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化中的臺灣儒家型公民社會初探：以傳統社會政治錐形網絡的演化為中心

吳展良

臺大歷史系教授

（初稿，請勿引用）

儒家傳統，起源於家族主義、宗法與封建制度，經長期演化，在政治與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多層級的錐形網絡」。此種以父子、君臣這兩倫為核心，重視三綱五倫與上下尊卑的錐形網絡體系，構成了傳統社會的組織原理。一切儒家傳統的價值與文化，幾乎莫不環繞在此組織方式與原理上發展。到了近現代，要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所最反對的，也恰恰是傳統這種源於家族與封建體系的錐形網路。然而重視人際情感與依附關係，乃至以類家族、或家父長式領導者為中心的組織方式，至今依然是華人社會的普遍現象。從傳統的，泛家族主義化的，錐形組織與觀念如何轉化為自由平等化的現代民主體制，是華人社會所面臨的一大根本問題。

中國在近現代建國的過程中，為了對抗國內分崩離析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挑戰，歷經各種主張的實驗，最後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都選擇了列寧化的黨國體制以建國。從大歷史來看，黨國體制其實是一種以黨員與黨政軍關係網絡為基礎，高度紀律化、集權化的新型多層級錐形網絡組織。它在政治上取代了傳統以士人與官僚及親族網絡為基礎，較鬆散的，多層級家族式錐形網絡組織。[1]然而在社會文化上，黨的組織與倫理，卻從未能取代傳統，從而構成了黨國體系基礎不穩、秩序不佳、運作不順的一大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後，無論是因為意識形態、保障政權穩定或要處理廣大疆域中複雜的地域、民族與文化矛盾等問題，一時之間，實難以轉化此超巨大的列寧式多層級錐形網絡組織，走上自由民主化的道路。然而臺灣戰後在經濟文化快速發達後，以省籍矛盾為主要動力，社會強力要求自由民主，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開始鬆動。在黨外團體與自由思潮的衝撞下，1987年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近三十年來更經歷一波又一波的自由民主化浪潮。1990年野百合學運，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2008年國民黨再上臺。2014年太陽花學運，2015至16年國民黨一路大敗，不僅交出政權，在國會與地方上均首次淪為少數。這一段自由民主化的過程，創造了華人世界中第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這兩年來，更首次建立了華人世界中第一個「公民社會」。

黨國體制，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特殊產物，而為兩岸現有政治的共同出發點。臺灣經數十年自由民主化才走出了黨國體制，除了年長一輩與部分藍軍，社會大眾對於凡是具有威權、教訓性格的事物，多深具反感。舉凡儒家的錐形網絡體系、國民黨半傳統半列寧的組織方式、以及中國大陸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都在新思維的高度反對之列。這可能是兩岸目前對儒家傳統態度迥異的一大根本原因。中國大陸以其幅員之巨大與問題之複雜，雖然不太會走臺灣的道路，但也不可能永遠採行黨國體制而不變。是以臺灣自由民主化的經驗對於中國大陸的未來，依然極富參考性。兩岸未來的關係，很大部分取決於兩岸最後所採取的社會政治組織方式。因此之故，自由民主化後台灣的狀況，就更值得大家研究。

臺灣原本是一個儒家社會。在未歷經革命的情況下，臺灣社會長期保留了清代儒教社會的諸多特色。日本的殖民統治，未曾真正改變此社會的基本倫理文化。國民黨更加強了儒家倫理的建設。戰後快速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雖大幅改變了人際組織與關係，卻尚未能重塑社會基本價值。是以八十年代以後的自由民主化運動，基本上是在一個嚮往西化與現代化的儒家社會中發生。這些自由民主化運動運動的領導者，雖然普遍厭惡威權政體與儒家，然而實際的政治運作，又不能不與此儒家社會發生密切關係，這使得兩者之間，產生耐人尋味的互動。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二十一世紀。最近發生的太陽花學運與其後的「公民社會運動」，也呈現出這個特質。此事涉及華人社會自由民主化運動之發展方向及華人「公民社會」的未來，應由學界從各種角度做深入檢視。本文則企圖以作為儒家組織與倫理原理的傳統錐形網絡之演化為中心，初步探討此問題。

此問題牽涉極複雜，本文的第一部份，主要處理從傳統多層級錐形網絡社會到自由民主社會所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所涉及的價值與社會政治組織原理的衝突。限於篇幅，對於眾所周知之事，如台灣的社會倫理依然相當儒家化、企業多為家族企業、宗教界均為錐形網絡組織，國民黨等藍系政黨組織型態源於錐形網絡並在言論上支持儒家等方面，多省略或簡要論述。對於大家未注意的方面，如民進黨與學運世代所「留存」的儒家特質，反而做了進一步的申論，以便於深入認識台灣現今的狀況與未來可能走向。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處理台灣所謂的「儒家型公民社會」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此因民進黨、綠營與台灣年輕世代，尤其是太陽化學運後的新世代，正快速地向奔向更加自由、平等、獨立的價值與文化想像。對於「殘餘」的政治社會上的派系、親屬、人身依附，集團分利益的廣義「封建」網絡現象，正大力批判中。隨著更加快速的都市化與現代化，社會上各種較傳統的錐形網絡組織加速衰落。時代的脈動，顯然向拋棄傳統的方向走去。台灣正經歷從傳統與黨國體制遺存的錐形網絡組織，改變為真正自由民主法治化社會的劃時代大轉型。傳統儒家型網絡組織與倫理價值，在現代公民社會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與空間？「儒家型公民社會」在現在與未來是否能成立？自然都需要做進一步的討論。

壹：從傳統多層級錐形網絡社會到自由民主社會

一. 傳統儒家多層級錐形社會政治網絡的起源、特質與現代轉型問題

要認識傳統儒家多層級錐形網絡的長期的穩定性，對社會、政治與文化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以及其可能的「生命力」，必須簡單回顧傳統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社會政治網絡的起源、特質與現代轉型問題。[2]

從龍山文化到三代，為因應激烈的族群競爭，中華大地上的族群多呈現高度的氏族化型態。姓是整個氏族的共同認同，「因生以賜姓」；同一個姓裡又進一步地分化，社會地位較高，有封地的貴族階層，才有所謂的「氏」。氏族的血緣組織與網絡關係特別強大，通常形成地域性政權，據張光直先生的講法就是構成上古三代社會與政治基礎的血緣邑族制。這些血緣邑族經由不斷綿延擴大的政治聯盟跟親屬連姻，形成早期國家。在許多地區，國家之間形成聯盟，古人稱之為「方國」。這些方國經過不斷的鬥爭和結盟，便形成更巨大的聯盟。黃帝及神農氏所統領的就可能是許多氏族國家與方國結合的超級大聯盟，而黃帝、蚩尤之戰可能是兩大聯盟之戰。之後堯、舜、禹的禪讓可能是各方領袖輪流擔任最高盟主的過程。後來禹建立了大功德，從此建立了第一個穩固的世襲封建王朝，之後再有商與周。[3]

三代古典時期最成熟的，也是傳世最久遠的政治社會組織方式，表現在周朝的封建體制。其內涵主要記載在五經之中，從漢朝到清末，一直做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經典。五經理論上記載了夏、商、周三代建國與立國的關鍵文獻，但實際的核心是周文化，並成為整個中國傳統政治、社會、學術文化與倫理道德等一切文明的古典模型。此模型簡單以宗族、家族為本，擴大及於整個社會與政治秩序。古人的家族遠比後代為大，也往往更綿延長久，人生一切的婚、喪，祭祀與喜慶等等，都在與家宅並立的家廟舉行。周人主要透過對於家人、祖先的祭祀還有崇拜，以五服關係維繫整個家族。這種組織方式所形成的樣態使得家族內部的人命運緊相聯繫，按照親疏遠近的原理綁在一起。在農業、手工業時代，這對於群體的生養保育十分有益。此一方式便是周人所謂的「宗法」，整個封建體系也按照宗法延伸，顯現出家族倫理跟國家建構方式是同構性。這種「家國同構」的概念一直延伸到後代。故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君與孝父在倫理上為同構。[4]

這樣的社會政治的基本組織方式與原理，在前近代的世界史非常成功，結果形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最能夠綿延發展的社會。不管朝代興亡或上層政治如何變化，這種重視家族生養保聚的組織方式都呈現出了堅強而驚人的生命力，可說是是中華民族的根。

此種社會基本組織方式，在秦漢以下結合了源於法家的多層級錐形官僚體制、郡縣體制、普遍法律與循名責實的系統。然而此官僚體系中的士人，習於運用泛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網絡的觀念去吸收處理多層級的錐形官僚、郡縣體制。因而普遍有百里侯、父母官、恩蔭、加封、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等觀念與作法。作為後世法律基礎的漢魏的律法，也以儒家禮教為基底。兩種類型的多層級錐形網絡結合，而依然以泛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網絡為根本，或可稱之為「體儒用法」的結構。

家族的網絡結構隨著時代有所變化，最早是巨型的氏族，後來變成大型的宗族。先秦的宗族動輒即是數百、數千人，甚至更巨大的規模。秦漢之後變成中大型的規模，中間略有起落。魏晉南北朝戰亂頻仍，宗族規模又趨擴大，動輒有數百、千人。宋代之後慢慢變成中小型，尤其宋代初期，宋人多認為經過晚唐五代以降的亂事，親族疏遠，欲重新恢復家族，，社會上家族體系快速擴張。明中葉之後到十八世紀，在朝廷的鼓勵與祭祀禮制改變的情況下，家族更是快速擴張。上層人家多達數十口，百姓大概還是五口至八口以直系親屬為主的家庭，但家族聯繫很深廣。[5]也就是說，凡是在社會中較能成功生養保聚的家族規模相對較大，一般老百姓則相對較小。但整體而言，家族規模有縮小的趨勢。尤其在邁入現代化、都市化的地區為然。

家族與泛家族關係對中國體系與華人在華南、嶺南、台灣，與於海外的開拓都非常重要。此因傳統華人出外時一般主要依靠親戚、同鄉的關係，自然會造成親緣與親緣化的地域團體，形成各地的基本社會組織方式。今天的中國社會依然繼承了這種組織方式，建立在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關係等組織到處可見，大體均可類比為擴大的親戚或兄弟朋友關係。對長輩以上位待之，對晚輩則有照應的義務，這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組織方式。

這樣的社會，可稱之為「多層級的泛家族式錐形網絡」社會。網絡內的人彼此互相涵括，「沒有子弟、無所謂父兄，沒有父兄，無所謂子弟，」彼此的存在狀態互相交融。個體既不獨立，也不平等或自由，而是家族的關係。此網絡擴及社會與政治，在家庭、家族中如此，到了鄉里如此，到政治上一層一層也是如此，從縣到省、到中央，都是一層一層多層級的錐形網絡。與其市場、交易與村、鎮、市的多層級錐形網絡亦相應。[6]這種社會與政治基本結構是儒家一切倫理、文化跟政治、道德的源頭與基礎。源於也本於中國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儒家將其提煉出來，也強調這種價值，使中國能夠形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也綿延發展的社會。

可是上述結構今天面臨巨大的轉型與挑戰，根本原因在於都市化、工商業化、資本主義化，以及與資本主義相應的新型態自由民主政治。西方現代性的源頭是資本主義。以資本主義中心的新生產方式改變人群的基本生活方式，之後才發展出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政治。新的生產方式，讓個體從原來的社會網絡裡頭解放。要使個人從原來的社會、政治網絡中解放，使個人能夠按照經濟學原理——基本上是「看不見的手」──依照價格，將所有人力、物力、資源……做最有效率的資源調動。[7]相較於以前中國不僅個人從屬於錐形網絡，做事情都要向父兄稟報，並獲得家族中長輩的同意。另外許多公共財都屬於整個宗族共有。因此在現代，要將這些人力、物力、資源……都解放出來，並按照價格機制做最佳的調動資源；在這個情況底下，每個人越來越成為一個個自由、獨立的個體。

