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这一天

晓风秋月

2006/07/26

在这一天就要不经意地过去时，一个偶然的事情提示了今天是2006年8月18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8这个数字有了神奇的含义和象征，以至于从南到北自东向西，到处都有和这个数字相连的奇闻异事。888、818、858、868、8.....，8一下子变成了很多当代国人的图腾。然而，40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平凡的事，那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冒出了数以万计的以这一天的日期数字“818”命名的事物，都是响当当的“革命先锋”。那时的国人想破了头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当时神圣的数字，会同金钱财富紧密相连，以致于有人斥百万巨资去拍夺它的使用权……

40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8月18日，当时的我将满13周岁，却开始了我的“社会历程”。在这一天过后经过了很短的一段革命经历后，我便开始了我的跌宕起伏坎坷曲折的人生。所以这一天在我的生命里，应该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但又绝不是我想纪念的。它在我心里是非常复杂缠绕难以理清的一种感觉，圣洁—被亵渎—虔诚—被愚弄—觉醒—排斥—思考……

40年前的8月，我们本应完成进入初级中学的升学考试，我曾经信心十足地准备应考，并与老师讨论了报考的学校，但是突然间被告知升学考试延期了，没想到一下就延期了几十年。很快学校里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那时的我虽然很小，但每天家里都会在早晨六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节目，我已被家里那台收音机经年累月地灌了“耳音”。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广播员（应该是夏青吧）播送《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铿锵之声。

我们是学校（小学）的高年级，现在已记不太清是怎样被挑选上的，只记得有老师通知我，学校挑选了一小批同学去北京参观文化革命并取经。我当然是很兴奋，被选上的自豪和要独自离家的新鲜，让我激动不已。兴冲冲回家向母亲报告并申请“经费”，没想到一向支持我参加学校任何活动的母亲，一反往常地不同意。于是当晚，我尽摇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动母亲准许。想着明天将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像大人一样的带着任务去北京，我满怀着欣喜和憧憬进入了梦乡。谁知第二天早上，母亲上班临走前，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你不要去！这是妈妈从没有过的“食言”。我当时的反应可想而知，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母亲可能早选好了时间，告诉我没有时间和我商量，我必须听话。母亲走后，我左思右想不能退出这次非同寻常的活动，终于想好了向母亲电话请假的办法。姥姥经不住我的软磨，给了我10元钱和5斤全国粮票，还告诉了我一句老话：穷家富路。我给妈妈写了一个先斩后奏的留言条（这张小小的留言条母亲一直收藏着，直到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被我发现），让姥姥转交，就告别了姥姥奔赴学校集合。那天下着小雨，火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2点出发。我从1点钟开始不停地给母亲打电话，始终占线打不通（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天以前，母亲工作的机关早已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了）。集合的时间到了，我无奈地看着电话，只好第一次不听母亲的话，自作主张地出发了。

我们是8月14日下午5点左右到达北京的，住在女八中旁边的石驸马街第二小学。老师告诉我们计划行程三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文革初期的北京街头、校园和机关。我们参加了团中央对“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一王记不清是谁了）的批斗大会，当时还算比较文明，还没有“坐飞机”、“挂砖头”，只记得有大大的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打着大大的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看层层叠叠的大字报；看女八中的红卫兵，整齐地身着军装，扎着一色的军用腰带，一人一辆自行车，飒爽英姿地飞身上车，扬长而去地执行任务，心里好生羡慕，恨不能早生几年，也好和他们一样投身革命。三天转眼就过去了，17日的下午，我们本应集合动身回津，但始终没有人召集也找不到老师，同学们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一直捱到傍晚，老师终于露面了，告诉我们暂不回津，留下来参加今晚的重要活动。同学们一下子欢呼起来，想家的同学也顾不上想家了。吃过晚饭，我们收拾好行装，记得大约9点钟就跟随老师出发了。我们一路步行，只觉得走了好久走了好远，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老师说到了。让我们席地坐下来等候，大家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只好听令，也见到广场上已有散散落落的人群。还记得那夜有同学肚子剧痛需要买药，主管的杨老师必须看护着广场的二十几个同学，还需要不时地与活动组织者联系；另一个女老师（已记不清姓什么）不认识路，就问我们有谁记得附近有没有药房，我自告奋勇带老师去（因来路上我曾看到一个大药房，本人自小就很记得路，呵呵，一直就能找得着北）。我记得我们走啊走啊总不见药房，明明记得就在附近，原来一直走到了王府井，但总算是买到了药。这算是个小插曲，只是因为我还记得这件事。后半夜，我们抱膝坐在地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当我再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再看广场，四下里都是人群。我们几个醒了的同学追问老师，到底是什么活动，老师也说不知道，只知道是重要活动。我们等啊等，等到黎明，等到清晨，等到太阳就要升起的时候，忽然间由远而近的人声如潮水般涌起，周围刚才还在瞌睡之中的人们都纷纷站起，往人声涌起的地方眺望。我们当时的位置是在西华表的南面，我们的后面是一群大学生们（我依稀记得看到他们胸前的校徽是北京工学院）。这时远处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有人清楚地喊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了……人群沸腾了。人们都跳起来拼命地喊着，我是近视眼，又没有眼镜，只见城楼上模糊一片，我抢过同学的眼镜，嘴里说着借我看看，手里已经顾不上礼貌了。戴上她的眼镜我还是看不清，只是能分出一个个的人形了，但是看不见毛泽东的脸。我从小就不会对不清楚的东西发出盲目的动作，我很遗憾地告诉同学我看不清楚，我记得我不停地在说：我看不清，我看不清呀…… 我们毕竟那时还太小，还不懂得喜极而泣，我身旁的同学高兴地蹦跳，我身后的女大学生激动得泪流满面。

这就是“文革”史中，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发生在40年前的今天。这一次的接见后，红卫兵的浪潮席卷全国。“文革”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是应该被当代史学家们穷源溯流的，不是在这里所能够议论的。但我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真实的生活，我目睹了别人的灾难；我经历了自家的跌宕与世态炎凉；我拯救过濒死的生命在一念之中；我挣扎于信念与现实的痛苦深渊……毕竟，这一切灾难都过去了，但是对文革的反思却不能随着过去的时间和历史而烟消云散。

“文革” 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大劫难，它所摧毁的不仅仅是千万个生灵以及他们的命运，不仅仅是数以万计的曾经平静幸福的家，它的最大的破坏力，在于毁坏了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的文化和精神世界，而要使之修复却是要几代人的不断完善和努力才能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