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th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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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耗主页 | 序 | 前言 | 第一章 教育 | 第二章 环境和我的中国 | 第三章 人口：中国发展的千斤坠 | 第四章 人有旦夕祸福 |

第五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 第六章 说说政府服务的效率 | 第七章 说说“十三亿水手” | 第八章 不是结尾的结尾 |

内耗

第七章 说说“十三亿水手”

中国要想强大，首先是中国人自己要想强大

人是有能动性的。人办一件事比较容易，想将这件事办好就不那么容易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首先是想将事情办好，然后才能办好。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将中国比作一条大船，船上有13亿水手。中国这条大船行驶的速度、是否能达到目的地，关键就在于这13亿水手心中是否有同一个目的地、是否在一起努力。中国要想强大，首先是中国人自己要想强大。反之，中国将来若是没能强大起来，最终还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能站起来。

国家强大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而且，似乎有许多可以衡量“强大”的标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领土不受侵犯，甚至能够左右世界；国家经济发达，国人丰衣足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甚至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秩序；国家强大，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敬，等等。自打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上述各个“强大”的属性集一身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强大，一个国家通向强大的唯一途经就是其国民想看到自己的国家强大，而且全体国民都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聚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至少比经济实力重要。中东各个石油输出国，一夜骤富。钱虽多，但民族内聚力全无，白布蒙面，拒绝进入新时代。好几亿阿拉伯人，坐在几桶原油上，硬是斗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各个阿拉伯派别好像更是对在自己人中分个高低感兴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习惯将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二战中的战败国叫做“小日本”、“小德国”。小日本、小德国在二战前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膨胀，不能不算作强大，但用错了地方。结果，整个国家几乎被夷为平地。小日本、小德国的国民对自己历史有所反思，卧薪尝胆。几十年后，又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内聚力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看那个小国以色列。以色列人的内聚力更是强的不得了，整个国家被死敌阿拉伯人团团围住，一围就是几十年。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色列的经济硬是发展得像模像样。当然，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与西方其他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有关系。但是，就拿美国来说，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和犹太教在美国政治圈子里的院外游说集团。以色列人在美国虽然不占多数，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却不能低估。这与以色列人的民族精神与内聚力不无关系。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对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看得更重。他认为文化精神力是综合国力中占第一位的。[1] 将高占祥的文化精神力借用到本书的讨论中，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聚力。

什么是内聚力？内聚力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群中，其成员将个人群体化的程度。一个民族的内聚力表现是，在多大程度上每一个成员将自己的利益和行为当成民族的利益和行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感；一个公司的内聚力表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每一个职工将自己的利益和行为当成公司的利益和行为；一个住宅小区的内聚力表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每一家住户将自己的利益和行为当成小区的利益和行为。用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家庭、学校、一些体育项目。这种内聚力，或者说是团组精神在体育项目中最为明显。只要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人参加的体育项目，团组精神最为重要，因为成员之间的配合是输与赢的关键。体育项目中内聚力比较好培养。打算赢，就必须相互配合，将个人利益放到一边。不配合，没有团体精神的队员会被淘汰。一个公司的团组精神也相对好培养。但到了一个民族、国家，“输赢”就不那么明显，其内聚力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来培养，有时要花上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形成。这就涉及到民族文化这个问题。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比较流行的一种定义是，文化是在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中占统治地位的习惯。既然是习惯，文化便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潜意识。我们在对文化加以考察时，这个“潜意识”处处可见。

文化本身具有两个相关的方面：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

如果我们将政治文化放到一个特定的地区去，和那个地区的文化、地理环境和其它社会因素放到一块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从中国历史中看，政治文化是一股巨大的，抵抗外来影响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以军事或者经济实力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融化”的形式将外来影响征服。这种融化的力量甚至可以使军事上的弱者最终将胜利的一方吞噬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汉人当朝上千年。最后蒙人拿天下，灭宋立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以少数民族为圣的王朝。但是蒙人文化还是没能在汉土上站住脚，元朝最终还是在汉人的政治文化中运作、消亡。到满人入关时，努尔哈赤因军事上的胜利就以为满人部落文化优于汉人的习俗。从形式上看，长辫子，蓝马褂是朝廷唯一许可的满式官服。但是，从统治方式，百姓对朝廷的态度看，满人并没有创新。几百年下来，长辫子没了，蓝长袍换成中山装。但我们前面提到的大汉族政治文化却依然在中华沃土上繁衍。大汉文化的融化力不容低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长期在封建主义文化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体系一朝一代地被继承下来。到今天，“大汉文化”这个概念可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当年融化掉大元朝的那种主流中国政治文化依然在支配着我们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再以中国历史为例，作为政治制度中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被那种天子、子民的意识所支配的。这种关系不仅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而且还深深地在民众的潜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潜意识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各代的农民起义，尤其是那些成功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代君主，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了另一代封建王朝、另个君主。[2]

政治文化并非本文的重点，但由于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我们不得不简单地讨论一下。即便在谈到中国的社会文化时，我们的重点也不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学派等比较理论化的议题。我们目的是将中国人这个社会群体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讨论一下。用我们“中国是一条大船”的比喻来讲，就是要看看13亿中国人是如何在这条大船上作为的。

一、个人化的集体观念

中国的文化是比较注重集体的。“重群体轻个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3] 这个特点在中国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得到了强化。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如果个人行为违反群体利益时，在舆论上会遭到很严厉的谴责。这种文化本应该对形成内聚力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却将这个集体观念的发展推向另一个方向：对集体的依赖、对集体中其他成员的依赖，集体成员中“相互依存程度较高”。[4]

