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講：治第十二

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通書‧治第十二》

我們看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這一章意思跟前一章大體上是類似的，重點是在，「天下之廣」，「人人提耳而教」。他說「十室之邑」，就是這麼小的一個地方，人人如果「提耳而教」，「且不及」，何況「天下之廣」呢？因此換言之，重點是要讓每一個人的心性得到安頓。所以重點是要讓每一個人的心都能夠純，朱注：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仁君之心。

這是在君主時代，所以前面〈順化第十一〉說「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底下講的都是所謂「治道」，所謂「為君者心」，如果純的話，「則賢才輔」。那怎麼叫「純」呢？「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無違」？無違乎什麼呢？無違乎禮，也無違乎仁、義、禮、智的道理，所以這樣叫作「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所以關鍵是在於君主之心要純。

我們講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大家比較容易明白。朱子所處的時代，恰恰是宋高宗跟宋孝宗的時代，他是在宋高宗的時代裡成長，在宋孝宗的年代裡頭，他比較成熟、提出了許多的建議。高宗這一朝的政治有他困難的地方，因為北宋亡國之後，高宗要在非常艱難的狀況底下重新立國，其實是很不容易的。當時他們既無正式的名分──所謂徽、欽二宗並沒有正式要傳位給他──他只是天下兵馬大元帥，他沒有軍隊、沒有班底、也沒有一片土地，一路被金人追著跑，他有他困難的地方。可是被追著跑到最後，大概也跑到怕了，所以高宗對於在金人的和戰之間，始終比較猶疑不決。剛開始，宋人對於金人的入侵，基本上缺乏抵抗能力，因為金人是騎兵，宋朝人可以說承平已久，不習慣跟強勁的部隊——尤其是騎兵——作戰，所以一路敗北。宋高宗被人家追著、打著玩的，可以這樣講，甚至還跑到海上去。

好不容易到了後來，你們大概也約略知道，開始有一些將領能夠對抗金人入侵，首先是韓世忠，最後有名的就是岳飛。岳飛能夠逐漸地對抗金人，甚至於能夠北伐，其他人都還沒有辦法。宋朝人有所謂的「四大將」，岳飛是後來居上，另外還有吳璘在守四川，都是守勢，到了岳飛終於能夠北伐的時候，高宗有沒有辦法很信任他呢？還是不太敢信任他，雖然他曾經考慮過把天下軍權交給岳飛，但是又怕他桀驁不馴，又收回來，而且又聽從許多人的意見，認為軍權不能過度集中，老是不專用一人，或者用一些覺得比較能駕馭的人。他雖然也曾經策劃北伐反攻，一旦失敗之後，就覺得不行了，守住已經有的江山要緊，於是開始用秦檜，用了秦檜之後，就寧可在屈辱當中求和。不僅如此，求和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殺岳飛。

殺了岳飛，失了天下人心，到今天大家講起這個事情，都說是秦檜誤國、秦檜誤導了高宗。其實不然，關鍵其實是高宗自己開始是在艱難、困苦當中，一路逃難，逃到後來，自己怕了，怕了之後，只要發現情況不對，就想要苟安求和。理學家們在這一個時代裡頭，非常積極地提出許多的抗議，從朱子的父親到朱子自己都一路上提出取多抗議，但是沒有用。所以這裡講說「純其心而已矣」，有這麼一個大時代的背景。

高宗這一朝其實我們後來看比較清楚，當時不太容易看清楚，所以後來學界也有一些爭議：到底高宗做的對還不對？他最後把軍權通通收歸於皇權，殺掉最能幹的大將，讓其他即使平庸的將領也保住位置，為什麼？互相制衡！然後在整個對金的政策上來講，寧可屈辱求和，不願意積極復國。同時，他也怕如果他真的打贏了金朝，欽宗回來，他這個皇帝位坐不坐得穩。所以可以說高宗心裡有很多的恐懼，恐懼什麼呢？第一，恐懼金人太強，我恐怕打不過、我恐怕打不了，所以前面好像老是用鬥的。後來稍微站穩腳步了，即使能夠北伐了、即使岳飛能夠打贏了，他還是不敢真的這麼去做，稍微有一戰戰敗，他就說：「不行、不行！也不能光靠一個岳飛。」