然而這裏牽涉到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這個自由、獨立化的個體怎麼樣去建立群體秩序？新文化運動後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主張學習西方。然而西方人自古就較擅長於此，因為在古代城邦的時代，公民最基本的身分是自由民（限於男性公民）。但城邦的人數很少，大部分城邦其實不過幾百到幾千人。其中最大的雅典，平時公民約有三萬人，最多時也不過十萬人。所以西方習慣的是小型政治，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城邦的公民人數應為5040人。[8]這些自由、平等、獨立的個體是在大家熟悉的情況下，建立城邦意識。古希臘的共和主義是由彼此熟識，且是獨立、自由的個體所建立彼此相互認同的團體，彼此建立了共同遵守的法律，所以是「法治」。自由民主法治的源頭是作為古典的古希臘的一些城邦的經驗。羅馬共和國的源頭是羅馬城，以一個城征服了世界。所以西方古典政治真正的源頭是都是很小的共和國，共和國本身的規模就是一個不大的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有所謂的自由公民概念，並以此建構政治秩序。近代西方在古典自由民主共和的示範與理念下，主要透過資產階級爭取城市自治與人身自由，逐漸由下而上地建構政治秩序。

中國，若以人口論，在多數時間一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與社會。在三代就已經是大聯盟式的天下型政治，經過近兩千年的整合與戰爭，達到了秦漢的統一。秦、漢以下大一統，更是巨大。一直以來，中國建構政治秩序的唯一方式，事實上就是一個領袖帶著一個優秀的軍政團體掃平天下，然後立一套政教制度。這個制度在古代有多方面的長處，然而不穩定性也很高，多數朝代在中葉就發生大亂。到了中國近現代，也必須透過巨大的列寧式政黨組織，才能夠重新建構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的社會。這個新的一條鞭式、組織嚴密且超級巨大的多層級政治錐形網絡，一方面與傳統多層級的錐形社會政治網絡有很大的類似性，一方面也大量破壞傳統家族式網絡的倫理與文化。這種黨國體制既是兩岸現有國家體制乃至各類秩序的源頭，也是一切現實中必須處理的政治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兩岸在邁向自由民主的過程中，都不斷面臨傳統錐形社會政治網絡的現代轉型問題。台灣規模小，又因各種因緣，已經建立了一個華人世界中最為自由民主的政治社會體。本文以下將以台灣經驗為主軸，探討傳統錐形社會政治網絡的現代轉型問題。

二. 傳統儒家政治社會的基本組織觀念

要分析傳統錐形社會政治網絡的現代轉型，同時必須分析傳統儒家社會的構成觀念。大轉型中，傳統的政治乃至社會組織固然容易破壞，然而傳統的觀念卻比較不容易消亡，並且容易形成轉化。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可以大略分為兩組，一組深具根本普遍義，如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之德，其基本內涵與自由民主乃至平等的理念，並無邏輯上的矛盾或真正的衝突，在此先不討論。另外一組，如忠、孝、弟、敬等觀念，則一方面具普遍義，一方面又與上下尊卑、人身約制等傳統錐形網絡關係密切相關，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就備受攻擊，在此必須深入討論。

以《論語》為政篇〈使民敬忠以勸〉章為例，此章提出了傳統中國錐形網絡社會的一些核心觀念與組織方式，如忠、孝、慈、莊、敬、舉善、教民、使民，並說明了這些觀念與政教的關係，可以做為我們討論傳統觀念與組織的一個基礎。這些觀念與其連帶的社會政治組織方式，也正是臺灣社會原有的基本價值與運作方式，所以更值得分析。〈使民敬忠以勸章〉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魯國的大夫季康子問孔子：如何能讓老百敬其上、忠其上？「勸」，則是希望百姓努力配合指令，從事應做的事。封建格局的政治以貴族們、卿、士大夫作為世襲的領袖，希望老百姓敬其上、忠其上，而且努力奮發，使整個體系得到安頓。孔子說：「臨之以莊，則敬。」亦即上位者做人處事都要莊重、嚴肅，下面的人自然尊敬他。「孝慈，則忠」，意指上位者若能導民於孝慈，使其「孝其老、慈其幼」，「則人民能忠於其上也。」[9]「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善，指德，能，指才，善則舉之，不才者教之，舉有德的人，教沒有能力的人，上位者這樣做，加以扶掖、獎進，在下者就能勸勉努力，以侍奉其上。[10]

「臨之以莊，則敬。」既有封建貴族社會的背景，但也有其普遍的價值。古人強調「君子不重則不威」，在錐形網絡社會中，居上位的「君子」自己的態度必須嚴肅莊重，底下的人自然起敬，此所以維持政治與社會秩序。在「臨之以莊」是基礎，百姓尊重的基礎上，才得以「舉善而教不能」。「舉善」又運用了錐形網絡，舉一國、一鄉之善者，他底下的人自然從善。「教不能」則適應封建暨家族形網絡社會，親戚子民不可棄，所以只能在原來的錐形網絡中教育之。這與商君變法後，循名責實，尚個人功勳，的方式其實截然不同。

孔子這句話對於封建政治固然是根本，然而在「體儒用法」的郡縣政治時期，卻依然有重大功能。一則在於這句話本來是任何領導者所應具有的態度，一則在於郡縣政治時期的中國依然是一個多層級的錐形網絡社會，而且儒家式的人情義理，依然是官場與社會的基礎。歷代政治莫不希望老百姓敬忠以勸，在上位者自己一定要「臨之以莊」，處事莊敬嚴肅，不隨便出令、不隨便做事情，而且要充分考察民情、照顧周全，這才是「莊」，也才能達到安天下的效果。此所以歷代官員的官服也必須非常講究，等級分明，整齊嚴肅，老百姓容易起敬起信，有利於統治此廣土眾民的國家。

這一套辦法，在今天固然也有一定的意義，然而民主時代的領導者講究親民，服裝、舉止、禮儀與一般人民的距離很有限。研擬政策與出令固然依舊必須莊重嚴肅，然而更重視周延的討論與廣泛的溝通。因此「臨之以莊，則敬」並非沒有現代意義，卻必須與自由民主社會重視上下溝通，真正反應民意的需求結合。而這兩者的結合，可能更有利於達成一個穩定、有序，且有菁英份子領導維繫文化與道德理想的社會。

「孝慈則忠」所對應的中國傳統社會，其組織原理是家族主義與宗法。每個家族依尊卑長幼構成的一個錐形網絡，上面是祖先、祖、父，底下由子、孫一路傳承，形成一個密切的生命共同體。家長要能照顧底下所有人的集體福祉，而底下要尊敬家長。人們在維護集體生存與福祉原則上互相保護、互相照顧，由地位明確界定、經驗也比較豐富的尊長領導，形成一個──至少對於農業社會中的古人──自然的錐形網絡格局。這種關係轉移到政治上就是化家為國，「移孝做忠」，以及事君如事父。孔子此處不只講孝，孝與慈是同時並存的，長輩要能夠慈其下，不只要求晚輩單方面的孝，所以是「孝慈則忠」。長輩要照顧晚輩，晚輩要能夠尊敬、回報撫養其長大的祖輩、父輩。「孝慈，則忠」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組織的基本原理。孝、慈與忠是當時每一個人覺得人生最重要的德行，藉此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

在「孝慈則忠」的基礎上，進一步「舉善而教不能」，才容易由父老與長者們帶頭，使百姓互相勸勉努力。舉各家族與姓氏中有德者，教底下那些沒有能力，比如不知道如何種田、植樹，不知如何開水利的人。這樣有德行的人受到鼓勵，沒有能力的人受到幫助，則勸。如此則確保其社會與政治的秩序與動能。然而「孝慈則忠」的觀念當然有利於君主或多層級錐形網絡體制的維繫，而成為所謂中國式「封建」體制的社會基礎。

「孝慈則忠」這類概念在新文化運動以降的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運動中被視為最根本性的反動主張。在台灣社會自由民主運動的開展中，孝、慈、悌、忠等思想，雖然幾乎未曾受到直接批判，卻被視為「儒家」或「中國」威權與「封建」式統治關係的背景，而時而與「儒家」或「中國」的形象，整體遭到拒斥。可能是因為君主體制已遠，不再有復辟的危險，人們批判的重點直接是黨國體制的問題。然而也有許多人將黨國體制與儒家及中國式封建做連結，這使得這一系列的儒家組織化觀念受到本質性的懷疑。換言之，自由民主化的新一代，可以接受單純做為人類普遍道德的孝、慈、忠等思想，卻不願接受其「威權」或「封建」的組織化意涵。悌的觀念，則因為並非人類「普世價值」，基本不受重視，然而在社會上與家庭中，卻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

三. 黨國體制、東亞現代化與威權體制的世紀大轉型

如前所述，現代中國的黨國體制其實是一種「以黨員與黨政軍關係網絡為基礎，高度紀律化、集權化的新型多層級錐形網絡組織」。國民黨跟共產黨都是在中國處於最危險、分崩離析、內憂外患的狀態時所建立起來，以之建國與立國，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式政黨。而兩岸今天一切主要的政治討論與運作，自然都以兩黨所建立的黨國型國家體制為出發點。直到今天，雖然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了憲政，但在政治運作上，黨的地位還是很重要。國民、民進兩黨的總統都感到必須兼任黨主席，才能順利推動政務。行政權也經常通過黨組織干涉立法權，有時甚至侵擾司法權。這表示歷經三十年的自由民主化運動，黨國體制在台灣依然有其遺存的影響力。要充分瞭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東亞國家現代化的歷史。

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與香港，這些非西方社會中最成功的快速現代化典型，在其現代化過程中，都先經歷過長時期的威權體制。而這些東亞社會的威權體制，一般認為與其高度儒家化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有相當的關係。目前中國大陸與越南也走上這種先威權與改革開放並進的道路，也明顯受到前述這些東亞國家現代化經驗的影響。這些東亞國家都有賴儒家多層級錐形網絡社會與文化，幫助他們建立整體的政治與社會秩序。而作為現代化命脈的經濟發展，也只有在國家體制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些國家的早期，沒有一個能夠靠自由民主的方式建立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他們在發展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有賴威權型政府強力介入經濟規劃、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科技發展、貿易保護與所得分配，才能使得前現代化的社會順利邁入現代化社會之林。[11]換言之，儒家型態的多層級錐形網絡政治與社會，若能適當運用，反而造成了非西方社會中最功現代化的典型。

然而現代化一旦成功，國民平均所得超越八千美元的大關之後，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便自然提高。各國原來的威權政府，紛紛受到衝擊，也必須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面對各自的歷史。台灣與中國大陸均擁有獨特而同源的黨國體制與社會文化，其發展道路自然有相當的類似性。然而因為幅員大小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重大差異，也自然會頗有所不同。

黨國體制雖然是前現代華人社會快速現代化的一種利器，然而其社會與文化基礎其實不夠。它是數千年相仍的中國社會在面對危機時所產生的新體制，其運作方式是以黨來控制一切，在華人社會中缺乏倫理與文化的真正根基。與泛家族主義的儒家體制不同，傳統三綱五倫所維繫的政治社會制度，深深地植根於家族與社會之中。黨國體制難以充分反映下情跟民情，又不是真正自由民主的狀態，所以容易造成社會跟政府的對立、民情跟政府的隔閡，這樣百姓就不容易忠於此體制與國家。當黨國體制壟斷太多事務時，老百姓隔閡也越深，兩岸都有這樣的問題。相形之下，古人講「孝慈則忠」其實很高明，它的社會組織方式和政治組織方式是同構的，在家裡能行孝慈之道，擴大到政治型態時，其認同感是很高的，自然就也能夠忠。今天華人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的組織方式其實脫節，與經濟的發展亦不合，自然會要求改革與整合。這在台灣與中國大陸，正以不同的方式在進行中。