这是于2007年7月15日下午在四川成都市发生的一件事。一名男子在一条水渠中游泳。不知何故，这位戏水者突然溺水。在他的大声呼救中，另外一名游泳者以及几位见义勇为之士尽力抢救。但因水流湍急，大家都没能够将其抓住。这位男子最后不幸死去。事后，记者打电话到119及110报警中心询问此事时发现，对方值班人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整个过程中，站岸边上的观看者达几百之众，却没有一位拨打电话报警或者呼叫救护车。[5] 事后，记者与在场人中的十几位群众谈话，发现众人都觉得一定已经有其他人报警、叫救护车了。结果没有一个拨打救急电话。

中国老百姓中不乏雷锋式人物，见义勇为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在拨打电话报警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集体这个概念中，个人的对集体抽象依赖被表现为对集体中其他成员的依赖。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记者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想：这么严重的事，肯定已经有人拨打了急救电话，那我就不用管了。

这种对集体中其他成员的依赖还表现在“别人都不管，我为什么要管”的观念。在上面的例子中，几位雷锋跳下水去抢救溺水之人。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人们只是观望，却没有人出来当雷锋。2002年6月1日夜，15岁的小林在迪吧跳舞时碰了一下素未谋面的妮娟。妮娟大为不满，叫来两个女伴打了小林。并逼小林脱光衣服游街，围观的人群中没有人出来帮助小林摆脱困境。[6] 后来，四个街头男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走小林，并实施强暴。这件发生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悲剧最终毁了包括施害人在内的8个人的一生。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势态的发展就不会是那样了。事情的先后一共延续了将近一个多小时，从大街到一个网吧，再由网吧到大街上。众人只顾“欣赏”一个裸体的女孩，而没有一点同情心和人类共同具有的廉耻心。

这个例子与前一个例子似乎性质不太一样。但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却是相同的。第二个例子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但没出手援救那个女孩子，而且还在偷偷“观赏”。但我们相信终究在那么多人中，还是应该有看不惯眼前发生的事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只是袖手旁观，而不去大喝一声将那个女孩保护下来呢？还是因为他们都在想：可能会有别人出来管，或者警察很快就会来了吧。一个独立性较强的文化不太会产生如此的心理活动。独立的性格和文化会驱使人们就自己的看法、思维逻辑行事，而不十分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和行动。

2007年10月30日，广州市两位前市长乘地铁以观察地铁的使用情况。这两位老人，年龄分别为77和74。他们在地铁乘车10站地，在拥挤的乘客中，始终无人给两位老人让座。[7] 扶老携幼本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之一，但至少在这个地铁车厢里，这个传统踪迹皆无。那些大模大样地坐那里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别人都不给这俩老头让座，为什么我要让呢？

最能为“个人化的集体观念”当脚注的还要算2003年5月间发生在汉口市，众人哄抢作为街景摆放在马路边的鲜花事件。根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摆放在汉口街头应景的数百盆鲜花，因无人看管，竟遭数十人哄抢。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要有如此举动时，一位怀抱一大纸箱鲜花的中年男子却称，“别人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8] 集体这概念被用来为个人行为作解释。这些哄抢鲜花者的行为实际上要比前面两个例子中“袖手旁观”的行为恶劣得多。因为，这些人已经由被动的“个人向集体”转变为“将集体行为转化为个人利益”了。

5年之后的2008年4月7日，在离开汉口市千里之外的中国西北部的皇帝陵举行了公祭。在庄严肃穆的仪式结束后的1小时之内，大殿前的鲜花被几千人哄抢一光。虽然时间上相差5年，距离上相隔千里，但哄抢鲜花的理由是一样的：“大家都拿呢，我咋不能拿。”[9]

哄抢鲜花这一行为，在首都北京、中原的济南、江南重镇南京都发生过。再向南移，安徽的“哄抢菊花”闹剧、厦门的“哄抢三角梅”事件，时间地点不同，行为丑陋之程度却是相差无几。哄抢行为仅仅是“缺乏公众道德”吗？这背后的文化根源就是以“集体”与“个人”行为的融合。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因为“集体”与“个人”行为的相互转换而只看到其负面作用。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发生的地震，在几秒钟之内就夺取了几万人的生命。但那样的自然灾害却调动出千百万人的热心。许多自愿到灾区去参加救灾活动的人，都将自己融汇到救灾的集体当中。当被问到能否干那些装卸的力气活时，一个文弱的、自愿来参加救灾的姑娘回答道：“别人干得了我就干得了。”[10] 这样由个人到集体，再有集体到个人的良性转化是中国发展急需的条件。

由巨大伤亡而调动起来的内聚力，在地震救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内聚力偏偏要通过地震这样的重大灾害才能调动出来呢？中国的国歌歌词提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原创于1935年。当时中国面临的是心怀亡我中国之心的日本。这首歌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为民族捐躯抗日的激情。但在今天，当我们再唱这首歌时，又有多少人把建设祖国当成当务之急了呢？

我们谈环保、谈教育、谈住房，似乎这些都是政府、国家的责任。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就拿环保来说，环保并不是国家一方所能承担的任务。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责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如果随地吐痰、随地乱扔垃圾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习惯、一种文化，个人的这种恶习就变成可接受的行为了。中国7大水系污染严重，与河流水域周边的五小工业违规操作有密切关系。那么，当一个违规小化工厂能够心安理得地向河道里排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五小工业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其他小企业都在向河中排污呀”就成为辩解的理由。

我们将中国比作一条有13亿水手的大船。但是，13亿水手中有许多水手并没有在努力划桨，有一些甚至根本没有在划。这些水手都在暗想：有这么多人都在“磨洋工”，为什么我就必须拼命地划呢？在这种情况下，这条大船还能够到达目的地吗？

还有另一种情况：这条大船上的13亿水手中，还有许多人都在思忖：有13亿水手呢。不差我一个，我一个人偷偷歇一会，不要紧的。这一类人的心理活动与前面的那一种抢花的人略有不同。这一类人，每次往马路上吐痰，心中还有些内疚，觉得随地吐痰不文明、污染环境。但又觉得我吐这一口痰，对环境的影响不大。这类人，至少会转过身去吐那口痰。

