，把人应具备的真善美的品质给折腾没了------这些才是最最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父亲因在解放前经过商，有过自己的铺子，所以也就成了文革中的资本家，虽没经历批斗游街的折腾，但抄家这一劫是绝对躲不过的。抄家行动是从八月中旬开始的，在这时我经历了一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头天我去她家玩儿还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第二天再去，她家几乎被大字报糊住了门，她的父母亲被剔了光头，脖子上挂着大匾（她家的老字号）跪在大八仙桌子上正挨批斗，而且是让她兄妹几人轮番去打骂批判自己的父母亲。我看到这一幕当时就感到心惊肉跳，十分恐惧。再后来，她的爷爷跳楼自尽，她家被扫地出门搬到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室去了。从看到这一切之后 我就总做噩梦，有一夜又被惊吓的哭了起来，母亲发现后就到我床前询问为什么，我就把这些担心害怕的事说了一遍。记得母亲当时紧紧搂着我一字一句的叮嘱；如果批斗我们（指爸爸妈妈）红卫兵让你打你就打，让你骂你就骂，千万别和他们对着干。这就是搞运动，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乱一阵就没什么了（母亲这一次的预见失灵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的运动一乱就是十年，而且几乎要了她一条命。打倒“四人帮”刚一年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家是在 八月二十七日 封的一间房子。母亲在家等了两天见红卫兵没来就去上班了，但要求我哪也不要去，老实在家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我的神精大概总处在紧张状态，所以一听到有敲锣的声音（牛鬼蛇神自己敲锣走街串巷或领着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就害怕的要尿裤子。直到 九月三日 这天下午总算把抄家的人马等来了。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带着十几个大小伙子（十八中的红卫兵）挤在院子里站都站不下，只好又撤走一个班，也许他们以为是个大资本家了。说是“抄四旧”其实和搬家差不多，房子里的东西几乎全拉走了。邻居小孩告诉我说；你家的东西装了满满两卡车比某某家拉走的还多。我却像完成任务似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等抄家的了。

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战果累累的总算走了。我看到的下一步情景是父亲让邻居小孩到隆昌兴买了三毛钱的猪头肉在喝闷酒，而母亲却在忙着收拾残局，还不时貌似乐观开心地说；真不错，还留下几件能穿的衣服等等之类的话。这一幕至尽在我的记忆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从那时起母亲豁达乐观的性格和父亲懦弱狭隘的表现在我的脑海里有了抹不掉的一页。