換言之，黨國體制固然是華人社會快速現代化的一個利器，然而當社會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時，黨國體制與華人社會固有社會文化的矛盾，以及現代化社會個體嚮往自由自主的矛盾都日益明顯。這時候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自然不斷狀態，而黨國體制及其遺存很容易成為人民攻擊的對象。這一點在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歷史中非常明顯。而相當曾度上作為黨國體制溫床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多層級錐形網絡，也自然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我們雖然難以預測之後臺灣社會如何，但現有的大方向已經很清楚，就是繼續自由民主化。以自由民主化為主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正在重塑臺灣的社會，然而台灣儒家傳統的根性依然頗強勁，其結果可能會造成一種自由民主化的儒家社會。在政黨上，也出現了一些比較反對儒家的政黨，以及一些比較同情儒家傳統的政黨。前者包括民進黨、民社黨、時代力量與台聯，後者包括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國黨。至於介於其中的白色力量，如柯文哲，則對儒家保持審慎的肯定態度。以下將對以反儒家乃至反中國為主調的民進黨與學運世代為主，分析他們思想雖然反對儒家與中國傳統，行為上卻依然難脫儒家與中國傳統的影響。

四. 民進黨所留存的「儒家特色」

推動台灣自由民主化的一些重要推手，多持反對儒家的態度，並將儒家與中國的專制、封建傳統聯繫在一起，從而從文化與制度的本質上支持台灣的分離，或至少是自主思想。例如李登輝曾表示：「中國才需要拋開封建的儒家思想，多點個人的思想，他也認為台灣能夠幫助中國慢慢自由、民主化。……李登輝回應說，中國有很多東西要修改，像是儒家思想，孔子講說要對父母孝順、服從，這些完全都是封建思想，他九十歲再來念論語時就會質疑『為什麼沒有個人的想法？』」[12]呂秀蓮曾指出：『中國儒家思想以三從四德約束女性。「三從」指的是女性在婚前順從父親，婚後順從丈夫，守寡後順從兒子。「四德」指的是貞操、外表、女紅及得體的應對。這些傳統為女性帶來三個束縛：包頭、束腰與纏腳，用來限制女性知識、性與身體的自由。』[13]尤錫堃在民進黨執政八年研討會中亦提出：「傳統儒家思想是束縛。」[14]

新一代學運與社會政治運動的領袖人物范雲，在2011年07月5日，針對該年6月16日教育部通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確定內容涵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寫下：「教育部霸凌下的高中教育」一文。他說：

義務教育是為了培育下一個世代發展自我、進入社會的基本能力。儒家思想產生的政治與社會背景與當前已經完全不同。台灣已經是個民主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所需要的品格，不應是《四書》中為聖君賢相量身訂製的民胞物與的美德，也不該是君君臣臣教化忠於個人的倫常秩序。我必須要說，《四書》背後的價值與現代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民德行是相違背的。如果我們希望高中生能具備公民素養，我們需要的教育方式，應該是環繞著平等權與弱勢權益等民主的基本原則，訓練高中生的理性思辨。」[15]

太陽花學運中的領袖魏揚人物說：

說穿了，不就是這位高中生[參與示威抗議者]的行為（與父母激烈爭執、扭打），隱隱然地戳中人們心中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儒家倫常觀嗎？不正是覺得這種「大不孝」的行為「破壞了運動的形象」？在這種衝突中，作為高中生的運動者在現場被家長喝斥要求回家時所受到的壓迫，似乎被擱置不論，或用「都是演的啦」給消解，只因為一場反抗威權、教條教育的運動，不小心牴觸了同樣是威權與教條的儒家家父長文化」。[16]

太陽花學運的知名人物劉敬文（妖西）則說：

儒家思想預設人是不平等的。儒家思想是一套為獨裁專制而非民主體制服務的「人民規訓體系」，目標是最大化統治者的自由與權力、最小化被統治者(人民)的自由與權力(和權利)。[17]

無論老一輩與年輕一輩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推手，幾乎都反對儒家。他們莫不大力呼喚解放、自由、自主。其中如李登輝、魏揚，更直接將威權體制與如儒教家父長、孝順、服從等觀念聯繫起來。至於異軍突起，幫助民進黨在前年縣市長選舉中大勝國民黨的柯文哲，雖然大力抨擊了國民黨體系的僵化與錯誤，在當任台北市長時卻曾出席出席由「臺灣孔子協會」所舉辦的「椿庭長青杏壇春」孝親、尊師活動，並致詞表示：「勉勵推廣儒家文化，增進社會倫常，儒教如果能做得更好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應該是可以避免』」。[18]然而這番談話卻「遭到PTT鄉民狠批是封建思想」。[19]可見自由民主化的年輕一代非常地反對儒家傳統。

從老一輩自由民主化運動的推手，到普遍相信自由民主的年輕一代都非常地反對儒家傳統。但這個現象其實反映了儒家傳統的影響力還相當強。所以弔詭的是，無論是老一輩或年輕一代自由民主化運動運動者，其實均無法去除諸多儒教社會的性質，包括前述的類家族型錐形網絡。民進黨內部的傳統色彩，類家族的人際關係，本經常為人所批評，而即使是非常反對儒家傳統的年輕一代，雖然力圖與老一輩的民進黨劃清界線，也依然流露出許多儒家的特色。

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家族親友色彩濃厚，因為反對運動一開始，就是一些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受害者本人及其親友所發起。在反抗運動長期運作中，一方面循著華人社會的原有人際網絡，一方面避免黨國體制的偵測與迫害，也一直主要循親友的脈絡發展。另外，綠營的主要根據地台灣中南部的傳統人際與地緣關係又特別強烈。是以民進黨至今的派系性與家族性都相當強。或者說，反對運動是在這種華人的家族與派系性上，進行自由民主化的建設，企圖使其逐漸減少原有派系性與家族性的問題，然而卻依然存在著許多原有的根源性格。派系性與家族性使民進黨內部本來很難團結，然而面對強大的黨國體制壓力，使得他不得不團結。時間一久，民進黨的組織運作，在許多方面，其實也頗與其最大的對手國民黨類似。這些都使得民進黨內部，繼續呈現出華人社會的多層級錐形網絡特性。

我們以最能代表「黨外」時期主流，也構成之後民進黨政治團體核心的「高雄事件受難者家族與辯護律師群」[20]為例，來說明此現象。如鄭明德所指出：

美麗島成員的政治經營方式，主要以特定公職人員或家族為首，透過傳統地方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與樁腳網絡，或與地方勢力進行結合。……對於這種極為傳統的組織經營型態，有論者引用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作比喻，認為如同以個別公職或家族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由一圈圈逐漸向外擴散的同心圓波紋和別人聯繫並發展社會關係。美麗島的組織特色，該派系成員表示如同像「變形蟲組織」。在學術分析上，變形蟲組織比較常被應用在企業組織的研究；實務上，這也是台灣中小企業行之已久的組織生存方式。它指的是各有專業的中小型廠商，透過信任、義氣或經營已久的人際網絡，快速結合成有彈性、可塑性的組織或作戰網路，並組合各自的資源，製造出最快、最有競爭力的產品。……在Bruce J. Jacobs的台灣鄉鎮政治研究中，曾發現日常人際關係和情感是傳統政治結盟的基礎。同樣的，美麗島作為此類似的政治聯盟；這種獨有的情感、關係凝聚也正是該派系賴以維繫的重要基礎。[21]

上述這段話中所提到的「以特定公職人員或家族為首，透過傳統地方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與樁腳網絡，或與地方勢力進行結合」、「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由一圈圈逐漸向外擴散的同心圓波紋和別人聯繫並發展社會關係」、「變形蟲組織」、「獨有的情感、關係凝聚」正是筆者所一再提出的儒家社會的類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網絡」的表現。

1999年5月之後，隨著許信良退黨參選總統與黃信介逝世等因素，美麗島系逐漸沒落，其成員分裂並大多轉入以張俊宏為首的新世紀國會辦公室，以及以許信良為首的新動力國會辦公室。其經營方式依然頗為傳統，以新世紀國會辦公室為例：

新世紀的組織經營，與美麗島成員的政治經營方式類似，主要也是以特定公職人員為首，透過地方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或與地方勢力的結合，最後整個派系再由各地山頭透過橫向聯繫或中央重要黨職、公職的串聯所組織形成。……辦公室為貫徹委員會議之決議，規定成員必須遵守相關紀律規定（章程第八條），並原則上禁止成員跨派系。在凝聚力方面，原有美麗島著重的信任、情感、人際網絡與配票都是重要的凝聚力來源。……和美麗島的政治甄補類似，即政治菁英絕大部分仍以血親、第二代或舊有勢力為主，而幕僚最好的甄補管道則來自菁英的挑選。」[22]

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新的政治局面下，新世紀的組織與經營雖然不太成功，但顯然表現了美麗島系的原有特質。

陳水扁當政時期，在初期派系的力量有增無減，如論者所指出：「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其權力結構特質一直受到派系政治與家族政治的影響。……因此，民進黨各派系立委為強化其決策影響力，並團結力量向以陳水扁為首的行政部門爭取政經資源與內閣職位的分配機會，乃希望能夠整合各派系力量，形成聯盟。」[23]阿扁本人則利用其早期的政治光環，對各派系頗為抑制，並扶植自己的派系「正義連線」。這種總統或黨主席企圖削弱或整合各派系，並最終視其實力與各派系達成某種平衡，成為民進黨2000年之後的常態。社會各界對於民進黨內部派系林立，天王競逐，亦以其違反「現代化」的緣故，一直頗多批評。然而諸多派系與天王，正反映了民進黨內部的儒家特質。只有在阿扁前期光環太盛或民進黨在2008年慘敗時，才獲得抑制。

民進黨多年以來一直是派系共治。所以即使擔任總統，也不能不培養自己的班底。陳水扁的正義連線為其代表：

正義連線的政治甄補有兩個管道，一個是來自該派系內部的提名，如前所述；另一個則來自領導菁英的自行挑選，而這種甄補模式以陳水扁最具代表性。陳水扁擔任立委、市長後所培養的年輕助理群，目前已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力，甚至被外界視為「童子軍」治國。[24]

至於作為他打擊對象的「福利國」系亦然：

福利國的政治甄補與正義連線相同，共有兩個管道：一個是來自該派系內部的提名；另一個則來自領導菁英的自行挑選。就後者而言，謝長廷與陳水扁類似，會從其助理群中挑選適當人選參與實際的政治工作。[25]

這種作法在華人的政治圈中非常普遍，也自然會形成一種類家族的錐形網絡關係。

民進黨各派系的類家族性與地緣性原本甚強，其中最反對傳統的類家族性與地緣性，也最具有意識形態與理想性格的「新潮流」系，卻很弔詭地走上他所最反對的「列寧化政黨」組織的運作方式，也就是前述變型的華人社會錐形網路化組織。如研究者所指出：

新潮流系雖非獨立政黨，但確實已經粗具「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特性：成員的甄補與汰除皆遵循共同理念與紀律要求、內部決策採行「民主集中制」、從區會到中央的階層組織，以及在各社運團體的「先鋒幹部」。然而，相異之處則是新潮流系在行動過程中仍會考量到黨外整體或民進黨，亦即會爭取路線領導權，但也未徹底拒斥其他抗爭路線。[26]

與當年的國共兩黨類似，新潮流自認為革命組織，有嚴苛的入組織要求，並重視輿論宣傳、群眾路線與社會運動，對年輕學生特別有吸引力：

《新潮流》自詡為革命組織，有嚴苛的入會規定與要求，成員要純粹，否則難有共識，或容易悖離理念。故招募必須有共事經驗後，再由組織發出邀請。……由於《新潮流》對黨外既有路線發起論戰，「群眾路線」的主張以及社會運動的關注，也確立重視理念的形象，對於年輕人而言頗具吸引力。……因此，縱使新潮流系雖然沒有針對學生所設置的組織，但是卻能在學生群體保持吸引力。這種情況也表現在野百合學運的幹部內部，便是那些與新潮流系過從甚密的學運成員被稱為「新青年」。[27]