将偷偷随地吐痰这种个人行为扩大到组织行为看呢，影响就更大了。还以环保为例。尽管国家有严格的排放标准，还是有许多太湖周边的企业，在白天摆样子，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然后在夜间大量超量排放。上级机关不得不采取在夜间“突击”检查的办法追查。[11]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污染情况如此严重，成千上万的企业偷偷摸摸地违规排放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的讨论涉及了一个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反复被灌输的道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小学教育网》上发表的一篇讲课稿的题目就是《个人服从集体》。[12] 世界上还没有其他民族象中国这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把道德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13] 但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强调道德、强调集体利益的文化中，会出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严重冲突？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学校不向学生灌输应该牺牲个人去满足集体利益那样的思想。集体利益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而不是道德观的要求。这一点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别。

违反道德行为标准，受舆论谴责；违反法律，受法律处罚。两者之间哪一个更能约束人们的行为？随地吐痰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一但形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群体行为，即便是立法，将“随地吐痰”列为违法行为，违者罚款，但仍然没有约束力。随意排污，即害人、又害己，但只要能个人获利，还是会照样将污水排向我们的江河湖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污染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缘由。

“家庭”是一个由“个人”延伸出来的概念。这虽然是一种进步，但从中国文化发展中看，人们的集体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尚未超出家庭范围。我们可以搞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来证实这个观点：观察一下，有多少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的人会在自己家里也随地吐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奥运圣火所到之处，万巷皆空，民族情绪极度高涨。自打1976年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走上街头庆祝文革结束以来，迎奥运圣火可算是最大的一次民众自发的活动了。但是，仅以广州为例，圣火所到之处，欢呼声雷动。圣火过后，马路上垃圾遍地，沿途花坛全部被踩坏，甚至连钢铁护栏也被掀翻踩扁。由于许多人爬树观圣火，结果将粗大的树枝踩断。更令人不解的是，许多人“刚刚还在喊中国加油，转身就把国旗丢在地上”任人践踏。[14]

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断言，这些将国旗踩在脚下的人，在自己的家中绝对不会有如此行为的。不但不会在自己家中胡乱糟蹋，而且会收拾得一尘不染。

这些似乎是生活中的细节，虽不重要，却体现了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与集体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有30多年了。用人的年龄来衡量，已经是“人到中年”。经济改革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我们在集体观念上的进步却仍是看不到，摸不着。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面前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都有十分详细的论述。但人们往往忽视这个关系。一个五小企业，污染环境。首先污染的就是自己身边的环境。钱是赚到手了，但企业墙外的生活环境全部被破坏。医院将没有钱的病人扔到路边，虽然省下手边的一笔费用，但损失的却是更重要的东西：一个组织的诚信。

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十分强烈的、以短期行为为先导的发展趋势。人的短期行为可以用来解释组织与社会运作中的短期行为。如果13亿水手中有很多都在忙着照顾自己的利益，不努力或者干脆停止划船，那中国这条船还能到达目的地吗？

二、社会诚信危机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定义各式各样，但核心是：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15] 诚信也有不同的层次。比如，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诚信、商业诚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诚信，等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们交往的基础。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说假话，说了不做。这样的交往不会长久。再看商业诚信，卖方销售的多是假货，漂亮包装下藏着的是低质货物，这样的“公司”不会生存多久。国家之间，不讲诚信，相互欺骗以从对方攫取利益、领土，最终会发生战争。诚信是人类社会发展赖以生存的血液。

为了解青少年群体的诚信现状，2006年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历时半年，以各种方式考察了上千名安徽的中、小学生，看看作为中国未来的青少年群体的诚信意识水平如何。民革的这份“安徽调查”的结果令人十分担心。考察中的青少年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社会的诚信度却呈下降趋势。[16] 《中国青年报》也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平均只有6.2%，其中，幼儿园小朋友占84%，小学生占51.3%，中学生占20.1%，大学生占0.48%。[17] 《中国青年报》的这份调查的结果与民革安徽的调查结果相同。两份相互独立的调查所揭示的中国社会诚信度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这两组调查都发现，对这些素有“中国明天”称号的青少年们最有影响的是：第一，家长；第二，社会；第三，同学；第四，学校。[18] 这些数字就更加令人担心了。孩子们的家长应该是对孩子最有影响的人。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大，中国社会的整体诚信度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家长们是社会诚信度的主要载体。

社会诚信度低的表现是什么？诚信度低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虚假成分，交流中“含水量”高，许愿、承诺，但不兑现。在组织之间若是缺乏诚信——比如下级政府组织对上级组织隐瞒实际情况，那么整个政府系统运作就会出问题。若是在市场经营中缺乏诚信，那就意味着买低质货、假货，缺斤少两，和其他蒙骗顾客的行为。我们将诚信比喻为社会运作的血液就是因为诚信是一种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但各种人类社会关系正常发展，全靠诚信在其中做连接。

2001年中秋节前，南京冠生园，出售劣质月饼欺骗顾客。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这家有70年历史的老字号商店很快就倒台了。[19] 医疗卫生系统缺乏诚信的结果更为严重。1997年，原任职于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医生的陈晓兰发现自己单位使用一种基本无任何效用的仪器。院方完全了解这个情况，但为了赚钱，仍然继续使用并收取高额费用。为此陈晓兰便开始自己长达9年的“打假”历程。在9年的时间内，她揭露了许多医疗系统中的问题。由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2006年陈晓兰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年年度质量先锋。但是，陈晓兰在帮助我们这个社会保持所剩无几的“诚信”时，却受到自己工作单位的打击、造假厂商的陷害，甚至她的人身安全两度受到威胁。[20]