高宗有高宗的難處，可是大抵後代的史家一路考察，總看得出來他心裡根本上首先是怕，怕金人打過來、打不了；第二，怕欽宗回來之後，自己皇帝的位子不保；第三，怕底下的將領駕馭不了；第四，因為他不是原來正統的繼承人，南方這些地方也算是新得來的，等於是在垮掉之後重新建立秩序，很多地方政府要重新建立跟底下的聯繫。他有他的難處，但是實在是不能夠真正地把心放得無懼、拋掉個人小我的得失，不要恐懼這麼多，平心看事情。如果說金人當時真的不可勝，坦白說，後世史家也不會那麼怪他；可是，明明是有可勝的機會。如果岳飛真的是如此桀驁不馴，你把他殺了，後世史家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但明明岳飛是如此精忠報國之人。如果秦檜真的是一個深明大義之人，他不是只為了保護顧位、他不是做了很多壞事，他是真的為你的政權穩定著想的話，那也行，偏偏太多的證據顯示秦檜明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那為什麼用秦檜呢？不過是為了你一意求和，因為秦檜是能夠保證求和的人。和有什麼好處？和了之後，南宋的半壁江山就站穩了。

諸位不要說這個事情容易，輪到今天臺灣跟大陸的關係，到時候你就會看得到了，看誰當領導人、怕不怕、能夠抓到什麼位置……到時候問題一堆，我跟你講，不這麼簡單。是不是能夠真的心中拋去了個人的私欲、恐懼……種種的算計，真正地從一個公天下的心來做事情？很難。什麼叫作仁、義、禮、智？「仁」就是心中有眾人、有天下人，就一個君主來講，當然就是要把天下人都當作自己的子民，不是只有自己。「聖希天」，所謂天子，「其君心如天」，所以仁、義、禮、智四者是一個為君者時時刻刻要做到的，時時刻刻心中要包含、涵容你底下所有的人，做事情要合乎在這個基礎底下的所謂道義、該有的禮、智，該有的決斷，所以「純其心而已矣」。

所以後來的許多史家在研究這一段的時候，就說：其實朱子所說的「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實非常切實地講中了當時南宋的根本問題。所以，南宋的根本問題，其實是出在高宗的心術不正，底下乃至於他過繼的兒子孝宗，當了皇帝之後，他還要繼續控制，他當太上皇，還是一心保持他所謂的苟安、求和、妥協政治，就怕出事情。所以坦白說，南宋的政治可以說是立也立在高宗手上，壞也壞在高宗的手上。為什麼不僅高宗一朝是一種苟安、因循、妥協、軟弱的情況？其實我們看近代史，中國共產黨最後會走成那個樣子，中國國民黨變成這個樣子，都跟毛澤東跟蔣介石兩個人的性格有密切的關係，不光是外在的政治。我舉這些例子，只是讓大家了解，就是說，在古人，或者傳統上來講這一些事情，有他這樣一個政治背景。

當然，你說「這是君主政治」。沒有錯，這是君主政治，但是君主政治裡頭，這個地方確實是個關鍵。到了民主時代，我跟大家說了，當然今天再也沒有君了，我們每個人要各自為君，要各自在自己的人生、自己所負責的事情上頭，懂得這個道理。心要純，「心純則賢才輔」，你心純，就會有好的人來。如果說你是一個真正講究仁、義、禮、智的人，怎麼會用秦檜那樣子的人呢？怎麼會殺了岳飛這樣子的一個人呢？沒有道理嘛！所以「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當然，周敦頤在寫這個事情的時候，他還不知道這段事情，我是看底下朱注的時候，特別有所感，朱子特別注：「心謂仁君之心」，在古人來講，這是一件關鍵的事。