这次抄家令母亲感到十分痛心的损失就是红卫兵撕毁了三大本她珍藏已久的像册，那里面几乎记录了她一生的足迹。母亲非常难过地试图把一大堆撕毁的碎片拼起来，但是已经不可能恢复原状，只好无奈的忍痛将这些破碎的照片付之一炬，足足烧了一脸盆灰烬。现在回想起来对父亲当时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也有了几分理解，他从做学徒开始到当上掌柜的没有几年就解放了，家产虽不多也是凭着多年苦心经营才有了这份家业，一下子全化为乌有，也确实够他心疼一阵子的。抄家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四岁，也许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家产被抄光了而感到有多麽伤心，甚至还幼稚地以为自己也成了光荣的无产阶级。虽说以前也从同学的眼光里看到不少羡慕我有一个物质条件不错的家庭，但是在文革中财富就是罪恶的代名词，所以穷到一无所有的份上日子也就过的塌实了。其实以后的日子才让我真正体会到穷苦的生活才是罪过哪，尤其是人为造成的苦难生活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文革中讲究出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幸好我们这一条胡同里找不出一家所谓的“红五类”，每家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都不够当红卫兵的资格，所以就都成了文革逍遥一派。孩子们学也不用上了，倒是学会了帮大人过穷日子，当时父亲的工资减了一大半，家里缺这少那，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了柴米贵，才一点点学会了过日子。我向左邻右舍的巧手学会了拿针缝补衣服作被子织线衣，学会了蒸窝头作面汤包饺子，学会了记每月开支的流水帐。节省下一点儿钱和妹妹买两根冰棍或是看一场电影，这已是极大的享受了。我还每天都把极其简陋的家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乐于干这些琐碎的家务活儿，就是不想去学校，因为文革初期校门口曾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狗崽子不许进学校”。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一句话甚至让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固执地放弃了许多再学习深造的机会（虽然也很后悔不该为这一句混帐话，损失这麽大，但当年自己就是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文革中还有二、三件事让我至今难以释怀：一是父亲在文革初期被勒令在每天穿的衣服上要自己缝一块小标志（白底黑字）上书“资本家某某”我每次看到都会产生出一种似乎把父亲钉在“耻辱柱”上的感觉。其实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家门口的商店里经常能见到带有标志的“黑六类”，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受刺激。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文革初期，就是煤铺不许给“黑六类”送煤。这下可怎么办哪!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都是家里特别穷或则是不会过日子的人家才自己去买煤。虽然当时我们家也成了穷家，可这面子问题还是一时难以克服，于是我和妹妹拿出上学用的书包去买煤球。一次只买十几斤（分两个书包装），并用纸夹子隔着以免露出煤球的形状，就像背书包似的背回家。每天一做完饭就赶紧把没烧透的煤球夹出来，留着下次用。幸好这个政策没执行太长时间就作废了，我和妹妹才免去了这份“难受”的罪。再有一件事就是在我家的粮本第一页赫然写着“黑六类”，这个标志的目的就是把我父亲每月的定量只限制在买粗粮的份上。这样一来每次买粮的日子就如同我的“精神受刑日”，写粮本的人每翻到第一页总要习惯性地抬头看看我。我不知为什么就立刻产生出一种无地自容的似乎有罪的感觉。为了那个该死的粮本我想不出是该一个月只买一次粮（少受刺激），还是每天都去买粮（快点把这个粮本用完）。文革中我肯定为这些看似不足为道的事情抱怨过父亲，以至于他曾对我说过；早知给你们带来这麽大的影响和负担，我就不该学什么生意去，打小日本不就没这些罪受了吗？事过境迁，我曾和妹妹就这些往事探讨过一次，为什么抄家这件大事不以为然地过去了，而类似“面子”的事怎么就过不去呢？我们是这样解释给自己的；抄家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轰轰烈烈一阵就熬过去了。可后来面临的问题是长期性的（大概有一、二年时间），是几乎需要天天面对的事，更何况少年时期的虚荣心是个多麽脆弱啊。再往深层追究一下，那些做法其实就是对人性人权乃至尊严的一种践踏行为，所以我们也才产生出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往事今天说出来决不仅仅是耿耿于怀，我实在是觉得；一个人在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无形之中会在潜意识里留下根深蒂固的影子，尤其是当这个孩子的年龄还不足以承受这些“遭遇”的时候，后果就更加可怕。当年（退休时）我记下这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留在纸上，希望我的脑海里以后再也不要去想、去回忆它了。我驮着这些想忘也忘不掉的包袱，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不是滋味，此时手敲键盘就像是对着同龄人、知情人痛快地扔出缠绕在自己身上多年的灰色包袱、黑色阴影；身、心都感到轻松了许多。但愿这些已被逐渐淡化的阴影真的会像一阵风似的远远地飘走，因为有阳光的日子终究好过疾风苦雨。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几年里我除了做家务以外也有不少自娱自乐的时候。那时候看电影是非常便宜的，虽说都是革命性极强的片子，但也算大饱了眼福；有时也去游泳或是用邻居家的铺板搭成案子打乒乓球，下雨天就打扑克或下跳棋。还有一件最耗时的事就是排队买东西，文革期间商品非常紧缺，好多东西都需要排队购买。有时为了买几条带鱼就要花费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买点青菜都要排队（现在和孩子们讲起那时候的故事，连自己都有种说上辈子事的感觉）。有一件对我来说至今受益非浅的事：我在不上学的日子里看了许多闲书。无论是中国的外国古典的现代的，只要是能借到的书我全看，而且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看。虽然有些书读的似懂非懂，但从书中享受到的喜怒哀乐使我冲淡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和无聊，同时对自己浅薄的文化底子也起到了巩固和加强的作用（那时都是从父辈的老朋友家借书，每次还要伪装一下；菜篮子下面放书，上面要放些旧衣服之类的东西，免得被“好事者”发现，那可就难免大祸临头了。文革初期除了“毛选”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看书的时候只许在屋里，不许去院子里，来了生人一定要先把书藏好，不许和别人谈论看书的事。这是当时母亲答应帮我借书时强烈要求我做到的，并且再三叮嘱。可想而知当时的“高压政策”是何等的吓人）。不过杂书看多了也不是没有一点副作用，我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习惯掺杂一些理想化色彩的东西，偶尔的异想天开，不切合实际的想