从陈晓兰打假的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医疗系统诚信全无的结果终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陈晓兰的行为却不为社会所接受。中央电视台加封的“质量先锋”的桂冠也没能使陈晓兰脱离自己生活中的困境。到头来，她自己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被一些同行视为“另类”。

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强调诚信的。但是，虽然社会的运作必须依靠社会诚信来支持，而且人人都知道诚信的重要，但是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诚信却变得那样软弱无力。诚信是人类交往、社会运作的基石。这底线若是被忽视，受惩罚的终将是人类社会本身。无论是工厂偷偷排污、制药商卖假药、医院草菅人命、腐败官员出卖自己的权力，还是某下级政府组织对上谎报业绩，首先要突破“诚信”这一关。

大、中、小学的学生们，在家中、在学校、在上下学的路上、在同学家，每天耳濡目染，对含诚信量的事物司空见惯。难怪他们对社会诚信也不那么看重。家长们最恨看到自己的孩子说谎。但就没想到教孩子说谎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自己：有人打来电话，父亲不想和此人说话，告诉孩子，就说“我爸不在家。”当母亲的通宵打麻将，第二天上不了班。打电话到单位请病假。孩子就在旁边听着。奶奶去超市买菜。回来后高兴地说，“售货员多找了我10块钱。”孙子、孙女就在旁边听着。这些生活琐事，虽微不足道，但却将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的诚信一扫而空。自己说谎，就不能期待他人都说实话。

诚信理念中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社会诚信度日趋低落，诚信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异己”分子。因为在大多数人以假话当作自我保护工具时，讲真话的人就要吃亏了。上海那位陈晓兰医生的例子就是一个佐证。中国共产党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曾经指出地方干部以说假话来应付巡视组，以保护自己。[21] 由于官场上诚信度低，信息交流中的过滤、筛选形成习惯。我们在前文介绍了中国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就组织内部上下的信息交换进行了讨论。在信息交换中，上下双方的信息要真实，反应实际情况。如果自上而下的信息诚信度低，那上级组织就不能期待自下而上的信息具有较高的诚信度。低诚信度的信息交换一定是双向的。

第三个诚信理念上的问题是如何从文化根源的角度上来说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诚信危机。有一位名叫吴甘霖的人。在他办的网站上，他自己被誉为“中国创新培训第一人”。在这个网站上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生存智慧”。这篇网文提出的首条生存智慧是中国文化中待人处事的原则之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条原则在当代的中国文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条行为准则。其意思是，在生活中要善待他人，要诚实，但同时也要时刻提防他人加害于自己。[22]

其实，这条“生存智慧”是将一条意思完全不一样的原则断章取义而得来的。最早提出这条“原则”的是孔子。他在其《论语•宪问篇》中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随意猜测别人不诚实。别人一旦有诈却能及时觉察，这才是贤人啊！” 时光流转到了明代，明代大隐士洪应明在他的《菜根谭》中将这信条解释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虑也；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此警伤于察也。二语并存精明而浑厚矣。”（《菜根谭》286）洪英明这段话意在劝诫在与人交往时警觉性不够的人，宁可忍受他人的欺骗，也不愿在事先拆穿人家的骗局"这句话是用来劝诫那些警觉性过于高的人。假如一个人在和人相处时能牢记上面两句话，那才算得上警觉性高又不失纯朴宽厚的为人之道。[23]洪应明提出的这条“原则”反映了他当时的人生处世哲学。[24] 虽然其原意是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对待欺骗之人，但其原意的核心并不是要告诫人们要处处提防他人。

我们从孔子的训诫，到洪应明的处世哲学，再到今天那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生存智慧，可以看到文化理念上的衰败。今天的长辈们常用“防人之心不可无”来教导下一代人。但是，这句嘱咐中包含着一个假设：今天的社会上，说谎的人、想要加害于他人的人大有人在。故此，孩子们初涉人世，就要处处提防这样的人。这个假设，加上当今“诚实就会吃亏”的社会环境，[25] 自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诚信度降低；人们对社会环境的高度不信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很自然，那就是不当老实人，不说老实话！

以社会诚信为成本以换取短期利益是社会发展中一件非常可悲的现象。往生西瓜内打注色素糖精水来骗取顾客青睐是一种危害公众的行为。除了造成公共健康危机之外，这种做法并不能使那瓜农真正的富裕起来。实际上，采访中的那位瓜农仅仅当了一季“瓜王”就改行了。[26] 这是一个无知的瓜农的行为。2007年，齐二药、欣弗、鱼腥草等名牌正规药品害死人事件接连发生，“国药准字”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27] 造假药已经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短期行为了！

本书行文至此涉及了一系列内耗点。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上，社会的诚信危机是最为严重的内耗了！社会诚信危机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患了白血病，社会肌体发展的再造系统已经被破坏。用中国是一条大船的比喻来说呢，社会诚信危机意味着13亿船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对这条大船失去了信心。

三、社会运作靠潜规则

社会诚信危机意味正常的关系与规则的可靠性受到普遍怀疑。怎么办？应运而生的就是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吴思在他2002年出版的《潜规则》中首次对潜规则这一中国社会的特色做出绝妙的描写和分析。与潜规则相对立的是“显规则”。[28] 所谓的显规则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正常的关系和规则”。我们到医院看病，交钱挂号，所期待的是大夫所提供的职业服务。我们到政府办事——比如申请许可证，我们就期待着政府的工作人员按照有关政策，为我们办相关的手续，提供微笑服务。这些都是在正常的关系和规则之下的运作。但在中国的现实中，患者去医院就诊，往往要托人找熟悉的专家，很少直接去医院看病的。原因很简单，没熟人介绍，大夫看病不认真。[29] 越是疑难重症，就越需要找人；越是绝症，托路子找人所花的费用就越高。由此看，潜规则是一种与显规则平行但有悖于显规则，并且利用非规则化关系以及运作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原则。