在組織方式上與民進黨其他的派系依賴人身依附的親友、助理關係不同，新潮流非常強調理念的認同與組織的建設：

新潮流系的態度在於「理念的累積」……也就是在非武裝抗爭的前提下，對理念的堅持將成為凝聚團體成員與強化抗爭能量的關鍵。唯有理念堅定的群眾才能夠持續挑戰統治者，不斷施加壓力而後推翻體制。另一方面，新潮流系標榜成員對於理念的認同，並以此說明反對運動「組織化」的必要性。[28]

基本的組織方式「列寧化」，講究「集體性」與兄弟、同志的情誼：

就資源分配模式而言，該派系也具有列寧式政黨的「幫會」運作性格。新潮流排斥個人英雄主義，講究「集體生產、資源共享」、「選舉募款、互相幫忙」，使組織內部成員會有兄弟、同志或共同體的強烈感受，而資源分配也如同「勝利果實，人人有份」。[29]

在追求台灣獨立、群眾運動路線及社會民主主義等政綱的基礎上，新潮流系大量從事吸收與培養青年菁英、推動社會運動、參與選舉、提供黨內行政與參謀人才等工作：

新潮流系認為群眾運動必然需要透過組織進行動員，動員之後也必須能夠掌控群眾，因而群眾運動與組織訓練乃是無法分開。訓練過程包含三個階段：首先是觀念的建立，亦即對於政治立場、路線與意識形態內容的掌握；其次是實務性的訓練，包含街頭運動的準備工作與組織工作；第三則是投入工作。由此可見，基層工作需要小規模而長期的訓練，才可能成就「人民的力量」。從成果來看，新潮流系的經營延續《深耕》雜誌時期的「民主教室」、「民主聯誼會」，借用地方公職成員服務處、公園或民宅，逐步累積與當地民眾的連結，也是新潮流系日後發展的地方據點。[30]

在如此高度理念化、組織化、草根化與系統化的運作，使得新潮流成為民進黨內戰鬥力與生命力也最強大的派系。從創黨以迄於今，新潮流的影響始終不衰。[31]當其他較家族化、建立在人生依附關係上的派系逐漸老化、失勢之際，新潮流的影響力卻始終不衰。這顯示了在面對強大挑戰與年輕時代時，傳統類家族式的錐型組織影響力下降，而激化的華人列寧化組織影響力上升。前者較像國民黨，後者較像共產黨，然而都較為民主化。然而無論是那一種，其實都反映了了儒家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多層級的錐形網路，只是一個是傳統態，另外一個是革命態。於此同時，民進黨內始終派系林立，如新新聞所報導，在2006年7月民進黨全代會通過「解散派系」決議後，新潮流系與其他派系一直「名亡實存」，也可以表現民進黨的儒家社會性格。[32]

五. 新世代學運留存的「儒家色彩」

年輕世代，尤其是學運中人，幾乎莫不討厭儒家與中國傳統，然而他們卻依然表現出一種儒家社會的自由民主化特色，也正推著臺灣走向一個自由民主化的儒家社會。何以說太陽花學運其實表現出一種儒家社會的自由民主化？從客觀上來講，外人看台灣社會，其實呈現出非常清楚的儒家關係與思想。平常父母、子女、兄弟、朋友等倫理上的關係頗儒家，情義、仁義、倫理與整體秩序仍是臺灣社會的核心價值，使得生命中核心關懷與關係莫不受其影響。[33]從民族性來看，台灣社會的儒家特色至今都很強，所以台灣在進行自由民主化時，無論是自身的運作，或為了要獲得民心，自然會反映這些觀點。

首先，太陽花學運極為重視秩序，高度組織化，儼然構成了一個小政府，並因而普受好評，迅速增加了他的影響力。這次學運高度自制、有序、企圖照顧所有進來參與的人。這種負責有序的態度，使其獲得大量的支持！能如此與學運的領導及組織方式，有絕對密切的關係。太陽花學運是由幾個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組織，為抗議兩岸服貿案未經適當程序就通過委員會，集體非法衝進立法院所開始。[34]帶頭的反黑箱服貿行動聯盟、守護台灣民主平台、一九八五聯盟和地球公民基金會、基進側翼等組織，每個都派代表，組成決策委員會。雖然每次開會都約有三、四十人討論，但幾個領導者影響力特別大，使其變成一種「民主集中」的型態。[35]所以後來外面有許多參與者罵它專制，衍生出「大腸花」與「賤民解放區」讓參與者發洩情緒。

學運在行動過程中，自動形成錐形網絡，組織頗為嚴整。在第一週便有觀察者注意到學運組織驚人的整齊與周全，並指出：「後勤補給線的建立，正是讓這次太陽花學運得以延續的首要原因」。一位曾參與的大學教授從旁觀察指出；「上次夜宿內政部，最後潰散的關鍵就在於學生沒有完成組織化。」領頭的團體，「隨時因應現場所需，建立分工。」他們組織學生主導場內外糾察與網路動員、募集物資。「學生在一開始就組成網路小組，將每天需要的物資項目，發布到網路上，第二天各種所需物資隨即源源不絕，透過物流湧入。」「每天從早到晚，從立法院鎮江街門口，一路到青島東路的物資區，約五百公尺的距離，幾乎每公尺都有一個年輕的面孔，排排站成一整列，以傳遞方式搬運進入議場。」他們在立法院周邊開出四個舞台現場，以召開公民論壇，每天組織各地學者與民運成員上台演講。各地社運與民運團體，不僅動員學生與成員參與，並由旗下的老師們帶著學生來此上課。「臉書上不斷有人呼籲，要求在人潮最少的時段，從凌晨三點到隔天中午一點再到現場」。所以「雖然天氣嚴寒，但從深夜清晨一直保持至少五千人在場外」，使得警察不敢貿然行動。「從分區聚集、個別舞台、通訊傳聯、物資統計、徵集物資發布，到如何傳遞進入，全都一清二楚」。高度的系統化與組織化，讓太陽花運動，「演變成一場和政府間的持久戰、消耗戰。在上萬人的聚集場合，不僅動線清楚，甚至主動拉出緊急救護通道。一位觀察者說：「他們既有抗爭經驗，又有社運團體和過去參與學運的老師協助，實際運用所學，這就是能打持久戰的原因。」[36]這種高度的組織性與動員力，似乎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化的儒家社會之表現。

很多人可能覺得這種組織能力與方式是「現代性」的表現，而與儒家無關。然而在歐美，學運與社運一般卻都非常暴烈，與台灣大不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固然衍生出不少暴力事件，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示威活動，幾乎絕無如同太陽花學運的秩序井然。一位義大利朋友說，在義大利的示威，每個人都只想幹掉對方！（They simply try to kill each other!）。他所見西班牙的學運或社運，也經常互鬥到幾乎想把警察殺了的程度。西方人個體的主體性非常強烈而巨大，覺得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侵犯就激烈開打。然而台灣社會的儒家化倫理性格很強而不自知，做事情的時候自然會注意大家的關係與社會整體的反應，這就是臺灣所謂「暴民」跟歐洲、美國的「暴民」差距甚大的原因。[37]學生們與自由派很可能反對此說法，因為他們普遍討厭儒家。但是從客觀上來講，太陽花學運的特殊性格到底從哪來的？回教徒的抗議不是這樣，他們喜歡像軍隊一樣兇悍，像獅子一樣作戰，臺灣的學運顯然不是這味道。歐洲人又是另一種，人人企圖像希臘神話的Hercules般強悍，那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大英雄。而儒家社會不喜歡那樣。於是我們靠到一群示威「暴民」在那裡維持秩序，打掃拖地、安排醫療通道與行動通道，一切整整齊齊的，非常有趣。[38]學運高度有序、自制，而且還講究禮貌、甚至還企圖跟警察變成朋友，[39]相當程度上是儒家情感、儒家思維的流露。而這也是讓這次運動能夠有秩序的關鍵，否則如同歐美的示威活動，要講自發的秩序是很困難的。

太陽花學運的領導方式也頗為傳統。幾個領導的影響力很大，自然有其威望，底下的人頗為配合，一般不太反對。但是它需要自由民主化。這是儒家社會的自由民主化。學運參與者對這些領導者的要求也頗傳統，重點是一定要照顧底下的人想法與感受。林飛帆和陳為廷顯等領導人現出特殊的領袖特質，很能照顧底下的人和外面的人，並主動跟他們建立關係，所以成功地領了這次學運。這些選舉出來的領導人物，較之於各種激進的人與思想，也頗能平衡地顧全大局並企圖照顧到每一個參與者，此其所以能成功。這些其實是儒家社會的特色，但是它同時在追求真正的自由民主。

在馬總統當政的後期，外界普遍批評他自以為是、麻木不仁，無感於民間的聲音與需求。[40]學運期間，這更成為學生與各界反感的重心。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大量他不會照顧人，不聽別人勸告，只關注在自己的想法與議題的聲音，導致人心渙散。馬總統兩次均以超高的票數當選，所以問題不在於他的基本政策，而在於他的態度。「自以為是、麻木無感」完全違背傳統政治的道理。對外招恨，對內招怨。儒家社會重視仁愛與孝慈。上位者要慈、要能照顧底下的人。馬政府的失敗，很大的程度在於人民覺得他無感，不慈，不能與民同心。學運世代從社會運動起家，正好以照顧社會弱勢，反對壓迫為宗旨。在關懷社會上長期受壓抑或壓迫的群體方面，有突出的表現。

另外，在全世界的年輕人對於改變政治與社會現狀普遍感到挫敗之際，台灣代表年輕世代的太陽花學運竟然會成功，不能不說是個異數，也在一個次要的意義上，一定程度地表現了台灣儒家社會的包容力。西方社會年長與年輕一代，常處於各執理念與立場的對立狀態。然而在儒家社會中，各自的理念與立場並非根本，情感與關係才是根本。在傳統關係中，年輕一代不允許挑戰年長一代。然而此種上下尊卑的威權，已在過去百年中受到不斷打擊。是以當年輕一代與老一輩的價值觀發生衝突時，老一輩固然也很不高興，乃至嚴厲批評，然而最後會選擇包容。若價值觀基本接近，而只是部分衝突或修訂時，更可能在背後支持。例如太陽太陽花學運期間有許多的「外省第三代」以自由民主之故，參與運動，與家中長輩發生不少衝突，然而年輕人依然前行，少聞破局。整個學運固然狠批國民黨，也痛批民進黨的四大天王與原有體系，卻幾乎不聞民進黨反擊。之後的九合一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也讓出許多席次給學運世代，使得時代力量、社民黨、綠黨、與諸多社運組織有其發展的空間。這固然更多的是民進黨擴大版圖的策略運用，然而也蘊含著讓位以及培育年輕一代的心思。

貳：儒家型現代公民社會的建構與問題

由上述可知，台灣自由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團體，雖然一般相當排斥儒家，然而因為台灣本身是個儒家社會，所以其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依然難免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在不斷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儒家傳統雖不斷式微，年輕一代對於儒家傳統也普遍更加反感，然而其中的儒家色彩卻依然清晰可見。這些自由民主的主要推手與「覺醒青年」，基本上感到他們正與廣大的儒家與「封建」傳統以及肯定儒家的藍營與年長一輩對立。太陽花學運世代攻擊了國民黨、新黨、民國黨、民進黨的舊式派系運作與政治交換、佛光山、中台禪寺、慈濟、資本主義乃至「封建化」的老社運團體。一言以蔽之，就是認為整個現有社會上層都是把持舊有黨國體制所遺留結構的既得利益者，中年以上的人都被舊有意識形態所籠罩。所以他們呼喚一種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全面改革。[41]其關鍵，恰恰是以一種徹底解放、個體化有下而上的自由民主化的解放運動，而他們所要解放的對象，正是黨國式以及傳統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網絡及其各種變形產物。此運動的最新目標，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時代力量、社民黨、綠黨、樹黨以及眾多社運、學運團體是為其主力。民進黨雖然觀念上支持，但蔡英文總統到目前為止所用具有「老男藍」色彩的內閣，企圖保持穩定與現狀，尚未以攻擊既有結構為政策。