法或做法大概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书太多，又大都是一知半解的缘故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岁月在我的生命长河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还影响到我一生的命运轨迹。不过我今天还是要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幸好是在我不满十四岁的时候就发生了（赶上了）这场大“革命”，我总归还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还有几分无忧无虑想入非非的时候，还不懂得真正地去关心国家大事去为共和国的命运担忧，否则真难以想象该怎样度过那一段不可思议的日子。而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还能赶上这麽多的新生事物，赶上这麽好的现代化的小康生活，更有幸的是赶上了今天这样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随心所欲的祥和时光，我知足了。

中 学

1967年底，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相邻的四所小学毕业班整个端入了天津第五十九中学。这所学校距离我的小学母校只隔一条马路，也就是说我长到十几岁都没有离开小白楼这点地方。

中学时代留给我的记忆，是很散乱很没意思的一段时光。学习没文化知识；课堂没组织纪律；老师无心授课；学生自由散漫。糊里糊涂混了不到三年，还没等把26个英文字母记住（就学了几句；哦朗来夫土儿前门冒之类所谓的英各利士就完了），也没把数学的二元一次方程弄明白，语文也不过写了几篇斗私批修的小文章，就算落了个六九届初中毕业生。然后又把我们这批“出身”不好或家长有点“问题”的学生推到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上。

看着今天新生代的初中生，少男少女打的火热；奇装异服追逐新潮；苦读圣贤书的有之；厌烦念书离家出走也不是新鲜事。对此我几乎有隔世之感。我们那个时候男女生之间几乎是“授受不亲”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男女生有点亲近举止的就会被正直（统）的同学看作是大逆不道。服饰上不是一身蓝就是一身绿，哪敢像今天这样体现着个性，张扬着自我。那时候我们上课唯一要用的书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铺张纸（那时很少用报纸，怕一不小心把伟人像坐在屁股下，就极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也是当时最让人感到可怕的一件事）坐在操场上开批判会的时候比在教室里的时候都多。我们还不太懂世事，还分不清人间的是非黑白，却整天搅和在全民政治的旋涡里不知是该沉还是该浮。我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很低，只求自己在动乱的年头里虽然被影响的几乎成了文盲，但决不能沦落成坏人（其实对坏人是何许人等我也搞不太清楚，尤其在颠倒黑白的年代这更是个不好解的难题）。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虽同生在一个世纪，但时代的变迁、时代的飞速发展，的确在我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代沟。我们当年所经历的事情让今天的孩子们去想象，他们不仅会困惑不解说不定还会嘲笑我们的愚昧无知和胆小懦弱（就好比我无法理解；南京三十万民众为什么不团结一致抗日反而无辜被小日本砍头。我父亲对我的解释；你想的太简单容易，日本鬼子冲进来像杀鸡一样地宰人谁见了谁不吓掉了魂吓破了胆，那还有力气去反抗。就像如今女儿不解地问我；抄家时为什么不把姥姥的首饰装在口袋里或是藏起来一些，干吗要主动地上交给单位哪。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对我的解释。我明白这就是历史造就的代沟）。

此时坐在电脑前，敲击着我的中学时代，心情非常的沮丧和难过，要知道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花季年华，是应该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用大量知识充实头脑；是应该无忧无虑童心未泯地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尽情享受生活的年华，然而我当年所经历的却是那样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这大概也是今天已五、六十岁的人们总在苦苦寻觅，希望能重新焕发出自己的第二次青春的缘故吧。但我以为这终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论体态心态容貌情趣都是无法同日而语的。过去了就是没有了，失去的也不可能从头再来，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你赶上什么年代就感受这个年代给你带来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生活。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却又常常不能自说其圆的不可知的命运吧。

插 队 的 日 子

1970年5月10日是我这一生的记忆里都抹不掉的日子，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离开了生长了十七年的天津，走进了社会，走到了一片广阔的、贫瘠的、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我两年多的插队生活。

插队的日子既简单又枯燥，每天和农民一样扛着锄头下地劳动，偶尔晚上还要坐在烟熏火燎（农民抽的小烟其味之呛其烟之熏，刚开始真让我有些吃不消，闻惯了也就不觉得受不了了）的小学校里开批判会，当时全国正在搞什么运动我都记不太清了，反正大会小会总没完。

对于我们这些从大城市一下子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初中生们来说，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还是在思想意识方面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农村生活上的艰难贫穷，农民观念上的陈旧落后都是我们下乡前所始料不及的。毛主席当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倒是觉得农民从知青身上学到了更多先进的东西和观念。当然插队的经历也有使我们受益匪浅的地方；我们的意志品德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磨练、我们的心胸在广阔的田野上舒展的更加开朗、我们的素质，性格，为人处世的原则都在与农民的交往中受到了质朴善良的熏陶。我们也分享着劳动带给我们的快乐，春天播种、夏天锄苗、秋天收获、冬天平整土地。插队的经历使我们对农村不再陌生。