在看病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潜规则十分复杂。比如，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对一些基层医院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这项调查发现，为了提高医院和个人得回扣的金额，医生极力诱导病人多做检查和手术，以致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手腕骨折，医生便推荐该患者换人工关节，并谎称“52岁妇女已到更年期，骨头停止生长，骨折已无法恢复，必须换人工关节。”[30] 找到关系、送了红包就能得到职业服务了吗？非也！有些大夫怕开了方子病人不去抓药，就陪着患者一起去交钱、取药，越是熟人越这样做。[31] 这就是老百姓俗说的“宰熟人”。熟人比较好宰，原因是熟人不太好意思揭穿大夫们的潜规则。这样一来，就连潜规则都被违反了。公众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不找人，冒着得不到良好治疗的风险，但保留了将来提意见，甚至打官司的机会。二是，托人找大夫，送红包，以求职业化的治疗。但这其中要担被“熟人”宰的风险。这种潜规则下面的熟人文化反倒使潜规则更加复杂了。这同时也说明，社会的诚信度已经低到连潜规则都要被破坏的程度了。

这不由得令人想到“强盗规则”这一概念。强盗规则是指，强盗们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人类社会的法则是不加遵守的。但在他们施行暴力，行抢杀人的时候，强盗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诚信和规则的，比如不同的分工和论功行赏、分赃的原则。当一伙强盗不能遵守这些基本的强盗规则的时候，这个强盗集团就不复存在了。

医疗系统运作中的潜规则并不是中国社会运作的特例。在企业经营这样本应该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领域中，潜规则也十分盛行。于清教是中国一位财经评论员、中国家电业资深分析家。他对中国电力行业的运作十分了解。他指出，虽然业内人士都知道找熟人这样的潜规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没有好处，但似乎“可离开了熟人，我们却找不到新的市场需求了”。[32]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文化是一种群体习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从于请教的分析中看，中国的这种熟人关系的潜规则已经成为社会运作与人们交往的正式规则了。这里提到的“正式”规则虽然没被堂而皇之地写成正式公文，但它们却在支配着中国社会的运转。

“显规则”被潜用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再以中国的环境污染为例。为了保护环境，国家制定有严格法律。违反的企业是要遭到处罚的。在各项处罚方式中包括罚款。这是我们说的显规则。但是，许多企业却将“交罚款”当作继续排污的绿灯，有的居然还将交纳罚款的金额算到生产成本里去了。为了对付这种情况，许多省市大幅度提高罚款的额度，以遏制这种现象。[33] 中国的环保问题是仅仅通过罚款就能治理的吗？教育是中国发展中另一个焦点问题。办中学，注重升学率的做法虽然失偏，但也还算是一种教育定向方式。但将教学重点放在每天放学后的应试补课班上，以此作为学校和老师增收的办法，却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增加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34] 违反显规则吗？不！但我们可以从潜规则中寻找这种做法存在的根源。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对这个现象有十分精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潜规则也是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潜规则施用的对象因时代的不同而异。回想文革期间，老百姓生活单一。由于物资紧缺，生活用品基本上是以票证的方式进行配给。于是，在那个时代，“熟人办事”的原则都集中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比如，如果肉铺的售货员是熟人，那就可以买到肥肉（后来变成瘦肉）；五金店有熟人，就可买到品牌自行车；副食店有熟人，就可在定量之外多买到一些蔬菜；电影院有熟人，就可以比其他人早看到《卖花姑娘》那样的好片子。稍后，文革结束，生活用品丰富起来，熟人关系就被用到彩电、冰箱一类新兴的大型家用电器的购买上。在那个时代，找好大夫看病，也要送礼，但送礼的水平停留在几瓶好酒、几盒点心的水平上。

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日常生活用品极大丰富，再也不用找熟人才能买到。我们在日用商品流通领域看到了显规则战胜潜规则的例子。可是，潜规则的施用却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其他领域去了。比如，孩子升学、高等院校评级、大学老师评教授、找工作、干部提升、开发商到银行贷款、开发商从政府手中买地、承包商从政府手中得项目、药厂向医院兜售药品和医疗器械、到法庭打官司、买房、等等。在这些领域中，潜规则的施用涉及到更重要的社会运作环节，从而使得潜规则具有高含金量的特点。就拿与政府有关的土地和道路修建的项目为例，潜规则后面带来的“利润”极高。许多政府干部，以为自己可以驾驭潜规则，但最终还是被潜规则拉下马来。

潜规则的存在与发展，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诚信度；社会诚信度越低，人们对潜规则的依赖性就越强。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颠覆中国这条大船。

四、信仰危机也是一个问题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一种信念，是人们在生活中相信的东西。或者，信仰是那些在生活中使得人们觉得生活很有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不见得非得是实物，它们也许是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信仰对中国的发展会如此重要呢？

个人信仰的形成主要是受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认识不足。面对巨大的自然想象，以为是上帝（西方国家）或者老天爷（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惩罚。所以一些部落宗教信仰都是围绕着自然现象发展的。就是到了今天，当人们遇到自身能力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比如身患绝症，或者自己力量不可改变的东西，都还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宗教“念头”。在那种情况下，“信仰”能成为一种寄托。信仰的属性之一是群体性。那么，在中国这条大船上的13亿船员，心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并都在这目标驱动下，努力划船，那中国的强大就为期不远了。信仰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促进因素。信仰的缺乏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一位叫王海波的网友在《人民网》撰文，指出信仰的重要性。他举了这个么个例子：辽宁省北票市的南山上原有一座烈士陵园，是10年前集资募捐100多万元修建的。为了给2003年的“第三届辣椒节”装门面，官员们就下令拆除了它，而在原地修建一个大广场——“世纪广场”，耗资8000多万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养不起广场内的草坪，就改种了小麦。对此，北票市建设局的局长居然解释说：当地有一种说法，北票市南高北低，烈士陵园坐落在南山上罩着北票，影响北票的发展。[35]