在自由民主化運動的推動之下，台灣確實很可能在在可見的未來建構成華人世界中第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然而黨國式及傳統式的多層級錐形網絡及其各種現代變形的勢力既然如此龐大，台灣能夠有今天的安定、秩序與繁榮，基本上又有賴於這些錐形網絡組織。台灣自由民主化運動本身，如前所述，也無法脫離其影響。所以台灣公民社會未來最基本的組織型態，很有可能是一種自由民主化的多層級錐形網絡，也就是傳統家族化多層級錐形網絡的扁平化與自由化，並由下而上的建立秩序。這與西方現代公民社會由原子化的個體直接與社會政治整體做結合，所構成的法治化、線性結晶型結構頗有所不同。

六. 現代華人公民社會中的個體與群體網絡

西方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理論，主張社會應由一個個的個體，從各自所在的社區、學校與工作場合，由下而上，自動自發地，依理性原則組織起來。然而這在華人社會立刻碰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即華人的個體能動性、自主性和戰鬥性，跟西方人很不同。在傳統倫理與文化的影響下，華人社會中大多數的老百姓是沉默的大眾，一般很不主動，並缺乏主體與權利意識；除了家族與類家族關係外，也缺乏自治與組織能力。至於理性原則，更從來不是華人社會與政治組織的重點。因此在現代華人社會裡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或學運，反而都是以類家族或黨國型錐形網絡所組合：它需要有一些人帶領，以言論或情感號召並組織團體。不僅如此，在儒家社會中，由下而上的社運本身力量很有限。但當社運與學生結合在一起，提出一種涉及全民的道義時，便容易有巨大的影響力。而當學運、社運若再與政黨與政治結合，建立錐形網絡組織，就很可能會左右國家的走向。兩岸近現代的歷史，似乎一再顯示了這一點。

台灣在過去三十年，尤其這最近兩年，已經形成許許多多這樣的學生、社會與政治性團體。進一步自由民主化後，依目前看，很可能會建立一種錐形網絡與自由個體的平衡。以多元的的個體為基礎，自由也自然地形成各種網絡型團體，其中也自然會產生他的領頭人士，形成內部生態與秩序。公民社會應以每一個個體做為最基本價值的源頭，給予每個個體充分的尊重與自由。與此同時，華人社會自然會形成一個個錐形連結，無論是家庭裡面，或是公司、中小企業等各行各業，還有在學校、社會中。這些連結通常會產生內部類家族式的忠誠與道義，其得其失均在其中。[42]每一個小的錐形網絡，各有其立場與嚮往。一個一個的小錐形網絡彼此互相合作與批判，可能會構成華人「公民」社會的基底。

現代的錐形網絡的結構事實上不像，也不應該像古代那麼尖，而是一種平化錐。封建與帝制時代上下的知識文化水平差非常多，現在則大幅下降。年輕一代固然認為：有錐尖便是威權與家父長，必須打倒。然而具體的社會現象顯示：台灣所有的家族企業，大中小企業、做工、做農、捕魚、每個地方大體均如此結構。華人社會天生就是這個基礎結構，必須在此基礎結構上進一步自由民主化，才能既維繫社會原有的機能與穩定，並去除其過度威權與不尊重在下者的問題。華人社會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社會結構，除了所謂儒家「封建」傳統與黨國的不當遺存外，主要是因為國家主持的社會互助、救助與福利機制不夠發達，所以很多事情要靠家族之間長期互濟，或親戚朋友互相幫助。在這意義上，人際網絡非常重要，而且越往中南部越如此。台灣中南部的長一輩做什麼事習慣找熟人，否則就好像沒法辦事。在臺北固然比較不如此，然而親友與熟人網絡在實際生活中依然非常重要。這就是台灣社會現有的生存網絡，不能視而不見，只希望事情會照著西方的政治社會學教科書走。

台灣社會又正高度自由、民主與現代化中，傳統親緣網絡的底子又正快速流失，那麼是不是當有一天國家社會救助與福利的機能「完善」了，傳統型網絡就會完全消失了呢？我估計不太容易。第一，台灣的社會要西化與制度化到像歐洲、北美那樣高度福利化的社會，非常困難。舉例來說，臺灣的醫院，幾乎每個病床旁都有家人或雇來的人長期照顧，這是世界奇觀！到歐美的醫院絕對沒有這樣的事，病人進去之後就必須交給醫院，不准家人在醫院久留的。我們的醫院不是已經很現代化了嗎？為什麼這麼現代化的醫院，還需要每個病床旁邊有個家人或雇來的人照顧病人呢？也就是說，我們的現代化醫療機構沒辦法做到像西方醫療機構那樣，病人進來就交給專業者，家人不用管，甚至如果家人要管，醫院會覺得這是對它的主權的侵犯。所以他們不像我們，病患、家屬跟醫生護士經常有各種摩擦乃至衝突，這是個典型的例子。

國家不太可靠，也無法照顧到每一個人。我們的社會自然會存在、並且需要這樣一種互相扶助的網絡，這對大家的生存都很重要。華人社會難以像西方做到那樣高度客觀化、理性化。而且若一旦真是如此，大家還可能覺得很痛苦不適應。高度理性化與制度化社會的基礎是是一個個高度獨立的個體，強調每一個人單打獨鬥與獨立判斷的能力。這種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戰鬥的個體，個人的壓力非常巨大，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做，不能靠親友幫忙。我們的民族性不太如此，大家也不太喜歡那樣子。在臺灣如此，在中國大陸更如此，政府對基層的照顧還差得遠！政府照顧不了我，我就必須互保、互助，因此會形成各式各樣的互助團體。

以儒家網絡型結構為社會基礎，是否有辦法實行現代的民主呢？我認為可以！第一，錐形網絡到現代社會已高度扁平化，上下尊卑不僅不懸絕，且縮約到低限，這在一般人家中皆可見。第二，每一個錐形都變小，不像以前大家族動輒幾十人，甚至有數百、數千人型的家族。現代家族關係有十幾人已經很多了，一般老百姓就限於一、二等親屬之間而已。每一個單位網絡變小、變平時，要行民主就容易多了。

這種基層結構的價值在於首先它是華人社會的現實，臺灣如此，中國大陸更厲害。凡是政府控制或照顧不到的地方，就不斷產生這樣的網絡型親緣或社會團體。第二，它有重要的社會功能與道德倫理上的意涵。因為如果每個人都變成原子化的個人，傳統儒家社會倫理將整體崩毀。所有的價值與倫理必須重新來過，或者信教，或者各憑本領，將走上一個高度解構、後現代與虛無的狀態，較現代西方或日本「新人類」更嚴重，因為他們還有傳統宗教、古典與封建體制的根底。我們只要大量涉獵西方當代的文學藝術與思想，對於原子化的個人的人性狀態是否能保持健全，就不免持悲觀的態度。

家族規模大幅縮減，社會關係大幅增加，固然會降低家族乃至家庭的重要性。然而因為家庭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單元，沒有良好的親緣網絡，人類很難以健全成長。其人格、性格都是在這過程裡養出來的，所以一定需要健全的家庭，否則社會就會有很嚴重的問題。當代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一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家庭制度走向崩潰。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降對原子化個人的想像，既促成了自由民主與理性化的現代性，也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問題。這種「原子化個人的想像」其實很有問題，因為人基本上是群體的動物，從不以個體化方式存活。人需要群體，而且必須有一親密可充分信任的核心群體，才會覺得生命有感情、有意義。這就是情與義，而這才是臺灣儒家社會的核心價值！

七. 傳統社會政治觀念的轉化

在網絡化的公民社會中，前述在傳統具核心地位的「孝慈」、「舉善」與「忠」等觀念，其現代意義是什麼呢？人在家庭與家族中應該講孝與慈，這在台灣社會與教育文化中，雖然逐漸弱化，但一般並無甚爭議。問題出在孝與慈所具有社會政治意涵。因其具有威權化與強制化與的可能，所以為前述一些自由民主派所攻擊。然而若經適當的轉化，去其太過威權化與強制化的部分，孝與慈與自由民主不僅不會發生衝突，還可以有助於建構一個更理想的公民社會。

隨著家庭與家族的大幅縮小，社會作為一個大家庭的重要性大增。新型態的「慈」除了照顧自己的孩子外，還應本此心理，擴大轉換成盡量照顧弱勢的人，這其實也就是社會運動的精神。社會上的凡比較有能力或居優位者要盡量照顧能力或處境弱的人，應以其為人生意義與價值的重要基礎。在家如此，在社會亦然。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之下，選舉有德有能之人擔任領導，被領導的人對他也應有尊重之心，這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組合。臺灣的社運與學運，已頗能呈現出一些這樣的面貌。他們從關懷弱勢，受壓迫、壓抑者出發，長期從事奮鬥。新型態的「慈」如此解釋，那麼與其對應的「孝」呢？「孝」自然就是對於照顧我們、給予我們的，無論國家、社會或文化，我們該怎麼回饋感恩。從封建、帝制時代轉移到現代社會，必須做此轉化。

「舉善而教不能」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也非常重要。為什麼台灣乃至兩岸今日社會好像長期只知吃喝玩樂、飲食男女，其它事情都無所謂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長時間沒有真正的「舉善」。也就是說，真正有德有才、關懷民眾的人，在我們的社會裡其實常遭受打壓。這情況到今天要變化了，要重新定義、重新認識什麼叫作善？什麼是社會的善？古代封建政治，善的定義跟今天不同。古代的善是指有德行的人能夠幫助體制、維繫它良好運作的人。而今的善則是能夠促進政治社會發展與改良的人。在不良的威權政治下，關懷政治與社會變成很危險的事。自由民主制度下，善人能夠透過選舉與社會文化的工作改良政治與社會。「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可以做出現代轉化。

「孝慈則忠」，其中「孝慈」是傳統中國一直到清末的基本原理，直到今天的影響還是很大。如現在年輕一代跟老一輩關於學運的互動，最難溝通的是老一輩常說：「不可以這樣動不動就衝啊撞啊的！這樣破壞秩序，沒有禮貌！」[43]老一輩不喜歡年輕一輩衝撞體制，不僅是希望維繫現有秩序，而是感到這樣不道德。我們必須說，「孝慈則忠」確實很容易造成威權政治。雖然對於以前那些在上的人來說，它其實不叫威權，因為他不是靠威來建立這個權。他叫「父母官」，以父母之心待下，所以是要行德政而非威權之政，行威權之實屬等而下之，然而上下尊卑之別確實重要。在傳統或古代，「孝慈則忠」是維繫社會秩序的法寶。「孝慈則忠」在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中固然非常有價值，但今天必須要做轉化、做出新的定義。轉化之後，這個「孝」是要孝於國、孝於我們的土地人民，以及扶養、供養我們的父母、長者跟我們的國家；相對的，父母、國家與比較有能力或居優位者必須要慈。

是不是要根本地去除這種錐形網絡的架構，變成一個個完全平等、原子化的個人的架構呢？我以為不太容易做到。因為一般而言，如果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還要保持倫理價值與社會秩序，就非常需要宗教。在西方社會必須有基督教才能維繫社會秩序，否則一個個單獨原子化的個人非常容易失序，會造成不穩定。這也是臺灣所謂的「暴民」跟英國、美國的暴民有很大不同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其實大家不喜歡那樣原子化的個人，因為缺乏普遍的倫理與價值基礎，會產生嚴重問題。除非大家都信教，有一個宗教在那裡維繫倫理，否則難以運作。對人性不能如此樂觀，原子化的個人容易隨著欲想自我膨脹與變異，目前高度自由化的社會，已經越來越難以維繫其家庭制度。錐形網絡可以保留住家庭與基本的家族關係，而每個人都是由父母生養長大，因此它會維繫最基本的價值與秩序，可以與自由民主之間要達到一個平衡。所以現代化後的「孝慈則忠」依然有助於保持社會價值與秩序。