即使在周濂溪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也面對了仁宗朝的問題。仁宗朝慶曆變法失敗，他也見到了熙寧變法，雖然這篇文章應該寫在熙寧變法之前，不過也就是說，仁宗跟神宗這兩個朝代是宋朝非常需要改變的時候，那麼要怎麼樣呢？要用適當的賢才。用什麼樣的人才是賢才呢？這是很關鍵的，王安石算不算是真正的賢才呢？以道學的標準來講，有問題。他的聰明、見解高過一世，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王安石懂政治、懂經濟、懂社會……他的很多的見解超越了時代——可是，他的性格上有一些問題，過於急躁，而且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乃至於剛愎自用。所以剛開始很多道學家都幫忙他，包括像程顥也幫忙他，可是因為他的變法從熙寧二年開始，推行了一段時候，遭遇了很多的批評，程顥就說：「眾心未諧」，大家的心還沒有能夠協調的時候，不能夠這樣急躁地推行，照現代話講就是說，要大家好好地溝通、討論一下，接納反對意見，重新調整。可是，王安石跟神宗都不聽，王安石還以去職做要脅，「要不然就這麼做，要不然我就要走」，最後是神宗低頭，繼續用王安石。結果從熙寧三年之後，新法一條一條往下做，反對的人很多，但王安石都不聽、不管，於是很多所謂的賢人都慢慢離朝，變成只剩下能夠順著王安石跟神宗意見的人留在朝中。推行之後，利弊參半，造成天下紛然。新法的利弊得失一直很難講，但總是不斷有很多人覺得造成了很多問題，有利沒有錯，也有很多的毛病。王安石做了差不多九年之後，做不下去了，辭職，之後到了元豐年間——熙寧是十年，之後是元豐——就換神宗自己做，做了差不多八年，最後神宗過世了，所有的反對力量都回來了，到了哲宗的時候就反撲，把所有新法都去掉了，最後釀成了新舊黨爭，北宋最後就在黨爭當中亡國。

這個故事顯示了什麼呢？就是所謂「賢才輔」的問題，宋代政治最後讓道學家們有一個看法：最重要的還不是說「你的法是什麼？」最重要的還是「人」。「法」並非不重要，中國傳統並非不講法，所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乃至於後來的《續文獻通考》，我們後來號稱「十通」，都在講法制，不是不重法制，而且法很多。可是，道學家們明白一個道理：賢才比法制還更重要。從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也讓後來的宋人更明白這個道理。諸位要知道，道學後來成為主流思維，事實上是跟所謂的慶曆、熙寧兩次變法失敗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這個事情討論起來很複雜，但是後來很多人總是惋惜，如果當時能夠聽了程顥的建議就好。程顥有兩次建議，一次是說變法不能太急躁，大家都有反對的時候，你要聽聽反對的意見，然後慢慢再做；第二個是說，當後來神宗過世的時候，程顥說：舊派——就是司馬光為首，反對新法的那些人——一定會重新再來。他說：如果能夠包容新派，那就好了；如果不能包容新派，將來定是「衣冠之禍」，果然被他預測到了，後來這些被壓抑了十多年的舊黨，果然受不了，一回朝之後，就把新派全部趕走。可是，舊派靠的是高太后統治，哲宗還小，哲宗一旦親政，又把這些舊派通通都趕走，新派又回來了！新舊之間不斷地傾軋，最後北宋在這當中亡國。所以程顥的第二次建議也讓大家很惋惜，如果說當時舊派上來，不把新派都趕走，能夠包容新派的話，不至於有後來的衣冠之禍。

那麼這些事情都顯示出什麼呢？顯示出在人生裡——尤其是在政治裡頭——修養的重要。王安石的經學幾乎是冠絕一世，司馬光的史學也是冠絕一世，當時參與黨爭的還有蘇軾跟蘇轍兩兄弟和他們的一批蜀黨。所以後來就是司馬光的黨徒跟蘇東坡、蘇轍的黨徒這些舊派，要趕走新黨，變成王安石的黨徒、司馬光的黨徒、二蘇的黨徒在那邊互相傾軋，他們的學問都很好，可是到最後大家明白說，仁、義、禮、智還是重要的，修養恐怕更重要。

其實我們今天的政治也是一樣，其實臺灣的政治很多時候雙方面都有其道理、都有他的見解，可是為什麼始終沒有辦法互相包容呢？這個還是牽涉到心是不是廣、心是不是開的問題。我講這個例子，是要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們人生只要處有關於人的事情都是如此。今天就算我們不是為君，你在一個公司當領袖，或者你在任何地方做一番事情、跟人家相處，都有這樣子的問題。這是古人講事情的道理，任何事情——尤其政治上的事情——都是眾人之事，關於眾人之事的，一定要有仁、義、禮、智之心，才能夠包容眾人。