辽宁省北票市的事发生在2003年。时光流逝，5年之后的长春市某法院大门口，高悬弓箭宝剑辟邪，原因是该法院因连出了几件领导被调查之事，所以现任领导花重金请来风水先生堪察指点。风水先生认为要在法院大门旁边挂一些物件“避邪”，以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36] 连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都如此迷信，还能要求公共紧随共产党保持共产主义理信仰吗？

自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政府干部贪图个人利益违反显规则，贪污受贿，最终被制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从思想根源上分析那些贪官蜕变的原因。那篇文章认为那些落马的政府高级干部，首先是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37] 然后导致的自身道德防线的崩溃，最终走向死路。失去信仰似乎是这些贪官走向毁灭之路的第一步。

我们的信仰是如何丢失的呢？

新中国建国伊始，国民党统治时的腐败被一扫而光，中国社会从旧社会脱胎换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全国人民心怀对将来的希望，跟着中国共产党大干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那时就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38] 这就是信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可能都还记得，由于当时在学校中受的教育，觉得到了2000年，中国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即便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人们的这个信仰也没被动摇。到了10年文革期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高度发展，以致出现了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告发对方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言论或行为。不过，那时候，社会上的诚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商品都以票证为形式加以限量，但质量都还挺好。在商店买东西不用担心假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纯真。当时最大的假话似乎就是“泡病假”。若是在医院认识一个大夫，开病假条就比较方便了。

在那段时间内，中国民间还盛行一些民间自有的信仰，比如大量的民间的庙宇，百姓信神、求神、烧香拜佛活动和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这些信仰对中国农民有深远的影响。[39] 很不幸的是，10年文革的浩劫将这些非官方信仰也一把抹掉了。

文革结束后，当人们痛定思痛、对10年浩劫进行反思时发现，以前自己在心中笃信的公产主义根本不是文革要追求的目标。由于“四人帮”阻碍，中国高层领导发动那场运动的原初目的不但没达到，而且人类本性中阴暗的一面全被调动出来。社会出现大混乱。从文革结束之时开始，中国社会中的信仰真空开始形成。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经济发展理论，虽在经济发展上有四两拨千斤之功力，但对恢复人们信仰没有帮助。那之后的几十年之间，经济改革的成绩巨大，但人们头脑中的信仰几乎全部丧失掉。中国经济的飞腾，使得人们认识到富足的生活竟是那样的美好。于是，金钱便开始在各类“信仰”中独占鳌头，在中国社会上形成拜金主义。[40] 信仰真空被金钱充填了。

信仰真空这个问题已经受到政府最高层的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就开始关心信仰危机的问题。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的邵道生撰文探讨官员腐败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邵道生也同意现在中国是存在信仰危机的。他更是进一步指出政府官员搞腐败，主要是因为信仰丧失殆尽。[41]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分析是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着眼的。他觉得，与西方的交流以及人们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倾向是当今中国社会缺乏信仰的两个主要原因。[42]

从各种专家学者的文章中看，信仰危机、信仰真空的原因不外乎1）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影响跌入低谷。[43] 2）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44] 3）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45]

这三类原因中的第2、3两条仍然属于教条式的分析。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今的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想发展经济，那就必须与国际经济系统接轨。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证明。在经济体系接轨的同时，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可避免。“西方敌对势力”这一概念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难道西方还有亲华势力向中国输出先进的西方文化吗？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它们的国家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否能在中国的土壤上落地生根，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是否接受这些外来之物，如果接受，如何消化。再看“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说法更是模糊。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求社会运作高度的法律化、规则化。中国改革中的许多问题来自于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运作的过度期。与市场经济无关。我们在医疗系统的改革和住房改革中也看到类似的解释。这些问题过于理论化，在此不再讨论。

反过来看第1条。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苏联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而在经济发展上，这几个国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腐朽”的社会。这种宣传上和实际生活中的差异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原来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在中国南方视察时提出的口号。[46] 这句话的确改变了中国。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确实将发展经济放到了第一位。这才能有中国今天的繁荣。但是，经济上的繁荣并没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信仰上却出现危机。但是，为什么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就能影响中国社会呢？

我们认为，中国信仰危机的后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因：信仰政治化、单一化和“泛”共产主义信仰。

第一来简单谈谈信仰政治化、单一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人们的信仰也是各式各样。且不说西方多元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含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派别。还有许多人，虽然不信具体的教派，但也可能在家中供着土地爷、山神，等崇拜对象。虽然宗旨不同，但就信仰来说，的确也给予人们以精神上的寄托，生活中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领导人看到前苏联的样板，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前途，于是从宣传上以及各项实际政策上开始统一，使得全国几亿人口都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为生活的最高目标。实际上，建立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是一个政治目标。这个政权的最高目标是要将中国引向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一个政权的目标和执政总纲。这个目标和总纲被写进中国的宪法。将一个执政党的目标和纲领作为一种全民信仰，就是将信仰政治化了。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的魏长领教授就深刻地指出，将道德被消融于政治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作为个人信仰的权利。但由于政治信仰又维系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这样，政党国家就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正当性的证据负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47]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百姓中的信仰会产生危机。进一步看，既然政治信仰取代了社会中多元的信仰，而领导的意志又体现了执政党的信仰，那么领导的一举一动就会在人们中有深远的影响。一位领导今天在台上给全体职工讲解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二天就被“双规”。那么，即便他讲述的道理本身是正确的，“全体职工”也会对本单位的领导层发生怀疑。更严重的是，全体职工对那位领导讲述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会发生怀疑。更进一步讲，那么多的政府官员搞腐败落马，那么多的领导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定居，那中国老百姓对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中学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还能相信吗？