我和另外20名男生9名女生分到了岚水公社圪倒大队，然后又被分散到三个小队。我们村的男女生都很安分守己不敢惹是生非打架斗殴的，别看有号称“某某”的几个人，其实也只闻其名未见其声。比起其他村今天这新闻明天那消息的，我们就算是最平静的一个角落了。我们村的知青也很少去其他村串联，老老实实地挣那几个工分。除了为农村作贡献真的没有给大队添过什么麻烦，但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件有点动静的事；村里的赤脚医生福禄在小卖部里为点小摩擦就连踢带打地把一个女生欺负了，这下子把我们村的知青大大地给激怒了。大家群情激愤当晚就用小驴车拉着伤者，其他人步行三十里到县城找知青办告状。当年我们这一队孤独无助的人马借着皎洁明亮的月光，稀稀拉拉地走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上，心情很复杂也很悲伤。好多女生都哭了，不仅是为了被打的同学也为自己当时的命运。最终我们齐心协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完成了一件我们想做成的事情。事过境迁，现在回过味来；当时我们年轻的胸膛里憋闷许久的悲愤、怨恨、不平的怒火急需寻找一个发泄口的成分可能更强烈一些。

现在回忆起插队时的情景，我感到幸好插队时的年龄小，时间短，集体住，吃食堂，总有点下乡劳动的错觉。那时我经常盼着快点到冬天好回天津，先去天香池洗个热水澡，再去起士林吃顿西餐解解馋。我们女生那时虽然都长的很胖（像气吹的）可肚子里除了小米就是玉米面（还吃过四个多月的高粱面），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没有。所以直到今天看到这麽多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穷山恶水到城市里求生存，我是多少抱有一些同情心的。

现在再去回想当年是怎样一天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是怎样把那难熬的一天天度过来的似乎都不太清晰了。但我几乎天天都盼着清早能下雨，为的是不用出工好睡个懒觉，或是在下雨的日子里，我占住窗台把枕头当成一个舒服的座位把窗台当成写字台（长子老乡家的窗台特别宽）爬在上面记日记写家信抄诗词，这都是我很愿意做的事情。再有就是临批准我回家的那几天，简直是度日如年。我就在老乡家的土墙上（女生住的是四清时退给大队的民房）用刀子一天刻一道，有时要刻十几道才熬到回家。饿肚子的印象不太深，但每天喝冰凉的井水，把肚子喝的像扣个锅似的样子（肚涨）我至今历历在目。这一页是那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插队岁月虽然只停留在我们身上两年多的时间，但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驿站。而延续到今天的朋友中最真诚可靠无私无悔的还是诞生在插队时的那块土壤里的友情。为了这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付出当年的苦与累，值了。

1972年11月底在我即将跨入二十岁之前，我结束了农民的生活模式，又迎来了当工人的生涯。

后记

我从五、六岁记事到不足四十五岁离开工作岗位，似乎感到自己已脱离了社会人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所以想写点什么或是想记下点什么，其内容里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言，其本意也无非只是想把我所经历过的至今还难以忘怀的陈年旧事叙述一下。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产物，我们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乃至人生观的形成都离不开这段历史所烙下的印记，这也正是我所想记下的一点东西。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恍惚之间我已过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而这五十多年的岁岁月月也恰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岁岁年年。我们伴着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成熟，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无论历史如何待我，我还是要感谢历史，感谢父母给予我的生命，感谢所有和我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的人们以及他们所给予我的关怀和厚爱。扪心自问，我很知足，我也很快乐，因为我今天依然健康地活着，活着就可以享受到阳光、大海、美食、音乐，就可以感受到人间的温情暖意、悲欢离合、就可以体验到现代化生活带来的乐趣和欣喜。所以我知足我快乐，我会好好地珍惜生命，我更要好好地生活，我愿与我同龄的人们共勉，尽情地度过属于我们的每一分钟的快乐时光。

-完-

2006-12-06 重写

编辑同学：你好

非常感谢每次对文稿的修改指正。

文章是否“伤痕”的痕迹浓了一些，不过正如我的感觉抛出的包袱阴影越多，我的心情越发轻松起来。只是苦了我的同龄人帮我分担了这些令人不大愉快的往事，多谢了。

心情好多了想必会努力写出高兴点的东西来。

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