八. 現代華人企業的組織與經營原理

上述網絡化的組織與價值，是否表現於台灣的經濟之中？以及是否可以適用於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經濟？是兩個重要的問題。就前者而言，眾所周知，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是以佔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家族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為基礎。即使到了今日，台灣各大財團，依然以家族企業的型態存在。[44]這些家族企業當規模擴大時，固然也都努力引進現代西方的管理制度，然而因為傳統人際與家族關係根性堅強，從核心與上層擴散出來的錐形網絡文化，依然無所不在，構成「本土公司」的基本特質。對於依然佔絕大多數本土出身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本土公司」依然比較有親和力。我的一位久歷職場朋友的經歷可以為見證：

我從外商公司跳槽到本土公司，因為覺得外商公司看不起我。至於本土公司則是有點和稀泥、靠關係。我認為關係其實跟手腕有關，因為我在幾家不同的本土公司待過，要成立戰鬥力，還是必須要有個老大哥帶頭衝，像工班的工頭就很重要，他叫得動弟兄，這個團隊有紀律，做出來的效果就會好。同樣一間公司，有的團隊有紀律，有的一盤散沙，跟這兩個團隊合作就會知道其中的差別很大。工頭很像傳統、日式的那種師傅，他會教訓底下的人，但有好處時也會照顧下面的人。看到這樣的團隊，你就知道它的戰鬥力是可以的。在外商不太容易形成這樣的戰鬥力，因為臺灣的外商公司中，同一個團隊其實是跟不同的老闆報告，所以工頭一大堆，變成很多事情其實推不上去。[45]

重關係、人脈與「領頭人」個人的領導力，趕衝趕拼但不太重視制度，也不太謹守法規，依然是本土公司的基本特色。台灣與大陸眾多的民間企業，普遍自然依循華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以錐形網絡的方式在發展，從而開創巨大的經濟成果。兩岸的企業，目前正進軍全世界，可見華人企業的組織方式，在現代經濟也有其優越性，雖然不是沒有許多問題。除了普遍的制度、法規不完善，忽視企業的社會與環境責任外，內部管理機制也常常為人詬病。這一方面需要加強現代化，一方面也必須在固有的組織與價值上做轉化與提升。

以前述「使民敬忠以勸」一章中所提出的價值與組織為例，在一個公司裡，老闆當然要臨之以莊，否則員工如何會敬？孝慈也一樣，老闆要對底下慈，平時與有困難時都要真實照顧，同時提倡大家對公司也要有感情。孝與慈是家人情感與關係的根源，華人的公司其實很適合提倡「一家人」的情感，以大幅增加凝聚力。而現代化後，也不能綁得太死。許多台灣本企業，其實從來如此做，而且頗為成功。至於「舉善教不能」就更是所有老闆都特別應該做的事。否則現在臺灣的公司，一旦現代化後，普遍有一個問題，就是流動性很高，而且不容易凝聚成比較大的共同奮鬥的力量。

從傳統的君主政治要轉移到現代政治，事情非常困難；然而在一般的公司、企業與社會中就相對容易。以前社會自然會形成宗族或家族，是因為人在農業社會中，必須面對各種天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當時人民的平均壽命比較短，有各式各樣的水患、災難，還有不同族群或人群之間搶田、搶土地，還有生老病死、醫療保險等種種挑戰，[46]它需要形成家族型錐形網絡才有競爭力。對於現代公司也是一樣，公司太小往往就沒有競爭力，可是要怎麼樣才能夠讓組織變大變好？這並非將人視為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並向西方學習管理制度就能輕易成功。首先，臺灣的公司跟外商不一樣，現代很多人在兩邊都覺得很痛苦。一般人雖然開始都比較喜歡外商，覺得它制度比較嚴謹，不像本土公司裡面有很多複雜的關係，然而其發展性一般卻不佳。佔絕大多數的本土公司為何與外商始終不一樣？為何大家喜歡外商，可是又不容易學得像？無法在此深入討論，然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華人就是華人，有自己的組織特性，也就是錐形網絡。我們必須順著華人自己的組織特性加以現代化，這樣它自然會做大，而且比較能保持員工對於公司的忠誠度。

每一國的公司，必然會反映本國文化。日本的商社或日本的競爭力，主要建築在日本的封建性格之上，他們叫「徳川マン」（tokugawa man，德川的人）。[47]直到今天，主流文化都還是延續德川時代，形成嚴格的錐形網絡，但不是家族式的，而是以封建領主或領袖為中心，大家無條件地忠誠。臺灣的社會乃至大部分華人社會，團隊要運作得像樣，leader以及leader怎麼帶領底下的人，是重要的關鍵。我們難以相信台灣本土企業的經營型態最後會變成外商。為了提升，必須要運用自己的倫理型態並加以現代化，才能夠發展茁壯。面對一個大的時代變遷，一切不能不變，合理的道路是在原有的倫理與組織方式之下加以現代化。換言之，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獨立性跟自主性必然更強，必須給予更多的空間。可是依然必須要有一個有情有義的關係，才能形成一個共同體。情義非常重要，情義相挺是臺灣社會主流的核心價值。新的公司型態不能不重情義，而情義的根源是什麼？就是孝慈。要有情有義，形成一個互助的戰鬥情誼，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忠誠，這才是本土企業該有的出路。現代化的制度也很重要，因為傳統做法容易產生搞私人關係、私人團體、任用私人等一些不公、不義的事，必須要加以現代化，客觀化。如此前進，可能可以達到東西文化的平衡。

九. 華人政治社會基本構造與價值的轉型

論語「使民敬忠以勸」這一章背後對應到整個華人政治社會基本構造，也就是錐形網絡的問題。這些核心觀念在封建的社會政治構造下非常有道理，但到今天還有沒有道理呢？講明白這問題，整個儒家倫理現代轉化的許多基本困難點都可迎刃而解。

一般人批評儒家倫理的最大原因，正是當年陳獨秀反對孔子時所說的兩個原因：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陳獨秀認為儒家傳統不科學不民主。就不科學而言，儒家的論述跟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的論述非常不一樣，幾乎沒有論證，直接講其人生整體所見。其過程雖然非科學，但結果卻未必不科學，甚至可能非常合乎科學。是以認為儒家不科學的威脅小，現在一般也不太批評儒家不科學，而最主要的批評還是說儒家不民主。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與主要領軍者，影響最深，他的批評非常有力量而且深入。儒家的倫理確實容易造成順服的老百姓，以及威權化的統治者，乃至威權的家父長與不敢吭聲的子女。這確實是他的問題，也是現在年輕一代反儒家的根本原因。年輕人普遍要求自主、解放與獨立。然而深入檢視，仁義禮智信等儒家的核心原理，跟民主並實無矛盾。仁愛、道義、相互有禮、知善惡是非、值得信賴，並不妨礙一個人人接受自由與民主。孔子所講的仁、智、禮、信，屬於人類的共通或說普遍價值，和民主、自由並不衝突。

問題關鍵在於儒家傳統「三綱五常」（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組織結構方式。三綱五常確實封建時代與帝制時代，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組織原理。在當時固然有其價值，到今天必須轉化。而轉化的基本原則就是要讓每一個個體有更大的自主性、獨立性，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做主，可是不妨礙他有一個互助、互愛、互信的網絡性存在基礎。這個網絡性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華人社會如果不重視網絡關係，會從根本上喪失生命的價值、意義與倫理道德。人類的社會如果不靠網絡性倫理，通常就只能靠宗教，要不然是城邦型或擴大的城邦型政治形態，否則恐難免走向分崩離析！

中國的政治社會組織能夠在歷史上長期存活，這本身就顯示它經歷過優勝劣敗與最佳化的過程。它在商代、周代是最佳化的結果。周之後又接著漢朝，那時候已經是最完整、最有戰鬥力與活力的結果。中國的宗族架構在秦漢之前屬巨型，秦漢到唐代大部分都還可說是大型，到了宋以下，就差不多變成中小型了。明中葉之後茁壯，這時大概是中型的，而現在則是小型化。古代的氏族與宗族是非常巨大，後來慢慢變小，秦漢之後的大家族大概也不過數百人，宋以下規模更縮小。這在農業到手工業時代的前工業化時代，已經被證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組織，因此它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巨大的社會。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不管什麼天災人禍，它證明了它強大的生存力和戰鬥力，可以一直跨越朝代、跨越天災人禍，成為互助互保的組成，所以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華人社會。今天中國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而且融入大量的少數民族，包括血統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世界上沒有純種漢人，漢人向來是混種的，從上古三代以降就不斷地混種，不斷以這種方式綿延擴大。

這既然是數千年來的傳統，華人社會只能在此傳統下進行現代化，而不宜丟棄它。此組織方式在前工業化時代雖非常成功，進入工商業社會之後則必須轉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轉化。它會變成一個比較小的、扁平化的組織，然後以各式各樣新型態的、多元、互助的方式構成新的組合。這樣才能維持華人社會的基本秩序跟生命的安頓與福祉，這就是儒家體制的現代化。儒家的現代化有兩個意義，一是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的繼續，這是我們做人的基本價值。另一個則是這種組織方式的現代化轉型。這個組織的核心就是家，一切的概念都是從家裡面綿延擴大出去的。我不認為華人社會可以拋棄這個網絡化組織，或是拋棄對於家跟對家庭的重視，然後重建一種社會的新秩序，如果華人社會把家跟家庭的價值都拋棄了，新的價值要建立在什麼之上？

十. 公民社會中的領導與大眾

在公民社會中，傳統錐形網絡與現代自由民主，正好可以形成互補的關係。儒家社會傳統靠士階層領導，民主自由化後不能再只倚靠上位者照顧與領導，必須融入自由民主的觀念做制衡，然而其中依然有領導與大眾的關係。以往因為讀書人跟沒讀書的人、貴族跟平民的知識與能力差得太遠，所以上下尊卑在古代有它的正當性。今天沒差那麼多，所以彼此的關係和地位自然就扁平化。大眾不能聽任領導任意妄為，可是還是要維持領導和大眾的關係，才會有效運作。臺灣的社會每行每業都這樣，一般人講究要跟對老大，跟錯老大大概就沒希望了；所以要是老大不對，得趕快換人。良禽擇木而棲，自由化後，社會內部自然就會形成自由移動與競爭的局面。新舊二種原理並存，可以一方面保持競爭與制衡，一方面維繫倫理、凝聚與忠誠。新型態的領導者跟底下人的關係，是各地都有它的老大，老大靠能力凝聚底下的人，一般民眾永遠保留選舉與擇主的權力。

現在臺灣的社會整個動了起來，眾多「覺醒青年」正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的建構活動。以前很多事情根本不敢講，但現在可以勇敢地陳述自己內心所思所想，然後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結社奮鬥。台灣底下要進入新形態的公民社會，各種想法、各種意見的人要做新的結合。這個結合的目的是什麼？在下建設我們的社會，彼此互相幫助，對上則監督我們的政治，這是新形態的公民社會。一個社會不能只是原子化的個人，它必須要有組織。台灣現在需要新形態的組織，這些組織對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好處：由志同道合的朋友結合起來，共同做一些家庭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甚至於經濟建設的事情。

不僅如此，在民主社會中，監督政治非常關鍵。如果不監督政治，就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民主政治。例如英國社會根本上就是一個由各種社團（community）所形成的社會，要有那樣的社團才能有進一步的民主。所以我們若覺得我們的社會不上軌道，一天到晚罵政府是沒有用的。今天我們的社區很髒亂、占位置的、在巷道亂停車的、污穢難看的、愛怎麼裝修就怎麼裝修的……都是因為我們長期缺乏基層的社會組織。以前的宗族社會反而不是這個樣子，宗族社會凡事有條理，族長與家族會議說了算，沒什麼人會亂來。數百、千人住在一起，當然需要有基層社會秩序，不能說我愛做什麼做什麼：在房子旁邊任意增建、開窗，那邊蓋得突出、這邊占著讓別人出不來。這些都需要有人在社區進行領導與組織。