2008年3月28日《人民网》报道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是广西柳州市政府官员“集体买豪宅，正厅级每套达340平米。” [48] 《人民日报》的记者接到群众来信后专门赴柳州进行采访。根据柳州有关政府结构介绍，这些超豪华住房完全是由私人出钱，公家一分钱都没有支付。但根据记者调查，这些专为领导修建的住房是违反有关政策的。无论这样的豪华型住房是否违规，这条消息恰好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我们在前文中（第五章）讨论过中国的住房问题。农村的情况就不用提了。即便是城镇居民的住房仍然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柳州市的那些根本买不起住房的老百姓将如何看待这件事？由于政治化的信仰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在这条消息面前可能会自然地问：这就是领导我们奔向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政府吗？其实，这件事的起因也许就是一项简单的决策失误。但却有动摇老百姓信仰的效应。

信仰危机是将信仰政治化的一个后果。

第二来谈谈“泛”共产主义信仰。其中关键是这个“泛”字。泛的字义是普遍化的意思。中国社会传统中本来还存在多元化的倾向，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多元化，总还算有一些变化。历史上，清朝政府重佛轻道。[49] 但还算没有严厉打击道家。乾隆年间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停止张天师入觐，由二品降至五品，道教地位日渐低落。[50] 新中国建立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官方信仰（信仰政治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全社会的信仰被单一化。就是到了今天，有一些民主党派，宗教组织，它们的宗旨也不能与执政党的政治目标相异。这种以强化方式推行的信仰是否能够在一个正在向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中起作用，有待观察。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其党员应该坚信不疑。这是党章的要求，如果要成为一个党员，那么这是必须具有的信仰。但是否可以以此来要求非党员群众，就值得考虑了。一旦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实践中出现误差，这单一的、全民化的信仰就面临危机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是丧失信仰，那就很难要求非党员民众继续保持这种信仰。纵观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单一的、政治化的信仰和被“泛”化了的共产主义理想，两者交织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我们在前文中讨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两个特点：政府等同于国家，“大政府，小社会”（见第六章）。当政府是以国家的名义在运作的时候，政府就被人们视为政治信仰的外在表现。中国政府运作的覆盖面大，出现误差的机率高。结果是，人们将对政府运作的失望转化为对信仰的怀疑。政府运作难免出现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误差可以纠正，但为此而带来的信仰危机就不那么好解决了。

就美国的例子看。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信仰多如牛毛。近几年来，美国天主教会连连发生神父们对幼童进行性虐待的丑闻，使得许多天主教徒对自己的教会以致天主教本身产生怀疑。但这些教徒并没有为此对美国国家和美国各级政府产生怀疑。

在中国这条大船上的13亿船员中产生了信仰危机，这个危机涉及到这13亿船员是否能够同舟共济，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同一个目标不意味着必须有相同信仰。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重建渐渐失去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如何促进不同的信仰，并使有不同信仰的船员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

五、中国文化中的忍耐性与倚赖性也是障碍

中国有句俗话：穷则思变。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们生活水平低到一种不可接受的水平时，就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这句话揭示的是一个常理。但是，我们往往在生活中看到，当人们处于某种极端的、不可以接受的状态时，还是没有思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不可接受的事物承受度高。有一位专门研究人们心理健康的周宁教授对中国人性格中的“忍”字有极精辟的定义：忍是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之表现出的“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一种品质或行为。” [51]

2006年，四川省金堂县政府对其管辖内偏远山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题为《走进山区》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最后，金堂县上属的成都市政府拨出1000万元解决这些贫困农民的问题。[52] 这1000万元还仅仅是对几个试点工作的拨款。如果试点成功，就可以实行比较系统的政策。

政府此举受到好评。但是，那些贫穷山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份《走进山区》显示，调查地区共有22225户农民共76606人生活在金堂县山区，其中，海拔700米以上的住户就有399个。当地没有柏油路，一下雨，道路就阻断，村民与外界的联系就会中断。下雨断绝交通，但不下雨也不行。这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生产用水现象，近60%的村组缺乏生活用水，其中缺水8个月以上的达82个！一些村民为了担一挑水，需要翻山越岭走几公里，往返二三个小时。还有的村民为了节约用水，甚至接屋檐水饮用。连交通、喝水都难以保障，更别提住房、上学、就医有多困难了。

这些是2006年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与中国其他大都市的情况相比，都难以让人相信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的事物。试点地区的居民共有22225户农民，共76606人。在如此的生活条件下，多少年来，几代人更替，就没有人“穷则思变”，或者另某生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农民对自己土地和家园的依附。

上面谈的是农民。那么城里人又如何了呢？中国的大都市中有若干弱势群体。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是下岗职工与进城打工的民工。农民进城打工是农民开始脱离对土地的依附，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正面现象。相比之下，原来在城市中有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下岗的人中，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因素，比如年龄、学历、技能水平、技能领域，等等，而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成为大都市生活中的最底层。《浙江省人民政府网》上有一篇题为《一位老革命的凄凉处境！》帖子。[53] 这个帖子介绍了一位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他在1980年退休后还能在原单位领取退休金。但在2001年所在企业改制中，一次领取了3万5千元，被原单位卸了“包袱”。从此，这位老干部与他年迈的妻子只能靠每月仅有的1370元钱艰难度日。这点钱除去交房租、吃饭之外，所剩无几。看病与其他零花就不要想了。原主管部门倒是来访过一次，送了一块即不能吃也不能喝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这么多年了，两位老人硬是忍过来了。

这里说的是一位老革命、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他的处境如此凄凉，其他城市弱势群体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忍耐性的群体。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孔子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学会温和、善良、恭谨、简朴、谦让，做人一定要有美好的德行。这就是中国文化中主张的做人之本。中国文化中的这个特点使得中国人的举止行为具有一些特点。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经对中美两国的小学生做过比较，他说中国的小孩一般比较听话、勤奋，能够忍耐；而美国孩子一般不听话，好动、急于达到满足。[54]