政府能力永遠有限，只有臺北市還管得像樣，出了臺北市很多地方就亂七八糟。這樣不行的，社會要有基本的秩序。新形態的些社會秩序不可能是家族的，而是一種新形態的組合。從傳統的家族宗法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時，我們其實需要一種新形態的社群建構，以謀求共同的福祉。這在中國大陸很重要，叫作「合作化運動」。一些人開始努力建立各式各樣的合作社，企圖將基層農民與市民組織起來。在臺灣，都市跟鄉下有不同的組織。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社會建設而不光是社會運動，因為社會運動偏就對弱勢者的照顧。然而我們不光要有社會運動，還要有社會建設。[48]所以現代的公民社會，要進一步提倡社會建設。每個人都有所在的社群，只要從自己所在的社群中推動良好的組合，就是建設新社會的基礎。希望能產生一批良好的組合、推動共同的理念，大家互相交換資源，從下而上地建構理想社會。華人社會以往行動、組織性不夠，以後必須有更多的行動性。每個人每天剩餘的時間和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制，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修身、齊家、理群、治國、平天下缺一不可。人人必須要努力從事修身、齊家與理群的工作，以重建華人社會新形態的社會基層組織。這是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化社會所必需的基礎，沒有它的話，就不會有良好的社會與政治。

十一. 公民社會與現代儒家

台灣這兩年以來最重要的趨勢，就是建構公民社會。這固然主要是由自由民主派所推動，卻也很合乎儒家原來的理想，就是建設社會政治實體，而不止是讀兩本經書、講道理而已。宋朝儒者建設家族、義田、社倉、學校、鄉約，同時上政治，變法、治國平天下，就是復興儒學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儒學的精義為：多去愛人，自己的問題就少；整天只顧自己時，就覺得自己問題越來越多。所以要修身、齊家、理群、治國、平天下。今天這個階段要建設新的公民化的儒家社會，就長期來講，則是現代儒者必須在修身齊家之外，注意「理群」。儒學不能只有古典，這是認清現代社會的大轉型，必須融入這個階段，儒學才會有它的現代意義。儒學要有現代生命，就必須積極提出它在現代社會的政治及文化主張，而且這主張必須對多數人有意義有價值，這才是「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的道理。

現代化的儒學，不僅是要講明白它古典的精義，也要講古典的精義對於今天還有什麼啟示性的價值。台灣這兩年的變化，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去反省儒家跟華人社會與政治的關係。現代儒者要有更多的行動參與社會政治改造，儒學才有它的意義。台灣目前正邁入一個歷史性、結構性的大轉型期，底下一切事物都不會維持原狀，因為現狀的基本結構是由之前的黨國體制所決定。台灣社會的一切都會開始大幅改變，大概只有藍營頂層的人還坐在那邊以為不會改變。所有的事情都在改變當中，現代儒者當然也不能坐在這裡。值得高興的是，台灣有可能建成是所有華人社會中最進步、最可以成為楷模的地方。一方面保有最多傳統的道德───大陸地區的朋友到臺灣來，都羨慕我們保有最多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又是最進步的自由民主社會，在開創亞洲地區夢寐以求、一直得不到的公民社會的建設。

這個公民社會的建設要從哪裡來呢？要從我們真實的需求來，而不是光坐在那裡推想。譬如說，許多小家庭常覺得完全由自己帶小孩很累，所以如果有多一些類似需求的朋友一起幫忙，會輕鬆很多。這就是都市年輕家庭很真實的需求。有很多這類生活上的需求，也有很多文化上、情感上、價值上，還有理念上的追求，所以接下來應該是由大家去行動的時代。人人可以多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從事一些結合。如果說野百合是臺灣1.0版的自由民主，太陽花就是2.0版。臺灣這次學運由全世界先進國家所交相稱讚，歐美十分認同，亞洲各國也都非常羨慕、佩服。這是邁向真正自由民主的要道。

民主社會裡的一大重點是鼓勵每一個人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將建設社會的想法付諸行動。這使華人的現代生命又多了一個有益的面向，只有修身、齊家、掙錢，這意義對現代華人而言其實是不夠的。因為現代華人的家太小了，其生活很大的程度要依靠社會，所以若我們覺得社會不讓自己滿意、做得很不好，就必須自己投入建設。古人的生活主要在家裡，所以重點放在修身齊家。現代不能只如此，所以在修身、齊家之外，也要建設社會。從儒學觀點來講，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要有的義務。所以我在學運前就說，現代儒者要修身、齊家、理群、治國、平天下；經過學運與這兩年台灣社會的變化，情況更為清晰，確實必須要如此。修身、齊家、理群、治國、平天下，都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生命力量的來源。這是我們生命完整的光譜，做得好，也是重要的喜悅來源。

十二. 結論：

台灣經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與一次國會多數輪替，堪稱合格的自由民主社會，然而台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繼承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的傳統，仍保留極多傳統「多層次錐形網絡組織」的遺存。除了社會倫理依然相當儒家化、企業多為家族企業、民間營生多循傳統人際關係組織、宗教界均為錐形網絡組織外，許多緊密聯繫在傳統錐形網絡組織的核心價值，如孝、慈、忠、敬、守秩序等，也依然獲得社會普遍的肯定。在政治上，國民黨等藍系政黨，組織型態本來深受儒家錐形網絡與列寧化錐形政黨網絡結構的影響，並多在言論上支持儒家。民進黨與學運世代則雖然頗遍厭惡儒家，其實也「留存」了許多儒家特質。自由民主化之後的現今台灣社會，儒家與錐形網絡的色彩依然處處可見。整體而言，經過戰後數十年的發展，台灣從政治到社會，各種傳統或半傳統、半現代的錐形網絡組織與追求自由、平等、獨立的民主原則，一時間似乎獲得了某種平衡。台灣目前的社會穩定、經濟發達與民主政治，實為此暫時「平衡態」的結果。然而保守與「進步」兩派，目前其實劍拔弩張，視對方如洪水猛獸，這對於台灣自由民主與傳統文化的前途，似乎都不是件好事，學界對此有必要做深入的分析。

為了初步說明此一重大的台灣政治社會史轉型，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處理了從傳統多層級錐形網絡社會到自由民主社會所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所涉及的價值與社會政治組織原理的衝突。第一節分析了儒家的家族式多層級錐形社會政治網絡之起源與特質，以說明其源遠流長、基本特性及重要性，同時也指出其現代轉型的困難與問題癥結所在。第二節則簡述此種錐形社會政治網絡所具有的特殊倫理與價值觀。第三節先簡要說明「傳統多層級錐形社會政治網絡」何以轉化為多層級錐形網絡化黨國體制（國民黨屬半傳統、半列寧式，共產黨則以列寧式為主，傳統為輔），此種體制在台灣經濟與社會現代化與政治穩定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討論台灣在經濟文化發展後，自由民主運動對於黨國體制與儒家傳統的大批判。第四、五節則說明作為台灣自由民主的主要推手，經常強烈反儒家的民進黨與學運，所依然「留存」的儒家特色。從而顯示數千年的儒家傳統，尤其是錐形網絡系統，在台灣社會與政治的巨大影響力，並以之說明何以我們可以台灣為一自由民主化的儒家社會。

本文第二部分，則主要處理自由民主化後的所謂台灣「儒家型公民社會」所涉及的根本問題。如本文一開始所述，當前主流的新思維與新社會政治動向，正加速地往拋棄一切威權與錐形網絡組織的方向走去。台灣當下正經歷從傳統錐形網絡組織，改變為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社會的劃時代大轉型。是以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檢視儒家型網絡組織與其倫理價值，在現代公民社會是否還有存在價值與空間？以及「儒家型公民社會」一詞是否能成立？

對於這些問題，本文認為，從過去的歷史看，傳統的錐形網絡確實很容易成為自由民主的/ 敵人；但長期而言，網絡化，乃至錐形網絡化的倫理與人際組織方式，則與自由民主法治看似相反，實則有相成的效果。//傳統，遑論列寧式，/生命的網絡化與倫理化大有助於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確立，這是儒家傳統的根本。親子、夫婦、兄弟、長幼、師生、前後輩難免帶有一定程度的主從或陰陽關係，至於社會上各類型的領導與跟隨者更無法避免上下關係，是以錐形網絡在任何社會中都難以避免。在華人世界中，這更是現有社會政治組織結構的實況與普遍基礎。法治與理性化的錐形官僚與分工體系，一般認為是現代政治經濟應有之結構，並應接受民主原則的監督。在傳統儒家錐形網絡的支援下，東亞諸國一般順利接受了西方的錐形官僚與分工體系結構，使其得以迅速現代化。然而離真正的法治與理性化始終有一段距離，並普遍缺乏真正的民主監督。

無論在台灣或中國大陸，傳統類家族式的錐形網絡，在社會與政治中無所不在，並與現代體制產生既輔助又衝突的結果。東亞儒家型社會在非西方世界各國中的現代化最為成功，與其傳統的錐形網絡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其體制也因為缺乏真正的法治、理性及民主監督，所以長期為人所詬病。然而類家族式的錐形網絡雖然容易產生威權、壓抑、操控、任用私人與集體把持分利等弊端，卻也有激勵領導責任感與能力、追求倫理道德、高效、建立情感認同核心、培養後進、照顧幼弱老病等功能。自由民主法治有建立自由、平等、理性批判、人民主權等長處，可以大幅修正傳統錐形網絡的缺點，卻容易造成個性膨脹、人際疏離、社會庸俗化、倫理價值體系紛亂等問題。是以從社會政治的組織原理來看，兼而存之，互相制衡，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補論：

所謂錐形網絡，相對於啟蒙以降那種原子化、個人化的所謂Enlightenment project ，後者比較結構性，不是前者那樣網絡性、互為主體性的。錐形網絡是透過長時間的相處使關係不斷深化，以構成情感、倫理乃至道德要求的基礎。故相較於可替代的公司同事，在宗法或家族裡頭，你的父親是不可替代的。若人缺乏這樣的網絡而成為光棍，則什麼奇怪的事都做得出來，尤其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所以，「網絡化」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特性。

其實關於人類尤其是華人社會家族性、關係性等類似講法非常多，特別提出錐形網絡，是因為從有宗法、封建以來，它是中華民族政治社會的最基本特性。有些人認為要談孝等德目，不一定要學儒家這套，畢竟這些德目普遍存於所有人類的大文明中。但是，它會被選擇性地加強某部分，如自由從希臘以降就對西方非常重要，因為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開宗明義說政治學是自由人間的關係（relationship），城邦的公民是要以自由作為前提定義。因此，不同的政治社會組織會選擇不同的德目加以加強。而中國所特別強調的忠、孝等等，是它所以形成的這些東西，當然是因為錐形網絡結構。

列寧式與家族式的錐形網絡結構既同又有不同。他當然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被取代了，但是他的連續性也非常高。所以他既不同，但是有結構性的相同，使得列寧式的東西容易在中國成功。[49]

另一方面就是所謂儒家傳統與自由民主運動是否平衡的問題，目前似乎看來是一時的平衡，然而天平顯然是往另外一邊走，也就是年輕一代在思想上，在意識型態上都不贊同傳統。因此我確實是當然是憂慮的。論文下半部其實不是說他會平衡，我只是說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他辯證的關係。也就是說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的、一面倒的，臺灣底下就是會走向原子化的那一種公民社會。

至於公民社會是否一定是由原子化個體定義的公民社會？我認為不然，重點是要從社會上由下而上地形成許多集團（community），以此建構社會、政治的秩序。這就能稱為廣義的公民社會了。當然「公民」（citizen）這詞原本的定義是一個個的自由人，這裡取的是由下而上的意思。所以，網絡化的存在結構在這情況下是有可能的。

所謂平衡態的問題。我文中寫的是第一部分的結束，目前看似是一時的平衡，但天平顯然往另一邊走，年輕一代在思想與意識型態上都不贊同。因此我確實感到憂慮，但並不悲觀。而後續的論述並非認為它會平衡，但也並不如一般所想像地，臺灣接下來會簡單而一面倒地走向原子化的公民社會。只是說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他辯證的關係。我不那麼悲觀，是因為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結構不會那麼容易丟失，即使在學運、民進黨等最反對儒家的團體中，仍能看到儒家的特色。此外，基本上臺灣影響力非常大的團體都是錐形網絡團體，像宗教團體、廟會、中小企業、民間醫生、家族倫理等。我不敢說之後能否平衡，但意識型態的東西並不像我們想像般必定強而有力。確實非常多年輕人激烈且全面地反對傳統，這是目前的思想主流。但文革時不也全面反傳統嗎？到現在卻又有一千兩百個書院。所以歷史是辯證發展的，長程來看幾千年的歷史結構，我不擔心。華人的社會如果全面原子化、個體化，那麼無法回答意義的問題，也不提供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意義乃至道德倫理的答案。因為自由民主不回答意義的問題，也不提供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意義乃至道德倫理的答案。這在西方是以基督教確保的，沒有基督教的中國要怎麼辦？進一步而言，我恰恰是想提供一個針對現實的一個理論化的解釋框架。我們這幾千年文明的基本政治社會架構，原來是家族化的錐形網絡，近現代後則選擇了一個最接近它的——自由民主是離它最遠的，列寧、國民黨和黨國體制都離它近得多——，在其下現代化。現代化之後，又想進一步自由民主理性化，所以第三波勢在必行。雖然大陸人多地廣，不可能像臺灣這樣，但以臺灣經驗來講，會有一種辯證性的發展，這就是我對現實的解釋，不敢說平衡，但盡量說明歷史的存在因素。

[1] 吳展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與初期立國：以公義與組織問題為中心〉「第三屆中國思想史高級研修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辦，2016.9.3）

[2]吳展良，〈禮與中國人的「多層級錐形網絡存在意識」：以朱子學為中心〉「“禮樂文明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會議」（福州，中華孔子學會主辦，2013.12.14）

[3]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1990）一、中國青銅時代，二、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日]黃川田修，〈華夏系統國家群之誕生－－討論所謂「夏商周」時代之社會結構〉，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第3輯》，北京：科學，2009，頁81-112。張忠培，〈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2:5。

[4]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一），第18-22章；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1995修訂版），第三章、第四章第一、二節。

[5]馮爾康，《中國宗族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6]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6-8、22-24。

[7]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8] Plato, translated by R. G. Bury, Law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 1926)), Book 5, pp.738.

[9]「孝慈」有兩個解釋：一是上位者孝慈，一是上位者導民於孝慈。錢穆先生取後者。當然上位者自己也要孝慈，否則難以導民於孝慈。錢穆先生認為在上者如果能培養、扶掖社會之美德，則社會自能以此一分美德回報其上，「蓋美德在心，無往而不見此美德之流露」。參見錢穆，《論語新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59-60。

[10]參見錢穆，《論語新解》。此章與上一章同義，「先盡其在我，而在彼者自至。」

[11] 參見：喬埃．斯塔威爾（Joe Studwell），《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臺北：八旗文化，2014）。

[12]林雨佑，〈李登輝讚學運：台灣需要第二次民主改革〉，《新頭殼newtalk》，2014.5.8（http://newtalk.tw/news/view/2014-05-08/47105），檢索日期：2016.10.13

[13] 2008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呂秀蓮演講部分內容。

[14]〈3/4 民進黨八年執政研討會-謝長廷（圓桌論壇）〉，《TWIMI | 獨立媒體》，2013.9.14。游移堃認為主要問題是：「第一，朝小野大，所以一定要國會過半。第二，初期中央執政經驗不足，第三，閣揆更迭很頻繁。第四，傳統儒家思想是束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XR7Q5snwH4），檢索日期：2016.10.13。

[15] 范雲，〈教育部霸凌下的高中教育〉，《蘋果日報》，2011.7.5（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705/33504840/），檢索日期：2016.10.13

[16] https://www.facebook.com/dennis.wei.90/posts/1135896776422684，檢索日期：2016.10.13

[17] 劉敬文（妖西），〈突破思考盲點，釋放潛能（華夏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簡報）〉，2015.4.30 （gec.hwh.edu.tw/ezfiles/26/1026/img/594/154146147.ppt），檢索日期：2016.10.13

[18]〈柯文哲：「推廣儒教可避免奇怪的事鄉民批封建」〉，《ETtoday新聞雲》，2016.9.5（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905/769720.htm#ixzz4NCnWm6zU），檢索日期：2016.10.13

[19]〈柯文哲：「推廣儒教可避免奇怪的事鄉民批封建」〉，《ETtoday新聞雲》，2016.9.5（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905/769720.htm#ixzz4NCnWm6zU），檢索日期：2016.10.13

[20]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論為中心之研究〉（臺北：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頁87。

[21]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政治派系在民進黨》（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頁129-130、135-136。

[22]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政治派系在民進黨》，頁138-139。

[23]陳華昇、楊鈞池，〈民進黨派系政治與家族政治〉，《國家政策論壇》（臺北，2001），第1卷第3期，頁47-55。

[24]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政治派系在民進黨》，頁167。

[25]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政治派系在民進黨》，頁176。

[26] 廖權修，〈新潮流系與八Ｏ年代臺灣民主運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16），33。

[27] 廖權修，〈新潮流系與八Ｏ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7-28。

[28] 廖權修，〈新潮流系與八Ｏ年代臺灣民主運動〉，12。

[29]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政治派系在民進黨》，頁152。

[30] 廖權修，〈新潮流系與八Ｏ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3-24。

[31] 2006年7月23日，民進黨第12屆第1次全國黨員通過主要針對新潮流系的「解散派系」案，新系雖隨即解散。然而他「名亡實存」，繼續以「台灣新社會智庫」的方式存在並運作。「2014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勝，而新潮流系是黨內最大贏家。」（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潮流系）

[32] 余可樂，〈「潮」來潮往新系依舊挺立〉，《新新聞》第1517期，2016.03.30.

[33]相較之下，西方的核心關懷是個體的自由發展與靈魂要上天堂。高度的自由、高度的個人主義化下，夫妻倆沒愛情了就說再見，小孩是次要的考慮，與台灣人民的差別很大。

[34] 太陽花學運非法衝進立法院與行政院，固然不足為訓，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更不可能被接受。然而台灣是一個新興的民主政體，從1949至2016年國會始終由國民黨控制，總統雖經過一次政黨輪替，黨國體制所遺存的舊勢力依然強大。因此在此初期民主政治階段的「非法」與「體制外」抗議活動，其適當性必須另做討論，結果也難免見仁見智。

[35] 抗議黑箱服貿一開始有53個團體參與。「2014年3月18日下午，反媒體巨獸聯盟以及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開始和勞工團體、環保團體等公民社團密集討論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可能性。而為了讓計畫順利進行，各個社團事前組成10人決策小組並且分成3面夾擊立法院。」（參見：維基百科，太陽花學運條）

[36] 以上參見：林倖妃、鄧凱元，〈太陽花不潰散，靠什麼樣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天下雜誌》，2014.03.22。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6813。

[37]某位朋友的德國姊夫，看到學運的學生在那邊掃地與收拾東西，笑到滾到地上去了，說他沒看過這種學運！當時多幅圖畫或照片比較了臺灣、美國跟英國的暴民，西方的「暴民」普遍縱火砸車並與警察對打，臺灣的「暴民」奮力地洗刷路面。對比之下，真是出奇地和平與守秩序。另參見：〈外媒齊聚立院看台灣學運德媒：算溫和，在歐洲必死傷〉，《ETtoday新聞雲》，2014.3.27（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7/339621.htm），檢索日期：2016.10.13

[38] 〈拆帳蓬「刷地清洗」學運收拾高效率〉，《TVBS新聞》，2014.4.9（http://news.tvbs.com.tw/local/527367），檢索日期：2016.10.27

[39]參見：我們都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工作而努力的人「FB上有警察朋友掛彩QQQQQ

雖然現場幾乎都很理性，但還是希望部分群眾不要怨恨拍打警察....

看到一些警察默默幫了學生一把的消息有點感人

他們也只是幫國家工作而已」，檢索日期：2016.10.2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3408745682557&set=a.1697892290364.2093266.1329584414&type=3&theater）

[40] 參見：，〈昔北捷淹水當滯洪? 馬挨批麻木不仁〉，《公視新聞網》，2013.9.5（http://news.pts.org.tw/article/249582?NEENO=249582）；施曉光、邱燕玲、甘芝萁，〈勞陣批馬無視苦難麻木不仁〉，《自由時報》，2014.2.13（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53859）；王健壯，〈馬英九對民意麻木〉，《風傳媒》，2014.12.4（http://www.storm.mg/article/24034）；檢索日期：2016.10.27

[41] 范雲，〈花開的時候〉，《我讀WEDO》，2014（http://books.cw.com.tw/blog/article/%E8%8C%83%E9%9B%B2%EF%BC%9A%E8%8A%B1%E9%96%8B%E7%9A%84%E6%99%82%E5%80%99），檢索日期：2016.10.27

「這些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在經歷了太陽花開後，他們的生命、記憶以及集體認同已然不同。我相信他們中的許多人，必然會以多樣的方式，獨特的風格，投入引領改革創新的各種社會、文化或政治實踐。」

[42] 最近的「夏林清」事件，便顯示即使最激進的社運團體中，也無法避免這種類家族的錐形網絡現象。詳參：溫朗東，「我感到恐怖的是在林桶海的夏教辯護文中，須得引用自己的親身經驗，而且是伴隨著痛苦的家庭史，來說明夏教的啟發與偉大。一般被認為隱私的、珍貴的、或是鄉愿的（家醜不外揚）的生命經驗，在論戰中竟成為了必不可少的材料，那樣的真實與熱度，令我看了感到害怕，因為我確實感覺到，在這一連串的自我揭露中，原生家庭角色淡化成思想批判的素材，讓自己重生的能量，是夏教。他是把夏教當家了。被夏教集體公審的朱同學（受害者男友），也說過類似的話：「其實我...…跟夏教授四年，情同母子。」（https://www.facebook.com/kookisky/posts/1549294501763394）

苗博雅，「我曾經以為，進步路線雖然主張和論證各有不同，但都是以人的處境出發，關照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弱勢的、邊緣的，只要認真地走、堅持地走、時時刻刻反省地走，一定會更好。

但輔心性侵事件，我看著那條路線，怎麼跟從事組織犯罪的幫派有87成像。鞏固領導中心，check；不准動我大哥，check；有事找小弟頂替，check；先看關係再論是非，check；敢背叛組織的背骨仔一定要付出代價，check。

萬一我也變成老人的時候，會不會也不小心變得那麼討厭噁心？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我被勾動的最深層的恐懼：搞了一輩子組織、宣傳了一輩子理念，最後變成超自我感覺良好的幫派，捅出狗屁倒灶的包，還覺得都是別人的陰謀，自己是被迫害的一方。最後凝聚畢生功力反擊，邪惡必敗，正直和善良一定會回來。

這樣真的是太靠北了。豪可怕。」（https://www.facebook.com/miaopoya/posts/1109417339140169?pnref=story）檢索日期：2016.10.27

[43] 魏揚，〈禮貌論述：縈繞學運戰場的幽靈〉，《南方電子報》，2012-12-12（http://enews.url.com.tw/south/71160）

[44]謝國興，〈企業發展與台灣經驗：一個歷史學的研究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期（臺北：1994），頁338-339。

[45] 按：臺灣外商公司團隊組成並非全然向不同的負責人報告，在此僅引述發言者表現其個人遭遇的原文。

[46]馮爾康，《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106-123。

[47]林顯宗，〈日本的企業經營──社會組織面的考察〉，《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9期（1984，臺北），頁167-199。

[48]太陽花學運的體制是社運的體制，所以它的組織性很大一部分也來自社運。社運中要有作戰力量、要帶頭有組織的，例如衝組、醫療組、物資組、管交通的，第一時間同時並進。每次有活動，幾個組就一起走，那是有高度組織性的。講白一點，這其實是左派的做法，以照顧弱勢與衝撞現有體制為中心。

[49] 其中還牽涉到農民動員與共產黨中對幹部的種種訓練與培養問題，此處無法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