中国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之间有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辩证关系。子民们甘受君王的统治，专制的君王负责皇家天下的一切事物。这个关系的负面结果就是使中国人有很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55] 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高层决策的失误导致中国社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原因之一就是几亿人中没有几个人对权威的决策有所怀疑，更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运作中的政治成分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和依赖心态渐渐转化为对政府、权威、国家的依赖。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依赖感是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本文对这些背景就不再详细讨论了）。从各种社会政策上看，在改革前，化身为国家的政府将整个社会运作以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全包下来。所以，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以前的“公家职工”就觉得不知所措了。再回到金堂县山区中的那些贫苦农民。他们以中国农民少有的忍耐力，艰难度日多少年，命里注定要等到2007年由政府出资将他们迁移到其他条件较好的地方。金堂县的那些穷困农民在政府的关怀下，算是脱离了苦海，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大西北的农民又怎么办呢？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在苦苦地期盼着政府来救济。

国家要发展、强大，政府责任重大，但这条船上的13亿船员人人也有责任。从这13亿船员的身上看，忍耐性与倚赖性也是障碍。忍耐久了，就习惯了，思变的程度就低；忍耐度高，思变程度就低。

中国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是道德标准。提倡“温良恭俭让”式的道德行为标准有助于打造和谐社会。但是，从政府管理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来看，“温良恭俭让”后面隐含着的这个“忍”字就十分值得政府决策高层注意了。

从人们生活的基本要求看，这个“忍”字是有限度的。金堂县山区的那些农民之所以长期能“忍”在那样贫瘠的地区里生活，原因之一是贫瘠程度尚未到达不能生存的水平。反观在北京持刀杀死城管人员的崔英杰，原本是复员军人，他为什么会“忍”不住，脑子一热行凶杀人呢？那是因为，如果他的摆摊所用的车辆被没收，就等于断了他的生路。从近几年中国各地出现的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立的事件看，都与“崔英杰刺杀城管”有类似之处。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忍”这一特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忍的同时，各种矛盾是出于积蓄状态。如果“忍”过底线，就会爆发。中国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个过程。

六、结尾的话

中国人民大学在2004年搞了一份《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肯定了中国是处在信任危机之中。人民大学的这份报告指出，信任危机反应到社会发展中影响极大。这个影响可以从商业信用危机、公共信用危机、人际信用危机、价值信仰危机等4个方面表现出来。[56] 人民大学研究的是信任危机，并将信任危机定义为是指人们对特定社会价值的认同发生混乱或动摇。

人民大学的这份研究是从信任这个角度来分析社会文化的。虽然与本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结论近似。比如谈到公共信用危机，就是指人们对公共体系包括政府机构、社会运作机制的不信任。这种信用危机的产生大多是由于政府运作失误、个别官员工作失误、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造成的。在许多问题上，问题虽微小，但影响大。

中国各级政府花费大量财政资源购买汽车，使得中国政府公车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算是名列前茅。由于工作需要，购置公车也算不为过。但中国政府公车中，绝大部分是外国制造的汽车。这在世界上强国中倒是不多见。这些小事却显示出政府本身是如何支持本国工业发展的态度。

再看公款吃饭这个问题。2008年年初，媒体报道说中国每年用公款请客吃饭的费用高达3000亿人民币。但据专家分析，3000亿这个数被估计高了。[57] 2007年底，南昌市做出规定，今后国内公务宴请要以赣菜为主。据说，这是为了制止国内公务接待中的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58] 南昌市的这项决定似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的确不在于是花了1000亿，还是3000亿，而是，用公款吃饭是否是一个服务性政府应该做的事。如果将这个数字告诉金堂县山区的那些贫困农民，他们还能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吗？对政府、国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信仰还能相信吗？

我们在本书中谈论了几个中国发展中的内耗点，本章讨论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内耗的文化根源。与发展经济相比较，恢复人民的信仰、重建社会诚信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中国这条大船能否前进并抵达目的地，就要看13亿船员是否能够同心同德、共同努力。

第七章参考文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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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gwy.com/resource/640/38175/ （2008/6/24阅读）此网将“诚信”定义为：

从道德范畴来讲，诚信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在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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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甘霖智慧培训网》：http://www.glwe.com/wisdom/sczh.htm（2008/6/1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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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虞祖尧，《漫谈《菜根谭》。《信息导刊》 (2004年 第三期)。《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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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德荣，《“潜规则” 的一种解读》，2004/12/26。来源《凯迪社区》。《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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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作者不详，《医患关系频频升级 专家聚集山东解医患死结》，2008/6/2。来源《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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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杨淑玲，《王松诗歌与道教》。《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一期，2001年12月。下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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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李养正，《道教概述》，1979/12。《中国道教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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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赖晓莉，《搬到平坝住 告别贫困走向幸福》，2007/5/21。来源《成都日报》。《成都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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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作者不详，《一位老革命的凄凉处境！》，2008/3/31。《浙江省人民政府网》，“中国浙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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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杨振宁，《中国为什么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2004/6/24。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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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夏昭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6] 冯仕政，“第十五章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

2004/5/11。《中国人民大学网》：http://social.ruc.edu.cn/show/detail.php?id=165 （2007/12/11阅读）

[57] 陈一舟，《公款吃喝是不是吃掉3000亿不重要》，2008/6/21。《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6/21/content_8407778.htm （2008/7/3阅读）

[58] 潮白，《公款吃喝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2007/11/9。来源《南方日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11/09/content_7038685.htm （2008/2/22阅读）

目录

内耗主页 | 序 | 前言 | 第一章 教育 | 第二章 环境和我的中国 | 第三章 人口：中国发展的千斤坠 | 第四章 人有旦夕祸福 |

第五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 第六章 说说政府服务的效率 | 第七章 说说“十三亿水手” | 第八章 不是结尾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